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

各位下午好，歡迎大家參加今天洪範的研討會！歡迎大家這麼熱的天來參加會議，非常感謝！今天我們討論的問題是「三農」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農業現代化的問題，實際上農業的問題也和農村、農民都有密切的關係。今天是劉守英教授到新的機構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授以後，第一次在一個學術研討的場合露面，我們很榮幸！大家對他比較瞭解，他之前一直長期從事農業問題的調研、研究、思考，並參與相關政策的制訂，我們之前也請過劉教授在洪範討論過有關農業的問題，今天他會帶來一個很綜合性的報告。另外，今天我們請到了四位資深的評議人：第一位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應該跟洪範的很多人都很熟悉，像吳敬璉先生還有我們的很多學術委員，當然他到這兒來的次數不太多，我記得來過一次，雖然來得少一點，但還是老朋友。第二位是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宋洪遠先生。另外一位是國家發改委農業經司巡視員胡恆洋先生。還有一位是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的黃季焜教授。我們大概的程序還是主講人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之後每個評議人大概有15分鐘的時間，再剩下一個小時我們就自由研討。今天有很多都是關心這個問題並且在這個領域有工作或者有這種工作研究背景的專家、學者，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機會做更深入地討論。現在就請守英作主報告。

劉守英：

感謝治平！今天這個題目是一年以前洪範就跟我約了的，要我要來作一次關於農業的講座，因為我原來在Sources實在是分不開身，所以一直拖到今天，一直拖到把身份給換掉了。今天那麼炎熱的一個天氣，和那麼多老朋友聚到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我覺得挺有意義。

題目我稍微改了一下，我加了一個「歷史」，就是「歷史轉型」，因為我認為這可能是千年以來的一次重大變化，從整個中國歷史的角度來看，所以我加了「歷史轉型」，但最後落在整個村莊和農業本身的轉型上。當然「現代化」是新加的一個詞，這裡面就提這個問題。大家都很清楚，關於中國鄉村未來的農業發展道路的爭論，在我看來現在越來越陷到跟農民關係不大的左右之爭上，而且開出的藥方也是保守和極端兩個極端。可以理解的是，中國農村正經歷千年來從未遇到過的工業化、城市化浪潮的巨大衝擊，對這一衝擊的影響和帶來的未來路向，總體來講，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現在也還沒完全看清楚或者說看不準。但是，如果無視鄉村和農業已經和正在發生的這場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變遷，仍然以既定思維和知識看待變遷，以不變應萬變，就是另一個問題了。為什麼今天大家都聚到一起討論？我覺得第一個可能就是這次的變化確實太大，大家對這場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變化看不清。另外，可能大家對目前的這種狀況尤其是政策範圍內東西也是看不清以及對有一些東西大家有想法。對鄉村問題、農村問題的認識，我覺得可能是受兩個前提的影響或者說隱含著兩個概念化的東西和既定的思維：一個就是對鄉村的認識，非要同概念化體驗的「鄉土中國」一致，就是：以土地為生；以村為居；差序格局；熟悉社會和禮治秩序。這就是我們給出來的「鄉土中國」。另外，就是農村政策的基調。今天有很多做政策的人都在這兒，儘管我們做了很大的調整，有很大的變化，但是基本上還是「以農為本」的前提。「以農為本」的前提一個就是說：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另外就是農業是農民就業和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民基本上是「以地為生」、「以農為生」；再就是國家的糧食靠自給和小農提供。我感覺這個前提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但是，現在面臨的挑戰就是其仁也提出過的：我們30多年前提出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後，中國已經由一個「鄉土中國」轉型為「城鄉中國」。其仁專門出過一本書就是談「城鄉中國」的問題。比如2015年中國以常住人口統計的城市化率已達到56.1%，以戶籍人口統計的城市化率是39.9%，通俗地講，我們整個變化已經是一半農村，一半城裡人。從這個變遷來講，是每一個關注現代化和社會進步的人都夢寐以求的，這就包括毛澤東提到的「中國從一個農村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型」。但是，這個變化對鄉村社會和農業所帶來的衝擊也是始料不及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兩個城市化率（見下圖1）：

我們現在碰到的問題在哪裡？一種傾向就是：無視這場變遷帶來的生產關係（制度）和生產力（技術）的不適應，視現有制度為最優，動不得，一動就要「犯顛覆性錯誤」。在理論上出現一些奇談怪論。在農村發展思路上採取「堵」的辦法，在我看來是貽誤發展時機，加劇城鄉結構扭曲。另外一種傾向就是：對村莊特性缺乏基本認識下的村外要素向村莊的滲透。這裡主要表現為幾個特點：第一、政府主導的新農村運動。包括我們看到的刷牆等等面子工程，還有新一輪的政府滲透。第二、少數精英的鄉村改造。各種流派進到村莊以後，包括昨天中央臺長篇介紹的李昌平的「內置金融」，就是說，大量的鄉村精英進到鄉村以後的所進行的這種改造到底跟農民的需求是什麼關係？第三個傾向就是：資本很樂觀地進入村莊和農業。就是大家覺得其他行業現在不好做，覺得農業比較簡單，但是一些資本進入農業和村莊以後也有一些比較痛苦的結局，有一些沒有達到預期的期望。我這裡面引了一段話，是馬林諾夫斯基給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前言寫的一段話，我覺得比較有啟發：「對社會的改革如果要組織有效果的行動並達到預期的目的, 必須對社會制度的功能進行細緻分析, 而且要同它們意欲滿足的需要結合起來分析 , 也要同它們的運轉所依賴的其它制度聯繫起來分析, 以達到對情況適當的闡述……」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個問題我先作一個拋磚引玉。從歷史和現實的維度看，這場由鄉下人離開村莊引發的革命的事實與走向：

