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必然涉及到對土地的供需調整，尤其是像北上廣這類“人地矛盾”突出的城市，是否會出現土地用途或使用方式的政策性鬆動，朱道林表示不大可能。

“我國糧食安全依然十分嚴峻，18億畝耕地紅線必須確保。國家組建自然資源部以後，進一步加強了自然資源的統籌管理，強化了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修復的統籌協調，相應地，對土地利用、供應、監督、管理的政策只能越來越嚴格，不可能放鬆”，朱道林說，“當然，通過改革和技術創新，逐步提高用地管理的科學性、合理性也是客觀要求。”

對此，朱道林提出兩種擴大供給的方式。一方面，通過區域發展潛力分析和空間規劃佈局，調整區域土地利用結構，滿足區域城鎮化發展的需求；另一方面，進行舊城改造和提升現有城市建設用地利用能力，這也是土地資源有限地區實現人口擴容的重要途經。

落戶政策不能成爲炒房炒地的因由。朱道林強調，“人口流動絕對不是孤立的，必然和區域發展潛力、產業發展的需求息息相關；土地供求更不是孤立的，實體經濟的發展是土地需求的原始動力。”

他在最後表示，地方政府無論對土地收入的增長有多麼迫切，如果缺乏實體經濟支撐，也就缺乏發展潛力，這一新政之下，如何推動區域發展競爭力纔是關鍵。缺乏區域競爭力，人口必然流失，土地需求也就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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