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主流思想演變」之我見

「古代中國主流思想演變」之我見任世江（歷史教學編輯部，天津300051）

[關鍵詞]古代中國，主流思想，演變[中圖分類號]G63 K2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0457－6241（2007）05－0064－05

《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在「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專題下，開列的學習要點是百家爭鳴、孔孟儒家、獨尊儒術、宋明理學和明清儒學的發展。統一教材人教版高中《中國古代史（選修）》中也有相同的內容，二者的思路是一樣的。以研究古代思想文化見長的葛兆光先生對此不以為然。他說：「這個脈絡不是歷史本身的脈絡，而是根據我們現代價值觀念重新建立的敘述脈絡……這是一方面根據中國儒家正統意識，一方面根據歐洲啟蒙思潮的歷史線索，在中國發現和書寫的歷史。這個脈絡的建立，其實是建立一個儒學、理學到反理學的『傳統』，說明中國和歐洲一樣……這是一個新的正統歷史觀念，可是，魏晉玄學呢？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影響巨大的佛教呢？道教呢？蒙元時代和清帝國中的民族思想意識呢？難道真的中國古代的思想就是儒家獨佔的狀況，就是這樣兩軍對壘陣線分明的線索嗎？」葛兆光先生去年有一本《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公開出版。他在這本書中以通俗的語言、提綱挈領式地勾劃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按照他的學術見解，新課程的這個專題根本不該冠之以「中國傳統文化」。他認為，「文化」表現出民族之間的差異性、民族的特色，是不必特意傳授、耳濡目染就會獲得的性格特徵和精神氣質。現在，「文化」一詞已經用濫了。嚴格地說，教科書如果使用「中國傳統文化」這個概念，就應解釋什麼叫「中國傳統文化」；而實際上要求學生學習的是儒家思想的形成、發展及其變化。嶽麓版教材改叫「中國古代思想寶庫」，這比課程標準還貼切一些（「寶庫」一詞不敢恭維）。在大一統的時代，主流思想含有主導思想意味，我們要告訴學生的實際也是，主導思想是什麼？怎樣產生的？變化的主線是什麼？在高中歷史課程標準還沒有修訂之前，儘管諸多學者的意見言之有理，我們也只能將其束之高閣——先從實際出發，解決在課程標準要求的範圍內如何做得更好一些，如何不違背歷史的基本面貌。依據教學大綱和課程標準的規定，現在使用的所有教科書關於中國古代思想的描述，都有一些問題可以商榷。按照教育部《普通高中課程方案（實驗）》對課程內容的時代性、基礎性要求，教科書也應換個視角選擇內容。

主流思想是指政治思想

在中學講專題，內容只能突出最主要的線索。儒家思想能夠佔據主流地位，從孔子孟子的思想，到獨尊儒術、宋明理學，再看明清思想家，主流思想演變的主線是什麼？新舊教材都不太清楚。新課程採取專題形式更應該有一條清晰的主線，使專題內的各課前後銜接、串連貫通。新課程必修的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三個學習模塊也應互相呼應，尤其是中國史的內容，做到相互關聯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儒學從孔子的思想說起。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麼？各版本說法不一。人教版新舊教材始終堅持說是「仁」，嶽麓版說是「仁」和「禮」，人民版籠統說：孔子「提出『仁』和『禮』的學說，主張在人人道德自覺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禮樂文明的社會」，不再深入解釋。史學界、哲學界、文學界都研究孔子的思想，著作汗牛充棟，有堅持「仁」為核心說，有堅持「禮」為核心說，也有「仁」和「禮」並為核心說。無論哪種觀點都有孔子的言論作依據，很難達成共識。對於高中教學來說，其實問題不在於孔子本人的思想核心是什麼，而是我們要把「聖人」放在哪個線索、哪個位置上加以介紹。從課程標準到各版本的教科書，突出的都是政治思想，而不是古代思想史的概貌。如果不是以政治思想為主，那麼，宗教思想是必須介紹的，因為民眾的宗教信仰是思想史不能迴避的大問題。但是，古代中國的宗教思想從來沒有像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那樣，大到可以和皇權對抗。古代中國也從來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正是因為宗教思想不是統治思想，不佔統治地位，所以，中學講古代思想專題就可以不講佛教和道教，突出統治者倡導的主流意識。明確所謂「主流思想」是政治思想，是我們認識這個專題主線的前提。