我覺得第一個可能要關注的就是村裡人離開村莊後給鄉村社會帶來了怎樣的變化？我覺得重點要考察的是村社制度和農業與土地的關係，即：一是村社制度本身可能面臨重大的變化；二是農民和土地的關係會發生重大的變化。不過我覺得要關注的不是這場變化，而是人走了這場革命使農業形態和發展方式到底有了怎樣的變化？三是我們在這個基礎上來看，對鄉村和農業轉型到底有哪些雛形與可能的路向我們可以作一些關注？為了後面的討論，我前面就簡單地過一下。

鄉村社會下傳統農業的特徵：第一個就是對鄉村社會本身的認識；另外一個就是對傳統社會農業基本特徵的認識。比如費孝通的歸納裡面對鄉土社會的一些特徵是：一是離不了土，不輕易放棄土地；二是由於不流動造成的土氣；三是以農為生，因為農業不同於遊牧和工業；四是安土重遷，就是世態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我這裡面抽出來，基本上是會和後面發生一些對比的）；最後一個就是土地成為負擔。他講：「從土裡長出光榮的歷史，也受土的束縛」。所以鄉土社會的特徵第一個是「離不了土」。

第二個特徵是：村落是農村的基本單位。為什麼形成村落？主要是幾個特徵：第一個就是耕作的半徑大家很清楚，離住宅近。第二個是便於合作。第三是安全的防衛。第四是土地的細分。就是土地平等繼承後，兄弟分別繼承祖上遺業，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積起來，成為相當大的村落。

第三個特徵是：「熟悉」的社會。(1)、富於地域性。(2)、生於斯、長於斯。(3)、陌生人很難進入。就是一個外村的人進到本村以後，有的是通過幾代人才有可能在一個村裡找到根腳呆下來，不是本村的人很難落下來。(4)、身份社會。就是以血緣為基礎，以地緣作投影。(5)、家族制度。

第四個特徵我覺得也非常重要，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合作」。合作的困境我覺得就是費孝通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差序格局」，這個我就不具體展開講了。比如說西洋社會是「團體格局」，鄉土社會是「差序格局」。這種「差序局」就造成中國社會的合作困境，就是以己為中心，整個社會關係逐漸從一個一個的人推出去，是私人聯繫的增加，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路，這樣就造成了整個中國的合作困境。

第五個特徵是關於治理的問題，就是鄉村的治理是以禮治來形成秩序的，這個我就不展開了。

以上就是整個鄉土社會的基本特徵。

另外，就是傳統農業的基本特徵。歷史學家回答的一個問題就是人口急劇增長以後，它怎樣維繫快速增長的人口的作物供給？我認為傳統農業的基本特徵是：

1、人口對土地的長期壓力。章有義就講：「人口和耕地是構成國情、國力的基本要素，在相當程度上制約和影響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對於舊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其重要性更為明顯。」就是說，中國一直受人口制約發展的國家，從宋代開始，宋代基本上是傳統中國人口的分水嶺，宋初我們的人口是5500萬，宋末過億，14世紀後期到九世紀初期是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時期，我們增長了將近5-6倍，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的50年代又增長了將近50%。這張圖是兩張圖的重疊（見下圖）：一個是曹樹基等編的《中國人口史》；另外一個就是Madddison對中國人口的統計。就是說相比不斷增加的人口，從宋以來，中國可耕地資源的增長速度最後低於人口增長速度的趨勢。比如從明代前期到民國近600年的長時段，耕地總量增長了約1倍，同期人口增長了近6倍。另一方面，由於中國近代工業化進程受阻，農業承載人口壓力，到1952年時，農業人口和勞動力分別佔87%和84%，致使人口對土地的壓力不斷增加。所以Perkins講，「到19世紀，中國容易耕作的土地已經將近用盡」。

圖2

這裡有幾張圖：一個是中國古代耕地、人口和人均耕地的變動。另外一個是1391-1930年中國人均耕地的變化。第一個就是說面臨人口的壓力；第二個就是說傳統的農業技術對中國農業生產的作用是有限的。

圖3

圖4

2、傳統農業技術的變遷：

第一個就是土地的開發。

第二個就是傳統農業技術的傳播與應用。多作物品種的引進和作物體系的改進，改良種子，改變耕作方式，新的作物。還有一個就是人口增加後，土地施肥量增加等等。

第三個就是水利灌溉設施和工程。灌溉工程從宋代開始呈翻倍增長。傳統中國在1400年和1820年的灌溉面積大約分別是當年耕地面積的30%，遠遠高於同時期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

第四個就是複種指數的不斷提高。儘管我們有傳統的技術改進，但是在中國傳統農業時期是不需要太多的技術改進或者說刺激，就能夠應付慢慢增長的人口對糧食的需要，所以傳統的農業技術對農業生產有一定作用，但不能高估，而單產的提高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用「傳統」技術的進步來解釋。這是費孝通關於農業技術為什麼長期處於停滯的一個解釋（見下圖5）：

以上是傳統農業時期技術的特徵。

3、在技術沒有大的進步的情況下，當然土地開墾是一方面的作用，另外一個就是傳統農業的制度特徵，這個是要著重去強調的：

第一個就是中國土地私有制和日前發達的土地市場。中國在戰國時期就已承認人民擁有私田，允許自由買賣，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早出現土地私有制的國家。自秦漢經魏晉南北朝至唐代中葉，土地制度呈現土地國有和私有並存的格局。自唐代中葉經過宋元至明代中葉，土地制度進入國家限制鬆弛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發展時期。明代中葉至鴉片戰爭前的清代前期，土地制度進入地主土地所有制充分發展時期。所以，中國傳統的農業之所以能夠支撐整個食物的供給和人口不斷增長，實際上第一個原因就是土地制度的先進性和土地市場的發達；

