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滅亡前幾年無徹底動搖根基的大規模戰亂，為何會在八國聯軍侵華十多年後迅速滅亡？
一個集團滅亡其實很簡單，首先是他的愚蠢的搜刮政策使大多數人受害其深，無法保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而激起暗潮民怒。
有人說，不搜刮人民不行嗎？其實這就不懂政治了，一個國家有著龐大的國家機器，軍隊，警察，官府，這些龐大的人羣的高官厚祿，高俸祿，都必須取之於民，搜刮過了頭，使許多老百姓無法生存下去，他的基礎其實巳經危機四伏了。
軍官，警察，官員的貪污腐敗，挖皇權的牆角，使大部分供養軍隊，警察，官府的銀餉落入了私人的荷包，而使政府開支困難。
由於貪污私分引起的勾心鬥角，內部矛盾重重。
一個王朝，失去了民心，官員腐敗無能，給洪秀全，孫文，造反創造了有力的條件，而使他們得到了許多的人民支持，參與他們的造反。這時天下大亂了。
一個崇高的皇帝形象變成了人民的仇敵，一個崇高的皇權統治集團變成了反動政府，罪惡的清妖，或者是滿族人的異族統治。各地不斷的風起雲湧的造反破壞更加的使國家全面危機。
政府與造反者各自的軍隊撕殺，使整個國家破產，而使一個神聖的皇權倒閉，滅亡。
一個王朝，失去了民心，歇斯底里的剝削和搜刮，只能激起民憤，激起革命者造反，而走向滅亡。清朝的晚清時期就是這樣。
謝謝一戶侯老弟邀請。王朝興衰就如同花開花謝，都有興起之時和終結之日。
滿清興衰滅亡簡史當年尚在氏族社會階段的女真族以大半個東北的一隅之地，席捲蒙古、大明，降服疆藏，朝鮮、安南、琉球等小國皆戰戰兢兢的臣服，其勢如同開掛一般不可阻擋。
而滿清十三帝，除了年幼的賻儀排除在外，任何一個都不能稱之為昏君。到道光時，英夷憑藉船堅炮利和鴉片敲開了中國國門，此後歷經列強的輪番勒索和國內民變此起彼伏，但自發捻被剿滅和洋務運動的興起帶來了所謂的「同光中興」，工業、艦隊、槍炮逐漸成為主流，清軍甚至能在1885年取得鎮南關大捷擊敗強大的法國。
如此大清雖然內憂外患，卻無亡國之兆，甲午和庚子年的侵略者雖然兇悍，但目的都不是取而代之，王朝依舊可以延續，但卻因為一場僥倖成功的武昌起義而帶來多米諾骨牌效應：
南方失控，各省「獨立」；孫文鬧事，建立民國；新軍背叛，袁氏逼宮。
成為「親爸爸」的隆裕太后畢竟沒有慈禧的見識，而攝政王載灃也不是精明能幹的「鬼子六」奕?，一番連哄帶騙就接受了南北議和的退位協議。
死亡直接原因過程看似荒唐和隨意，從上可以總結出許多原因：主少國疑、袁氏不忠、內憂外患、民心盡失、權柄失靈等等。
然而，這一切距離慈禧去世不過三年，之前她雖然跋扈奢侈，但對於帝國的掌控卻非同一般，至少袁世凱是絲毫不敢生出叛逆之心的，為何三年之後，龐大的帝國就成了一副多米諾骨牌了呢？
一、革命黨其實還很嫩
筆者一致認為歷史誇大了孫中山先生的力量，他比起同樣鬧革命的後輩而言手段和成敗相去甚遠。兩次廣州起義、 自立軍起義、惠州起義、萍瀏醴起義、黃岡起義、七女湖起義、安慶起義安慶起義... ...一大串的失敗幾乎耗盡了同盟會的資金、人才和熱血。
唯一成功的武昌首義卻是文學社和共進會為主的革命黨人組織的，時機不錯，也贏得僥倖（具體內容自行百度），跟孫先生沒有任何關係。
武昌丟了其實不要緊，拿回來就是了，問題出在後面。
二、人才的凋零和袁世凱的背叛