從先秦儒學到獨尊儒術

眾所周知，孔子在世時並不得志，如他自己形容的，像喪家之犬（時下叫流浪狗）。儒家學說也未受到統治者的重視。第一位尊崇孔子的皇帝是劉邦。他在晚年路過曲阜時，用最隆重的太牢大禮祭拜孔子。這個當初拿儒生的帽子當撒尿便器的市井之徒，為什麼後來變得如此尊師重道呢？是叔孫通讓他開了竅。叔孫通用禮制操練那些與劉邦打天下的「哥們兒」，使他們懂得了君臣之道，也使劉邦體會到做皇帝的尊貴和高高在上的威嚴，於是，儒學悄然復興。蕭公權說：「蓋儒學勢力在漢初之五十年中顯已開始進展。」（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是有根據的。漢初儒學雖然大體承襲孔子的學說，但已吸收陰陽五行之言。董仲舒認為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陽尊陰卑，他由此論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地」要服從「天」，「陰」要服從「陽」，「卑」就要服從「尊」，「下」就要服從「上」，「臣」就要服從「君」，這就是「禮」。「禮」的主要原則是「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很多著作都強調過，董仲舒的尊君和大一統主張，是儒學得寵的原因。董仲舒天人關係的理論實質是為了論證天君關係。他的思想雖然有以天制君的成分，但是，正如範文瀾先生早就指出的，漢武帝「更喜歡儒家的是三綱五倫說」（《中國通史簡編》）。「禮」是孔子的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調的是秩序，但是，孔子並沒有神化君權，他反對犯上作亂，但又否認絕對服從，主張「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第十一》）。孟子也說：「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萬章下》）。他們都沒有強調臣必須絕對服從君主。孟子還認為君臣關係應該是互相尊重的。如果「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先秦儒家的尊君論者是荀子。荀子認為君主的職務重要，「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荀子·王制》）。但他也沒有神化君權的意思。而董仲舒說：「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君主是代虛無縹緲的「天」執政，完成「天」所賦予的工作。因此，當臣子的只有服從的義務。這樣一來，君主就不是普通人了。獨尊儒術的成因主要在於提高了君主的地位，改變了先秦儒家君臣關係的基本理念，發展了「禮」的思想，使之更適合了皇帝專制的需要。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變化，「君權神授」影響了中國一千多年。漢代以後，雖然神化皇帝為「白蛇」「赤龍」轉世的說法少了，但是，至少歷代開國皇帝的出生幾乎都被描繪得離奇而有異相。比如《明太祖實錄》中說，朱元璋的媽媽夢見在麥場上幹活兒，有個長髯道士送她一粒白色丸藥，第二天就生下朱元璋，分娩時紅光閃耀，滿室生輝，此後每到深夜，所居茅屋便有紅光閃耀，以致鄰居以為朱家失火，趕來營救，紅光卻又消失了。歷代皇宮寶殿坐北朝南也是取自「人主面南，以陽為位」的含義。天人感應、陰陽五行說漢代之前就有，但是，將這些迷信與先秦儒學的「禮」結合在一起，卻是漢代儒學的創造。胡適認為：「正名主義，乃是孔子學說的中心問題。」（《中國哲學史大綱·孔子》）。正名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禮」的闡釋。蕭公權說：「惟董子以正名為承天一事，為前人所未發。」（《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九章》）這就是說，「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發明權是董仲舒的。漢代儒學的附會造作起到了宗教作用。中國古代社會皇權至上，任何宗教都無法與之抗衡，其思想理論根源就在於給君主戴上了絕對權威的光環，形成對一個人特有魅力的崇拜。王家範先生認為這是中國傳統政治體系的核心特徵。他說：「試看兩千年帝制史，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觀念，國家的命運總希望繫於一天才人物，儒者稱『天縱英明』的『明君』，老百姓則稱之為『救民於水火之中』的『好皇帝』。每當社會震蕩，必有『真命天子』將出的期盼，企求能有一位非凡人物，憑藉其特殊的人格或精神魅力，汪洋恣肆而又任性地調度歷史舞臺，重整綱紀，帶領社會走出峽谷，再開『新天』。」「以儒家為主流的意識形態，已經在臣民心裡牢牢地埋下了君主為一國之主，安危所繫，須臾不可離卻，集體無意識根深蒂固。」他把這種現象叫「天才統治」史觀。（《中國歷史通論》）對皇權崇拜觀唸的形成，將儒家學說改造成儒教的始作俑者是漢代的一幫儒生，董仲舒是集大成者。幾乎同時代產生的基督教，其原罪說將所有人，包括國王都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在上帝面前都是人。基督教長期而廣泛的傳播，使君權神授的理論很難再成氣候。因此，僅就思想觀念而言，西方也很難形成東方式的君主專制制度。

