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是中國最主要的畜牧區之一，也是全國最大的皮毛產地。具體而言，近代西北地區的皮毛產地主要集中在今新疆、青海、甘肅以及內蒙古各省（自治區）。畜牧經濟類型是近代西北地區各少數民族最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之一，而這一生產方式與西北之自然環境和民族構成有較大關係。西北境內高原、荒漠交錯縱橫，適宜畜牧的地區廣大，而生存於此的藏、蒙、維吾爾等又有畜牧的傳統，因此畜牧成爲西北地區經濟生產的重要支柱。在民族聚居較爲集中之地，人們“所有衣食住行以及一切日常用品，無一不直接間接仰給於畜牧。” 畜牧生產方式保證了西北皮毛貿易的原料。

就甘肅省而言，皮毛產出亦不在少數。民國十八年（1929年）之前，甘肅統領八府六州一廳，包括今青海省與寧夏回族自治區。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生計方式，這裏幾乎“無家不畜，無家不牧” ，因而出產大量的皮毛和畜牧產品。宣統三年（1911年）陝甘總督長庚奏辦理農工暨礦務情形時稱“甘肅僻處西北……出產大宗如羊毛及牛羊皮張” ，而其後的十年，皮毛產品仍然是甘肅最重要的土特產之一，“所產土貨以羊牛、皮張爲大宗”。 至抗日戰爭之前，甘青寧地區的皮毛產量一直保持較高的水平，20世紀30年代中期，劉友深估計“全省產綿羊毛25萬擔，各種羊皮40萬張，駝毛1萬擔，牛皮1.2萬張。” 1935年鐵道部隴海鐵路西蘭段甘肅調查隊調查，隴海路沿線“每年可產牛羊皮十餘萬張，羊毛十餘萬斤”。 這一時期甘肅生產皮毛不僅數量巨大，而且種類繁多，有些皮毛原料諸如“西寧毛”、“肅州毛”、“灘羊皮”等已負盛名。從以上的這些史料可以看出，清末至民國時期，甘青寧地區大量出產皮毛及其他畜類產品。雖然在此時一些自然災害和社會混亂等因素 使甘肅畜牧遭受損失，但大體上甘肅皮毛生產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出產。就羊毛生產而言，甘肅分治之後其一省的皮毛產量亦巨。表1所示，以1934年甘肅的羊毛生產爲例，甘肅共有牧地面積57192平方公里，只佔了甘青寧三省牧地總面積的6%，而其羊毛產達到80000擔，近乎佔青海的羊毛產量之半數。

就這些皮毛原料的出產地而言，除了這些適宜專營畜牧的農牧區之外，還有部分來自於以農耕生產爲主的地區。雖然甘肅本省的牧區面積並不是很大，但大部分以農業爲主的農耕區農業生產遠遠不足，故以畜牧爲其副業，“凡可以□□□□者，幾盡□繁殖。” 至於抗日戰爭，幾乎未對甘肅皮毛生產造成太大的影響，而在民國後期的皮毛產量甚至達到了更高的產量。顧少白先生在民國三十年對甘肅隴東羊毛皮貨市場做了初步調查，其《甘肅隴東羊毛皮貨初步調查報告》載“此項產量，爲近十年來最高之產量，此由於抗戰期中，地方較爲平靜，羊毛價格日趨高漲，且未增遇到甚大天災所致也。” 所以僻處西北的隴東十七縣 不僅沒有受到抗日戰爭的影響，反而生產有所增加。

張家川地區雖沒有大量出產皮毛，但周邊豐富的皮毛生產是張家川皮毛貿易的來源，給張家川皮毛貿易、流通和運輸提供了較爲豐富的原料供應。

二、 張家川在西北皮毛貿易市場中的地位

就近代歷史進程而言，張家川已經成爲一個以農業生產爲主的地區，當地很少出產畜類產品。但是張家川卻正是利用了民族與地理因素，逐漸發展成爲一個集散中轉的皮毛市場。從整個皮毛貿易的網絡看，近代甘寧青皮毛流通市場大致可以劃分爲三個不同的層級，即三級產地市場、二級中轉集散市場和一級集匯出口市場。因此,近代張家川作爲重要的皮毛中轉市場與產地市場和出口市場之間有甚爲緊密的聯繫，成爲連接市場兩端的橋樑與紐帶。

