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跨越百年的青春對話

貴陽晚報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特別報道之一：

貴州學子，傳遞五四烽火

北京東城區五四大街上，車水馬龍，一棟磚紅色的樓房安靜地坐落在街邊，不甚引人注意。樓房外，一塊牌子在提醒着來往的人羣，牌子上寫的是：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100年前，席捲全國的五四運動正是從這裏開始。

在這場學生髮起的運動中，貴州貢獻了不可忽視的力量。無論是在北京、天津、還是上海、山東，分散在全國各地的貴州學子以微薄之力，發出大聲疾呼，向全國傳遞 " 五四 " 烽火，助推進步思想在中國的傳播。

登臺演講 號召發起遊行

1919年5月3日晚，在五四運動爆發前一天，北京大學法科大禮堂裏，彙集了來自北大、北京法政、高師、工專等10多所學校的千餘名學生代表。來自貴州黔西縣的北京法政大學學生劉琪很快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站在臺上，劉琪憤怒聲討，細數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及北洋政府賣國罪行。他的演講得到了臺下所有學生的贊同。學生們一致決定開展遊行示威，併發電通知全國各省。

時光流轉，在100年後的今天，記者坐在貴州省人民醫院宿舍樓裏，聽着80歲的侯清泉老人講述這段歷史。

侯清泉原是貴州省人民醫院人事幹事，退休後加入貴州省史學會近現代史研究會。" 五四運動雖然發起於北京，但是在這場運動中，許多重要的行動裏都有着貴州人的身影。他們的付出足以讓所有的貴州人感到驕傲。" 經過大量的研究，侯清泉記錄下了許多五四運動中的貴州人。

5月4日下午，劉琪與其餘13所大學的學生代表從紅樓出發，在天安門和3000多名學生集合，展開遊行。

侯清泉告訴記者，在遊行的隊伍中，不止劉琪一個貴州人，還有許多貴州學生，包括黔西縣人黎又霖、貴陽人羅繩武、鎮遠縣人馮吉揚。他們與所有的遊行學生一起揮舞着青島地圖，高呼 " 懲辦賣國賊，還我青島 "。

根據後人的記錄，在五四運動之後，劉琪參加了抗日將領吉鴻昌的愛國活動。後於 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國民飯店，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點燃火柴 火燒趙家樓

北京趙家樓在一條總長不過400米的小衚衕裏，位於長安街東端，從衚衕口往裏走是趙家樓飯店，飯店東牆上鑲嵌着一塊1984年雕刻的銘牌，上面寫着 " 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遺址 "。

86歲的王霞老人世代都住在趙家樓衚衕周邊。她告訴記者，五四運動爆發時，走在學生遊行隊伍前列的有一名戴着眼鏡的貴陽學生，名叫趙伯愚，他是北京大學經濟系專業的學生。

學生們的目標是趙家樓時任交通總長的曹汝霖家。學生到來時，曹宅門窗緊閉，周圍全是拿着槍的警察，阻止學生進入。憤怒的學生打破大門右側窗戶，進入了曹宅，卻未能找到曹汝霖本人。有學生取出預先攜帶的火柴，將屋內易燃的帳子、掛畫、信件集中起來，點火燃燒。這也就是五四運動中著名的 " 火燒趙家樓 " 事件。

侯清泉告訴記者，在瞭解五四運動的歷史中，他曾經查閱過大量的資料、報刊，有記錄證明在1919年5月4日當天，趙伯愚先是參加了五四運動的集會和遊行，後與學生們一同進入曹如霖公館。在這裏，趙伯愚劃了一根火柴點火，從而發生 " 火燒趙家樓 " 的壯舉。

貴州學子 聲援 " 五四 "

五四運動發生後幾天，在上海《救國日報》上，一篇呼籲 " 懲國賊、爭國權 " 的文章用酣暢淋漓的文字訴說出了上海學生對北京學子的支持。這篇文章的作者便是貴州正安縣人閔肇魯。

根據資料記錄，閔肇魯1916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學留學，被選爲留日同學會會長。1919 年6月18日，閔肇魯被留日歸國學生救國團派回貴陽。他向貴州省議會詳細介紹了貴州留日學生的愛國行動，又在貴陽各個學校之間奔走聯絡，促成了全國學聯貴州支會的成立。

