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鋅刻度（beefix）作者王冬，文中觀點不構成投資建議。

“隨着工人工資水平的增長，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這一天終究會到來，我們也早就在開始做應對準備。”5月6日，鄭州一位當地官員對鋅刻度記者表示。

 “這一天”指的是，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近日在公開場合表示，將於今年年內將蘋果生產線轉移至印度，並於9月蘋果新品發佈會期間正式開工。

這被外界解讀爲，蘋果iPhone將從“中國製造”變爲“印度製造”——衆所周知，作爲iPhone最大製造供應商，富士康將大部分的代工廠都建在了中國。其中，被稱爲“iPhone之城”的鄭州富士康，用工人數在高峯時期高達35萬人。

在iPhone可能從“Made in China”變爲“Made in India”面前，對這座“iPhone之城”和它周圍的生態產業鏈而言，意味着什麼？它又將迎來哪些改變？

01

“另外一個城市”

雙鶴湖中央公園

最近很長一段時間，李顯內心都特別忐忑。

他不知道，他2018年上半年在航空港區花每平方米近萬元投資的兩套住宅，在2020年下半年接房後，未來走勢如何：“如果富士康真的將生產基地轉到印度，甚至如果富士康整體搬走，誰還會來這邊呢？”

從李顯上班的鄭州市中心二七廣場，驅車上機場高速再經京港澳高速60多公里，如果一路通暢，大約1個半小時，就能到達李顯購買的位於航空港區南港的樓盤所在地——往北幾公里，就是鄭州富士康科技園區所在地；往南不到兩公里，就是人文景觀美不勝收的雙鶴湖中央公園。

李顯介紹說，目前航空港區格局是這樣的，大致分爲南港和北港。北港現有住宅項目較多，毗鄰地鐵、高速路口，已較成熟；南港此前工業產業園居多，在規劃中被定位爲高端製造業園區，而且因爲有雙鶴湖等景點，2018年上半年在房產市場趨冷情況下，這個片區卻額外火爆了起來。

李顯稱，當時置業顧問反覆強調了這個片區的“價值窪地”和“核心區域”。更重要的，是以富士康爲首的電子信息製造產業，帶來的巨大人流，將爲整個片區房價帶來巨大的想象空間。

對任何一個地方來說，一個新政或者一個重要企業的入駐，都對帶動周圍的房價起到至關重要作用，富士康尤其如此——距離鄭州東南30多公里的鄭州航空港區，在富士康入駐之前，還是長滿荒草的田地。鄭州機場附近，也基本上是食品和鋼鐵加工等低附加值產業，甚至還有當地特產大棗的加工企業。

45歲的當地居民老田對此印象頗深：2010年，富士康入駐鄭州機場附近的新鄭市後，隨着幾十萬富士康員工進駐，這片農田上開始逐漸興建一些爲富士康配套的工業用地，開始建成一些爲富士康員工配套的住宅，但真正的商品住宅供應仍十分有限。

直到2013年，隨着《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發展規劃(2013—2025年)》的批覆，這個以新鄭國際機場和富士康鄭州廠區爲基礎興建的航空港經濟發展先行區，上升爲國家戰略，萬科、綠地等在內諸多地產商的重金投資，鄭州航空港區的地產戰車，就此開始圍繞着富士康工廠隆隆啓動。

富士康帶來了人流，也成就了航空港區的房價。如今，富士康附近住宅基本均價在每平方米1萬元左右，而加五六千元，就可以在鄭州四環以內找到不錯的房源。因此不管官方如何宣傳，政策如何給力，也改變不了港區距離主城區太遠的現實——若在鄭州市區工作，幾十公里的通勤，無論採用自駕還是公交+地鐵方式，都會讓人感到絕望。

在一位鄭州當地媒體從業者看來，對於主城區的鄭州普通市民而言，航空港區更像是另外一個城市。港區距離主城區距離太遠，在主城區工作生活的人，如無業務往來也很少去港區。他說，航空港區房地產市場是否發展起來，與航空港具體有多少實實在在的產業、有多少人願意在此安家落戶有很大關係。

畢竟，在這位當地媒體從業者的記憶中，2013—2015年，置業顧問承諾，富士康員工蜂擁而至租房買房的場景並未出現。

因此，富士康的未來定位如何，其生產線是否真如外界媒體報道中的將變成“Made in India”，就將至關重要。

不過，對於中國購房者大軍而言，李顯這樣的擔心，僅僅是少部分。到現在爲止，航空港區的大部分樓盤售樓部，一到週末仍是門庭若市。而且，還有遠洋、融創、招商、中建等開發商，仍然等待着新樓盤的推出。