想當年，努爾哈赤生了一堆堪稱英雄的兒子，而皇太極和多爾袞則是一代豪雄，加上索尼、鰲拜等一眾能人，確實是將星雲集。
而當時則表現出一種氣數已盡的無奈。朝廷出錢出人的新軍突然就成了他人私軍，袁世凱固然厲害，但滿清尚有能人的話，何至於如此地步呢？
大軍在武昌城下磨磨蹭蹭，唯一具備戰鬥力的新式軍隊拿不下烏合之眾佔據的武昌，自然是的得到了袁世凱的暗示。
第三、當局對時勢的誤判
其實南方是不敢打的，袁世凱倘若當真要當忠臣，天下還是滿清的；而袁氏則投鼠忌器，雖然主少國疑，但北方依然被清政府控制，百萬大軍仍忠於朝廷，而滿蒙和疆藏則依舊視皇帝位正統，遺老遺少勢力其實不小；退一步也可以回東北立國，當時可沒有東北軍和張作霖，只殘留了當年隔離漢民於「龍興之地」之外的柳條邊。
戰事若起，成敗不說，除了漢地十八省之外怕都不再是中國的領土範圍了，因此雙方合力餵了隆裕太后一碗「女中堯舜」的毒雞湯，就讓一臉懵逼的賻儀遜位了。
上述是直接原因，滿清此刻的脆弱其實另有故事。
中長期原因王朝積弊由來已久，已經病入膏肓。
第一，王朝的首要目標在於延續。
對於女真統治者而言，將人口基數龐大的漢民族如同草原上的牛羊一般圈養獲利乃是頭等大事，他們對國內風吹草動有著野狼般先天的警覺，相反對於無力吞下中國的侵擾者反而不甚在意，割地賠款大方得很。
因為顧忌漢族官僚的掌權導致統治根基動搖，因此總體上能和談絕不動武，能破財消災就一定息事寧人。哪怕被歐美列強欺負到家門口來了，滿清還抱著「天朝上國」的白日夢不可自拔，在《北京條約》的簽訂過程中，鹹豐皇帝甚至想用關稅全免來替換英法公使進京的條款，只因為使館一開，那就是對等外交了。
第二，漢族官僚的離心。
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旁觀，不思一為之所也。--《討粵匪檄》
當年曾國藩視滿清位正統，號召讀書人為儒家禮教而戰，功成之後裁剪湘軍，甚至借天津教案自污，可謂逆來順受，毫無背叛之心。
李鴻章也是忠心耿耿，作為大清的「裱糊匠」，他剿滅捻軍，籌建北洋艦隊，且三番五次受辱於帝國敗北而來的城下之盟。
但滿清漢族官僚的利用和防範畢竟是肉眼可見的，這一點在鎮南關大捷之後不敗而敗而簽訂《中法密約》之時就已經生出罅隙，甲午年的能戰不戰加深了隔閡，至1900年的東南互保運動則讓雙方等同攤牌。
1900年慈禧發布「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的宣戰令。自鴉片戰爭60年以來，清政府在面對列強屢戰屢敗，喪權辱國的條約簽了一籮筐。一個都不搞不定，這回一口氣單挑11個，難道是那羣「刀槍不入」的義和拳民給了她勇氣嗎？
畢竟忠誠不等於愚蠢，以李鴻章為首的南方督撫們發起了「東南互保」運動。李鴻章怒斥「此亂命也，粵不奉詔」,加上英國的串聯，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與列強達成了《東南保護約款》以成自保之勢，這便是「東南互保」。
之後，帝國中樞京津和直隸熱熱鬧鬧地上演了攻戰、西逃和簽約的大戲，而南方則隔岸觀火，可笑的是慈禧「迴鑾」之後居然下令褒獎眾人「忠君體國」。
至此，雙方其實已經心照不宣，督撫們用有限的忠誠換取朝廷的坐視不管，各省的失控讓慈禧也掌控不了全局了。