甘肅的三級產地市場主要集中在兩個重要區域，一爲拉卜楞、臨潭、岷州、洮州等畜牧區域；二爲隴東南諸縣。根據地理位置和交通狀況所形成的二級集散與中轉市場包括肅州、涼州、河州以及隴東南地區的張家川與平涼等地。蘭州是甘肅最大的集匯與出口市場，“自新疆、青海及本省各地運來之毛皮，多集中於蘭州，然後運銷至其他市場”。 從蘭州經水運至包頭的皮毛則轉運至天津出口。

就皮毛貿易的網絡而言，西北皮毛主要有外銷和內銷兩種形式。內銷主要目的是滿足張家川區內居民和國內市場的生活所需。張家川皮毛集散市場的內銷也僅僅侷限與皮毛原料的供銷，製成品的貿易在民國前期發展較爲緩慢，這與西北皮毛貿易的發展也基本符合。民國前期，由於封建經濟的桎梏和機器生產的落後，西北皮毛只有少量作織褐、擀氈和制皮靴等，大量原料則被廢棄，以至於在天津開埠以前西北皮毛“棄諸原野，任其腐滅” 。儘管在民國後期甘肅皮毛加工作坊數量有了較大的增長，張家川皮毛加工也一度興盛，但生皮貿易仍然是張家川皮毛內銷的主要內容。

由腳戶和民間小商人承擔的內銷網絡也因需求不穩、貿易市場波動較大而不甚穩定，其貿易路線也有很強的隨意性。張家川用於內銷的皮毛主要有生熟兩類，毛類的加工較少，大部分以皮革加工爲主，因此內銷的途徑也因生貨與熟貨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在生貨內銷中，張家川皮毛市場成爲連接產地和各大皮毛集散市場與加工市場的中轉站。張家川當地大販將皮毛販運至其它皮毛集散市場，獲取差價利潤；或者直接運往加工市場諸如天津、浙江、江蘇等地，供應皮貨生產之需。尤其是在清末至民國前期，生皮內銷是張家川皮毛商最主要的獲利方式，所以，以生皮貿易起家的張家川皮毛商也較爲多見。熟貨內銷網絡則更爲複雜，西到新疆、青海，西南至四川、貴州等的廣大區域都是熟貨銷售區域。可以說只要是有市場需求的地區，無論城市鄉村，幾乎都有張家川“毛貨客”的身影。

如前文所說，外銷則由外國洋行督辦或者當地買辦來承擔，因此皮毛貿易也相應地分爲洋莊貿易和本莊貿易。洋莊貿易以洋行爲核心機構，大宗收購各種珍貴皮張、毛、腸衣、狐腿等畜類產品；本莊貿易則以西北當地皮毛商行爲貿易機構，當地貨棧除了部分用於加工消費以外，部分仍銷售給洋行，獲取利潤。

近代西北皮毛外銷網絡主要有東西兩路。西路經河西、新疆出口俄國；東路則由水陸兩條運輸路線構成，一是將皮毛集合於蘭州經水運至包頭到天津，二是由陸路關隴大道（西蘭公路）彙集於西安，轉而南下或東向，最後到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的通商口岸。總體而言，西北皮毛貿易的總體方向是由出產地流向貿易市場，由貿易市場流向加工和出口市場，其大體流動方向是自西向東。近代張家川皮毛集散市場的中轉作用在其本地市場中也有所體現。通過前文可以看出，張家川本地皮毛出產並不能滿足大量的市場需求，而這一市場需求的動力並不在張家川本地。外部需求促使張家川成爲皮毛貿易網絡中的中轉站，張家川當地並不長時間存留大量皮毛。當地商人和貿易機構大量收購皮毛的同時又轉手外銷，皮毛的快速流動是保證市場正常運轉的重要條件。

通過圖2可以看出，在西北甘、寧、青三省的皮毛外銷中，張家川在貿易網絡中處於二級集匯與中轉的位置。尤其是在陸路貿易路線中，無論皮毛產地遠近，張家川都是連接甘陝皮毛貿易的中轉站。張家川皮毛貿易市場除承擔着將隴東南皮毛集中收購中轉至蘭州之外，還扮演着爲西安這一省外皮毛集匯市場供給部分原料的角色。而西北貿易之皮毛若需外銷至東南商埠，張家川也是其必經之地，所以張家川不僅是皮毛相對集中的貿易市場，也是隴東皮毛運輸甚至是皮毛進入中原與東南市場的樞紐與門戶。