理學的世俗化

理學是不是也沿著「禮」的思想在發展呢？理學在宋以後能夠成為主流意識的原因是那些關於「理」「氣」的學說嗎？現行高中教材都是從「理」「氣」入手介紹理學。人教版不僅沒有談理學與「三綱五常」的關係，而且強調「二程發揮了孔子『仁』的學說」，王陽明「進一步發揮了儒家『仁』的思想」，讀後的感覺是，理學論證了「仁」的思想，因此取得主流地位。人民版、嶽麓版雖然指出了理學與「三綱五常」的關係，但並沒有將此作為主線敘述。人民版說：「理學影響後世六七百年之久，對維護專制主義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這個結論是公認的。那麼，我們就要弄明白理學為什麼起這麼大的作用？為什麼能夠成為主流思想。首先應明確的是，理學在宋代不是主流思想。當權的士人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推崇儒學的經世致用，探討富強之路，並不以心性仁義為要。他們的學派在北宋佔主導地位。到南宋初，理學的市場仍在民間。在理學興起100年時，朱熹、陸九淵都在40多歲正當年，而當時皇帝仍沒有青睞理學，朝廷中一批權臣還對理學抱有很深的偏見，大多數讀書人對理學也沒有特別的興趣。理學仍處在邊緣地位（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編第二節》）。朱熹生前雖然名聲不小，但並不順心，在宋寧宗趙擴禁止理學的6年裏悽涼地死去。研究宋史的專家們普遍認為：「理學只是宋學中的一個支派，而且直到南宋理宗以後才漸次取得官學地位。」（李華瑞《宋代婦女地位與宋代社會史研究》）理宗繼位是1225年，距1276年南宋滅亡只有50多年。理學真正成為主流意識是從元代開始的。理學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理學開始涉及宇宙論，但後來以倫理學為主。理學對後世的最大影響並非是「理」「氣」等深奧的哲理，而是儒學的普及化、通俗化。如果不求嚴謹，似乎可以這樣說，漢代儒學強化了君為臣綱，宋代的理學不僅強化了君為臣綱，而且使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深入人心。將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推廣到全社會每一個家庭，是理學的功勞。葛兆光說：「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後世影響最廣的著作就是《家禮》。」「朱熹對於自己提倡的理學原則如何進入生活世界是相當注意的，他反覆強調這種原則在生活中的實現。」他以從眾、從俗的原則修改孔子推崇的禮儀，不僅在思想領域，而且在行為領域佔據了主導地位。「正是這種將儒學原則世俗化、生活化的努力，保證了理學所確立的原則，真正深入了社會。」（同上）朱熹用理學思想重新注釋「四書」，引導讀書人。他還編著《小學集註》，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綱五常」。樊樹志講的更通俗。他舉《論語訓蒙口義》《童蒙須知》為例，說明理學從兒童抓起，要求兒童的衣著、語言、行為、讀書、寫字、飲食等方面的習慣，都要遵從「禮」的規範。如：穿衣要繫好領口、腰部和腳部；為人子弟必須低聲說話、語速不能太快；看書要正襟危坐、仔細慢讀；在長輩面前喫飯不能出聲，要細嚼慢嚥（見《國史十六講》）。這是給大學生講課，相比之下中學教師和教材當可借鑒。在朱熹等人的影響下，南宋有相當多的通俗教育讀本，如《勸孝文》《勸學文》《勸農文》《諭俗文》等。這些讀物都是將理學思想世俗化，勸導民眾遵循長幼有序、男女有別、恪守本分等生活理念。當然其中也有很多遵守國家法令的教育內容。在宋代以前，婦女對丈夫還沒有絕對的依附關係。男女性事也沒有嚴厲的禁忌。在唐代，《玉房祕訣》之類的房中書還可以公開傳抄。像唐高宗納唐太宗的妃子（即武則天）、唐玄宗娶兒子的媳婦（即楊貴妃），在當時也沒有引起特別大的風波。離婚、再婚更是很普通的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編第三節》）婦女是比較自由的。婦女地位的變化與理學有直接關係。程頤首先發出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鬼話，反對婦女改嫁。到南宋時，朱熹等人也大力提倡婦女守節。有關婦道的觀念經過理學家們的鼓吹，並聲言是聖賢傳下來的道德規範，如果違反就是違背禮法，於是，婦女漸漸地被迫從社會淡出，以男性為中心、以嫡長子繼承權為特徵的傳統再次得到確認。