第二個就是超小規模的家庭農場和租佃經營的農場，自漢開始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就作為中國農業的基本單位在法律上得到確認，並逐步佔據主導地位。明清以後我們基本上是30%的無地戶和 70%的地主，不在地主出租土地佔四分之三。土地所有權的利潤很低，地主所得的報酬只佔他的投資的2.5%-5%。另外，不在地主擁有所有權的情況下，中國土地的使用是靠佃權的永佃。佃權永佃有幾個特點：(1).很少更換佃戶，佃戶可以繼承，佃權可以買賣，這樣就保證佃權制度不影響農業生產力。(2).租約：固定實物租、固定貨幣租、分成租。靠租約來保護佃戶長期的行為。

第三個，原來我們強調的不多，就是對土地產權的制度性保護。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進行土地登記和依法保護產權的國家。在西周青銅器彝器銘文中，就有土田的數字可稽；春秋中葉以後，魯、楚、鄭三國先後進行過田賦和土地調查；唐中葉尤其是宋代以後，地籍逐漸取得與戶籍平行的地位；明代中葉以後，進行全國統一的土地徹底清丈，魚鱗圖冊成為徵派賦役和地籍管理的主要依據。我在成都看到很多的魚鱗圖現在還保留著。

就是說，中國傳統的農業生產率的狀況，從土地生產率來講，Perkins的結論是：「六個世紀間糧食產量的增長至少有一半要歸功於耕地面積的擴大，此外則歸功於單產的提高。」但是由於人口對於土地的壓力，最後形成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變化非常緩慢。這是黃宗智給出的一個概念叫「沒有發展的增長」，他說：「發展」主要是通過增加單位勞動的資本投入而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長三角等地卻無法走向不斷增長的「農業資本化」，而是走向更高程度的「過密化」，也就所謂的「內卷」。

以上是我簡單地回顧了一下中國從宋以後的農業發展模式和它的制度特徵。而進入國家工業化以後，就是從七屆二中全會開始，毛澤東提出「中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中國開始倒向了這種發展戰略，它使整個生產要素的扭曲和壓力加大。大家都很清楚，農業是充當提供農業剩餘和低價農產品的工具，以滿足城市低價的食品供應。我們就採取了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來提供低價的農產品。

第二個就是農村制度的改造與鄉土社會的再造。(1).土改和農村秩序的重構。這個我建議大家可以看一下杜老的《杜潤生自述》。裡面有他對整個土改的認識。(2).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制度與鄉村治理行政化。就是我們經常講的整個行政體制滲透到村一級。(3).包產到戶改革後的鄉村治理困境。

在此期間，在人口被困在土地的情況下，在農民沒有參與工業化的情況下，人口不斷增長，滿足人們食物需求和提供剩餘產品的主要手段是：一個就是現代流動投入的增加。這是季焜他們作的研究，所謂的綠色文明就是大量使用化肥、農藥來增加農業的產量。二是提高複種指數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見下圖6）。

下圖7

就是說我們在國家工業化時期是靠土地的生產率來支撐糧食的增產。1952年-1978年期間，我們整個糧食播種面積基本保持穩定，糧食總產量大約增長了86%，年均增長率2.5%左右。這一時期糧食產量的增長主要得益於糧食單產的提高，總提高幅度約90%，年均增長2.8%。糧食單產的提高，使中國的糧食生產年均增長速度超過了人口年均增長速度(1.9%) 。

第二個是農民被排斥在工業化城市進程之外。大家看從1952年-1978年期間，整個農村的人口不斷增長（見下圖8）。

另外，農村的就業量也在不斷地增長，農村勞動力佔整個勞動力總數的比例1952年是83.5%，到1979年的時候仍然高到72.5%（見下圖9）。所以，人口和勞動力基本上是被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

再就是結構扭曲造成人地比率的更趨惡化。近代以來人口對土地的壓力不斷增加，在國家沒有工業化以前人口主要是在土地的內間，但是國家工業化以後，農村的人口和勞動力沒有參與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所以整個農村的人地比例在國家工業化進程下，實際上是越來越惡化的，人地比率1949年時是2.18，後來也沒有什麼大的改進，人地比率更趨惡化（見下圖10）。

此外就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停滯。按照Maddison的估計，1952年至1978年間，中國的GDP增長了兩倍，人均實際產出增長了82%，勞動生產率提高了58%。但是，在農業部門，1952-1957年間，勞動生產率每年增長1.66%，TFP每年增長0.63%；1957-1978年間，勞動生產率每年以0.2%的速度負增長，TFP下降更為嚴重。這是TFP的整個變化（見下圖11）：

下圖12

就是說，在我們有了國家工業化以後，整個農業的狀況主要還是提供低價食品，農民被排除在工業化進程之外，農業產出在技術變遷上主要是靠現代投入的增加，但是我們整個制度上的落後、制度上的低效率以及農民被排除在工業化進程之外，造成了整個農業的發展仍然是處於勞動生產率非常低下的狀態，農業仍然沒有發生轉型。

第三，重點講一下中國農業進入歷史轉型期，應該是從農村人口開始離開農村以後，就是鄉鎮企業發展再往後，尤其是出口導向工業化開始，大量的農村人口往沿海地區流動。我覺得這個時期是真正開始了中國農業的發展轉型。這裡有一些重要的指標我們來看一下（見下圖13）：

第一個就是農業的基礎性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比如1978年中國農業產值的份額佔27.9%，但是到2014年的時候農業產值份額只有9.2%。另外就是就業份額：1978年是70.5%，到2014年的時候降到只有29.5%。就是說農業的基礎地位，尤其是對我們很多搞政策的人來講，我們現在一直在講農業的基礎地位，那麼農業的份額變化以後，農業的基礎地位到底怎麼來看？這個實際上是很大的一個政策問題。