三、 張家川的洋行與本地商行

從天津開埠以來，西北皮毛就開始進入國際市場。近代張家川皮毛外銷基本上是一個穩定的持續增長階段，雖然受到抗日戰爭的影響，張家川皮毛外銷洋行逐漸衰落，但外銷的途徑卻在戰後仍然得以恢復和發展。而張家川民族資本進入皮毛經營則受到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排擠而發展緩慢，在民國十年或更早的時期，代表民族資本的本地商號紛紛成立自己的商行，開始涉足皮毛貿易。無論怎樣，洋行和本地商行是近代張家川皮毛貿易中最大的兩個實體機構，它們在張家川的皮毛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多元的。

1.皮毛外銷實體——洋行

1860年天津的開埠爲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輸入的進一步深入創造了良好條件，外商“擴大經營，於是西北羊毛大有起色。” 西北地區的皮毛等原料可以通過天津港口直接運銷，爲利而來的洋行紛紛很快組成遍佈西北城鄉的買辦經銷網。前文所述，這一時期張家川皮毛市場興盛的另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洋行的進入和發展。儘管並不是所有的洋行都從事皮毛貿易，但張家川的洋行都把皮毛貿易作爲其主要業務之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洋行的發展也促進了張家川皮毛市場的繁盛。據張家川地方誌可知，進入張家川地區最早的是英國洋行，“清光緒時期仁記洋行就已開始在張家川扎莊，接踵而來的是怡和、平和、德太等行。” 此後的近30年時間，是張家川洋行興盛時期。這一時期先後在張家川扎莊收購皮毛的外國洋行有十多家。

地處隴東南山區的張家川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洋行駐紮收購皮毛，與這一時期洋行在西北的整個外部環境有很大的關係。整個西北已被納入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產的體系中，成爲其重要原料市場，皮毛也是如此。因此，只要有大量皮毛原料彙集，地小偏僻的張家川就不再成爲國外資本輸出的盲區。楊繩信先生所著的《清末陝甘概況》中，輯錄了截止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間英、德、日本等國在甘肅設立的洋行情況。“英國。……在蘭州、寧夏、甘州、西寧、涼州等處開設商行貨棧十家，其名稱是：新泰興、平和、仁記、隆茂、怡知、禮發、聚立、明義、和昌、高林；德國。……在蘭州、西寧、涼州、甘州等處開設‘洋行’七家，他們是：興隆、德義、瑞記、禪臣、禮和、和昌、志誠；日本。……在肅州等處開設“洋行”七家，他們是：大隆、隆吉、周生、利運、同益、立興、甡泰。” 在整個甘肅境內的洋行都設立在甘州（張掖）、涼州（武威）、蘭州、秦州（天水）等一些商業較爲發達的城市，而有大半也在張家川設行或設立相應的分支機構。

表2 20世紀初甘肅全境與張家川的洋行對比表

張家川的洋行幾乎都是由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的，原因在於：一方面資本主義發展原料短缺，張家川皮毛又相對集中，在此掠奪原料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求；另一方面，這些國家向外都發動過不同程度的侵略戰爭，對消費產品的需求量也更大，更迫切。其中開設皮毛洋行最多的是英國與德國，這一情形與整個甘肅的情況相一致。

基本上，皮毛收購都與表2中的這些洋行有密切關係，可以說無不將皮毛經銷做爲其主要業務之一。他們大多經營以“大宗畜產品中的皮張、羊毛爲主” ，其中對較爲珍貴的皮毛原料需求更大。在所有這些洋行中，除德國古寶財洋行總部設在哈爾濱以外，“其他各行的總行都在天津。” 其實，很多洋行的總部並不一定在天津，天津洋行也常是其設立的分支機構。以廣州著名的十三行之首怡和洋行爲例，鴉片戰爭後，該行分別在香港、上海設立總行和分行，並陸續在沿海和內地20個城市設立分支機構。其他洋行也是一樣，天津也不一定是其總行所在地，而張家川地區的洋行更是洋行經銷網絡中更次級的分支而已。這些分支機構雖說都是洋行，但這些洋行都與當地買辦相互勾結。抗日戰爭爆發之前，洋行大多都有“洋人”親臨張家川 ，“除古斯特夫之外，其他各洋行的外國人均來過張家川，替他們來往購買皮毛的盡是中國籍買辦。” 甚至在這些買辦當中，大商埠的皮毛買辦還在張家川當地再找代理人，形成有層級關係的買辦網絡。“當時張家川與外國人合作的是擺會長（擺灜高），擺會長有自己的皮毛貨棧，當時的洋行就在擺會長的家裏。早些時候給天津的外商收皮子的人有馬有祥、馬鳳祥等人。洋行在這裏主要收猾子 和雲板 以及一些野生皮。縣上的第一個皮毛行店就是蘇尚達家的行店，我記得羔記洋行和毛文廣家的行店用的是油布綹子 哩。那時候四鄉八里的背夾客單日到龍山鎮，雙日再到張家川的洋行。日本人來了以後（抗日戰爭爆發），洋行就逐漸不收皮子了。” 尤其是從抗日戰爭以後，由於兵禍匪亂，洋行在張家川的業務逐漸被當地買辦和外地洋行買辦和客商所代替。

