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林賢治

（作家，著有《五四之魂》《曠代的憂傷》等）

東西文化論戰

傳統與現代的對壘

在“五四”前後從未間斷的論爭中，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論爭爲時最早，規模最大，時間最長。

這場始於1915年《新青年》與《東方雜誌》之間的爭論，可以說，它是清朝末年中學西學之爭在新形勢下的一種延續和激化。爭論大體集中在東西方文明的優劣比較上面。杜亞泉（傖父）把中西社會歸納爲“靜的社會”與“動的社會”，主張“以靜爲基礎”，儒家思想被確立爲“國是”、“國基”，說是“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陳獨秀率先批駁這種“復闢”論調，並從此順勢打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大旗。

《東方雜誌》與《青年雜誌》。

章士釗認爲不能以新文明代替舊文明，只能在“保舊”的前提下，“逐漸改善，新舊相銜”。這種文化“調和”論，實際上是對新文明的變相的阻拒。於是，《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等多種報刊羣起而攻之，一致認爲西方文明是“世界的”、“科學的”，結論只有一個，就是：“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

隨着梁啓超率團赴歐考察後發表《歐遊心影錄》，以及梁漱溟發表關於“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講演，新思想運動再度受到嚴重的挑戰。梁啓超由西方文化的鼓吹者演變爲反對者，認定立足於科學之上的西方文化已經破產；梁漱溟把歐洲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並列爲三種不同的路向，斷言全世界都要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以實現“中國文化之復興”。

胡適、張東蓀、常乃惪等人奮起批判，完全取對立的立場，指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實質上是古今文化的差異，西方文化是現代文化、世界文化，只能走西方文化這樣唯一的一條路。在論戰後期，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對西方文明有所批判，引進馬克思主義學說，乃至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明”的問題。《新青年》前後有過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從中可以明顯看出東西方文化論爭的演進。

所謂文白之爭，實質上是新舊思想之爭在語言形態上的表現。由於語言是思想的載體，在一個思想劇變的時代，文言文的廢除與白話的推行是勢所必至的事。這時，連以拼音字母取代漢字這樣激進的方案也被提出來了。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2月，陳獨秀髮表《文學革命論》，從此揭開新文學運動的序幕。至次年，《新青年》收穫了第一批白話文學作品。

新文學運動與“五四”學生運動的發生，使白話文迅速普及，如胡適所形容的，傳播“一日千里”。但是，從王敬軒（錢玄同）與半農（劉半農）著名的“雙簧戲”，林琴南與蔡元培的通訊，吳宓、梅光迪、胡先驌及章士釗等人以《學衡》《甲寅》爲據點，對新文學前後發動的攻擊中可以看到，書寫革命並非一帆風順，紙上談兵同樣充滿了火藥味。

《新青年》雜誌封面。

問題與主義

探究科學的能力邊界

在新文化運動中，青年知識分子以飽滿的熱情和新鮮的體驗，宣傳各自的主義，並試圖利用這些外來的思想資源，解決面臨的中國問題。這時，在他們中間，開始出現不同的偏向、不同的方法和步調。

1919年7月，胡適在《每週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認爲問題的解決只能逐步實現，那種自以爲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的辦法是不足取的。文章發表後，藍公武發表《問題與主義》與之相榷。他從多個方面闡明“主義”的實質，認爲它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最切實的第一步”。李大釗也寫了反對的文章，題作《再論問題與主義》，指出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問題可以並行不悖，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多數人的共同運動，需要有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爲運動的準則，因此說主義是必要的。胡適一再反對空談主義，並主張用“歷史的態度”對輸入的主義進行研究。由於發起討論的雜誌《每週評論》遭到北洋政府查禁，論爭至此遂告結束。