到元代、明代，理學的禮法觀念終於被普遍接受。理學的世俗化是真正具有社會生活意義的。葛兆光先生說的好：「思想成為原則，而原則又成為規則，而規則就進入民眾生活，當民眾在這種規則中生存已久，它就日用而不知地成了『常識』，任何違背常識的行為都將成為錯誤甚至罪孽。」（同上）理學的意義已經被他說透了。在儒家的觀念裏，一個人對父親要孝順，對君主要忠誠。古代有《孝經》和《忠經》，也有關於孝和忠的法律規定。一個人如果被認為是「逆子」，他在道德上就根本站不住腳；如果被認為是「亂臣」，他在政治上就直不起腰來；如果說他「賣國」，那他根本就不是人了。這些觀念經過理學的世俗化已經深入到中國人的內心。「禮」有了制裁的手段就成了「法」。宋代以後，家法、族規得到強化。人們因為血緣關係承認這些「禮」的合法性。和近代西方以個人為基礎的自由價值觀不一樣，中國人樂於將個體與意志和家庭結合起來，「國」比「家」重要，「家」比「人」重要。這種觀念深入人心。「忠孝不能兩全」被視作高尚的道德標尺（《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學者的這些闡述，比「理氣論」好懂的多，似乎也更接近高中學生的經驗。理學的宇宙觀、認識論的確豐富了儒家學說，問題是高一學生是否能夠理解。更何況理學成為主流思想也是沿著「禮」在做文章。有些教科書還提到「三教合一」，但內容強調世界觀和哲學，偏離了「三綱五常」這條主線。實際上，佛教和道教的社會倫理基本上都遵從了儒家的倫理觀念。佛教原來的理論是，出家人可以不敬皇帝，不敬父母，只尊重佛、法、僧三寶。這就是說，宗教權力可以與世俗皇權並立，並佔有社會等級的優先位置。這在中國行不通，皇權不能認同，文人也不認可。東晉時曾發生過這樣的辯論。於是佛教改變說法，向三綱五常靠攏，申明忠君尊王，維護世俗權力。唐代高僧還把「孝」說成是貫通古今的根本大道，並盡量把儒佛兩家的道德觀相比附，如以慈悲比附仁道，以戒律比附修身等。道教始終效忠王權，依傍儒家。儒家的倫理觀念通過佛教道教得到更廣泛的傳播。中學如能講清這一特點就更有意義了，不僅讓學生順便認識宗教，而且清楚了宗教與主流政治思想的關係。孔子「仁」和「禮」的思想是互為補充的。「仁」是「禮」的基礎，「禮」是「仁」的規範。但是，從獨尊儒術到宋明理學，主流思想不斷強化「禮」的等級觀念。統治者實際的政治操作是外儒內法、崇儒尚法。「仁」的道德標準，包括《論語》的說教，是要求老百姓去做，統治者並不照此約束自己。我們在古代很難找到幾個符合儒家「仁德」標準的皇帝。蕭公權說：「孔子陳義雖高，而弟子之能力行者極少。」（《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二章）孔子那麼善於教學，都沒能培養出品德高尚的完人，現在我們就別為難中學教師了。「仁」的思想不是不可以講，但是要明確，「三綱五常」是傳統政治思想堅守的主線、倡導的主流意識。1956年，由邱漢生等人編寫的高中《中國歷史》課本曾強調指出：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後來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後來的課本刪掉了。古代中國社會不斷強化「三綱五常」。近代的太平天國開始把儒家經書統統斥之為「妖書」，後來只是刪去「四書五經」中與拜上帝教不相容的內容，而把儒學中的綱常倫理原則保留下來，加以利用。直到新文化運動才揭起批判舊道德，批判孔教、禮教的旗幟，其思想解放作用正是針對了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普遍意識。不瞭解歷史既讀不懂《論語》，也無法理解《狂人日記》。葛兆光反對中學教科書「一上手就抽象地講『理』如何如何、『氣』又是如何如何……總是辨析理先氣後，心即是理」等問題，他認為：「歷史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資源，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在，它既有知識性又有價值意義。」（《新生代歷史學者訪談錄》第一輯）現在的教科書從程朱到陸王，無一不是以乾巴巴的哲理為中心，無法使學生看清歷史的脈絡。改變這種現象並不難。在高中新課程中，主流思想演變的前三課講清楚了，最後一課抓住明清思想家的繼承關係和批判意識的特點，學生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他們還屬於儒家範疇，為什麼可以稱他們為思想家。

