这必然涉及到对土地的供需调整，尤其是像北上广这类“人地矛盾”突出的城市，是否会出现土地用途或使用方式的政策性松动，朱道林表示不大可能。

“我国粮食安全依然十分严峻，18亿亩耕地红线必须确保。国家组建自然资源部以后，进一步加强了自然资源的统筹管理，强化了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修复的统筹协调，相应地，对土地利用、供应、监督、管理的政策只能越来越严格，不可能放松”，朱道林说，“当然，通过改革和技术创新，逐步提高用地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也是客观要求。”

对此，朱道林提出两种扩大供给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区域发展潜力分析和空间规划布局，调整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满足区域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进行旧城改造和提升现有城市建设用地利用能力，这也是土地资源有限地区实现人口扩容的重要途经。

落户政策不能成为炒房炒地的因由。朱道林强调，“人口流动绝对不是孤立的，必然和区域发展潜力、产业发展的需求息息相关；土地供求更不是孤立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土地需求的原始动力。”

他在最后表示，地方政府无论对土地收入的增长有多么迫切，如果缺乏实体经济支撑，也就缺乏发展潜力，这一新政之下，如何推动区域发展竞争力才是关键。缺乏区域竞争力，人口必然流失，土地需求也就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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