就在閔肇魯在報紙上發出疾呼的同時，在距離上海1100 多公里的天津，貴州織金縣學生諶志篤的行動感染了全國各界羣衆。

諶志篤是天津學生聯合會會長和天津各界聯合會主要負責人之一。在聲援北京愛國學生的演講中，爲激勵國人，諶志篤斷指寫下血書：" 學生作事，純本天良，不爲勢迫，不爲利誘。

1919年的6月上旬，北京學生再次發起街頭抗議宣傳，上千名學生被當局逮捕。聞訊之後，諶志篤率天津學生衝破軍警包圍，與省長談判，要求省長立即電報北京當局釋放學生。8月，北京發生鎮壓學生事件，打死打傷100多人，諶志篤與周恩來趕赴北京聲援，並在當年9月成立了天津青年愛國進步團體 " 覺悟社 "。

五四運動爆發期間，來自貴州荔波縣的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鄧恩銘正就讀於山東省立一中。當北京學生被捕的消息傳到濟南後，鄧恩銘聯合山東各個學校的學生上街，勸說各界罷工罷市。同年 7 月，濟南發生兩起學生被日本兵逮捕事件，鄧恩銘組織了上千名學生，前往省長公署請願，成功迫使日本領事館釋放被捕學生。

趕赴北京 組織工人演講

在各個城市發起一場場罷課、遊行行動的同時，城市的郊外也成爲青年學生們宣傳進步思想的戰地之一。

73歲的楊泉芝退休前就職於貴陽市第一人民醫院。她告訴記者，她的父親楊八元本是湖南長沙人。讀書期間，父親聽說李石曾提倡赴法勤工儉學，他就和符斌超、黃周反等同學，到北京瞭解去法國的情況。

抵達北京時，正逢 " 五四 " 運動。爲了傳播進步思想、楊八元來到了長辛店上。長辛店距北京城30多裏，是京漢鐵路北京段的一個大站，也是北京鐵路工人最集中之地，工人數量超過3500人。在這裏，楊八元給工人展開了一場場的演講。

如果當年的時光能夠定格，那麼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在京漢鐵路長辛店站，年青的學生穿着長袍，就地而坐，與工人圍在一起。學生大聲的講述着世界格局、愛國運動、進步思想。白日裏，微風拂面，學生的熱情如同夏日陽光；夜間，燈火照射在學生臉上，與星光一同點燃漆黑的晚上。

楊八元的行動很快引起了當局的注意。北京當局一度將楊八元列爲緝拿對象，好在楊八元及時撤離，脫離了軍閥的毒手。

楊泉芝告訴記者，在離開北京後，1919年10月，楊八元和其他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前往法國留學。在從法國回來後，楊八元受貴州企業公司委託籌辦貴州企業公司化學工廠任廠長，解放後先後在貴州大學化學系任教、中國科學院貴州分院、中科院貴陽化學所等單位工作，爲貴州的發展做出了畢生努力。

貴陽晚報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特別報道之二：

學生遊行 喚起貴陽覺醒

1919年6月1日，在貴陽中山西路段夢草公園裏，貴陽各界人士召開貴州民國大會，大會上掛着山東青島地圖，還有 " 賣國賊 " 段祺瑞、曹汝霖、陸宗輿等人的畫像。公園外，3000多名學生走上街頭，沿着中山路、廣州街（今中華路）遊行、演說。

這是貴陽歷史上最早的學生大規模遊行，也是貴陽人面對紛亂時局覺醒的見證。

家書報刊 傳遞 " 五四消息 "

1919年，當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入國內後，貴州人怒不可遏，有的寫信給報紙、有的呼籲省議會通電譴責。各方壓力下，1919年4月30日，省議會向全國發出通電，呼籲消滅國賊、拯救國家。

當五四運動的電報傳入時任貴州省長的軍閥劉顯世手中時，劉顯世選擇了封鎖消息，嚴禁報刊刊登五四運動相關信息，但是他們卻無法阻止身在北京的貴州學生寫信回家。

87歲的劉憲玉告訴記者，1919年，她的父親劉立山從畢節老家來到了貴陽，在一家酒樓幫工。" 曾經就有一個行商旅客，在酒樓裏喫飯時，給我父親偷偷遞了一張傳單，說是北京愛國學生寫的，號召大家站起來打倒賣國賊。" 後來，劉立山打聽得知，不少在酒樓裏打工的人都收到了這樣的傳單。還有的貴陽人在酒樓裏讀身在北京的兒子寄回來的家書，當中的內容就是五四運動的消息。與此同時，在貴陽的街頭，不少人開始公開發傳單，傳播北京學生的通電內容。