無論洋行自己負責收購還是買辦代其收購，洋行皮毛經營活動都把甘肅偏僻地區與資本主義國際商品市場緊密聯繫起來，促進了張家川皮毛集散市場的形成，但同時洋行也通過皮毛貿易掠奪了當地大量資源。這種隱藏於看似平等貿易外表下的經濟侵略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從洋莊所收購的皮毛種類上而言，他們只收購珍貴皮毛和野生皮毛，例如猾皮、雲板、山羊絨等；野生皮包括狐皮、豹皮、虎皮、黃羊皮、猞猁皮、崖貂皮等。爲了獲得這些原料，洋行不惜哄擡價格。以雲板爲例，外國洋行大量收購雲板的主要目的是牟取高額利潤，雲板“一出肚就很吃香，板面光滑色亮，毛眼細軟，又輕又俊每張售價八元。” 因其“皮薄而絨短厚，皺縮成爲花紋，望之如行雲流水，外國女人愛穿之” ，其市場需求很大，因此他們不惜哄擡原料價格，“一個雲板八個白元，而一個老羊才兩個白元，馬中科老漢是做雲板的高手，他的手一搭就知道羊肚子裏的皮子是不是雲板。” 如此懸殊的價格導致了部分人爲了追求利潤“殺羊取羔”，有時由於羔皮不符合雲板的標準則得不償失。而屠宰去皮的羊吃不勝吃，多致賤賣不成大都腐爛丟掉，給本地畜牧業發展造成了較大的損失。

其次，洋行的實際收購活動中享有特權。他們在內地的經營活動有免稅特權，通過海關三聯單 也可以免除運輸途中行經不同省份時的地方稅；有些洋行“只憑過開空頭匯票” 和向買辦借款的方式大肆購買皮毛，“一些小洋行，俗稱‘皮包公司’，藉助於買辦的墊款，和依靠帝國主義掠奪的特權，在各通商口岸進行種種冒險和投機活動。” 這些情況在張家川皮毛的洋莊貿易中也屢見不鮮。洋行通過這些方式，使得當地皮毛商販的利益大受損失，更重要的是當地的生產原料被廉價輸出，掠奪了當地財富。

2.本地皮毛商行的建立與發展

清末至民國時期，除了洋行有了較大發展之外，本地民族資本也積極參與到皮毛經營當中，本地商號在這一時期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商號與商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商號的皮毛商並不一定開設商行。在這些商號中，經營規模較大的商號在從事貿易的同時還建立自己的貿易實體即所謂的商行。這些從事皮毛貿易的商行在張家川被稱爲行店、皮店或者貨棧。

