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民主縈懷錄——寫在羅爾斯《正義論》發表四十周年之際　　　　作者：旁觀者100　　　　一，滿懷價值擔當的「反動者」——羅爾斯與美國政治學　　　　二，全球自由共同體——康德-羅爾斯主義與國際格局　　　　三，權利vs善——羅爾斯和自由主義的偉大與局限　　　　四，羅爾斯與中國憲政民主　　　　五，自由、平等與功利——羅爾斯與市場經濟　　　　六，未結束的結束語　　　　 　　　　在當今的中國，就應該：　　　　多點科學精神，少點科學主義；　　　　多點人文情懷，少點「文人」情懷；　　　　多點平民立場，少點民粹立場；　　　　多點精英擔當，少點「精英」派頭；　　　　多點大儒，少點犬儒；　　　　多點「權利至上」，少點「權力至上」。　　　　——————————————旁觀者100 （部分引用，部分借鑒，部分原創）　　　　正文：　　　　一，滿懷價值擔當的「反動者」——羅爾斯與美國政治學　　　　凡是對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史略有了解的朋友大概都知道：美國歷史上，不似歐洲大陸——政治思想大師群星璀璨。即使是像潘恩、傑斐遜還有《聯邦論》（旁觀者100註：舊譯作《聯邦黨人文集》，不確。因為彼時還沒有「聯邦黨」這個東西）的幾位作者那樣的政治思想家，他們的學說也非以「抽象性」、「思辨性」見長，有點像政治雜文類的——這些政治家是以「實踐的智識」而光耀千秋的。　　　　有人講，這或許和美國缺乏厚重的歷史積澱有關。好像有點道理。但我覺得更可能的是和美國人缺乏政治上的大災大難有關。（這可不光是因為：美國歷史短，所以災難史也短）俗語說「江山不幸詩家幸」，其實政治哲學也差不多。無論是古典時代痛心於「大亂與僭主輪替」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老莊孔孟，還是廿世紀反思極權主義創痛的波普爾 施特勞斯 哈耶克 阿倫特 以賽亞伯林 還有左翼的法蘭克福學派，幾乎都是見識過大災大難的學者。大災大難出大儒啊，呵呵！　　　　有人可能會說了：難道列奧施特勞斯、漢娜阿倫特、馬爾庫塞、伊瑞克沃格林不是政治哲學家嗎？他們確實是，但他們都不是「美國土著人」，他們是從「哲學之鄉」德國逃難到美國的。　　　　二戰之後，美國政治學界又颳起了「科學主義」浪潮。彼時美國的政治學界都標榜「科學」「實證」「去價值化」。主要主張有：　　　　1），認為政治上的「信仰」，「主義」「價值追求」這些亂七八糟的東東，即便不是用來忽悠人的，那也是都是些無用的「形而上學」、「宗教教條」；政治學研究應該只做「事實判斷」，不做「價值判斷」——要搞「價值中立」「價值祛除」；　　　　2）像經濟學和自然科學一樣，追求計量化；隨便拿一本美國政治學的書，裡面全是圖標、計算公式，滿篇都是「相關性/相關係數」「函數/變數」「離散」「概率」之類的東東；　　　　3）拒斥歐洲大陸那種「唯理主義」的抽象思辨，提倡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的研究路徑。　　　　以上說的有點抽象，舉個例子吧。大家都知道劉瑜女士吧？這位才女就是典型的受美國式「科學化政治學」系統熏陶的的例子。她以下的幾句話，就反映了美國政治學的基本特點：　　　　「所以我現在主張的，是一種從經驗、從問題出發的讀書態度，而不是從「死去的古代白人貴族男子視角」出發的讀書態度。比如，如果現在困擾我的問題是「民主化和經濟發展的關係」，那我就老老實實去讀Prezworski, Inglehart, Huntington等做相關經驗研究的人，柏拉圖、黑格爾等「大師」估計也幫不上多大忙。15年前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見我，打開我的書包，發現的可能都是《規訓與懲罰》、《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這樣的經典名著，而現在你要是碰到我，可能我從書包里掏出來的僅僅是《印度簡史》、《小議台灣土改》、《菲律賓的腐敗》、《民國的四次選舉》之類一點也不高深莫測的書。」「既然我們現在有條件讀很多更嚴謹、更紮實、更細化的經驗研究作品，為什麼要拘泥於那些從概念到概念的東西呢?」　　　　——————————————————劉瑜《從經典到經驗》，載《南方周末》　　　　 　　　　 　　　　這樣做有好處嗎？當然有。科學化的政治學，可以較大程度上避免「巫術化的政治學」。　　　　什麼是「巫術化的政治學」呢？比如很多人講「南斯拉夫伊拉克憲政化之後動亂了，所以動亂就是憲政引起的」。恕我直言，這就是典型的對政治現象的「巫術化理解」，而不是科學態度。古代人遇到倒霉事時，碰巧見到幾次烏鴉——那就「證明」了「烏鴉報喪」；每天看到太陽東升西落，那就「證明」了太陽肯定是繞著地球轉的；「跳大神」等巫術，既然用了幾千年了，那肯定是「老祖宗實踐智慧的結晶」，這就「證明」了跳大神肯定對治病有用。