很快，" 五四運動 " 的情況在貴陽傳開，因擔心局勢無法控制，劉顯世只能改變態度，讓《貴州公報》《少年貴州報》《鐸報》等報紙，於5月19日報道 " 五四運動 " 發起的情況。

《貴州公報》從5月24日至5月26日，連續三天連載北京全體貴州籍學生的來稿，詳細報道了五四運動的經過。這些消息讓貴陽人的愛國熱情高漲，各界羣衆奔走串聯，促成發起貴州國民大會。

貴陽學子 首次大規模遊行

百年後，在貴陽的城市變遷中，夢草公園已經成爲歷史。如今，在夢草公園的舊址上修建的恆峯步行街，已然成爲貴陽的一個地標。但是在觀山湖區的貴陽市行政中心裏，仍有一條路被命名爲 " 夢草路 "，以此紀念夢草公園在貴陽歷史上的重要位置。

1919年5月28日，貴州國民大會籌備處成立，決定6月1日在夢草公園召開貴州國民大會。籌備處向貴陽各界發佈了通告，並將通告抄件張貼在了貴陽主要街道。

6月1日清晨，貴州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和教職工，以及軍政商工農各界羣衆，手執着寫有 " 力爭主權、發揚民氣 "、" 聲討賣國賊 "、" 不還青島死不休 " 等口號的白色三角小旗，湧到夢草公園光復樓前。3000 多名學生以學校爲單位，走上中山路、廣州街（現中華路）等各條主要街道遊行、演說。不少商店關門歇業，以示支持學生愛國行動。學生遊行隊伍所過之處，羣衆舉家而出，許多沿途市民加入，將遊行示威隊伍擴大到1萬餘人。

規模空前的學生遊行運動衝破障礙，從夢草公園開始。

曾任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熊宗仁認爲這場遊行是貴陽歷史上最早的學子游行，也是貴陽人覺醒的見證。以貴州國民大會成立爲標誌，貴州各界羣衆開始了有組織的愛國行動。

南明河畔 學子抵制洋貨

同年7月5日，貴陽各校學生召集在夢草公園開會，商討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貴州支會。光復樓下，學生們對着國旗宣誓，" 從今後，我願爲國犧牲性命及各種權利 "。

學生們的呼喊，感染了各界羣衆。在貴陽，一場抵制洋貨的運動也正在興起。貴陽高等師範學校學生成立了 " 負販演講團 "，一邊宣傳抵制日貨，一邊介紹和推銷國貨。

熊宗仁表示，洋貨進入貴州從清朝末年開始。大量洋紗、洋布、日用百貨的湧入，給貴州的手工業和商業造成巨大壓力。貴州傳統的土紗、土布銷路受阻，大批城鄉手工業者破產。

85 歲的何光壽老人的父親何天明是貴陽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並加入了 " 負販演講團 "。何光壽告訴記者，當年父親與同學們的行動得到了省商會、貴州國貨維持會、貴陽商界五十三行聯合會的支持。許多愛國商人紛紛到學校捐送商品，補助演講團的經費。沒幾天，演講團就收到一批布匹、百貨、日用品，並籌集到數百元的活動費。

在貴陽城裏，演講團走遍大街小巷，宣傳了 10 多天。之後，演講團學生又分成若干小分隊，肩挑貨擔，舉着橫幅、旗幟，到城郊各集鎮進行巡迴宣傳，把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的活動向農村擴散。

爲了預防反動軍警的破壞，貴州學聯支會決定對沒收的日貨進行銷燬。南明河畔、浮玉橋邊、甲秀樓上，火光沖天，圍觀羣衆人山人海，有人不禁唱起了一首當時在貴陽流行的《銷國貨歌》：" 愛國須實行，勿徒虛名播。倘若不自強，寧肯深入墓。"