明清思想家繼承關係與思想特點

從反傳統的角度，從對後世革命者的影響，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中學歷史就選擇李贄、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高中歷史課程標準沒有改變這個思路。新課標的教科書除人民版添加了唐甄外，其他版本都只介紹這四個人的思想，大體相同，各有亮點。如人教版指出了黃宗羲繼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人民版、嶽麓版指出了李贄的個性特徵，等等。我們要討論的是：一、這四位思想家各自的特點是什麼；二、他們的思想與儒家學說的關係；三、他們在當時的影響有多大。第一個問題求準確，第二個問題是放在專題中必須講清楚的，第三個問題是分清當時影響和後來的影響。李贄在「文革」中忒「火」，他怎麼也不會想到，370年後《藏書》《焚書》會大量印行。他生前就屬於「另類」，離經叛道，所論石破驚天，驚世駭俗。蕭公權認為，他的思想中心是個人自由（《中國政治思想史》第十七章第二節）。嶽麓版多少接受了這種看法。但是，長期以來教科書大都側重介紹他的反傳統。反傳統、反理學並不等於倡導個性解放、思想自由。「文革」中擡出李贄是為了「批儒」，是為了政治需要。「文革」雖倡導「造反有理」，但並不是要解放人們的思想，實質是加強思想禁錮。現在應還原歷史。嶽麓版選擇李贄關於「人皆有私」的議論，反映了學術界的看法。理學排斥私心，「存天理，滅人慾」就是主張壓抑個性、壓抑人性。現在不是提倡以人為本嗎？以人為本就要承認私心是普遍存在的。李贄說：「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無私則無心矣。」（《藏書》卷二四）這是很樸實的道理。李贄的類似議論很多，多版本應該反映編寫者對這些議論的不同選擇和欣賞，不該忽略李贄思想的核心是主張個人自由。過去常宣傳「大公無私」「公而忘私」，「文革」中還提倡「狠鬥私心一閃念」。在這種極端的誘導下，很多人的人性被扭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鼓勵私有經濟發展，其前提就是承認人的私心存在的合理性。私慾膨脹是事物的另一個極端，同樣也是應該反對的。李贄是王守仁的再傳弟子，深受良知學說的影響。其言論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如王守仁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傳習錄》中）意思是說，真理要從自己內心裡認可，你心裡還不認可呢，就是孔子說的，也不能輕信；你自己內心認可的道理，哪怕出自普通人之口，也不應該輕易否認。李贄則說：「豈其人無是非哉。鹹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蓋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焚書》卷一）不難看出，後者發揮了前者的思想。蕭公權對李贄承襲王守仁說得很清楚，評價也甚高。他認為：王守仁「揭思想解放之赤旗，發學貴自得之論」，李贄受其弟子的影響立言，成「明代空前之解放思想」；良知學說「含有打破偶像，動搖傳統思想之傾向」（《中國政治思想史》第十七章）。這種學說不僅被朝廷視為邪說，連東林黨首領顧憲成都反對。