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新媒體終究還是在「製造共識」

喬姆斯基

美國著名語言學家，批判知識分子

李承潤

英國新媒體Byline聯合創始人

發表時間：2015-04-27 08:31:36

【將近三十年前，諾姆·喬姆斯基與愛德華·赫爾曼合著了《製造共識》。在這部批判西方商業媒體的力作中，喬姆斯基提出，在結構上，西方商業媒體與主導社會的精英集團密不可分，它們為了精英的利益「製造共識」。商業媒體內置的「過濾器」決定了那些資訊將成為「新聞」，喬姆斯基向讀者展示了在外表民主的西方社會，宣傳是如何通過「自由」媒體的自我審查逐步向社會輿論蔓延的。然而，時隔多年，許多事已經發生了變化，最大的變化是如今我們有了互聯網。隨著那些「製造共識」的傳統媒體遭遇了巨大的財政困境，喬姆斯基對現狀的分析是否也有別與從前？以下是英國新媒體公司Byline聯合創始人李承潤對喬姆斯基的專訪。觀察者網楊晗軼譯。】

李承潤：27年前，你在《製造共識》中寫道，在西方民主社會中，精英主導著政府和私有部門，而大眾媒體最主要的作用是動員公眾、博取公眾對精英利益的支持。然而，從完書之日至今，過去了許多年，發生了許多事。互聯網的出現極大地分散了權力，侵蝕了傳統媒體的權力，並促生出了自媒體。例如，弗格森鎮上發生的事一開始是通過推特曝光的，然後才登上了傳統媒體的版面。互聯網的出現是否使您提出的「政治宣傳模式」變得不再符合現實？

喬姆斯基：事實上，大約10年前，《製造共識》曾經再版發行。我們在前言裏談到了這個問題。我認為我的意見能夠代表合著者的意見，你可以讀一下那本書的介紹部分，我們覺得如果世界起了變化，這（互聯網）肯定是變化之一。當然，還有其他（變化），比如獨立紙媒數量的減少，這也是相當驚人的。

我們認為，書中的基本分析大體沒有改變。確實，互聯網帶來了從前很罕有的機會，現在你要做研究只需打開電腦，不用再去圖書館了。毫無疑問，今天人們可以更加輕易地發布信息，還能發布不同來源的信息，這既帶來了機遇，也存在缺陷。總的來說，整個系統並沒有發生太多的根本性變化。

李承潤：哥倫比亞大學數字新聞學塔爾中心主任埃米莉·貝爾最近在牛津大學演講中說：「新聞空間不再屬於新聞從業者了。報刊媒體無法繼續扛起新聞自由的大旗，因為新聞故事抵達讀者的主要渠道不再掌握在他們手裡。如今，矽谷一小部分私有公司把持了公共輿論的空間。」今天，幾乎所有內容都發布在社交平臺上，在新聞的製作和傳播過程中享有更大的發言權的，不再是默多克，而是谷歌的拉里·佩奇、謝爾蓋·布林，和臉書的扎克伯格等人。他們是否和傳統媒體裏的老古董一樣，也在「製造共識」？

喬姆斯基：首先，我不同意這種籠統的說法。比如，現在我想了解烏克蘭、敘利亞或者華盛頓的最新局勢，我會去讀《紐約時報》和其他大報；我會去看美聯社和英國媒體的報道。我不會去看推特，因為它不會告訴我任何事情。推特上雖然充斥著人們對於各種事情的意見，但它們都過於簡短，所以非常膚淺。在上面你找不到重大的核心新聞。我的觀點與你引述的觀點恰好相反，我認為新聞源變得更少了。

就拿我們現在所處的波士頓市來說。波士頓曾有一份很好的報紙《波士頓環球報》。今天它仍然存在，但與二三十年前相比，如今的它只剩下一個蒼白的影子。它曾經在世界各地設有分社，彙集了一大批最優秀的記者，對中美洲發生的戰爭進行過最出色的報道，並對美國國內時事進行過精闢的批評。現在，你再去報攤看看《波士頓環球報》，上面基本全是本地新聞，以及通訊社通稿，還有從《紐約時報》轉載的稿件，其他東西基本沒有。

