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憑欄欲言

4月30日，東京，日本明仁天皇正式退位，30年的“平成”時代正式落下帷幕。

5月1日開始，德仁天皇即位，日本迎來“令和”時代。

失落的二十年、平成肥宅、低慾望社會、不婚不愛、喪、啃老族是平成時代揮之不去的烙印。

任何一個詞語，大概都能讓人感受到那種頹的氣息撲面而來。

老一輩的“昭和男兒”們對此痛心疾首，怒斥平成年代的年輕人爲“平成廢物”，卻忘記了自己曾經是“昭和廢物“。

昭和廢物

昭和時期自1926年至1989年，橫跨二戰時期，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不獨爲亞洲國家帶來巨大創傷，也將日本推入深淵。

二戰使日本戰前積累的財富喪失殆盡，據日本戰後復興院調查，“因空襲而遭破壞的城市有119座，破壞房屋240萬戶，受災人數880萬人，直接財產損失643.9億日元“。

投降後，日本陸海軍庫存物資和交由十大財閥託管物資皆莫名消失，估值約3000億。而此時政府經常支出才205億。

1945年日本投降之時，工業產能損失80%，糧食奇缺，惡性通脹。戰後四年間通脹分別爲539%、336%、256%和127%。一升米的價格，1946年6月爲2.7日元，四年後，已經上漲至62.3日元。

當時有個真實故事，一個日本人上火車前想喫個橙子，嫌價格太貴想下個站再買，結果一站比一站價格更貴，以至於到終點仍沒喫到。

日本人戲稱，“火車行駛的速度都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

戰後日本滿目瘡痍，工作崗位極少，女人做“潘潘”或“安麗“，男人到“青空市場“做搬運工，是戰後昭和時期的常見情形。

“潘潘“早期爲美軍對慰安所服務女性的稱呼，有很多種解釋，有一種解釋是，日語中麪包是個外來詞，來源於葡萄牙語的PAN（音“潘”），女性慰安美軍換取果腹的麪包，從而被美軍稱作“潘潘“。

日本投降之後，美軍士兵在日本橫衝直撞，強姦事件極爲頻繁，日本警察廳對此無奈又無能，日本王室和國會、議會的上層官員極爲擔心家族女性受到侮辱，密令嚴控皇族、華族、公族和財閥女性外出，並在戰後極爲困難的情況下撥款5000萬，由日本官方出面建立“慰安所“。

犧牲下層女性的貞潔來捍衛日本高層女性血統純潔。

慰安所建立後，過度混亂的性行爲使得當時日本的慰安女和美國士兵90%以上都得了性病。

1946年，此事被從事人權運動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得知，她極爲憤怒，質問當時日本的“太上皇“麥克阿瑟將軍：”我們聯衆國的小夥子們，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這樣出入得髒病的嗎？你這個司令對此很自豪嗎？“

隨後，駐日美軍司令部以”公然賣Y是對民主理想的背叛“爲理由，要求日本政府關閉慰安所，慰安女制度被禁止，5.5萬名慰安女沒有任何補償被遣散，此時的日本又無法提供工作機會，只能轉爲地下繼續從事此行業，”潘潘“稱呼被沿用。

”安麗“則是對被美軍包養女性的稱呼，來源於英語”only“。日本知名電影《人證》中的女主人公，就是當時的“安麗”。

”青空市場“雖然名字富有詩意，實際則是指窮的連遮蔽都沒有的各種地下黑市。

1945年9月，日本各大城市都出現了“青空市場“,美軍駐地門口成爲最有活力的市場，昭和時期著名的”窩囊廢第四師團“的大阪兵們，打仗不行，生意在行，師團投降後被遣返日本港口，第二天就神采奕奕的把在佔領區搜刮到的雜貨物品，連同自己的子彈殼做的紀念品，統統擺到美軍駐地門口交換牛肉罐頭。