第二個就是村莊發生重大變化。(1)、行政村數量減少。1985年，全國行政村數量為94.1萬個，到2014年時已經減少到58.4萬個。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全國行政村數量減少了35.7萬個，降幅達35.5%。(2).村民小組數量的大幅縮減。1997年村民小組535.8萬個，到2013年時減少到497.2萬個，16年的時間裡，村民小組減少了38.6萬個。(3).村莊勞動力外流。為什麼我們前面要把費孝通關於鄉土社會的這個東西拎出來講?就是說，中國社會非常重大的一個變化就是：村莊已經不是人不走的一個社會了，已經是大量的村莊勞動力開始外流了。這裡我引了一個數字，做了一個千村調查：只有6. 5%的村莊沒有勞動力向外流動。外流勞動力1 - 25%的村莊佔29 . 3 %，外流勞動力40. 2%的佔26- 50%，外流勞動力51 -75%佔17.4%，6. 5%的村莊外流勞動力超過75 %。就是說絕大多數的村莊在這一輪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都出現人口的外出現象。

第三個就是農戶分化。我們現在在農村政策的制訂或者分析的時候，可能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說假定農戶是均值的，但事實上這些年來農戶的分化程度是非常之大的。這個是統計局對6萬抽樣農戶的數據統計情況（見下圖14）：

大家看，2012年純農戶只有18.28%，而純非農戶15.93%，一兼戶30.07%，二兼戶35.72%。我覺得我們可能對農戶分化以後對村莊的影響，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是不夠的，而事實上農村的農戶早不是均值的了。就是說，我們概念裡面的那個「以地為生，靠農為主」，在那裡給我們種糧食的農戶，已經早不是那種狀態了，農戶的分化程度是非常之大的。

第四個就是土地權利的安排。這個是用的農業部經管司的數據（見下圖15）：

我們經常講「三級所有」，大家看，2013年歸村所有的土地是41%，歸組這塊還是稍微大一點，佔51.5%，另外7.36%的土地是歸鄉鎮一級。我們後來看了一下，分區域來看也是非常有意思，發達地區的所有權這一級越來越往行政村一級靠，但是在欠發達地區就是小組一級所有權相對來說比較大一點。

另外就是承包，2013年，我們的土地承包基本上還是以家庭承包為主（見下圖16）：

2013年，14億畝耕地裡面有13億畝是繼續由家庭承包，其他的像園地、林地和草地，家庭承包的比重相對要低一點。

第五個就是土地流轉與租賃市場。我們這幾年變動最大的可能就是土地流轉，2010年我們耕地的流轉率是14.6%，但是到2014年的時候，整個耕地的流轉達到30.3%，去年是33%以上（見下圖17）。

就是說，整個土地的流轉面積和土地流轉率跟其他的發展中經濟體相比，我們的流轉率並不算低。

流轉的形式還是以轉包為主，到2014年的時候我們土地的轉包率是46.53%。另外，出租佔33%。但是其他的形式這幾年開始有所增加，比如股份合作，2014年股份合作達到6.68%，還有其他的形式佔4.7%，這兩種加起來將近10%以上（見下圖18）。

第六個就是農戶經營規模的差異（見下圖19）。不同類型的農戶實際經營的土地規模現在是在拉大的，2012年，純農戶的經營規模是平均每戶17.59畝，一兼戶10.68畝，二兼戶4.93畝，非農戶0.81畝，全部農戶加總戶均是8.32畝。總之，不同類型的農戶經營的規模在拉大。

另外，不同經營規模的農戶變化（見下圖20）：

現在總體來講，10畝左右的農戶是最多的，比如2013年10畝以下的農戶佔85.96%，10-30畝的農戶佔10.28%。但是這裡面我們看到一個情況，雖然大多數農戶還是以小農業為主，但是大農戶的數量也不是一個小數，比如2013年，100-200畝的農戶已經到了62.9萬戶，200畝以上的已經達到了28.9萬戶。就是說，從量、從面積和比重來講，這一塊都有比較大的變化，大規模的農戶在這幾年已經開始有較大的變化。

第七個就是農業經營主體的變化。我們概念裡面一直講農戶是農業經營的主體，但是從耕地流轉的主體來看，在2014年的時候，流入的這一方裡面農戶這一塊只有58%，而流到專業合作社裡面的已經達到21.8%，流到企業的已經達到9.68%，其他主體將近10.17%。也就是說，中國的農業經營主體已經開始多元化，當然農戶還是主要的經營主體，但其他經營主體已經在不斷地發生變化（見下圖21）。

第八個就是農作方式的變化。我覺得這裡面最大的變化就是用工量的減少和機械投入的增加（見下圖22）。

我們所有作物的用工成本都開始大大的上升，而用工數開始大大減少。我們做了主要的作物像稻穀、小麥、玉米、大豆、油料、棉花等用工量的調查，發現它們的畝均用工量都開始在大大地減少（見下圖23）。

農業的用工跟工業、商業就是跟非農業用工的競爭加劇以後，農民採取的方式是減少農業的用工量，相比較起來就是農業機械的投入開始大大增長，各類農業機械的使用量從2000年以後都開始發生了變化（見下圖24）。

第九個就是在農業形態的變化裡面非常大的一個變化就是投入方式變化以後，農戶的資本形成開始加劇（見下圖25）。

我們看一下，不同地區的農戶開始擁有的生產性固定資產都開始大大增加，無論是東部中部，甚至是西部的增長也非常迅速（這個是用了6萬農戶的數據）。農戶的資本形成實際上是非常快。