波普爾的高徒、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就講，其實中世紀教會在證明「女巫存在」時，也是有很多「證據」的-只不過這些個「證據」和上文中的「憲政導致伊拉克的混亂」「烏鴉報喪」「跳大神治病」之類一樣，都是靠「想當然式的臆斷」而成的。（例如，我們可以給宣揚「憲政化導致伊拉克動亂」的人提幾個問題：蘇聯入侵阿富汗、越南侵入柬埔寨後，並未對被佔領國實行憲政改造，為何還是有動亂、依舊到處聽到反政府武裝和游擊隊的槍炮聲？為何英美對日本德國義大利佔領後施行了憲政化改造，卻沒有動亂？真的有經驗上的或邏輯上的證據來證明「憲政導致動亂」嗎？在詰問之下，對政治問題「巫術式的理解方式」，不攻自破。）　　　　類似的思維模式至今仍然頑固的存在我們的腦海中。　　　　 　　　　 　　　　比如說，前一段時間「透明國際」公布了各個國家清廉程度排行榜。這時很多網友都說：像印度等自由民主國家居然比中國還腐敗？這說明自由民主不一定能反腐敗呀！　　　　恕我直言，這樣的講法，說明那些朋友對政治現象的理解還停留在「前科學」階段。　　　　「科學化的政治學」又是如何做的呢？　　　　　　　　找到「自由之家」機構對各國政治自由程度程度的排行榜，再和透明國際列出的各國廉潔程度排行榜比對。設「民主程度名次」為x,「廉潔程度名次」為y，計算變數x與y的相關係數r（其區間為【-1，1】，可用專門的軟體或計算機），這次才是社會科學（政治科學）的標準方法。貌似有人計算過，結果是：政治自由水平與廉潔水平呈明顯「正相關」的。這是堅決摒棄那種「企圖靠舉幾個例子就能證實/證偽某種因果聯繫」的「研究」方法的。　　　　再比如說：西方選舉中，金錢真的是最重要的嗎？真的重要到了「花錢買選舉」的程度了嗎？很多中國人都這麼認為，一些沒有受過數學和政治科學系統訓練的西方左翼文人（恕我直言，請見諒）也這麼認為。那如何探究「花銷程度」與「競選勝算」的因果聯繫呢？　　　　設歷屆美國選舉中（民主/共和黨）一方花銷所佔該次選舉總花銷的百分比為變數x，設該方在歷次選舉中所得票數佔總票數的百分比為變數y，然後計算變數x與y的相關係數，發現只有一點點的正相關。我知道很多人未必相信——甚至很多不懂數學、政治科學的西方文人（甚至部分政客）也不相信——但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嚴謹的研究呢？總不能靠「想當然」吧？（當然，這個結論未必準確，主要是這種相對嚴謹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鑒，而不能光靠看過點西方的報紙，就草率地斷言「西方選舉是花錢買來的」。）　　　　　　　　以我們國家目前的情況，亟待政治學的「科學化」；但是，凡事都得有個度，像美國二戰以後的那種政治學「泛科學化」的情況，還是需要改變的。政治學（當然也包括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研究者可能對人沒有感情嗎？——就像科學家對艾滋病毒和氦氣那樣？如果要是社會科學家總是像研究畜生那樣，不帶任何關懷的去研究人，早晚得把人給「研究」成畜生！　　　　所以薩托利說得好：　　　　「英美文化足可以訓練出難以對付的「匠人」，但也很可能難以訓練出「智者」……若說（歐洲大陸式的）理性主義不具備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美國式的）求實精神則缺乏足夠的思想支配力。」　　　　這種情況下，「半路殺出來個及時雨」，約翰.羅爾斯橫空出世。　　　　羅爾斯的《正義論》，誕生在美國的多事之秋（這個「多事」是相對於沒見過「大世面」的美國人而言的，要是和廿世紀多災多難的俄羅斯中國比起來，美國那些事兒還算事兒？）。戰後「消費社會」的物質主義帶來的大空虛，然後是用學生造反的大激進來反對大空虛（當然這大激進的外衣下依舊是大空虛），然而大激進過後依舊是價值上的大空虛。冷戰爆發與麥卡錫主義狂潮、50年代民權運動、「偉大社會」與「向貧困宣戰」、越戰與反戰、學生造反與新左翼狂飆、婦女/環保社會運動、政府誠信危機……這一切讓未見過「大世面」的美國人目不暇接。　　　　這時候，如我題目所講。以為滿懷價值擔當的的「反動者」，羅爾斯及其《正義論》問世了。　　　　這本書大家可能幾乎都讀過或了解過。比較好懂-——至少比什麼霍克海默、德里達、海德格爾啥的好懂多了吧？　　　　這本書既不像當時流行的在政治學著作那樣只重事實、不問價值，也不像當時一些哲學/論理學那樣陷入純思辨的「思維遊戲」中。《正義論》一方面用了很多時髦的方法（比如「理性選擇」「博弈論」），不像施特勞斯、沃格林之類盡玩些「詩化的哲學」（高全喜語）；另一方面羅爾斯始終秉持強烈的價值觀懷傾向，不搞「去價值化」的冷冰冰的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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