此時擔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心中正惦記著「大澤龍方蜇，中原鹿正肥」的好事。
第三，民心盡失。
自甲午戰爭徹底打破清政府的東亞大國幻覺之後，民智也逐漸開悟。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則著實讓變法派扮演了一回「忠臣」，對於康有為的不認同並不代表對變法的否認，甚至連張之洞李鴻章都表現出曖昧的態度。而八國聯軍侵華則徹底打散了民心，顯然廣大民眾對於這個毫無保護能力的異族朝廷再無什麼好感了，除了既得利益的遺老遺少們。
當時，「立憲」可謂是眾望所謂，這是漢族官僚合法攫取權利的最佳方案，也是將派系紛爭明面化、合法化的理想手段，更是平息輿論的唯一途徑。
但清政府就是不幹，從「立憲考察」的不慍不火到「恣意院」開設的姍姍來遲，再到「皇族內閣」的「誠意滿滿」，滿清的「拖」和「哄」二字訣耗盡了所有人的耐性，畢竟眼瞎的只是少數。
在這樣的情勢下，武昌起義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其實不足為奇。
真正原因：「放不下」
滿清其實死於一種「不見棺材不掉淚」的「放不下」：
女真族民放不下世代領有的「鐵杆莊稼」，貴族放不下既有的榮光和利益，皇帝和攝政王放不下天大的權柄，政權放不下對於合法性的隱憂，中央放不下對於「地方自治」的恐懼，地方放不下生殺予奪的優越感，慈禧放不下避免被活著就遺臭萬年的憂懼，奕匡則放不下萬貫家財的來路。
作為入主中原的遊牧民族，滿清的內心都是生怕好日子一去不復返的不自信和擔憂，帶來既得利益集團的集體短視，進而拒絕大多數可以改善國家和民族處境的改良，除非能夠有利於統治。
因此洋務運動可以搞得轟轟烈烈，慈禧可以放任李鴻章修鐵路、辦報紙、電報、鋪電線、開礦造船甚至建立艦隊，也可以容忍烏煙瘴氣的義和團打破國際公約圍攻大使館，卻要毫不猶豫地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維新派下狠手。
▲戊戌六君子既然放不下，那就只能被放下了。
滿清的覆滅與其說是武昌起義的僥倖和革命黨的奮鬥所致，不如說是民眾、漢族士大夫官僚集團對於滿族統治集團一心維護其圈養政策的失望而非對於皇帝或帝制的排斥，進而親手埋葬曾經無限效忠的王朝。
清末格局十分複雜，因而對於當權者的形勢判斷和決斷能力要求非常之高，顯然他們並不具備，在不斷「作死」中錯過了戊戌變法（雖然很不靠譜），又錯失了「立憲」的最佳時機，終於導致了全社會階層的絕望（八旗子弟除外）。
甚至滿清亡國之後溥儀依然被張勳康有為騙去搞復闢，後來又被日本人忽悠建立了遺臭萬年的偽滿洲國。
滿清最終屍檢報告：所謂的死亡原因都可以歸根於「放不下」帶來的「不作為」，在擁有足夠力量的前提下始終不肯不擁抱新時代的變革。既然什麼都不肯放棄，那麼最終的竹籃打水也是必然。
就李鴻章，曾國藩兩條忠犬了。幫慈禧把家當能賣的都賣了，能抵押貸款的都抵押了，全國人民在李鴻章倡導下集體吸大煙。你說還有救？
任何一個王朝在遇到動搖國本的大起義後，不死也得扒層皮。比如漢遇黃巾，唐遇黃巢。都沒撐多少年就亡于軍閥了。而太平天國也加劇了清朝開始產生軍閥。之後能撐五十年已經是奇蹟了。
擔心歷史重演！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