第十個就是，由於投入方式的變化，現在中國的農業發展方式也發生了轉變。

下圖26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見上圖），2013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結點，從2003年開始整個中國農業的生產率裡面勞動生產率開始大大上升，但是土地生產率的變化還是比較平緩，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就是說，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農業發展方式開始發生歷史轉型，它從過去的一直以高勞動投入來提高土地生產率的發展模式向以資本投入、機械投入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的模式轉型。就是說，我們講的歷史轉型和發展模式的轉型主要的衡量就是它的投入方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另外就是勞動生產率快於土地生產率的增長。還有一個就是隨著資本投入的增加，土地生產率也在發生變化。我們用的是統計局6萬農戶2003年以來的土地生產率的變化情況（元/畝）（見下圖27）。

另外就是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元/月）（見下圖28）：2003年-2012年，從農戶這個數來看，勞動生產率的變化也是非常之大的。

還有一個就是農業TFP水平（見下圖29）：從2003年-2012年，2003年的時候平均是8.08，到2012年時是8.59。

總之，從這些指標來看，現在中國農村一些基礎性的變化都在發生巨變。那麼，第一個就是我們怎麼來看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從指標來看，我們一直強調農業的基礎性地位，但農業的份額急劇下降後，你再怎麼看農業的基礎性地位？

第二，村莊已經發生重大的變化。村莊因人口外流已經發生重大的變化。

第三，農戶已經不是我們傳統上理解的均勢的農戶，他已經是一個高度分化的農戶。

第四，我們在集體所有、農戶承包的制度下，整個土地的流轉和租賃式已經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帶來的就是農戶經營規模的差異化，還有一個就是小農為主的前提下，小農和大農現在已經處於一個並存的格局。

第五，農業的經營主體已經從最初的純農戶向多種經營主體轉換。

第六個更大的變化就是由於農業投入方式的變化（實際上這個也是由人走帶來的），帶來整個農作方式的變化。

第七個就是農業發展方式的巨大轉型。我覺得這個轉型的一個標誌性的年份是從2003年左右開始，整個中國農業的發展方式真正開始進到，就是黃宗智講的「沒有發展的增長」，我覺得從2003年開始整個農業行業真正走向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主，以資本投入為主，開始跟其他行業逼近的發展模式轉型。

最後我就提一些問題，在思考中國未來農業發展道路的時候，很多東西現在存在巨大的爭論，誰也看不清，它可能是處於一個十字路口，因此，我在這裡面提幾個問題：

第一，關於村落的未來。這裡面跟我們講的「鄉土中國」比較起來有幾個最大的變化：

（一）、因人口流動帶來的村民關係的變化。這是非常大的一個影響，傳統的村落社會是一個人情的社會，是一個熟悉人的社會，是一個靠熟人或者說人際關係來維繫的村落社會。但是，比如我這次清明節回去後就發現一個非常大的變化，無論老人和年輕人，大家都開始不像原來那麼親熱了，非常淡漠，那麼這個淡漠是由於什麼帶來的？就是因為人口進城帶來的，就是說人口進到城市以後，他是在一個陌生人的社會裡面生活，他把城市裡的這種人際關係帶回到農村。就是說我下回到農村去就沒人給你煮雞蛋喫了，原來回去他們會給你煮一碗雞蛋，很親熱。就是村民關係從原來的人際社會走向非人際社會以後，這些規則已經開始帶到農村社會來。也就是說，回到村落以後的人際之間的關係也開始發生非常大的變化，維繫原來村落的一些制度安排都在發生重大的變化。

（二）、由於農作方式變化，帶來村落耕作半徑的變化。原來農業社會是以高勞動投入為主，這樣形成整個村落和土地之間的半徑是很近的。但是，現在以機械投入為主後，勞動力投入大大下降，現在村莊跟耕作土地之間的半徑在發生變化。像我們在農村的時候，農民是每天都要去村裡看看的，他不看是不放心的，但現在他放在土地上是很少的時間，所以耕作的半徑在發生重大的變化。

（三）、出村農民的代際差異。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農民基本是出去要帶著錢回來建設村莊的，或者帶著錢回來建他的房子。到了70年代這一撥，基本上還是帶著錢回來建房子娶媳婦，但是80 年代末和90年代這一撥年輕人出去，特點是什麼呢？考上大學的的人特別是到北大、清華的人是到大城市了，但是沒有考上大學的人也是放下書包到了珠三角、長三角，這些人沒有從事農業的經驗，因此他們跟土地的感情也發生重大的變化，他不像上一代對土地有那麼深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什麼？人走以後，資本現在不回來。比如你到張家口這些地區去看，現在整個村莊發生一個大的變化是什麼？人走以後，資本可能就是進城買房，他不定帶著錢回來重新建設村莊。所以，人口不斷城市化的結果是村莊的更進一步的破落。原因是什麼呢？原因就是他不帶著錢回來了。現在，像我的那些在北京打工的親戚他們基本上是過春節的時候才租一輛車或買一輛車回去，回家以後住在哪兒呢？住在縣城的賓館裡，然後再開著車到老家去炫耀幾天，賭博一個禮拜就回來了，他不會在村裡面住了，差一點就在鎮裡面住，好一點的就在縣城住。還有一個，縣城買房的主體80%是農民工，這些人把自己的家落到非村莊裡面，所以村莊就破落了。現在很多人說這些人還會回去，但在我看來，80後和90後不會再回到農村幹農活了。