全省各地 燃起愛國熱情

貴陽愛國運動的興起，尤其是學聯貴州支會的成立，極大地促進了貴州各地愛國團體的建立和羣衆的覺醒。

1919 年6月初，貴陽召開貴州國民大會的消息在遵義各界羣衆中引起了反響，遵義羣衆也開始醞釀成立遵義國民大會。6月19日，在得知北京學生被軍警逮捕後，爲聲援北京學生的革命行動，遵義中學的 300 多名學生，首先衝出教室，宣佈罷課。隨後，10餘所學校也宣佈罷課。2000 多名學生和教職員衝出校門，走上街頭，在大街上搭起演講臺，就地給羣衆朗讀北京學生聯合會的宣言抄錄。

" 我輩青年學生，正當求知的黃金時代。寧肯拋棄學業，萬難捨棄真理 "，如今，學生們當年的宣言依然被記錄保留了下來。根據《五四運動在貴州》一書的記錄，當時的遵義萬壽橋頭，學生們輪流登上桌子發表演講，數百名羣衆屏息靜聽，周邊交通爲之堵塞。

1919 年7月前後，貴州省全省各地的愛國運動興起。在沿河縣，少年貴州會支部、羣益分社、教育會、商會、農會聯合發起集會，響應貴州國民大會通電，參加羣衆近萬人，這在沿河縣的歷史上是第一次；同一天，在銅仁泗王廟前，各界羣衆也在召開國民大會，要求貴州政府與各省聯合，掃除國賊，銅仁中學的師生還前往東山頂上紀念辛亥革命銅仁光復紀念碑前宣誓，願追隨北京學生，作國民先鋒和外交後盾。許多畢節進步青年發起成立 " 醒民社 "，旨在宣傳反帝愛國思想，倡導學習近代科學文化知識。

這些行動讓貴州的愛國運動出現了由城市向農村深入的趨勢，讓運動有了更廣泛的羣衆基礎，也爲之後中國共產黨在貴州的生根發芽打起思想基礎。

貴陽晚報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特別報道之三：

黔中大地，新思潮在湧動

隨着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興起，大量的新思想傳入貴州，民主自由、社會主義、近代科學文化知識在貴州青年中得到大量的宣傳。這些新事物的萌芽，預告着貴州青年的進一步覺醒，也在貴州的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記。

新思潮洶湧 報紙被搶購一空

1915年，全國興起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反對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等運動吸引了不少知識分子，也包括貴州的有志青年。儘管當時貴州最有影響力的《貴州公報》爲軍閥所控制，立場守舊，然而也不得不爲了應對時勢，報道一些新的東西吸引讀者。

1917年12月11日，《貴州公報》以《俄國第二次大革命要聞種種》爲題，首次報道了俄國布爾什維克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成立工兵代表蘇維埃，並頒佈《和平法令》、《土地法令》等情況。報紙一出，引起貴州青年的極大興趣，很快被搶購一空。

當時，貴州的報紙還大量刊登了宣傳科學文化、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文章。在學校團體的講臺上，學生們就什麼是唯物論、唯心論、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83 歲的顧夢玉老人說，當時她的父親顧顯平在貴陽一傢俬塾裏上學。原本私塾先生只教授古書，不重視科學知識的傳授。但是隨着時代潮流的推進，貴州省教育會開辦了私塾教師訓練班，在班上設置教育學、算術、地理等課程。私塾先生們在學校要進行考試，考試過關後獲得一張憑證，這才能繼續任教。顧顯平的私塾老師也被拉去了上課，並且把學到的近代科學文化知識帶回了私塾裏。" 父親說，原來私塾老師講古文的時候，他一點都沒興趣，時常要被打手板，後來先生開始講地理，談達爾文，這些知識讓我父親瞬間就有了興趣。"

當時的貴陽城裏還有一個川劇班，過去演的戲劇多是牛鬼蛇神。1918 年的 3 月，這個川劇班排演了一出新劇，名爲《乞丐儲金》，講述了一對乞丐夫妻，寧願忍飢挨餓，也要把積攢下來的銅錢捐給救國儲金會。舞臺上，當丈夫大聲說出 "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 時，臺下觀衆紛紛起立，鼓掌叫好。在這出川劇上映期間，每場都是座無虛席，還有不少人只能站着看。