在陳獨秀等人提倡民主與科學之際，梁啓超把科學懸爲“科學萬能夢想”而撰文加以否定。張君勱1923年2月14日在北京大學作題爲“人生觀”的講演，提出“人生觀”的概念，說明科學與人生觀是不同的，並推論說：“不管科學發展到什麼程度，也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他的意向很明確，就是西方文明不如東方文明，只不過措辭迂迴一點罷了。他的朋友丁文江隨即寫下《玄學與科學》一文，痛打“玄學鬼”，說人生觀是受科學方法制約的，知識和心理學都是科學研究的對象；科學就是萬能的，中國需要“科學神”。兩人來回多個回合，張君勱得到張東蓀、林宰平、範壽康、瞿菊農和梁啓超等人的支持，文章集中發表在進步黨的報紙《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上；丁文江則有胡適、王星拱、任叔永、朱經農、唐鉞、陸志韋和吳稚暉等人的聲援，他們的文章主要發表在胡適主編的《努力週報》上。爭論持續了一年之久，這就是當時有名的“科學玄學大戰”。

1923年，論戰中的主要文章被收集整理成書，名爲《科學與人生觀》。陳獨秀和胡適分別寫了序言，以不相同的觀點，對論爭做了總結。

1918年6月，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攝影。前排左起爲康寶忠、崔適、陳映璜、馬敘倫、蔡元培、陳獨秀、梁漱溟、陳漢章；中排左四爲馮友蘭。

國故與宗教

對偶像的批判

“整理國故”運動以及由此引起的批評，大約與“科學玄學之爭”同時進行。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批判“東方文明”，散佈對於傳統文化大膽懷疑的風氣。這時，一些學者開始“整理國故”，運用西方的觀念和方法進行史學、哲學和美學研究。像梁啓超、胡適、湯用彤、馮友蘭，包括王國維，都在整理和闡釋古籍方面作出了帶有開拓性的貢獻。但是，他們對於“國故”缺少足夠的批判態度，甚至盲目推崇傳統，有悖於“五四”的時代精神。

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公然提出，新思潮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整理國故，主張青年“踱進研究室”。他創辦了《讀書》雜誌，鼓勵青年學生鑽研古書，隨後又同梁啓超爲青年開列研究國故的書單。魯迅針鋒相對，在報社徵求“青年必讀書”時，公開主張“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理由是社會實踐對於青年來說是首要的。對於“整理國故”，吳稚暉持極端反對的立場，這位老牌的無政府主義者認爲，國學大盛是政治腐敗的表現。

“五四”時期，一面是宗教自由，一面是反對迷信。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對於宗教，大抵是反感的；特別把“孔教”作爲國教，尤爲他們所不容。1920年以後，反宗教的勢力開始加強，連把宗教作爲“偶像”，作爲“政府與教育的工具”而加以反對的陳獨秀，也一度遭到沈玄盧等人的批判。1922年4月，鑑於教會學校與愛國學生的衝突，北京清華大學舉行了一次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大會。這次事件，導致一場普遍的反宗教運動。知識界幾乎一邊倒，這時，馬相伯、周作人、錢玄同等人提出異議，主張信仰自由和宗教寬容。蔡元培建議以美育取代宗教；陳獨秀則主張以科學代替宗教。

回顧“五四”時期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論爭，我們看到，引起論爭的問題在時過百年之後依然存在，可見當時討論的範圍之廣。一代現代思想前驅者在論戰中寫下的檄文極富於啓蒙的意義，今天重讀，我們一樣有醍醐灌頂之感。

那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對於社會問題，都有一種現場感，一種切膚之痛。他們自覺地揹負歷史的使命，有一顆正義與探求真理的勇敢的心，因此，在他們中間幾乎沒有“爲學術而學術”的“純種學者”，沒有犬儒主義者，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俠客、鬥士、肇事者，都是從格鬥中過來的。在論戰面前，爲了捍衛各自的原則，他們不惜短兵相接，而周旋到底。即使沒有直接參與其中，對於社會思潮和諸種問題，也都抱有關注的熱情。他們是“五四”精神的體現者，唯其有了他們，纔有了一個思想鬥爭的範式，一個自由開放的、寬敞的公共空間。“五四”藉由他們，開拓出了一個轟轟烈烈的英雄主義時代，平民的時代，創造的時代，讓後世的我們追慕不已。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作者：林賢治；編輯：徐學勤 榕小崧；校對：張彥君。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