（四）、城市化對不同類型村莊的影響。中國村莊最大的變化是城市化帶來的，但是城市化對不同類型的村莊未來的影響的方式和程度可能會產生非常大的分野。比如我們在成都去觀察以後，感覺未來村莊跟城市的關係可能會有三類的村莊：一類村莊就是未來被完全捲到城市去了，就是城市擴展到這個地區以後，這個村莊就成為城市的一部分，就是我們講的「融入城市」；第二個就是未來會有一批村莊作為城鄉的驛站，就是城裡人想到農村去，在這裡有一個過渡，而農村進到城市在這裡也有一個過渡，所以這些地區就跟驛站一樣會成為整個城鄉的人口資本和土地等要素最活躍的地區。第三就是傳統農區，可能有一些文化特徵的傳統農區會保留下來，但大多數的傳統農區就處於一種破敗或消亡的局面。就是說，你的土地的規模、村莊的集中、村莊的消滅應該是處於這種狀態，城市化對不同村莊的影響其分野會非常之大。這樣，整個村莊的政策的選擇應該是採取不同的辦法。

（五）、村莊的治理結構。這裡面現在可能有兩個問題：第一，很多的村莊是否走城市社區的治理模式？這是現在面臨的非常大的一個問題，現在我們爭議也是非常大。就是說，村莊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是否被社區化，是否走城市一樣的治理模式？第二，在村莊治理結構裡面，現在的黨支部、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自治，這三級組織之間的關係到底怎麼處理？這個也是未來村莊治理裡面面臨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村落的未來會是怎麼樣？我覺得很難講清楚，但最起碼我覺得這幾方面會對中國未來的村莊發生一個根本的改變，隨著城市化的進程，未來村莊的巨變是不可逆的。

第二，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就是說在土地制度的改革裡面我點了三塊：

（一）、關於集體所有制的改革。到現在為止，包括總書記也講我們其中一個也不許動，不能把集體所有制改沒了，但這並不等於說集體所有制不改革。比如說集體所有制的改革裡面核心的問題就是成員權集體所有制的改革，就是說農地的承包制的改革和土地的股份化的改革基本上都是以成員權為基礎的。但是，成員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制改革的設計，未來向何處去，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是什麼？農地的這一塊，集體所有的土地發包到農戶手上以後，集體的成員成為共享集體所有土地的平等的成員主體。就是「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制度改革以後，現在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在哪裡？就是成員權試點的確定從哪一個試點開始來固化「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這套制度安排，這在全國還沒有找到一致性的安排。還有，我們講的「長久不變」，「長久不變」是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是在用這句話，但是我現在知道的情況就是政策的取向現在還是想將「長久不變」設計成「70年不變」的承包權制度。理由是什麼呢？將農地的所有權制度設置跟國有的所有權制度按同等的年期來看。這樣就面臨一個問題，就是說人口跟土地的關係長久不變，我們現在是否有必要繼續設置成一個有聯繫的土地制度，就是從現在的30年延長到70年的土地制度有沒有必要繼續設置成一個有年期的土地所有權制度？

（二）、農地的三權分置。這個實際上是關於所有權、承包經營權和經營權之間的關係，但事實上，《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已經解決了所有權跟土地承包權的關係。這一輪從政策導向來講，實際上是想解決承包經營權下經營權如何設權的問題。但是，現在法學界跟經濟學界產生了非常大的分野，法學界主流的觀點是不同意三權分治，法學界就說承包經營權是一個獨立的財產權。而土地的經營權從哪裡產生出來？經濟學家的觀點就說土地的經營權是從承包經營權裏派生出來的，雖然法學家說經營權也是土地承包經營權裡面的一項權利，沒有必要單獨設置，沒有必要單獨設置的話，這樣就變成了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承包經營權現在想從政策裡面想把經營權做成一個獨立的權利，讓經營權的新的經營主體可以擴大規模擴大投資，另外可以抵押融資來擴大它的權能。這是它的設置，這一套設置現在面臨的問題在哪裡？我認為現在面臨的問題：（1）.承包經營權分離出來的經營權，這個經營權跟最初設置承包經營權、跟所有權之間的關係是……，承包經營權當時是在集體所有權下設置的，那麼這一次是否將經營權再獨立的設一個權？（2）.在我們現在的政策設計裡面，經營權是允許擔保抵押的，但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農戶的承包經營權既是一個承包制，也是一個經營制，但農戶的承包經營權裡面，就是農戶自己種的時候，承包權和經營權是合一的，就是說農戶的經營權不允許擔保抵押，而允許獨立設置的經營權擔保抵押，這種權利設置在法律上怎麼解釋？（3）.經營權是從承包經營權裏派生出來的，現在我們允許經營權擔保抵押，而不允許承保經營權擔保抵押，如果經營權是從承包經營權裏派生出來的，這等於是允許一個子權利比母權利的權利更大。就是經營權可以擔保抵押，而承包經營權不可以擔保抵押，這種權利設置在整個權利的運行中會產生非常多的矛盾和問題。所以，關於農地的三權分置從目前來講，理論界和政策界尤其是法學界對這一塊的分歧非常之大，但目的基本上是一致，就是說農戶與農友的承包經營權太小，不適合適度規模經營和現代農業的發展，所以要設經營權並擴大它的權能，以促進現代農業的發展。

（三）、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裡面爭議最大的是關於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從目前的權利設置來講，它是以集體的成員資格無償獲得的一個權利，宅基地制度的改革設置目前基本上還是以這兩個前提為基礎，來設計宅基地改革的試點。第一、成員權不能破。宅基地的流轉只能限於集體成員內部，只能在村內部進行。第二、就是無償。繼續保留宅基地的一戶一宅，和初次分配的物產分配宅基地的制度。第三、在整個城市化進程中，已經無法進行一戶一宅和無償分配的地區，宅基地如何改革？現在我們沒有應對的辦法。就是說，宅基地制度的設置就是一個在集體所有制下以無償分配和一戶一宅成員權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是繼續保留這套基礎的制度設置，那麼你就不要再改，無法改變。如果你要順應宅基地作為財產權的制度安排，那麼你現在就必須要破宅基地的無償分配為有償分配。另外，要破宅基地以成員權為基礎的分配的制度安排。總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我看來最重大的就是這三項制度安排：第一個就是集體所有制的改革不讓動；第二個就是三權分置怎麼分，分的效果怎麼樣；第三個就是宅基地制度改革處在一個方向性的停滯的狀態。