在航空港區鄱陽湖路，一家剛開盤、房價過萬元的樓盤置業顧問對外界的“iPhone印度造”說法頗爲不屑，他指着外面拔地而起的高樓說：“這就是富士康帶來的奇蹟。印度？擔心得太多了吧。”

“更何況，富士康已經從售樓部的區位圖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菜鳥在建新興物流倉儲基地、電商產業園以及高鐵南站等。”上述置業顧問說：要快，很多好的朝向和樓層都售罄了。

02

蘋果來了，貨機也就來了

在鄭州當地人心中，帶來“奇蹟”的不止房市，還有一個常被外界忽略，實際上足以讓人喫驚甚至感到可怕的成長速度。

那就是航空貨運吞吐量——相關數據顯示，2010年至2017年，鄭州機場旅客吞吐量年均增長率爲15.8%，而貨郵吞吐量年均增長率則爲28.73%，排名全國第一。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排名第二的杭州蕭山機場，平均增長率爲11.07%。

“鄭州位於中國腹地，基本沒有任何地質災害和極端天氣，甚至降雪、雷雨都很少，確實很適合航空業發展。”在鄭州一家農業銀行網點做綜合管理的高凱平說。

37歲的高凱平是土生土長的鄭州人，在他的記憶中，鄭州傳統周邊產業基本不使用航空運輸，鄭州的航空業優勢並沒有得到什麼利用。

這一切改變，仍然從2010年開始。

衆所周知的“奇蹟”故事是，當年8月2日，富士康科技集團在鄭州出口加工區投資的富泰華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正式投產，這個廠從項目開工、廠房改造到正式投產，僅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連郭臺銘都深感震驚，稱之爲“鄭州速度”。

富士康鄭州工廠大門外幾百米，就是鄭州保稅區海關，富士康在這裏完成將iPhone轉給蘋果公司的手續。然後，停靠在鄭州機場上的UPS、聯邦快遞等跨國快遞公司的大型貨運專機，短短20多個小時就能將iPhone送到世界各地。

過去幾年，在航空港實驗區上空，起降着鄭州機場飛往世界各地的全貨機，全貨機周航班量超過100班，高峯時貨運吞吐量高達2000多噸。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河南航投收購了35%股份的盧森堡貨運航空，得益於盧森堡貨運航空全貨機過去幾年在歐洲—鄭州—美洲的穿梭飛行，2017年其爲鄭州貢獻超過17萬噸吞吐量，載運率超過70%，盈利超過1億美元，自身也成長爲全球第六大全貨機公司。

“在往年iPhone發佈的那些日子，從富士康工廠，到新鄭綜合保稅區海關，再到鄭州機場，日常工作將是24小時幾班倒，大家累並快樂着。”河南航空貨運發展有限公司國際業務部一位人士說。

這也有了另外一種說法：鄭州貨運，就是富士康貨運。

不過，根據《網易航空》2018年12月25日的一篇報道稱，由於2018年iPhone訂單減少，以及富士康的減產，富士康帶來的紅利開始減少，鄭州機場快速增長趨勢開始急劇放緩，甚至在去年出現了負增長，鄭州國際物流在歐美方向的年增長率只有2%~3%，運力過剩競爭激烈。

在這篇文章看來，鄭州機場外貿出口的單向性太強，即便政策優惠，本地的消費能力不足以支撐進口商品的消費，蘋果走了，貨機也就走了。

03

“螺絲釘”的新選擇

其實，即便是流水線上最普通的一顆螺絲釘，也早於外界，感受到大環境改變帶來的變化。

“確實和以前有一些不一樣了，加班少了很多。”4月26日晨7點50分，擁擠在長長隊伍中的張宏偉，一會兒低頭刷着手機，一會兒不耐煩地踮着腳尖，張望着前面密密麻麻的隊伍。

 這是鄭州富士康科技園區最普通的一個早晨——數萬名員工在大門外排着望不到頭的隊伍，準備安檢上班。焦急等待中，不少人像李顯一樣刷着手機，儘管他們也玩不了多久，過了安檢後就必須將手機放在車間外面鞋櫃中。

26歲的張宏偉，是鄭州富士康IDPBG（數碼產品事業羣）的一員。過去多年，全球大約一半iPhone，就出自張宏偉所在的事業羣，然後通過鄭州航空港，運往世界各地。

相關數據顯示，鄭州富士康有94條生產線，最高峯時僱用了35萬名工人。這裏大約每分鐘可以組裝350部蘋果手機，每天產量達到50萬部。爲此，鄭州富士康有了“iPhone之城”的稱呼。

一種說法是，只要去這個“iPhone之城”看一下工廠繁忙程度，就可以推測出蘋果手機銷售情況——畢竟，所有生產線全開動和只開動一部分生產線，在工廠裏顯示出來的景象會大不相同。

