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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時代世界上各種矛盾的集中反映。一戰前即已成爲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的美國，臥薪嚐膽，蓄勢待發，最後選擇同盟國與協約國兩敗俱傷之際介入戰事，最大限度地獲得了戰爭紅利，獲得了成長爲世界頭號大國的國際政治資本。一戰結束後，美國通過參加巴黎和會、主導華盛頓會議等一系列多邊活動，參與構建了反映西方國際政治思維、彰顯其特殊作用的凡爾賽體系，推動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政府間合作組織國際聯盟。

但是，畢竟美國的國際影響力當時尚不夠強大，主導歐洲和全球事務的圖謀未能充分實現，美國最後沒有參加由它倡導建立的國聯。“不能主宰世界就孤立於世界”，從此成爲美國外交的突出特點。美國霸權的野蠻性、政策的多變性和手段的荒誕性，當時就已經昭然若揭。上世紀30年代後期，在世界戰略格局極不穩定、國際力量對比極速變化的背景下，歐亞大陸形成德國日本兩大戰爭策源地。包藏禍心的英法等國企圖禍水東移，對德日法西斯實行綏靖政策，終於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爆發，導致國聯和凡爾賽體系完全瓦解。尚未成型的美國霸業也受到了嚴重衝擊。

二戰爆發後，美國堅持的是窺測時局，伺機而動的歷史傳統。它先是出售軍火，大發戰爭之財，爾後直接介入戰事，推動建立戰時同盟體系，並在戰爭接近尾聲的最後時刻，對困獸猶鬥的日本發動核打擊，贏得了最大的戰爭紅利，同時也震懾整個世界。它通過美蘇英三國合作，共同構建了雅爾塔體系，戰後又推動建立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關稅聯盟、營造佈雷頓森林體系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要多邊機制，全面主導戰後秩序重建，引領國際事務，收到國勢大增，國威大振的雙重功效。

此時，世界形勢和國際關係已不同於一戰結束之際。美國建立世界霸權的圖謀，受到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堅決抵制，同時也受到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猛烈衝擊。在此形勢下，美國一方面領銜西方世界對蘇聯東歐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冷戰，另一方面通過馬歇爾計劃，主導西歐的經濟復興與政治重建，推行杜魯門主義，遏制所謂蘇聯共產主義擴張，隨後又打造出北約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作爲戰爭工具。與此同時，美國還大力實施所謂富布賴特計劃，向世界各地輸出美國發展理念和價值觀體系。到40年代末期，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基本形成。

此後，美國在亞洲先後參與和製造了朝鮮戰爭、印度支那戰爭，在世界其他地區挑起無數次局部衝突，與許多國家建立了軍事同盟關係，與另一超級大國蘇聯展開了全球範圍的較量和爭奪。它在50-60年代所拼湊的旨在遏制所謂“共產主義擴張”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巴格達條約組織，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但給相關地區的和平與發展，特別是給新中國的成長進步造成了重大損害。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決定開啓中美對話之門，前來北京進行“破冰”之旅，完全是出於對抗蘇聯、爭奪霸權的需要。對此，尼克松本人當時說得十分清楚，即二戰後“美國遇到甚至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那種挑戰”，但美國不是要“放棄美國的領導權”，而是要利用各種相互鬥爭的力量的對立來“相互制衡”，從而保持美國的“領導地位”。 當時，作爲美國重要盟國的日本經濟上異軍突起，有人大呼“買下美國”。美國調動各種資源和力量，綜合運用經貿金融各種手段，將日本經濟徹底壓垮，圖謀控制亞洲和整個世界的野心暴露無遺。

尼克松訪華

80年代中期，美國抓住了蘇聯軍事上異常強大，經濟上跛足而行的軟肋。裏要政府發動了所謂的星球大戰，將經濟上早已捉襟見肘的蘇聯拖入了軍備競賽的泥潭。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國在無硝煙的戰爭中“不戰而勝”，以冷戰勝利者的姿態橫行世界，不但以“禁毒”爲名到巴拿馬抓捕該國總統諾列加總統，同時還廣泛調動國際力量，打着聯合國旗號，以莫須有的罪名發動海灣戰爭。後來，美國人自己毫不掩飾地表白說，從海灣危機發生時起，他們就已經有意識地將美國的行動“評論爲向冷戰後的世界開路。”在討論“世界新秩序”時，美國“試圖以一種能夠有助於爲未來建立一個模式的方式行動”,其行爲基礎是“在一個尚無法預見的範圍內，”建立美國領導的“世界共同體”。 

