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晨嶺：北洋政府的清史館與國史館修史態度不同

從北洋政府設立的清史館和國史館的修史成績之良莠看，官方修史是一項複雜龐大的系統工程，管理機制是基礎，管理思路是關鍵，良好的管理機制加上正確的管理思路是做好修史工作的必要保證。

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成立了兩個史館。一個是爲了纂修清史而設立的清史館，另一個是繼承前代傳統、爲纂修中華民國曆史而建立的國史館。

兩個史館的先後成立

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剛成立時，黃興、胡漢民等人即向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呈請“速設國史院，遴員董理，刻日將我民國成立之始末調查詳澈，撰輯中華民國建國史，昭示海內，以垂法戒，而鞏邦基”。孫中山對此議雖深表贊同，但其時南北議和，他旋即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故國史院未能設立。

袁世凱在北京就任大總統後，於1912年底頒佈了非常詳盡的《國史館官制》，規定該館職責是“纂輯民國史、歷代通史，並儲藏關於史之一切材料”。館長直屬於大總統，掌管全館事務，並設纂修、協修等分任編纂。袁世凱雖早就任命王闓運爲國史館館長，但因王闓運遲遲未能進京，直至1914年6月，國史館才正式舉行開館典禮。與此同時，清史館也在緊鑼密鼓的籌備中。袁世凱發佈大總統令，批准北洋政府國務院關於設立清史館纂修清史的呈請，並聘任趙爾巽爲館長。清史館於同年9月開館。

兩史館的先後成立，是民國初年史學界，乃至整個文化學術界甚至政界的一件盛事，《申報》、《大公報》、《時報》、《順天時報》等紛紛報道兩館開館盛況，並持續追蹤其修史工作的開展情況，發表分析評論。

此前，清代國史館在200多年間先後修成了各朝紀、志、傳、表及《大清一統志》等數十種史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修史制度、編纂程序和管理方法，組織嚴密，管理有序，成績斐然，一直爲人稱道。由此，時人對後繼的北洋政府國史館普遍寄予厚望，《時報》評論稱：國史館“一時如火如荼，頗現一番好氣象”。

混亂時局中的兩館

從民國初年國史館編纂通史、民國史及收藏一切史料的職掌來看，該館的地位很高，其設計規格也比清史館更高，定位是北洋政府的正式機關，而非清史館一般的臨時機構。國史館館長用銀質官印，而清史館只是銅質關防。從兩史館成立之初北洋政府財政部對兩館經費的評定等情況來看，國史館在組織機制、政府資金支持和保障等方面得天獨厚，條件比清史館更爲優越，理應比清史館做出更大的成績。但事實上，國史館不但沒有取得清代國史館的成績，也無法同當時的清史館相比。

同在混亂的時局中，清史館在15年中編出了《清史稿》，而國史館幾乎未留隻字片紙。報載，最初國史館擬“先修傳紀兩類，紀用編年體例，稱民國元年大事記、二年大事記云云”，傳是指民國重要人物的傳記。北洋政府時期的達官顯宦去世之時，其訃告上總會有“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一句。但實際上，國史館的工作只是虛應故事，不但沒有按時編寫歷年的大事記，相關人物的傳記也始終未見蹤影。國史館毫無成績可言，自身建制也從正式的國家機關淪落到大學附屬的一個處，最終被撤銷。

這是爲什麼呢？這就要從國史館館長王闓運和清史館館長趙爾巽對待修史的不同態度、能力和管理思路加以考察。

王闓運（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號湘綺。晚清著名學者、經學家、文學家，其史學方面的著作有紀事本末體的《湘軍志》。咸豐七年（1858）舉人，清末被授予翰林院檢討、侍講。王闓運早年雖曾先後擔任曾國藩、肅順、丁寶楨等高官的幕僚，但在以八十高齡擔任國史館館長之前，一直未曾正式爲官參與實際管理工作，其從政經驗和管理能力與久歷封疆的清史館館長趙爾巽比較相去甚遠。

趙爾巽（1844—1927），字次珊，亦作次山，號無補。同治十三年（1874）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尚書、總督等職，歷官貴州、安徽、新疆、山西、兩湖、四川、東三省等地。

當時報界常把兩史館和主持修史工作的王、趙二人加以比較，各種軼事言論常見諸報端。對趙爾巽和清史館，輿論贊譽有加，而王闓運和國史館則常常淪爲笑柄和辛辣諷刺的對象。

1914年7月，《時報》以《兩史館最近之態度》爲題報道了兩館近況，其小標題分別是“國史館之清閒”與“清史館之開創”。次年1月，《申報》則以《兩史館最近之內情》爲題進行後續報道，其小標題是“國史館升官圖”和“清史館討論會”，褒貶之意不言自明。媒體讚揚清史館幹實事、出成績，而國史館則被比喻爲毫無“振作之氣”的“養老院”和只圖升官發財之所。

修史的不同態度

由王闓運主持的國史館可謂是管理無方的典型。他敵視辛亥革命，眷戀舊制度，“上任數月，未嘗認真視事，於史實未着一字。纂修、協修請定史館條例，他卻稱：‘瓦崗寨、梁山泊也要修史乎？民國才兩歲，無須作壽文也。’”王闓運志不在此，尸位素餐，沒有責任心，留下了“國已不國、何史之有、吃飯而已”“修一天史、吃一天飯”之類不作爲的“名言”。國史館中一些人也並不熱心於民國之史，而熱衷於復辟帝制。開館不久，國史館纂修、前清翰林宋育仁就因爲上呈文反對共和、主張民國還政於清室而最終被“遞解回籍”。

在國史館內部的管理上，王闓運家的女僕周媽把持經費、干涉用人，由此引發了館員們和王闓運直接的激烈衝突。結果王闓運不辭而別，負氣回湘。館長脫崗的國史館內部矛盾叢生，又出現了貪污經費之類的腐敗問題。1915年初，報界評論國史館：“直信之筆未施行，而胥吏之技已露，寧非民國史中一趣事乎？”坊間且開始傳言由於國史館管理不善，北洋政府準備將其與清史館合併。

1916年，王闓運去世。次年，北洋政府國務院以“成績未彰，近更主持無人，形同虛設”爲由，停辦國史館，一切事務由教育部接管。教育部則以北京大學下附設國史編纂處的形式繼續此項工作。1919年，國務院也覺得該處附屬於北京大學實在“不足以昭鄭重”，又將其收歸屬下。1927年，國史編纂處雖改回國史館原名，但依舊無所作爲，次年就隨着北洋政府被推翻而煙消雲散了。

由趙爾巽主持的清史館卻是另一番氣象。趙爾巽本人並不精通史學，他的個人著述《刑案新編》、《趙留守攻略》等均非史學著作，其在清史館時於學術管理方面也是問題叢生。但有一點值得肯定：他始終以修史爲己任。年過七旬的他一直堅持督責館務直至去世，並努力利用自己的影響多方籌款來支持清史纂修。如前期財政部在經費問題上一味偏袒國史館，他便致信袁世凱據理力爭，並最終獲得了袁氏的支持；後期在經費枯竭難以爲繼的情況下，他努力從當初在東三省的老部下——張作霖等軍閥處籌措修史及出版經費等。可以說，沒有趙爾巽對於修史的這一份責任心，最終就連《清史稿》都難以編就。

從北洋政府這兩個史館的修史成績之良莠看，官方修史是一項複雜龐大的系統工程，管理機制是基礎，管理思路是關鍵。良好的管理機制加上正確的管理思路是做好修史工作的必要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