第三，關於農地的流轉和規模經營的困境。我們農地流轉的比例並不低，達到30%多，但是，土地流轉加快以後，土地的租金和僱工費用上升，農地規模經營利潤下降。我們這次用發改委的數據統計得出：2008-2013年間，三種糧食（稻穀、小麥和玉米）的每畝流轉地租金年均增長18.4%，每畝人工成本從175元提高到429元。由於地租和僱工費用快速上漲，農地經營利潤下降。2008-2013年間，三種糧食的每畝凈利潤從186元下降到73元，成本利潤率由33.14%下降到7.11%。就是說，搞了半天賺的錢更少，流轉以後由於租金和僱工費用上升，規模利潤是下降的。這是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面臨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經營規模擴大以後，但土地單產下降（見下圖30）：

這個是我們用6萬戶的數算的，小規模農戶的每畝的平均值是2614元，大規模戶是714元。這裡面可能出現一個什麼呢？就是說規模越大，它對土地的利用存在問題。換句話說，土地規模擴大以後，勞動生產率雖然上去了，但土地的生產率下降了。對中國而言，土地那麼稀缺的一個經濟體，靠擴大規模就會導致土地單產下降。第三個問題就是很多人講的非糧化等等，我覺得那不是一個問題，那個是農戶自我選擇的一個結果。

第四，關於不同經營主體的生命力。小農現在的情況是什麼呢？小農和改革開放之初的自耕農比較起來，小農主要是持有土地，但對於土地的投入和對土地的關心跟純自耕農時期相比是大不一樣的。現在你到農村以後，農戶只要保證土地的不失去，所以年輕人出去以後基本上是家裡的老人看住自己的那些地，而整個耕作基本上是機械耕作。所以，農戶對土地的利用，小農對土地的關心確實跟改革開放之初有非常大的區別。我們現在到農村去看，老人對土地的關心程度跟改革開放之初也是有非常大的變化。原來我們回去看時，這些農民對土地的關心和管護是兢兢業業的，我們講「面朝黃土背朝天」，現在農民很少下地，當然機械化是一方面的原因。現在我回去看那些老太太們，我說：「現在你們怎麼樣？」她們說：「現在也挺辛苦的。」辛苦什麼？就是每天打麻將。現在他們對農地的關心跟原來有非常大的差距，已經跟過去的小農有本質上的差別。（二），關於家庭農場。家庭農場是我們這些年研究的不同類型的經營主體裡面一種經營形式。從效果、利潤以及對土地的關心來講，家庭農場是最合適的一種農業經營形式。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家庭農場150億畝左右的規模，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從事農業，已經不從事非農業，另外，在農忙的時候再僱一點工。一個家庭農場靠農業的家庭收入基本上要高於他在非農上的經營收入。一般一個家庭農場一年10幾萬的收入，比他出去打工還強。這種家庭農場是專業化的，精心從事農業這塊的經營。所以，目前來看，從效益、對於土地的關照以及農業的耕作、利潤這一塊來看，家庭農場還是比較有利的。比如我們去松江一帶看到的情況都很不錯。（三），關於合作社。現在政府是主推專業合作社的發展，但現在它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民為什麼要合作？農民為什麼要跟你合到一起去種地？現在大量的合作社是為了喫這裡面的補貼，他把優惠、補貼拿到以後，自己內部還是該怎麼做仍怎麼做。我們前面看到的合作社的比例是很高的，這裡面有多少是真合作社？有多少是真合作？另外，合作的機制到底是否建立起來？農民到底為什麼要合作？現在這個問題是沒有解決的，就是說無法甄別真實的合作，現在也還沒有想清楚農民為什麼要合到一起。（四），公司農場。公司農場現在面臨主要問題就是：第1，你成為公司農場以後，你創造的利潤要足以涵蓋租金、僱工的成本，還有一個就是企業應該得到一定的利潤回報。我們看到公司農場現在面臨的情況就是僱工管理的困難，就是你規模越大，你對僱工的管理成本也越高。很多農場僱工以後，如果管理者自己不經營農業的話，而是監督農民去種地，那麼這件事就變成非常困難的一件事。第2，公司進到農業以後，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民把租金抬得很高，比如給一般的農民可能是300元，給合作社可能就是500元，給公司的則是800元以上，租金的成本在公司這一塊就變得非常之高。所以，公司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租金的上升。第3，就是土地使用權的回報在農業做什麼東西，作為公司農場講，土地使用權的回報使他足以涵蓋成本上升以後他所應該獲得的利潤。我前面為什麼舉了明清的數據？就是明清不在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的回報2.5%-5%，我們現在也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公司農場跑來做這件事，如果土地使用權的回報不高，他能否堅持下去？又加上其他的成本大量上升以後，所以公司農場只有在管理和他種的作物品質上能夠獲得足夠高的回報，公司纔可以支撐下去。而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公司農場裡面種傳統大田作物的公司農場往往都是持續性比較差，因為他的使用權的回報比較低。這是不同經營主體的生命力，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經營主體在多樣化，但是未來經營主體的生命力都有待進一步觀察。