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蘇東集團共同組成的軍事政治集團華沙條約隨之瓦解的形勢下，美國動員整個西方世界對改革開放勢頭強勁的中國進行全面制裁，在名爲“沙漠風暴”的第一次海灣戰爭中對中東強國伊拉克大打出手，在國際關係中製造了一系列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暴貧、以衆制寡的惡性事件。二戰後持續40多年的世界兩極格局不復存在。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國際格局因力量對比失衡而進入美國一超獨強、一霸獨大的歷史過渡期。

進入新世紀前後，各國人民渴望和平發展、謀求合作共贏的意願，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強烈；各國之間的經貿聯繫、人文合作、安全對話與科技交流，比以往任何都更加活躍。但美國的冷戰思維和霸權主義又有新發展。民主黨人克林頓主政期間，美國竭盡全力推動原蘇東國家制度“轉型”，保留作爲冷戰工具的北約並大力推動其東擴，同時以“人道主義幹預”爲旗幟，對敢於反抗強權政治的新南斯拉夫狂轟濫炸，對中國實行“接觸加遏制”的兩手政策。共和黨人小布什領導的美國政府，一方面以強化局部戰爭的方式到處“武裝反恐”，另一方面以赤裸裸干涉內政的方式持續推進非洲的所謂“民主化進程”，在後蘇聯地區製造“顏色革命”。正是美國聯手西方盟國推動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徹底捅開了中東地區的馬蜂窩，使中東動盪與戰亂的禍水及恐怖主義瘟疫外溢到全世界。奧巴馬政府利用烏克蘭危機，在歐洲地區聯手歐盟制裁俄羅斯，在亞太地區實行所謂再平衡戰略，意在制約俄羅斯和中國的復興與崛起。縱觀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對外政策，可以說，美國所作所爲歸根到底，就是要鞏固和擴大其全球霸業。

近年來，隨着發達國家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不斷激化，政治經濟社會危機此生彼長不斷加劇，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在蔚成風潮。美式民粹主義代表人物特朗普入主白宮，成爲美國新霸業的掌門人。他秉承“美國第一”、“美國至上”的理念，不惜採用“退羣”“毀約”“罵陣”“制裁”“威脅”等極端手段，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和國際關係準則，將美國霸權推進到更加野蠻和荒誕的新階段。國際社會對世界的前途和命運因此充滿疑惑和憂慮，對美國未來向何處去衆說紛紜。美國人自己對其全球“領袖地位”，信心也開始動搖，因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戰略焦躁狀態。

特朗普作爲美國總統，至今沒有擺脫也不可能擺脫其奸商習性。他唯利是圖、錙銖必較、剛愎自用、言而無信、口蜜腹劍等特點極爲突出，政治思維和執政風格詭異無常，致使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左衝右突、四面出擊、翻雲覆雨、積怨甚深。另一方面，美國以兩黨政治爲核心的三權分立制度和權力制衡機制嚴重失靈。兩百多年前形成的國家意識形態和以此爲根基的政治模式及其運行規則，已落後於美國社會實際和時代潮流。兩黨惡鬥有增無已，政府關門創歷史紀錄，總統家族綁架整個國家，階層分化與族羣對立相互交織，社會自上而下全面撕裂，導致美國在全球的道義形象嚴重受損。美國履行國際責任並承擔相關義務的能力將持續走低，維繫全球霸權地位的難度將日甚一日。

當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這是自然現象，也是歷史規律。雖然從歷史的角度和發展的眼光看，美國作爲唯一超級大國，實力和能力終有窮弩之末那一天，其世界霸主地位不可能永續不移，但美國的綜合國力，包括經濟實力和科技潛力，介入全球事務的軍事能力和國際影響力與動員力，至少還可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保持較大優勢。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國家性質和政治文化所使然，維護美國全球霸主地位仍將是美國無法更改的國家意志。遏制中華民族和平崛起，打斷俄羅斯復興進程，幹擾歐洲一體化發展方向，控制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成長，將是美國對外戰略的重要任務。其中，將中俄兩國作爲戰略競爭對手施行全面打壓，將是美國外交的重中之重！單邊主義與同盟主義交替使用，保守主義與冒險主義互爲表裏，敗壞國際規則和多邊機制鋌而走險，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將是美國霸權野蠻發展扭曲變形的主要特點。不僅中國，整個國際社會對美國的不適感將進一步上升。