小學生演話劇 宣傳新思想

新思潮的傳入，爲五四運動在貴陽的開展打下了思想基礎。1919 年 5 月，當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入貴陽後，立即激盪起了一股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熱潮。

80 歲的付祖榮是貴州一家企業的退休員工。他說，1919 年時，他的父親付明只有 10 歲，在達德學校裏讀書。有一次，達德學校要參加示威遊行，需要製作一批標語、旗幟。由於學校經費困難，教職員的薪俸也很低，學校便發動每一個學生捐獻一角錢。在宣佈這個決定之前，學校本來擔心有的學生家庭困難交不起。但是在發動大會上，所有的學生都發出了 " 贊成 "、" 願意 " 的喊聲。

第二天，付明前往學校捐錢時，聽說有的家長還借錢來捐款。當天，還不到湊午放學時間，學校就收足了活動費。到了夜裏，達德學校禮堂裏，雪亮的煤氣燈被安放在桌子上，各個年級推舉出來參加籌備的同學興高采烈地製作旗幟、書寫標語。

達德學校的命名，來源於孔子在《中庸》中所說的 "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因此，達德學校把 " 知、仁、勇 " 當做校旨，鼓勵學生要 " 好學、力行、知恥 "。五四運動中，達德學校的師生對過去的校旨、校訓做出了新的解釋。在達德學校代表團成立的大會上，一位進步老師說，" 好學、力行、知恥 " 應該是勤奮學習知識，努力參加活動，誓雪國恥。

1919年7月5日，學聯貴州支會成立，並號召各個學校每天都要派出宣傳隊在街頭巷尾進行宣傳。達德學校每天晚上在學校門口、大十字、北門橋三個地方設立了宣傳點，派出各個年級的學生前往宣傳。低年級的學生一般就負責學校門口的宣傳點。

付祖榮說，當時只有10歲的付明也參加了這一次的宣傳。在老師和高年級的同學幫助下，付明背熟了講稿。每天晚上，在喫過飯後，達德學校門口便點亮了煤氣燈，周邊的人們陸續圍攏過來，年幼的付明被老師扶上桌子，唱起了《蓮花落》：" 叫一聲，父老兄弟們；聽我說，國恥加國恨 "。

當時的達德學校裏，有一名姓孫的校工，主要負責掃地、燒茶水等雜活。每天在演講開始前，他都會幫學生點好煤氣燈，放好桌子，然後吸着葉子菸，蹲在旁邊，與圍觀羣衆一起聽着學生們的演講。付祖榮說，這名校工是從四川流落到貴陽的，並不識字，但是通過演講，他了解了身邊發生的一切，當學生講到傷心處的時候，這名校工也在跟着流淚。

白話文興起 得到廣泛認可

五四運動前的貴陽，還盛行着 " 老不看《三國》，少不讀《水滸》，女不看《紅樓》" 的說教，認爲這些書會使人走上邪路。然而在五四運動思潮的衝擊下，達德學校不僅開始教白話文，還反對不合時宜的文言文，摒棄八股文。在課堂上，老師們開始公開教授白話文，並把《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以及《紅樓夢》中的精彩片段選作教程，既教文化，又教歷史，引導學生反對封建思想。這樣的授課方式得到了許多學生的喜愛。付祖榮說，他的父親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接觸到了中國四大名著。

白話文的興起，也讓貴州的話劇事業得到創新。達德學校先後編排了以戊戌六君子殉難爲題材的《維新夢》、以北美獨立戰爭歷史編成的《共和鑑》、以意大利建國三傑爭取民族獨立故事寫成的《少年意大利》以及讚揚林則徐、奢香夫人等話劇。後來，達德學校還把北京學生在五四運動中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行動搬上了舞臺。

每年秋天，學校都會進行3至5天的公演。演出的劇本不少都是出自愛國主義教育教黃齊生之手，服裝、道具、佈景則由學生負責製作。在演出時，每場都是滿座，一些附近縣城的人也專門趕到貴陽來看演出。

一些守舊派認爲達德學校的做法有失體統，誤人子弟，還給學校起了一個 " 達德戲班 " 的名字，但是學校的師生們也並沒有因此氣餒。他們認爲演出新劇是對民衆進行通俗教育，並引發了話劇說明書，介紹劇情，讓愛國主義思想得到更大的傳播。