第五，關於農業的規模報酬與出路。現在我們面臨非常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要準確地理解規模報酬。你的農業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合理組合，包括你的土地、勞動力、資本、企業家的經營能力、服務，就是說各種生產要素組合的合理比例就形成我們對規模報酬的理解。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靠土地規模的擴大來作為獲得規模報酬的主要方式。就是說，靠擴大土地的規模，這裡既包括地方政府的優惠，也包括企業家的追求，但是靠擴大土地規模來實現規模報酬，往往是事與願違。我的一個觀點就是：中國由於人地的壓力，你的資源稟賦也不是短期的，你的資源稟賦是一個農業人口規模極大的社會，單靠土地規模你是很難實現所謂的規模報酬。也就是說，我們土地的規模報酬是一個劣勢，在經營規模是一個劣勢的情況下，我覺得中國追求農業規模報酬的彌補的路徑可能是兩塊。當然，人口走了以後，適當的進行經營規模的擴大是一方面，另外也要彌補經營規模劣勢，其彌補的路徑：一是區域種植的專業化，另外就是服務的規模化。比如我們這幾年看到的情況是種植作物的區域專業化已經非常明顯，現在已經不僅僅是主要的作物，不僅僅是糧食作物區域專業化非常明顯，其他的像蔬菜、水果等區域的專業化都非常強。在我看來這個實際上是在彌補經營規模劣勢的一種方式。第二就是關於服務的規模化。在生產規模不足的情況下，用服務的規模化來實現。我舉一個例子（見下圖31）：

我們在山東供銷社做了一個試點，山東省整個供銷社的土地經營不是靠流轉，它是靠土地的託管來擴大農地的服務面積。到2014年，整個山東省供銷社土地託管的規模已經達到了826萬畝。託管實際上就是說土地的使用權還是在各個農戶的手上，但是由集體組織統一組織加農戶生產的某一個環節、某幾個環節或者全部環節，以訂單的方式委託給供銷社，來進行生產環節的服務。大家看一下這個數，我要山東省供銷社將土地託管的投入產出的效果和農戶自己經營作了一個比較。大家看，無論是大田作物，還是經濟作物，在土地託管以後，跟農戶自種比較起來：投入減少，產值增加，效益明顯增加。我們已經作了這些案例的統計了，我們有一本書專門講了這個案例，我們現在還在進一步的觀察，這可能是一個路徑，但這裡面也需要很多前提條件。就是說，在你的生產規模不能擴大或者你的生產規模受制約的情況下，可能服務規模的擴大不失為彌補不足的一個好辦法。比如山東供銷社的防蟲就可以做到幾十萬畝，就是生產各個環節現在基本上都能提供服務，所以服務主體的規模擴大以後，成本就會降低，利潤相應也就會上升。另外，農戶由供銷社服務以後，他的效益也得到上升。當然，這個我們還在進一步地觀察。

下圖32

第六，農業發展戰略需要要有一個重大的轉變，就是我前面講的基於「以農為本」的農業發展戰略向「城鄉中國」的重大轉變。這裡我就簡單講幾個要點：(1)，我們原來農業主要是解決喫飽肚子的問題，我們糧食安全的戰略就是一個喫飯安全的問題，但現在它已經向食物質量安全轉變了，現在已經不是一個要喫飽的問題了，未來是一個食品質量安全的問題、健康安全的問題，這個就是我們在食物觀上的一個重大轉變。(2)，農民身份的再認識。從原來基於均制化的農民的政策導向，轉向異質化的農民身份的再認識，政策的制定應該是考慮到農戶的多樣性。(3)，農業的形態和功能會發生重大的變化。農業已經不是傳統的原來以小農為主、以種植為主，保證基本食物需求的農業。未來對農業的定位應當發生變化，未來農業的形態和功能也會發生重大的變化。未來農業形態和功能的變化在我們整個農業戰略轉變裡面應該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值得考慮的因素。(4)，關於城鄉融合。現在城鄉之間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打通，比如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把農村做得很好，比如80年代的5個1號文件其核心就是兩個：第一個就是制度的改革；第二個就是農村發展空間的擴大。那個時候農村的發展空間越做越大。還有一個就是制度釋放的活力，對農村來說是受益的，所以我們的城鄉差距是越來越縮小。我們現在也做了10幾個1號文件，我們基本上是跟城裡人去搶，解決城裡有而農村沒有的問題，我們這一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城鄉沒有打通可能是中國農村現在跟城市之間差距越來越大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從「十三五」開始，我們從原來的「城鄉隔絕」走向了「城鄉融合」。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在農業發展戰略裡面非常重大的一個轉變。(5)，補貼與農業產業競爭力。我知道，我們很多的1號文件在寫之前我們的人都會跑到日本去看，現在我們到底是要走向日本那樣的路，還是……？日本那條路是我們要去跟著走的一條路嗎？就是說靠高補貼來解決農民的收入和農業發展的問題，最後高補貼的結果是農業還有競爭力嗎？在未來農業的發展裡面，中國農業的競爭力靠什麼來體現？還有一個，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大國，靠高補貼能否支撐？所以，補貼和農業產業的競爭力可能也是我們未來要面臨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中國這一輪的農業轉型實際上是由於人口出村帶來的，而且這個離開農村在我看來是一去不復返。由於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農業和農村的這種形態變化和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在我看來是千載難逢的一個機遇，是一個千年歷史的大轉型，它將使整個中國擺脫傳統的農業發展模式，也使整個中國跟過去計劃經濟時期，跟重工業導向時期和鄉鎮企業發展時期相比，中國農業發展面臨著環境的重大變化。這個重大變化過後，中國農業的形態、農民跟土地的關係以及未來農業發展的道路都需要重構，所以未來中國要走一條怎樣的農業發展道路，我覺得一個基點就是中國已經是一個一半城市、一半農村的社會形態。

梁治平：

非常感謝守英的這個報告！一個很大的架構，從變遷的角度把農業的發展以及相關制度、組織、技術等因素作了一個粗線條的勾勒，然後對當下面臨的很多問題包括一些實驗性的問題、一些可能性和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進行了揭示，給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大的空間。現在我們進入評論環節，先請周其仁教授作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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