由此可見，他們的思想與當時社會政治的衝突，與主流思想的關係。不交代李贄思想的來源，李贄就變成了一個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橫空出世的思想家，無根無土。歷史唯物主義無形中就被抽掉了，不是這樣嗎？李贄思想的來源與他的出生環境有關。人民版介紹其祖父兩代人都是伊斯蘭教徒，又成長在海外貿易發達的泉州，受傳統束縛較少。這很有必要。把李贄放在明代社會看，他只是一個「個案」。葛兆光寫明代思想就沒有重視李贄，因為他關注普遍的意識形態。而黃仁宇說，李贄生前就「享有思想家的聲望，受到不少文人學者的崇拜」。他的著述涉及面很廣，評論、雜議居多，但不成系統，更難說造詣精深。他的著作大部分生前已經刊行，並成「人挾一冊，以為奇貨」的局面（《萬曆十五年》第七章）。以我的淺陋揣想，這可能像《第二次握手》在「文革」中傳抄一樣，被主流思想排斥的禁書反而讓人產生獵奇心理，更易流傳。但是，僅從知識青年的羣體估計，看過手抄本的還是極少數。（筆者當時也是「知青」，所在地區沒見過，當時也沒聽說過。）與「文革」時期相比，明代的文化生活還算是豐富的呢，至少《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已經成書。「人挾一冊，以為奇貨」只能視為文人記錄的語言。李贄的思想雖然有意義，但大約也就是在少數人的圈子裡有傳聞。那些攻讀科舉的學子不可能認真研讀他的著作。對於社會生活來說，一個民間的聲音更起不了多大作用。另外，一個人的思想如果與當時社會的普遍意識走得太遠，即便是正確的，也不會被更多的人接受。比李贄稍晚幾十年的顧炎武，讀了他的書後寫下了這樣的感想：「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於李贄。」（《日知錄》卷一八·李贄）在我們的眼裡，顧炎武已經算是脫凡超俗了，他竟然貶李贄為「小人」——這是儒家詞典裏最文雅的罵人字眼兒。更何況，明代士風如官場一樣敗壞，一般讀書人根本不能理解李贄。後人抬舉他是另外一回事。蕭公權說，王守仁的思想「似遠承孟子」；李贄的思想「略本孟子遺意」。他舉李贄嘲笑「臣死諫」為「癡臣」的言論，但沒有完全斷定孟子對王、李的影響。寫到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他指出：「《待訪錄》之最高原理出於《孟子》之『貴民』與《禮運》之『天下為公』。」黃宗羲論君臣關係「其立言亦悉依《孟子》，一掃專制天下『君為臣綱』之傳統」（《中國政治思想史》第十七、十八章）。這一點只有人教版提到。其實，顧炎武、王夫之何嘗不是從先秦儒學中吸收養分？這種承襲關係是專題教學必須說的。否則一個專題內的前後課就脫節了。各種教科書將黃宗羲批判君主專制的主張提煉為「限制君權」，是十分準確的概括。限制君權不等於反對君主政體，黃宗羲也只停留在「揭短」的水平上。顧炎武、王夫之與黃宗羲的政治見解和言論大體一致，他們否定君為臣綱，從正面攻擊君主專制，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很少有的。他們只是具體主張有別，學術眼光不同。人民版稱「王夫之是清初的一位思想巨人」，這種提法含有王夫之在黃、顧之上的意思。區分他們的主張和學術的差別是高校教學的事，高中教師首先應該向學生交代清楚：為什麼明末清初突然冒出三個思想家？瞭解背景才能理解這三個人。對背景的描述應該是很客觀的，但各版本也不一樣。嶽麓版說：「明末清初，一些士大夫努力尋求改革社會的方案。