2019年1月17日，特朗普政府了公佈了升級版的《導彈防禦評估報告》。根據這份報告，美國將全面更新現有的導彈防禦系統，用特朗普的話說，就是要“確保能發現並摧毀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發射的針對美國任何地方的任何導彈”。在這份被美國輿論稱爲“展示冷戰姿態”的新版“星球大戰”計劃中，特朗普竟然毫不掩飾地威脅說：“如果有必要，那我們壞起來比誰都壞！”在這樣極端可怕和思維方式支配下，美國正大力強化與日本在太空、網絡空間、電磁空間等“新戰場”的防務合作，甚至公開揚言要派遣航空母艦穿行臺灣海峽。

總而言之，不管特朗普之後誰人接手白宮，也不管共和民主兩黨爭鬥孰高孰低，作爲一個曾經使用過核武器的國家，美國霸權窮途末路之際，困獸猶鬥的可能與風險很可能難於避免！對我國和平崛起的最大挑戰，對世界和平發展的主要威脅，至少在本世紀中葉之前，顯而易見仍將來源於美國。 

放眼未來，世界力量對比和國際戰略格局將繼續處於深刻變革的歷史過渡期。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前導區和大國戰略博弈的中心區，將進一步轉向我國所在的亞太地區。在加速走向世界舞臺中心，引導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永遠不稱霸的前提下，我國要爲人類進步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履行更多的國際義務，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不但要深入研究德國謀求千年霸業遭到失敗、日本謀求大東亞共榮圈可恥告終、蘇聯與美國爭霸世界最終國亡政息的歷史教訓，同時還在全面研究美國並維繫世界霸權的進退功略與成敗得失。對於不忘初心，胸懷世界，既要爲中華民族謀復興，又要爲人類社會謀進步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來說，充分認識美國的霸權主義本性及其演進路徑，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不言而喻。

中國作爲一個擁有數千多年優秀傳統文化，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新興大國，與美國在社會制度設計、價值觀體系與對外戰略取向方面確實存在許多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把既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又謀求和平相處和平等合作，作爲處理對美關係的基本原則和政策目標。

衆所周知，1949年春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駐南京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曾經接觸過中國共產黨及相關人士，表達了願意有條件地承認即將建立的中國新政權的意向。對此，中共領導人採取了完全開放的建設性立場，傳遞出只要美方與蔣介石集團斷絕關係，中國共產黨可以與美國展開建交談判的明確立場。遺憾的是，當時的杜魯門政府優柔寡斷，對於如何處理同蔣介石集團的關係首鼠兩端，喪失了與新中國建立正常關係的歷史機遇。

1950年，美國仍有機會與新中國解決兩國建交問題。但當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介入朝鮮戰爭並將戰火燒到中國家門口，中美兩國捲入大規模軍事衝突。而後，美國封鎖臺灣海峽，派兵駐守臺灣，並且在朝鮮戰爭停火後，與臺灣當局締結了共同防禦條約，長期阻撓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中美兩國陷入30年的敵對與隔絕狀態。

即使在這種狀態下。新中國並沒有割斷與美國的聯繫。雙方在日內瓦建立的祕密接觸渠道，很快升級爲華沙大使級會談。在當時東西方冷戰愈演愈烈、美國堅持孤立封鎖中國、大使級會談時斷時續的情況下，中國一方面在國際上堅持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戰爭政策，另一方面努力尋找機會，爭取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毛澤東曾經向外國領導人表示，中國願意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甚至可以同美國締結和平條約，五十年不行就籤一百年的。1964年6月，他對印度尼西亞領導人蘇加諾說過，新中國成立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總共三十年，中美關係總要正常化吧。

1972年，中美兩國開啓了相互交往之門。當時，美國在國際事務中面臨另一超級大國蘇聯的全面挑戰，中國也感受到來自蘇聯的外交壓力和軍事威脅。尼克松爲改變美國戰略上的不利地位，通過多種方式向中方傳達了願意改善中美關係的信息。毛澤東從改變世界戰略格局和中國國際處境的大局出發，權衡利弊得失，在繼續高舉反帝反霸鬥爭大旗、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前提下。做出了願在北京接待尼克松來訪的重大決斷。

尼克松此次訪問的重要成果，是雙方發表了指導兩國關係發展的第一份政治文件《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中方在公報中闡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中國；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干涉等等。美方對此不予認可，而是含糊其辭地表示：“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要認爲只有一箇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顯然，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上，美國一開始就採取兩面手法，實行兩種策略。