與駐日美軍私下交易的美國貨（如牛肉罐頭、軍衣、起居雜貨、甚至軍用物資等）在當時日本地下市場佔據重要地位。

此時的日本，一等人是美國人，二等人是朝韓臺灣人，三等人才是日本人。

朝韓臺灣人中一部分是勞工，戰後多數選擇回國也有少部分留下；另一部分則是具有親日行爲怕被國內清算而跑到日本的，這部分人在日本戰敗後搖身一變又成爲戰勝一方代表，四處欺壓普通日本百姓，並逐漸形成黑道勢力。

這部分人中包括韓國所認爲的“韓奸“，2004年，韓國總統盧武鉉依靠民意上臺，就曾經提出要政治上清算親日派財產，落得最終自殺身亡。

代表朝鮮出戰世界盃的球員鄭大世，父母就爲此時留在日本的韓國人，鄭大世具有韓國、日本雙重國籍，鄭大世政治情感上傾向於朝鮮，後又取得了朝鮮國籍，在2010年代表朝鮮參加世界盃足球賽，在首次亮相唱國歌時因淚流滿面而給世人深刻的印象。

此時的日本百業蕭條，食不果腹，國民對未來極度迷茫、惶恐不安、四處受欺壓，哪有絲毫“昭和男兒”的影子。

倒是有另一句諺語 “昭和養鬼，平成養豚”，對此時的昭和時期形容的比較貼切。

餓殍滿地，秩序混亂，百鬼夜行。

“昭和男兒”，物質決定精神

轉折點來源於朝鮮戰爭。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日本成爲美軍的作戰物資供應地，世界經濟重心加速向太平洋轉移，1950年日本的出口僅有18.2%面向朝鮮戰場，到了1953年，變爲63.5%。

1951年，日本經濟已經恢復到戰前水平，1965年至世界第五，1968年至世界第二。

日本騰飛大致可分爲四個階段：

1. 外需與投資拉動階段

受特需經濟拉動，日本經濟擺脫了嚴重蕭條局面，至53年，朝鮮戰爭結束，特需經濟中斷。

但日本戰後受到極度壓抑消費慾望迸發出來，消費、投資與出口都開始步入正軌，經濟良性增長。

然而由於勞動者分配比例過低，消費難以承擔重任，日本過度依賴外需與投資拉動經濟增長，50年代末期，貧富差距嚴重、人口紅利期即將結束、國富民不強、消費需求不足等衆多問題一一暴露。

2. 內需發力拉動階段

1960年，日本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着力於以國民增收來解決國內需求疲軟問題。

日本“收入倍增計劃“力圖糾正收入差距，使國民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提高國民消費能力，以內需拉動經濟。

從實際效果看，日本國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消費能力飛速增長。至2010年，日本三井物產等一流企業，最高領導層與一般職員收入差距不超過五倍，收入差距得以糾正。

3. 小政府化、高科技升級拉動經濟

1971年，日本外匯儲備一年間增加了約4倍至154億美元。

同期，越南戰爭對美國經濟造成極大影響，爲改善經濟，尼克松政府於8月15日宣佈實行"新經濟政策"。該政策對外採取了兩項措施，放棄金本位美元貶值和徵收10%的進口附加稅。

美國政府的這一決定對日本的影響最爲嚴重，被日本稱爲"尼克松衝擊"。

爲對衝日元升值對經濟帶來的壓力，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發表《日本列島改造論》，採用了凱恩斯經濟理論，提出以積極財政大力基建，要在1972-1985年間維持10%以上的經濟增長率。這導致日本國內供需緊張，通貨膨脹，1973年日本CPI升至11.6%。

自1936年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出版後，日本及西方各國普遍奉行凱恩斯主義，並維持了長期繁榮，直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

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日本及西方各國經濟普遍陷入滯漲，這是經濟學歷史上首次普遍性出現經濟停滯但物價上漲現象，這無疑是最痛苦的經濟階段，1974年日本GDP增長率爲-1.23%，CPI爲23.2%。

這宣告了西方國家政府奉行多年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破產。

各國開始極力對抗滯漲，哈耶克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重新被重視（在40年代與凱恩斯論戰中，其理論被摒棄，哈耶克認爲小政府化，即政府減少幹預並縮減規模有利於推升經濟效率，而凱恩斯則認爲政府應發揮更大作用，提倡政府幹預）。