他們提倡以史為鑒，將學術研究和現實相結合，由此而形成『經世致用』的思想。」明末清初適逢改朝換代，「尋求改革社會」？不知從何談起。改革明朝社會，還是改革清朝社會？人教版說：「他們處於中國民族矛盾和階級鬥爭十分激烈的動蕩年代，都參加過抗清鬥爭。」這樣的句子儘管用了抽象的概念，但比嶽麓版貼近史實。人民版從大的視野說：「明清之際，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之後思想界又一次十分活躍的時期，黃宗羲、顧炎武與王夫之是其中最著名的思想家。」這樣介紹有三個問題：其一，明清之際的思想局面能否與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相比？其二，高中生不瞭解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領域的基本狀況。其三，學生剛學完百家爭鳴，若以春秋戰國的時代特徵理解明清之際，教師的麻煩事就多了。黃、顧、王都生於明萬曆年間，卒於清康熙年間。明末，他們同是「復社」（江南士大夫的政治團體）成員，與朝廷的腐敗勢力作鬥爭。清初，他們聯絡通氣，分頭堅持抗清。晚年，他們又都不約而同地拒絕清王朝的徵聘，至死不忘亡國之恨。明王朝從萬曆年到崇禎年，50年走向滅亡；清王朝從順治年到康熙執政30年，50年走向大治。用我們今天同是中華民族的眼光看，這次改朝換代同漢代秦、唐代隋的性質是一樣的。但當時人們可沒這覺悟。當時是一種「種族」觀念，「華夏」基本指漢族，包括滿族在內的周邊民族都被視為「夷狄」。讀書人普遍是貴華夏、賤夷狄。以漢族為主體的大明王朝，居然被新興的滿族建立的清王朝取代，這種改天換地的大動蕩深深刺激著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他們「懷種族之奇恥，究興亡之要因，於是排斥夷狄，批評專制」（《中國政治思想史》第十八章）。他們是從明亡的教訓中看清了君主專制的弊端，從先秦民本思想中找到了批判的武器。他們的思想無疑是進步的，但他們終究沒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從他們致死不食清朝俸祿的行為來看，他們的救世方案和實用學問，其思想意義和學術意義大於社會意義。至少康、雍、乾一百多年的發展，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思想文化，仍沿襲過去的慣性，幾乎看不到他們的影響。以史實為依據，分析明末清初出現思想家的原因，這本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是，在中學他們的思想仍被解釋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反應」。這恐怕是生拉硬扯地貼上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標籤。思想與經濟的關係要看思想者是否研究了當時的經濟現象。李贄與黃、顧、王對僱傭關係發表過什麼言論？沒有這方面的證據就屬於附會。《明夷待訪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都旨在匡複明室，這不是什麼新觀點。至於「工商皆本的思想，西漢的桑弘羊、東漢的王符、南宋的陳亮都曾提出過，能否視為黃、顧、王的思想亮點，值得懷疑。