75 歲的楊泉芝說，正是受到 " 五四 " 思潮的鼓勵，1919年，她的母親範新順前往法國留學。當時，女子赴法留學在全國都產生了很大的震動。

在法國，範新順遇到了老鄉楊八元。共同的背景，讓他們之間有了很多的話題。更爲重要的是，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範新順和楊八元對自由戀愛、真摯愛情都充滿着嚮往。在遠隔故鄉千里的法國里昂，兩人不再羞澀，相愛結婚走到了一起。

曾擔任社科院研究員的熊宗仁認爲，五四運動的出現提升了新文化運動，注入了愛國精神，喚醒了大量羣衆，成爲思想文化啓蒙與反帝反封建鬥爭相結合的新思想揭發運動。

貴陽晚報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特別報道之四：

半工半讀，留法探索救國路

里昂是法國的第二大城市。在老城區的聖富威爾山，沿着上山小道走上20多分鐘，可以看見一棟白色的建築，當地人將其稱爲 "crous"，意爲非營利性公寓。1921年，周恩來、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這裏。

在五四運動之後，中國興起勤工儉學潮，大批青年赴法留學。與周恩來、鄧小平一同抵達里昂的，就有着21名貴州學生。在陌生的土地上，中國青年懷着滿腔熱血抱負，半工半讀，尋求着救國之路。

登上貨艙 貴州青年赴法求學

東北女孩戰春穎現是貴陽一家公司的員工。大學期間，戰春穎作爲學校交流生曾前往法國里昂學習，並住進了crous公寓裏。

據戰春穎介紹，crous是法國主要針對學生羣體設立的非營利性公寓。學生通過申請，可以租住公寓內房間，法國政府會針對性地給予相當比例的房租補貼。

" 我一開始住進去的時候只是感覺房間比較簡陋，後來我身邊的同學告訴我，我們住的這棟樓就是當年周恩來、鄧小平在法國留學時住的公寓。" 戰春穎說，crous的這段歷史讓許多中國留學生感到親切。

五四運動爆發之後，中國青年接受了大量進步思想，目睹着國勢危亡，許多青年爲尋找救國圖強、改造社會的真理，投入了赴法勤工儉學運動。1920年6月25日，在前往法國的 " 輪博爾多斯號 " 輪船上，就有着一名貴州學生熊天牧。

76歲的熊英是熊天牧之子。他回憶說，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父親與同學一起在貴陽參加了學生遊行。同年8月，熊天牧得知上海在招送學生前往法國勤工儉學，便趕往上海報名，參加了3個月的法語培訓。

第二年，在勤工儉學會的幫助下，熊天牧登上了前往法國的輪船。" 當時我父親因爲沒錢，只能買四等艙的船票，其實也就是貨艙船票，裏面全是機油味，除了我的父親，還有 100多箇中國學生也坐在裏面。" 熊英說。

在法國，熊天牧一邊在工廠做工，一邊在聖日耳曼公學攻讀。1921年，熊天牧考入比利時沙洛瓦勞動大學電學系，成爲中國第一個留學比利時的學生，受到比利時王子的接見。之後，熊天牧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在1925年回國，在河南、北京、徐州等地，開展地下黨工作。

家書傳情 留法生涯的溫情

76 歲的熊繼文退休前是貴州大學物理系老師。在他的家中，掛着一幅 100 年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少年穿着黑衣，面帶微笑，盤腿坐在父母面前。" 這個人是我的叔叔熊自難 "，熊繼文說，從小到大，他都沒有見過自己的叔叔，卻經常從父親的口中聽到叔叔的故事。

熊自難是貴陽人。1919年，他從上海出發，前往法國巴黎留學。

" 當時從巴黎寄信回來，需要8個多月的時間，但是叔叔還是堅持寄信回家 "，如今，熊繼文依然保存着熊自難的家書。在信中，熊自難寫道：" 每每想到貴州的環境，一回憶自己以前的恍惚，非常替青年們可怕，只希望他們早早覺悟。"

當時的法國剛剛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百業蕭條。許多留學生迫於生計，只能進入工廠做工賺錢。熊自難因爲年少時學過繪畫書法，他在巴黎找到了一家瓷器廠，在裏面畫中國仕女圖，這些畫作在法國大受歡迎，熊自難也因而賺到了較爲豐厚的收入。