這種情況，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有一定道理，彼時由於最新款iPhone銷售不利，訂單銳減，導致這個全年晝夜不停的工廠出現了少見的冷清，富士康工人們“歷來靠加班費賺錢”的收入方式大受影響，甚至就連廠區到宿舍的班車、宿舍裏的洗衣服務也取消了，諸多工人一夜間選擇了離開。

張宏偉也是在去年10月離開了鄭州富士康，然後在今年4月初通過“離職返聘”方式回到了鄭州。因爲他聽說iPhone的銷量有所恢復，而且來了華爲P30系列的大訂單。

今年4月，有多家自媒體報道稱，華爲直接下單了P30系列500萬臺的訂單，未來或許還遠不止這個數目。華爲P30系列預計出貨2000萬臺，大部分的訂單都將交由鄭州富士康進行生產。

這次張宏偉打算待到8月傳統淡季，然後就換工作——他已經是第四次進入這個工廠了，每年幹上幾個月，幹完就換工作，因爲“離職返聘是來富士康工作的正確方式，每次返廠還可以拿到1000元補貼”。

多年來，富士康採用離職返聘、內部員工推薦獎勵、中介補貼等等方式，吸引人們的到來。記者注意到，春節後至目前，鄭州科技園的微信公衆號以每週一次的頻率，更新招工信息，招工適用範圍爲CAA-IDPBG鄭州廠區，試用期縮短至1個月，轉正後底薪2100元（底薪1900元+入職激勵獎金200元）。另外，還有額外的激勵政策，每滿1個月，獎勵200元，一共獎勵3個月總計600元。

不過，長遠的未來如何，像張宏偉這樣的螺絲釘從未考慮過。一方面，富士康已在印度甚至計劃在美國建廠；另一方面，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浪潮中，富士康加大了工業機器人在生產線的安裝，其中尤其又以鄭州安裝的機器人最多。

“反正對我這種螺絲釘來說，誰也不可能一輩子靠富士康喫飯，對不對？也就沒什麼好擔心的了。”張宏偉說。

04

被緊緊捆綁的命運

相比淡然的張宏偉這樣的普通工人，在富士康周邊開小超市、小飯館的老闆們明顯緊張了許多。

過去幾年，“iPhone之城”給他們帶來了難以想象的財富機會——一位開始在富士康廠區邊賣熱乾麪的小老闆，一年能淨賺幾十萬；一家小超市的老闆娘，兩三年時間就在鄭州市區賺到了一套商品房……

這樣聚集財富的故事未來能講多久並不好說。畢竟，伴隨訂單量的減少，iPhone可能的印度造，“富士康工人們沒有班可以加了，人也就慢慢散了。”

只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裏的人們，甚至鄭州的命運，早就與富士康綁定在了一起。

9年間，對鄭州來說，富士康工廠成爲了經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它的到來，解決的不僅僅是河南這個全國人口第一省份數十萬人的就業問題，以及讓河南進出口額一躍成爲中部六省之首，更重要的是帶動了鄭州的產業轉型。

在富士康到來之前，帶動鄭州GDP的是煤炭、製造業、水泥、鋁業等重工業。隨着富士康在鄭州建廠，鄭州產業結構出現“拐點”，鄭州高新技術產業從2011年開啓了延續至今的增勢，後期很多電子信息廠家都在鄭州建立配套，使得鄭州電子信息產業在中西部地區取得了領先。

其中最典型的仍然是手機——隨着中興、OPPO等企業相繼落戶鄭州，2015年全球每七部手機，就有一部產自鄭州。

這些年，鄭州跨境電商發展速度也有目共睹。

2012年，鄭州成爲了全國首批跨境電子商務服務試點城市之一。根據《中國·河南跨境電子商務零售發展藍皮書》顯示，鄭州作爲全國最早的5個跨境電子商務試點城市之一，試點業務量連續5年獲得全國第一。

上述當地媒體人士說，在富士康的帶動下，甚至就連本土互聯網、軟件公司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雖然沒有出現北上廣深杭規模巨大、資金雄厚的互聯網巨頭，但對於鄭州來說已是很好的開端。

互聯網社羣“大象互聯網圈”的統計顯示，開發崗位在鄭州地區互聯網公司當中平均月薪最高，1年經驗的能拿到每月七八千元，上萬元甚至更高的也常見，並且在鄭州JAVA、PHP、Web前端、.NET、Android的需求量最高，反映了鄭州地區這些技術崗位的缺口比較大。這個薪水崗位，以鄭州消費水平而言，已是一個良好開端。

其實何止鄭州，從最早的深圳開始，富士康每到一地，帶來的“大餅”效應都顯而易見。山西晉城當地官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公開表示：晉城以前就是個小廟。富士康一來，以前的配套設施都得跟上它的水平，一下子把我們也給提高了。