百家爭鳴的選擇建議

搞清楚主流思想的主線，回過頭來再挑剔百家爭鳴選擇的內容，這樣就有了一個標準，即：後來的主流思想吸收了先秦哪些學派的哪些思想。高中新課程採取專題體系遭到很多非議，教師也普遍感到不適應。但仔細想想，如果能夠精選專題內容，或許比通史體系更能突出歷史的精髓，減輕學習負擔。在大學歷史系，精品課也往往都是專題講座。不同的是，高中仍是基礎性教育，專題內容必須體現基礎性，專題之間必須緊密聯繫。如果在通史體系中介紹百家爭鳴，墨家學派不容忽視；在「主流思想演變」的框架下，不講墨子似乎也可以，正如嶽麓版所說「戰國以後，墨子的思想便不受人們重視了」。但如人教版只介紹孔子、孟子、荀子就顯得不合邏輯。秦朝崇法，漢初崇黃老，僅此理由就應介紹老子和韓非子。上文提到，歷代統治者實際推行的是外儒內法、崇儒尚法，不講法家無論如何說不通。法家與儒家有直接的淵源關係。韓非、李斯同是荀子的學生。商鞅也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儒家學者能教出法家的集大成者，和後世儒法兼用，都說明儒、法本不是對立的兩派。荀子以尊君為儒家基本原則之一，他也重視法治。但是，荀子的尊君與法治有別於法家。法家吸收了他的思想，改造之處是放棄民本思想，尊君在於治民，治民源於「性惡說」。法家最大貢獻是為君主總結了一套權謀。嶽麓版側重介紹法、術、勢，並舉韓昭侯殺典冠的故事，非常準確地抓住了法家的特徵。《韓非子》中的很多話現在讀起來也耐人尋味，且錄幾段如下：「人主之大物，非法即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也。術者藏之於胸中，而潛御羣臣者也。」——君主最大的事情就是把握「法」和術」。法律形成文字是要公開的，由各級官吏去執行；權術是藏在心裡的，用於駕馭羣臣。「明主治吏不治民」——聰明的君主只要管好乾部就行了。「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之所以有劫君弒主也。」——當君主的就怕太信任屬下。信任別人就會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君臣沒有骨肉親情，君主在其位，臣子纔不得不效勞。因此，臣子無時無刻不在揣摩君心，君主不知此理，疏忽大意，才會發生現在這種欺君犯上的事情。韓非子的智慧都用在為君主專製出謀劃策上。朱元璋搞過《孟子節文》，但沒聽說哪位皇上批評韓非子教唆君主搞陰謀詭計。古希臘沒有這方面的著述，古羅馬也沒有這樣的學問。蕭公權說，韓非「劃道德於政治領域之外，而建立含有近代純政治之政治哲學」（《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七章）。歐洲近代的政治哲學講什麼，在下不知道。韓非「政治無道德」的思想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是好是壞，真難評說。胡適認為，先秦本沒有法家，只有法治學說，主張法治也不是始自韓非（《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十二篇第二章）。張分田先生在本刊發表的文章闡述了類似觀點。（見《歷史教學（中學版）》2007年第1期）這說明主張法治不是法家首創。張蔭麟說：「法家的職業本來是替君主做參謀。」（《中國史綱》第六章）翦伯贊在《中國史綱要》中將法、術、勢作為韓非的思想特點，他說：「這種法、術、勢的說法，是後來實行專制主義政治時所必須尊奉的準則。」（《中國史綱要》第三章第三節）這些足以作為中學教科書的參照。主流思想的專題與政治制度的專題應遙相呼應，這樣才能使人學了歷史，懂得歷史。高中新課程設置的思想文化專題是中外對應的。其意圖說的很明確「從思想文化層面瞭解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特徵」「探討思想文化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響」等等。（《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那麼，準確的選擇和表達思想方面的內容是實現設計意圖的關鍵。這是課程標準制定後最重要的基礎工作。教育部的有關領導已經意識到教材和教師是新課程推廣的關鍵問題。好的教材既能實現課程設置的要求，又能促進教師專業水平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說，教材更重要。高中新課程已經經過3年的實驗，據說，今年還要有幾個省市加入。先期實驗中的問題能否為後繼實驗的地區所避免呢？誰來關心這個問題？

（下一篇：「古代中國的文化與科技」專題教學建議）

【作者簡介】任世江（1950—），男，天津人，天津古籍出版社副總編，編審，《歷史教學》雜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