熊繼文說，從1922年開始，不知道是爲何原因，家裏沒有再收到過熊自難的信，家人還特意去駐法公館詢問過熊自難的下落，但是沒有結果。後來得知因爲生病，熊自難在法國早逝。

異國他鄉 掀起求學鬥爭

1921年，里昂中法大學成立，這是中國近代在海外設立的唯一一所大學類機構。這一年的秋天，爲擺脫求學生涯中的困境，中國留法生展開了一場爭回里昂中法大學的鬥爭。曾擔任貴陽市人民政府委員、市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省政協常務委員的劉方岳便參與了此次鬥爭。

據劉方岳之子劉君桓回憶，1921年，劉方岳前往法國留學。此時，中法留法青年監護委員會宣佈，用於救濟陷入困境的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維持費發放至9月15日。這個決定讓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陷入困境。

在法國巴黎，劉方岳遇見了周恩來。在下榻的旅社中，周恩來直接佈置了攻佔里昂中法大學的事情，並告訴劉方岳，先去找所學校學習法文，學好法文才方便活動。

1921年9月20日，" 爭回里昂中法大學 " 運動正式開始。具體指揮這次行動的是李維漢，帶隊者是蔡和森，周恩來還派王若飛來加強這次行動的領導。在蔡和森的領導下，9月21日，陳毅等組成的三個小組，帶頭衝進里昂中法大學的大門。不過，這次行動遭到法國軍警的干涉，120餘名中國留法學生被法國軍警扣押。

23天后，法國當局在兵營中宣佈中法兩國政府商定，將勤工儉學學生全體送回。劉方岳和其餘 103 名留法學生被押至里昂火車站前往馬賽，隨後又被送上游輪遣送回國。聞訊趕來的周恩來，專程要爲這批留學生送行，可是遲了一步，輪船已開航遠去。

在回國的路上，劉方岳把自己省喫儉用買來的《法蘭西內戰》、《哲學的貧困》、《韋氏大辭典》等書帶在了身邊，作爲這趟歐洲行的紀念物。

利用所學 回國改造家鄉

經過國外留學之行，學生們已經不再是當年的懵懂少年。懷着滿腔熱血，他們開始利用自己的所學所識改造家鄉。

曾前往日本攻讀經濟學的銅仁青年周逸羣在 1923 年回國來到上海後，他與貴陽進步青年李俠等創辦了《貴州青年》旬刊，這是外地創辦的刊物中，出現 " 貴州 " 兩字最早的刊物。

《貴州青年對貴州政治應有的主張》、《三民主義與貴州》…… 登載有進步文章的《貴州青年》，被周逸羣通過郵寄、託人傳帶的方式傳回貴陽，引起震動，而周逸羣卻收到了3次裝有子彈的恐嚇信。周逸羣並沒有因此畏懼，他得到了共產黨青年領導人肖楚女的支持，並發展周逸羣成爲了中共黨員。

從法國留學回國的楊八元，在抗戰爆發後，逃難進入了貴陽。作爲抗戰大後方，貴陽在這段時間人口驟然成倍增長。一時間，例如肥皂、蠟燭等生活用品供不應求。

利用自己在法國所學的專業知識，楊八元在較短時間內製造出了肥皂和蠟燭，交由廠裏30多名工人生產，產品很快上市，得到不錯的銷售成績。

抗戰期間，缺少的不僅是肥皂、蠟燭，還有玻璃用品。貴陽的企業公司看到了這個商機，在小車河南岸建起了貴陽玻璃廠。經過一行人的努力，貴陽玻璃廠生產的酒杯、茶盤、果盤等在重慶有玻璃廠經銷處，西安、昆明等各處有代銷店，並能與當時的美國玻璃杯抗衡。1945年，楊八元擔任了貴陽玻璃廠廠長。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國全國玻璃行業熱水瓶評比中，貴陽玻璃廠被評爲全國第二名。

法國歐華歷史學會會長葉星球認爲，當年很多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和在里昂中法大學學習的學生都抱着振興中華、改變中國貧困落後面貌的心願，他們不斷瞭解外部世界，將先進思想文化理念和科學知識傳遞到中國，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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