這也難怪，對欠發達地區來說，引進一個富士康，可以預見地方與企業雙贏的局面，因此也一度出現各地政府爭相邀請富士康落地的局面。

05

轉型，擺脫“富士康依賴症”

但同時，富士康依賴症也存在不小的風險——在公衆的認知裏，鄭州航空港區起於富士康、興於富士康，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航空港區就是富士康。

今年3月，《河南經濟藍皮書》指出，雖然2018年富士康項目對全省外貿貢獻率出現大幅縮減，但河南外貿進出口對富士康的依賴程度依然較高，“全省外貿支柱多元化格局尚未形成，抵禦外貿波動風險的能力較弱”。

所以，就回到了最初的問題：一旦iPhone真的印度造，甚至富士康將生產線轉移，到時航空港區怎麼辦？如何才能擺脫勞動密集型產業鏈末端局面？

這逐漸成爲鄭州及一些引進富士康的城市不得不面對的尷尬。“鄭州進出口貿易總額將會出現大幅下滑，經濟總量將會出現大幅下降，哪怕至少是暫時性的。”當地一位官員說。

在他看來，多年前，鄭州當地就在試圖擺脫“富士康”標籤。

早在2013年，河南就組織專家研討“引入富士康對河南對外開放的利與弊”課題。引進富士康，帶來的不僅是“寶”，還有“坑”——低端代工、毛利率低、發展後勁不足。隨着城市升級、經濟轉型，這些弊端逐漸顯現。

2017年3月，鄭州市政府辦公廳發佈《鄭州市電子信息產業轉型升級行動計劃(2017—2020年)》， 加快電子信息產業轉型升級，提升產業發展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到2020年建成4000億級智能終端(手機)產業集羣、300億級信息安全產業集羣、300億級應用電子特色產業集羣、100億級智能傳感器及終端產業集羣。

此外，還有《鄭州市裝備製造業轉型升級行動計劃(2017—2020年)》《鄭州市汽車及零部件產業轉型升級行動計劃(2017—2020年)》等政策的陸續發佈，重點在航空港區、經開區、滎陽市、上街區佈局一批具有戰略意義的新產業、新業態，延伸產業鏈條，形成主機加配套的產業集羣。

實際上，在當地不少人看來，鄭州的轉型發展按下了快進鍵。就企業而言，宇通客車批量遠銷至30多個國家和地區，信大捷安的安全芯片、漢威科技的氣體傳感器和氣體檢測儀、輝煌科技的鐵路信號調度指揮系統和集中監測系統，這些都在同行業中處於領先地位。

不過，在這些政策中，航空港區都處於至關重要的核心地位。用一篇報道的說法就是，港區的發展決定了鄭州的上限，如果把大港區比作鄭州的千年大計的話，把它比作鄭州的“雄安新區”並不爲過。

鄭州有這樣的野心並不奇怪。畢竟，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地區投資建廠時，深圳也只是一個小漁村，而且富士康的外貿出口貨物一度佔到了深圳市出口總額的17％。但後來的深圳奇蹟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事實上，在工人工資水平增長，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大趨勢下，將中國部分製造業輸到海外，目前來看已經是大勢所趨。早在幾年前，中國手機產業包括品牌商、代工商、零件配套商、包裝商、材料供應商等等，就開始紛紛開進印度。此外，索尼、鈴木等也開始將工廠搬離中國。

富士康海外設廠也並非近些年之事。2011年，富士康宣佈在巴西聖保羅州的容迪亞伊建設iPad、iPhone生產線，總投資額120億美元，創造工作崗位10萬個。2014年，富士康宣佈在印度尼西亞投資10億美元，用於建設生產及研究基地。

不過，這些投資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富士康海外投資項目大部分是嚴重不及預期的，大部分項目都是空頭支票；部分海外投資受多方面因素影響，且僅僅服務當地市場，並不是富士康長期戰略重心。”一位觀察人士說。

所以，iPhone最終能否印度造，能造多少，現在一切都是未知數。

此外富士康仍在持續增加在中國大陸市場的投資，且其投資呈現出集中化、高端化的趨勢。比如在廣州投資610億元建設8K超高清液晶面板廠，以及在珠海投資90億美元建設12英寸芯片製造廠。此前，在河南蘭考累計投資200多億元涉足玻璃蓋板業務，開始向上遊元器件領域延伸。

“從這些轉變可以看出，對富士康掌門人郭臺銘而言，他同樣不甘於只是成爲‘代工大王’，而是多年前就開始了從‘製造服務’到‘科技服務’的戰略轉型。”一位市場觀察人士說。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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