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被称之为“过春天”的“水客”犯罪元素，以及女主角成长过程中的“残酷青春”，我更关注电影《过春天》里头对“身份认同”或者“社会归属感”的探讨与思索。

年轻演员黄尧饰演的少女佩佩，有着大多数青春年少的人都会有的懵懂、躁动、叛逆与迷惘。

在学校，她会和好朋友以各种理由迟到或者旷课，面对老师的教导，她会展现出一种倔强的叛逆；在家里，她会和单亲母亲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一般没有太多互动，难得说一句话也都显得冷冰冰；在社会上，她行走在车水马龙的香港街头，东张西望的眼神里，写满不知所向的迷惘。

她看起来像极了一个青春期的“问题女孩”，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文文静静，但内心里涌动着青春叛逆的力量。和好朋友商量一起去日本游玩，极尽全力地找差事赚钱。这份凑钱的心理动机，让她无心于学习，反倒醉心于各种赚钱门路，以致于走上了“水客”之路。

她担当“水客”似乎是再合适不过：学生的身份，文静的长相，聪明的头脑，以及急需赚钱所催生出的勇敢大胆，令她足以带着一堆苹果手机踏上“过春天”之路。

正是这个“过春天”的差事，支撑起了整个影片的故事，也推动了少女佩佩的心理变化。她做出这样一个铤而走险的选择，并非单纯的只是为了凑钱，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疗愈家庭成长带来的创伤，以及满足青春期迷惘叛逆所衍生出的欲望。

如果只是看佩佩所经历的这样一个“过春天”的故事，以及只是看这件事给她带来的结果，似乎只能让人感知到“残酷青春”的一个切面。这当然也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在光影变幻中想起自己青春时期所经历过的迷惘、懵懂、躁动以及叛逆，想起自己所做过的一些“错事”。在这样的共鸣中，观众也能被这部电影所打动。

但是，导演白雪似乎并不想只是让观众在青春这个层面上去体会共鸣，而是想借此传递另一层思考与探讨：在当代社会环境下，我们的归属感从何而来，又将从何而去？

就像片中的佩佩那样，即便是她有着和大多数人相似的青春问题，但也还是会呈现出与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成长於单亲家庭的她，有着更为无奈的身份归属：家庭的分裂，令她有着两重“女儿”身份；地域的区别，使她游走于香港与深圳之间；身边人对她的态度，让她既是朋友又是外来人；校服掩盖的“苹果手机”，则给她赋予了学生与“水客“的身份。

多重身份的包裹，令她看起来丰富，实际上却仍然迷惘。因为每一重身份，都很难给她带来认同感与归属感。残酷的是，就连懵懂的爱情，也未能给她带来慰藉。她拥有如春天一般的纯澈笑容，但未见得都是单纯的快乐。更多时候，她的表情流露出来的是倔强与坚强，如同她每一次望向人群的眼神，令人心疼。

其实回到现实世界里，我们对于“社会归属感”这个问题，也是能有所共鸣的。比如大多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打拼的人们，即便是事业有成，拥有了一份稳定且高薪的工作，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拥有了自己完整的家庭，也还是会在某个时刻迎来“自己并不真正属于这座城市”的复杂感受。

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社会归属感”有时候并不单纯地与你的工作、财富、家庭、地位等有关，即使是拥有了所有的这些那些，你最后也还是会有那种“并不真正属于这里”的感受。

倒是人与人之前的情感羁绊，尤其是与家人的情感羁绊，才能在节奏越来越快的都市里，让你体会到家一般的“归属感”。很多在北京奋斗的人或许能深有体会：你的工作再好，成就再大，在一个缺乏心与心交流的社交场合，你很难体会到温暖；但若是能拥有三两个交心的好朋友，能有彼此深爱的恋人，能有互相照顾的家人，即使挤在一个狭窄的出租屋里，也还是能体会到温暖，体会到家一般的“归属感”。

我觉得《过春天》在描绘某种“残酷青春”之余，就是在探讨“社会归属感”。尽管它没有给我们提供直接而明确的答案，却也依然能引发我们的思考与讨论——就这个层面而言，《过春天》的价值就不容忽略。

实际上，相比于大多数国产青春电影而言，导演白雪没有通过《过春天》做过多的说教，更无半点“狗血”。她仅仅以一种冷静的镜头予以关注与关怀，让《过春天》拥有了与以往青春片不一样的特质。影片在表现少女佩佩渴望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没有做任何的判断，但观众却能从中摘选属于自己理解范畴下的情感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时候，黄尧呈现出来的样态像极了《卧虎藏龙》里玉娇龙时期的章子怡，很有质感。而《过春天》也像极了横亘在佩佩面前的那些不锈钢护栏，看起来是那么冰冷坚硬，但必须得“过”掉它，从而实现成长。

这是一部需要耐心去品咂的电影，值得回味。

PS：我很喜欢影片的摄影，很多构图和色彩的运用，都很有韵味。文字为作者原创，图片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