1974年，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隨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開始捲入小政府化浪潮，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幹預，減稅並壓縮政府規模來對抗滯漲。

美國總統里根提出四點，降低政府支出、減稅、減少監管、控制貨幣供應。

日本同樣採取了簡政放權，這爲日本經濟注入新的活力。

8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產品去掉了大路貨、低質低價的標籤，日本精密儀器、機牀、高端汽車等已開始超越歐美，引領世界。

日本經濟成功轉型爲高科技拉動，日本開始進入他的巔峯時刻。

物質決定了精神，“昭和男兒“意氣風發，買下了好萊塢，買了下洛克菲勒廣場，買下了很多美國地標性的建築。

4. 泡沫繁榮期

1985年，美、日、聯邦德國、法、英簽署《廣場協議》，美元貶值，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只短暫的（17個月）降低了日本的景氣度。

1987年10月，歐美髮生股災，波及日本，股災第二天，日本出現大量恐慌性賣單，日本大藏省撥了幾個電話，再開盤時，賣單就奇蹟般消失了，大型機構開始進場護盤，股市緩慢下挫，適逢日本電話電報公司公開籌措370億美元，以270倍市盈率上市，其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市盈率只有18倍，股市再度崩盤，日本主管部門準許日本四大券商代爲進場操作（日本國家隊），日本券商呼籲在危機時買進股票是愛國行爲，民衆應愛國買股。

日本政府決定軟着陸。

日股市短暫下跌後，迅速反彈，並在1989年底創出新高。

一邊是遭遇危機的歐美資金，一邊是日元升值、日本資產價格上漲；

大量海外資金瘋狂湧入日本，隨後，日本國內興起投機浪潮，日本作爲島國，人多地少，日本人相信土地永遠不會貶值。大量家庭在此時加槓桿購入股票房產，日本政府的軟着陸決定將大量槓桿轉移至居民身上。

1989年投機達到高峯，“昭和男兒“信心也達到頂點，也就是在此時，石原慎太郎寫了《日本可以說不》，向世界宣稱日本即將超越美國。

“昭和男兒”的投機後果造就“平成廢宅“

1989年1月7日，日本皇太子明仁登基，改年號爲“平成”。

同年12月29日，日本股價到達高點38975點，此後開始下跌， 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發佈《關於控制土地相關融資的規定》，對土地金融進行總量控制同時，控制不動產貸款。

日本1990年階段與中國目前所處情形極爲相似，中國也在控制資金流入房地產。

很多人將日本金融政策收緊歸於日本主動控制刺破泡沫，而對比中國目前所處情形後發現或許並不是日本主動刺破，而是各種情況下的被動選擇。

1. 資金外流的相似性，迫使兩國央行收緊貨幣政策

1989年日本股、匯、房多重上漲潛力耗盡，資產價格積累了相當大的風險，刺激資金外流。

日本資本項開放，爲遏制資金外流，日本只能主動收緊貨幣政策。

這與中國有所不同，中國資本項未開放。

2019年一季度，中國以收緊資金外流渠道同時放水來刺激股市上漲，這是日本無法操作的。

但中港資金具有連通性，香港匯率逼近聯繫匯率後，中國相當於資本項開放，已近似於日本。

二季度，央行主動開始收緊貨幣政策，與日本央行1989年操作極其相似。

2. 收緊貨幣政策則股市承壓

兩國皆在外流壓力之下收緊貨幣政策，不同點在於日本資金流動更爲自由從而缺少幹預手段，考慮香港緩衝因素消失後則基本一致。

2018年四季度中國股市持續股災，2019年初貨幣放鬆後股市反彈30%，此時港匯緩衝消失，2季度重又收緊貨幣政策後，股市又開始持續下跌，與1990年日本一季度外流及股市狀況相似。

3. 或意圖拯救股市，從而出臺政策來遏制資金流入房市

資金外流壓力下，貨幣政策無法放鬆，只能選擇在股房之間騰挪資金，兩國國民皆對房子具有極強信心，導致房價價格粘性較強，短期不易出現問題，控制資金流入房市，可以緩解股市危機。