實際上，美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都在發生類似的事。報道世界各地情況的新聞源變少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不帶批判的眼光去閱讀《紐約時報》、《衛報》或《獨立報》等大報的報道——我們當然要帶著批判的眼光去閱讀，但至少它們還在那裡，我們還能讀到這些報紙。哪裡有新聞事件，哪裡就有記者，現在記者少了，所以新聞來源也就變窄了。換個角度看，我們在另一個方面得到了補償：比起二十年前，我們現在更容易讀到來自其他國家的新聞了，我們只需連接互聯網便能讀到外國新聞，不必去圖書館或哈佛廣場國際書報亭。所以，這產生了多重效應。至於矽谷，就拿谷歌來說，我敢肯定他們正在試圖製造共識。如果你想買某種東西，你先「谷歌一下」。我們都知道谷歌是怎麼回事。搜索列表上第一條鏈接是廣告商贊助的。這些信息雖然排在最上面，但並不意味著它們是最重要的。它反映出的是谷歌基於廣告的商業模式，廣告其實正是（我們書中提到的模式裏的）過濾機制之一。

我天天用谷歌，我很高興能有這樣的工具。我在讀《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或者《華爾街日報》的時候，我很清楚讀到的材料都經過了媒體的選擇與加工，所以必須（用網路來）彌補這個缺陷。當然，谷歌等網站通過巨大的監控系統，試圖獲取用戶習慣和交互數據等個人信息，從而塑造向用戶呈現信息的方式。這些私人公司進行的（監控）比美國國家安全局更多更細。

李承潤：《華盛頓郵報》前主編羅伯特·凱撒在題為「關於新聞的壞新聞」一文中寫道：「我們所熟知的新聞遭遇了危機，所以靠新聞媒體監督的民主治理也面臨著風險。數字技術是歷史上人類釋放出的最大力量之一，它引發的社會變化破壞了新聞媒體和民主治理。」不僅《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2013年，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以2.5億美元收購了《華盛頓郵報》，這個價格相當於該報紙幾年前價值的一小半）等大型新聞機構遭遇了財政危機，缺乏明確的發展方向以維持生存；就連英美許多地方報紙也紛紛倒閉。我知道，在你眼裡這些新聞機構不過是「認同的製造者」而已，但在全新的數字化時代，怎樣的資助才能讓高質量的新聞長盛

喬姆斯基：BBC的經費是誰出的？

李承潤：是公家出的。

喬姆斯基：以美國為例吧。美國剛成立時，人們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是這樣理解的，它具有雙重功能：第一次修訂的理解：它使信息的生產者不受國家控制，但它也賦予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權利。因此，如果你看看戰後的法律，它們的實際目的是為各類報刊提供公共補貼，使它們能夠努力呈現最多元的觀點和信息。這是一種非常合理的模式，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概念中去。不受外部控制，你只能算實現了消極自由；你合理的人生目標能得到滿足，纔算擁有了積極自由——在這個例子裏，積極自由是指獲取信息的自由。這是一場打了數百年的戰爭。二戰結束後，美國迎來了一場大辯論，人們爭論媒體是否應服務於其雙重功能，一方面給予人們免受國家控制的自由——這一點得到了全盤接受；另一方面，為人民提供廣泛獲取信息和觀點的權利。第一種模式有時也被稱作「企業自由意志主義」，它獲得了勝利；第二種模式卻被拋棄了。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國家廣播公司比其他國家少得多。這便涉及到你提出的問題——另一種替代模式是公眾對媒體提供支持，使後者能提供最廣泛的信息和分析。我認為，在有效的民主制度中，這樣的媒體模式具有核心重要性。

李承潤：在沒有現成商業模式的情況下，Buzzfeed和Vice等新媒體開創了所謂的「原生廣告」模式，這種形式的網路廣告旨在讓消費者相信，他們閱讀的編輯部的「評論文章」而不是收費的廣告。基本上，這種形式的廣告可以被歸為「軟文」一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即使是《衛報》這樣進步的報紙也會掛出由高盛銀行贊助的內容。您對原生廣告有何看法？

喬姆斯基：（原生廣告）這種形式使現有問題加劇惡化，而這個嚴重的問題其實原本不應該存在。報刊對廣告商的依賴性塑造、控制、甚至在本質上決定了最終呈現在公眾面前的是什麼內容。我們在《製造共識》這本書裏寫過，這是一種「過濾器」。回顧過去，你會發現自由媒體這個概念因媒體對廣告商的依賴而從根本上變得扭曲了。你想想商業媒體的本質是什麼，不管怎樣，這畢竟是一樁生意。一間公司總要為市場生產些什麼。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者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大型企業。市場便是由其他企業構成的廣告客戶羣。生產者提供給市場的產品便是讀者（或觀眾），因此從本質上來說，這種模式就是大企業將讀者提供給其他企業。其實按照常理你就可以判斷，這種模式明顯塑造著新聞的性質；要是你認真研究它，能進一步證實這種觀點。所以你現在所講的東西原本就不該存在，然而它現在卻變本加厲了。