1978年，《人民日報》刊登《中美聯合公報》

1978年中美開展建交談判時，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和維護霸權地位的戰圖謀又一次暴露無遺。只是由於鄧小平的堅持，美方纔不得不在最後時刻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斷交、撤軍、廢約三原則，即美國斷絕與臺灣當局的所謂外交關係，撤出在臺軍事人員，廢除《美臺防禦條約》。但美方堅持要在兩國關係正常化時，發表“期望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聲明”，而後還要繼續對臺“有限度地出售經過十分小心選擇的防禦性武器”。針對卡特政府在兩國建交時發表的關於希望臺灣問題和平解決的聲明，中方義正言辭地發表聲明，一方面表明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另一方面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對臺軍售，強調這不僅不利於中美關係，也時也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和穩定產生不利影響。

中美建交後，美國通過了《與臺灣關係法》。該法不僅宣示在美國要繼續保持同臺灣的“商務、文化和其他關係”，刻意迴避了“非官方”一詞，同時還公然表示，美國要“保持抵禦任何危及臺灣人民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訴諸武力的行爲或其他強制形式的能力”，並且還規定，美臺之間此前有效的條約和協定，除共同防禦條約及其有關協定外，一律繼續有效， 實際上是要變換保留與臺灣當局的軍事合作，堅持將臺灣打造爲對付中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

雖然兩國建交後，美國在一定範圍內從經濟技術層面與中國開展合作，但目的是“以援促變”。這種兩面政策，歸根結底，都是基於遏制中國的需要，都是服務其霸權戰略的。中國領導人對此看得十分清楚，但處理時非常理性。鄧小平對美國人表示：中方歡迎包括不贊成中美建交在內的美國朋友都來中國看看，通過訪問、接觸瞭解中國。在評價和比較中美建交與美蘇簽署戰略核武器協定的意義時，鄧小平表示，謀求世界和平，中美關係正常化意義更大，“我們相信中美關係正常化能爲美國用先進的東西幫助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這點對美國來說也是有利的。”

正是基於這樣的分析判斷，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鄧小平在兩國建交後不久，對美國進行了後來被稱作“旋風九日”的友好訪問，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在卡特總統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鄧小平發表了熱情洋溢、同時又充滿理性的演說。他指出，“我們兩國曾在三十年間相互處於隔絕和對立的狀態，現在這種不正常的局面終於過去了。我們兩國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但是兩國政府都意識到，兩國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們從國際形勢的全局、用長遠的戰略觀點來看待兩國關係”“我們相信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友好合作，不僅有利於兩國的發展，也必將成爲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的強大因素。”

中美關係後來的發展歷程表明，中方關於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可能影響兩國關係的預見完全正確。中美建交後，美國很快通過《與臺灣關係法》，並且不顧中方反對，不斷向臺灣出售武器，試圖把臺灣打造成“不沉的航空母艦”，用來牽制中國的發展和崛起。中方爲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維護來之不易的中美建交成果，一方面堅持對美國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外交鬥爭，甚至做出不惜兩國關係倒退的最壞打算。另一方面不斷在策略上展示善意與靈活，堅持用交流對話與協商談判方式解決所有問題，促使後來的里根政府與中方簽署了關於對臺售武問題的《八一七公報》。

1989年6月，由於國內外某些因素相互疊加和影響，中國國內一度出現異常複雜的局面。自稱中國人民老朋友的老布什總統，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動員所有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制裁，爲中國製造了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國際困境。面對這種形勢，鄧小平義正詞嚴地告訴美國，中國不怕制裁，也不會吞下損害自身主權的苦果，不會拿原則作交易。他請當時祕密訪華的總統特使斯考克羅夫特先生轉告布什：中國領導人不會輕率採取和發表處理兩國關係的行動和言論，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但在捍衛中國的獨立、主權和國家尊嚴方面也絕不含糊！

中國秉持這樣的立場，堅持與美國周旋，最後不但打破制裁，衝破了孤立和封鎖，而且以更加積極的進取態勢，全方位地投入國際事務，成長爲現存國際秩序最有力的參與者、建設者和維護者！

目前，綜合比較經濟科技社會發展水平、軍事實力國際影響力等諸多因素，任何國家還無法與美國相匹敵，美國是世界最大發達國家，仍無可爭議。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位，貨物貿易總量和外匯儲備穩居世界第一位，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經超過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總和。但中國人均GDP世界排位還很靠後，居民生活質量和社會保障水平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距離，科技現代化與軍事現代化與美國差距更大。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週年。40年來，經過中方不懈努力，兩國間形成了發展利益廣泛交融，安全關切深度契合，共同治理責任攸關的特殊形態。中美關係成了牽動整個國際關係的最大引擎之一。綜觀當今世界發展潮流，權衡中國自身發展需要，可以說，無論國際形勢未來如何變幻，無論美國霸權多麼猖獗，爭取和保證中華民族在預定時間內實現全面復興，這是我們的根本目標和最大利益。我們的全部對外工作，包括處理中美關係，都要服從於這個最大利益，服務於這個崇高目標。