這或可解釋爲何兩國面對同樣的問題，在資金外流壓力、股市壓力之下，都選擇了控制資金流入房市。

不識泡沫真面目，只緣身在泡沫中。控制資金流入土地並沒有拯救股市，日本股市持續下滑，1992年3月對比高位已經腰斬，8月，跌至1/3。

限制資金流入土地後，日本土地價格粘性也只維持了一年多點，1991年中，日本土地價格開始下跌，最後跌的最慘的正是信心最強的一線土地。

廣場協議後4年間，通過金融資產價格大起大落，日本社會財富進行了重新分配，大量財富集中到少數贏家手裏。而股票輸家和高位購入房產家庭成爲負債者，整一代人都在爲還債而壓縮消費開支。

這爲日本平成時代消費萎靡，經濟不振埋下苦果。

所幸的是，平成時代是一個國際化大發展的時代，日本積累了大量資本與技術優勢，通過對其他國家投資仍賺取了較高收益，1989年僅爲13.7%的海外生產比例到2018年提高至36.2%。

對外投資可以同步帶動日本出口，利潤迴流又可以刺激日本第三產業發展。但這些有利因素仍未能將日本國內經濟拉出低迷，側面說明日本國內經濟內生動力的惡化程度。

這也對中國具有借鑑作用，中國同樣爲軟着陸做出了大量努力，但對外投資尚未成規模，相較於平成年代，目前世界國際化趨勢也有所倒退。

日本60後出生的人羣，一畢業都可以被五家左右的公司錄取，面試路費報銷，一旦錄取還有現金獎勵。

70後的出生人羣，一畢業迎接他們的卻是經濟危機與緊縮的招聘市場。

這一代人至今有部分只能靠兼職生活，經濟條件岌岌可危，成爲大齡不婚不育的主力人羣。

據2015年調查，18-39日本成年人中，從沒有過性生活的人高達1/4。在日本，約每5人，就有一個人終身未婚。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窮。

日本的80後、90後，幼年時期就開始體驗父母投資失敗的惡果。房產不斷貶值，房貸卻分文不少，家庭生活質量直線下降。

成年後又陸續遭遇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和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衆多日本公司經營慘淡，大幅縮減招聘名額。

在多次找工作碰壁後，部分年輕人開始沉浸於自我精神世界，開始與社會脫節，“平成廢宅“描述的正是這部分年輕人。這更多是由社會原因決定。

借鑑日本發展歷程來看，中國目前發展近似直接由1跳躍至4，2、3步驟的經濟潛力尚未得以完全挖掘。

平成已別，令和乍至。這會是日本的轉折嗎？

可以肯定的說，這不會。

平成年代的經濟乏力，驅使日本老齡化與少子化現象愈發嚴重，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日本日子一年比一年難過。

2011年，日本預算支出92.4萬億，其中老年人年金約21萬億，國債利息22萬億，收入卻只有41萬億，有51萬億的缺口。

日本政府長期依靠發行國債，向國民和海外投資機構（少量）借錢過日子。

然而，國民儲蓄終有極限。

一旦借無可借，要麼債務貨幣化，高通脹來解決問題，要麼就是大幅增稅。無論哪一種情況，都會伴隨經濟內生動力下降。

而伴隨着全球經濟的增長乏力，各個國家領導人勢必會以本國優先來贏取選票，全球化陷入倒退已現苗頭，這也會降低經濟外生動力。

內憂外患之下，“令和“或將繼續負重前行。

但經濟發展停滯對日本來說也許並非完全壞事，人之幸福源於精神和物質，日本長期物質發展停滯，反給了日本人一種自由，停止竭盡全力追趕物質的腳步，讓許多有趣的藝術與亞文化得以發展。

日本的泡沫短短几年間迅速破滅了，但它的痛苦擴散至今，卻也淨化了日本人的心靈。

後一代中國人，或將能學會更多反思生命存在的意義，而非沉浸在996中不可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