關於張家川地區最早的本地皮毛商行的建立已無從考據，但《張家川回族自治縣誌》中明確其時間爲民國十年 （1921年），而事實上如果僅把皮毛貿易作爲商行經營的業務之一來考慮，則本地商行的建立要比這一時間要早。因爲早期張家川皮毛商行的建立大致有兩種類型：一是當地有實力鄉紳和有社會影響力的重要人物所建立的商行。主要有李德倉開設的德盛；蘇尚達開設的萬盛；崔偉家開設的萬鎰；劉德久開設的德統四家。二是宣化崗馬元章和馬元超之樹德堂和義信德兩商號下的分號，這些是爲其子嗣建立的商號。“當時馬錫武的商號叫天錫店，主要經營呢絨綢緞、布匹等；馬毅武的商號叫藩盛店，主要經營皮毛；馬輝武的商號有仰一堂和乾和真，主要經營布匹、皮毛、藥材；馬霆武的商號叫福來店，主要經營皮毛、茶葉等，該店還設有貨棧，爲四川等地的茶商提供方便；馬桓武的商號叫桓盛店，他還開辦了一個石印局，主要以刻版印刷爲主；馬重雍（殿武）開設的商號叫匯豐店，主要經營布匹和皮毛。” 雖然早期的商行並不單一地經營皮毛，但也可以看出，皮毛貿易是其商行賴以生存的重要業務之一。不管是作爲清末回民起義的重要領袖李德倉與崔偉所建立的商行還是宣化岡之商號，皮毛都是其貿易中的重要商品之一，而這些商行的出現時間也明顯早於民國十年（1921年）。因此，張家川皮毛商行的建立可能早於民國十年（1921年）。

民國中期，張家川皮毛行店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清水縣誌》張川鎮之店鋪條記載：“皮毛貨棧七八家，花布疋頭鋪十五六家，土布攤染坊十四五家，雜貨鋪二十四五家，藥材鋪八九家，山貨農器攤鋪二十餘家，鞍仗鋪八九家，鐵匠爐五六家，腳騾客店十數家……皮毛由鋪戶土販由西路甘涼，北路寧夏中衛等處收來……牲畜每逢集，有四鄉羊羣、牛、驢、騾、馬趕至出售，不時有洮岷羣馬趕至，客幫通常有順德、洛陽、豫北各處客幫駐棧收購狐皮、牛羊皮、羊毛。” 這裏記載的七八家皮毛貨棧只包括張川鎮上的幾家，事實上張家川該時期出現的皮毛貨棧也遠超這一數量，而大量分佈於龍山、恭門等地的皮毛行店並沒有被統計在內。從客幫所從事的業務和專司運輸的腳戶以及爲其服務的鞍仗鋪數量，可以窺見當時皮毛行店的興盛。

到了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以後，尤其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在張家川有關皮毛貿易的商行大量出現。爲什麼抗戰期間張家川本地皮毛商行反而大量增長呢？就其原因大致有兩個方面：

第一，外因。抗戰爆發以後，張家川各個洋行紛紛撤離，洋行的撤離成爲張家川本地皮毛商行大量出現的直接誘因。抗戰促使天津通商口岸的皮毛貿易受到影響，外商大部分回國，洋行生意被迫中斷。洋行生意雖然中斷，但遠離抗戰中心區域甘肅地區，諸如隴東十七縣的皮毛生產和皮毛貿易並未停滯。洋行駐紮時，由於其財力並非當地一般商人所及，故洋行對市場的壟斷抑制了本地較小的民族資本的成長。洋行撤走以後，本地的民族資本家頓失競爭對手，在皮毛貿易利潤的吸引下紛紛創立自己的皮毛商號，建立商行，謀取利潤。

第二，內因。由於皮毛原料外銷受到阻隔，皮毛貿易要想繼續生存只能靠內銷的途徑，而皮毛原料內銷並不旺盛，因此當地皮毛加工漸成規模，加工作坊大量出現，熟皮商行（第三章專述）成爲民國後期張家川皮毛商行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原料到消費品的轉變增加了貿易的時間，週轉較慢但同時也打開了內銷市場，利潤更加豐厚。

小結

這一時期，張家川皮毛商號的建立可以說達到了高潮，張川、龍山二鎮只要從事皮毛貿易的商人，或大或小都有自己的商號。本地商人皮毛商號的開設地點也從原來單一的張川鎮開始向恭門、龍山等地發展。在其從事的業務上，也出現了多元化發展趨勢，除了以皮毛爲主外，還涉及到布匹綢緞、藥材、茶葉、大煙以及放賬 等業務。這些商號的皮毛業務大致分爲兩個類型，其一是以張川鎮爲主要集結地的皮毛原料貿易，即所謂的生莊；其二是以龍山鎮爲中心的皮毛加工業務，即熟貨。張川鎮的商號大部分以貿易爲主，且部分與洋行有較大的生意往來；龍山鎮商號很大部分也從事皮毛加工。（本文作者分別爲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員、甘肅省委紀檢委幹部碩士、陝西師範大學財務處會計師）

文章原刊於《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三十四輯，註釋從略，引用請覈對原文

責編：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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