未來若干年間，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態勢不會改變也不可能改變。以美國爲首的發達國家內部矛盾加劇與相互關係緊張的態勢，不會改變也不可能改變。西方世界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更趨複雜和緊張，與俄羅斯相互敵視彼此擎肘的關係，不會改變也不可能改變。國際戰略力量對比越來越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國際權力中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的大趨勢，不會改變也不可能改變。中國作爲獨具特色的發展中的和不結盟的社會主義大國的歷史定位，不會改變也不可能改變。

與此同時，隨着中國綜合國力持續增強、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斷推進，中國同外部世界的交流合作將更加廣泛和深刻。中國走向世界與世界走向中國，將成爲推動世界格局全面重組的最重要動因。中美關係對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乃至整個國際關係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特朗普政府對華發動貿易戰，既是美國試圖重塑世界格局、維護其霸權地位的重大舉動，也是對中國全面崛起嚴重不適，提前與中國展開全局較量的前哨戰。對中美博弈的複雜性、艱鉅性及深遠影響，我們要有清楚認識和多方面準備。

也正因爲如此，中國做世界和平建設者、全球發展貢獻者、國際秩序維護者的神聖意願和國際責任，不應因中美關係變數增多而有任何動搖。通過對話協商談判解決中美間已經出現並且還會不斷出現的矛盾與分歧，推動兩國關係在即競爭又合作的框架下協調穩定地向前發展，符合中國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對待中美關係可能現出的危機，提前對決的衝動，魚死網破的思維，兩敗俱傷的結局，均不符合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也不符合中華民族全面復興並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崇高目標。盡最大努力挫敗美國阻止中國和平崛起的冒險主義圖謀，將特朗普政府製造的經貿爭端控制在有限規模，防止經濟衝突蔓延到其他領域，進而危害我國核心利益，應是我們嚴防死守、永不變異的戰略底線。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中國的綜合國力和發展潛能已今非昔比，運籌帷幄的外交資源和手段也已今非昔比。中國有足夠的戰略定力和耐心，有足夠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也有足夠的外交策略和手段，繼續與美國進行長期的戰略周旋。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要堅守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指導思想，高舉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堅持推動建立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推動全球化朝着更加健康均衡普惠的方向發展。從策略層面講，我們要堅持推動共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不同社會制度與不同發展水平的的國家互通互學與互鑑，倡導並踐行新型文明觀、發展觀、合作觀和安全觀。

具體而言，對於美國，就是要促使白宮當局正視兩國關係的重要性複雜性與敏感性，推動美方在涉及兩國共同利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我相向而行，努力將兩國關係控制在競爭與合作相輔相成的“競合關係”軌道，長期保持“鬥而不破”的理想局面。對於歐盟，就是要拓展中歐雙方同爲當今世界兩大文明、兩大市場、兩大力量的政治共識，繼續推進“四大夥伴”關係，即和平夥伴、增長夥伴、改革夥伴、文明夥伴關係建設，遏制歐盟內部疑華恐華反華勢力的消極傾向，防止歐美在經貿關係和意識形態領域形成共同對付中國的“神聖同盟”。對於俄羅斯等金磚國家，就是要通過擴大和深化務實合作，繼續豐富不同形式的戰略夥伴關係內涵，構築共同反對新冷戰新霸權的無形而有爲的國際統一戰線。對於周邊地區，則要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爲抓手，繼續推進睦鄰友好環境建設，夯實我繁榮發展之基。對於整個世界，就是要以全面準確地認知外部世界爲基礎，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樹立好中國形象。要堅持不懈地推動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動，使中國深刻改變自身同時也深刻影響世界的新型中外關係，不斷向更高水平邁進。

種種跡象已經表明並將繼續表明，世界格局不成型、力量對比不均衡、大國關係不穩定、偶發事件不可測的時代特點今後會更加突出。無論我們的願望多麼良好，我們的付出多麼巨大，許多事情的發生發展不以我們的意志爲轉移。中美關係在跌宕起伏中曲折發展勢所難免。美國不遺餘力阻撓中國和平崛起，將是歷史必然。在全力迎接時代變革新潮流、應對未來百年新變局的偉大征程中，我們要準備承受中美關係劇烈變化帶來的挑戰和考驗，準備開展更加艱鉅和複雜的外交鬥爭。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信心和決心不會變，中國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誠意和善意不會變。我們將積極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繼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爲建設一個更加繁榮的世界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