李承潤：愛德曼國際公關公司做過一項研究，測試讀者能否辨別閱讀內容是廣告還是文章。讓我喫驚的是，60%的讀者沒有發現他們閱讀的其實是廣告。

喬姆斯基：一向如此。從媒體產品——無論是新聞還是評論——的性質中，我們能明顯看出媒體對廣告商的依賴以及公關公司對媒體的影響。這種影響是肯定存在的，這就是市場。

李承潤：最近，《衛報》和《華盛頓郵報》報道了斯諾登對美國國家安全局祕密監控措施的揭露。這樣的報道無疑傷害了主導政府和私營部門的「精英利益」。這起案例是否削弱了您提出的「政治宣傳模式」的說服力，抑或這只是個例外？

喬姆斯基：關於「政治宣傳模式」，我們曾明確解釋過，那只是我們對媒體運作方式的首次估量，已經相當接近本質。我們也提到，還有很多其他因素。事實上，如果你再翻翻《製造同意》這本書，大約三分之一的篇幅實際上是在為媒體辯護，針對的是「自由之家」等所謂民權組織對媒體的批評。批評者嚴厲地指責媒體破壞了政府政策，實際上就是將媒體人等同於叛徒，我們是在捍衛媒體報道的專業性和準確性。另一方面，我們本應知道，它們相當的專業。

媒體不喜歡我們的辯護，因為我們說，對北越「春節攻勢」進行報道的記者非常誠實、勇敢、精確、專業，但他們的工作是在政治宣傳體系默許的框架內進行的，記者們對此是無意識的。政治宣傳系統提出的口徑是：「我們在越南的行動明顯是正確且正義的」，它默默地支持著美國的教化體系。但另一方面，它也拆了政府的臺，暴露出政府某些說法中的謬誤。以水門事件的曝光，或商業腐敗的曝光來說。曝光商業腐敗，最佳的信息來源是商務人士。媒體對這方面進行了大量曝光，商界願意接受對腐敗的曝光。當政府對個人生活和商業活動進行過多幹預時，商界不高興，他們很願意接受對政府的曝光，因為他們不想國家過於強大、干涉面過寬。這不是批評《衛報》和《華郵》曝光斯諾登和格林沃爾德提供的材料——媒體當然應該這樣做，他們是專業記者。各方面的因素有很多，我們挑選出其中我們認為非常重要的，但無法做到非常全面，事實上，我們給出了反例。

李承潤：那您是否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斯諾登是一個反例？

喬姆斯基：它不是反例，它只是展示出，還有其他因素。除了主要因素，還有我們討論過的次要因素，比如職業素質和職業操守。

李承潤：您認為羣眾募資是否有助於使新聞更加獨立？

喬姆斯基：凡是能增加媒體種類和範圍的措施都是有益的，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一般性原則。當然，與所有方法一樣，這種方法也有它自己的問題。不存在一種毫無問題的理想模式，但一般來說，可供選擇的範圍更寬、種類更多，對我們更有好處。

李承潤：我能問問您對《查理週刊》有何看法？您怎樣看待這種「不管怎樣都要言論自由」的原則？

喬姆斯基：我認為我們應該大力支持言論自由。我認為，對言論自由的保護是美國做得非常好、比英國做得更好的事。但言論自由並不意味著不負責任。因此，比方說我贊成言論自由，如果有人決定在紐約時報廣場豎個大廣告牌，上面為納粹用毒氣室屠殺猶太人的行徑唱讚歌，即使我不贊同其內容，我也不認為國家應該出面叫停這個廣告。

李承潤：關於發生在《查理週刊》編輯部的事件，你覺得漫畫家是否缺乏責任感？

喬姆斯基：是的，我認為這羣漫畫家就像被寵壞的青少年，但這並不是說殺人者就有道理。新聞報道里常常出現這樣的事，我都是這個態度。我認為媒體常常是相當不負責任的。例如，美國和英國新聞界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而那是本世紀最嚴重的罪行，美英媒體不負責任的程度遠超《查理週刊》。這場戰爭導致了伊拉克國家破碎，整個地區被宗派衝突撕成碎片。這是一樁非常嚴重的罪行。根據國際法，侵略別國是最嚴重的國際犯罪。新聞界對侵略戰爭的支持，是極不負責任的，但我不認為媒體應該因此而被關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