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新京報記者 吳鑫 實習記者 鄭岑

文學對政治的靈敏嗅覺

2008年襲捲全球的金融危機與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2016年老牌資本主義帝國帶頭脫歐與1931年英國退出金本位制；2017年在無數詆譭與嘲笑中上臺的偏執狂特朗普與1933年開始實行納粹瘋狂統治的希特勒……歷史竟然會如此驚人的相似！

越來越多的人表示擔心，希特勒會重生嗎？法西斯主義會再次上演嗎？當廣義地定義“法西斯”爲：人們出於對某個領袖或某種思想的絕對盲從，喪失最基本的良知，肆意踐踏他人的基本人權、基本生存權利的話，那麼很難會有人否認法西斯主義組織與行爲在當今社會的存在，至少這種威脅存在。

過去幾年對於世界各地的民主政治不太友好，但是對於關注該領域的作家或學者而言，他們的事業無疑在瞬間變得炙手可熱。文學界的部分人士更爲直接地審視過去與現在，並試圖想象未來。

越來越多的學生、購書者、專欄作家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獨裁統治以及與之相關的當前政治威脅重拾興趣，甚至有學者聯合創建了一個名爲“新法西斯主義教學大綱”（The New Fascism Syllabus）的網站，專門用於爲當前社會的政治趨勢提供學術見解。正如《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書評所說“法西斯主義又開始流行了。”

“爲什麼歷史總是在重複它自己？因爲人性幾千年來根本就沒有什麼變化！”美國著名學者、普利策獎和自由勳章獲得者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及其夫人阿里爾·杜蘭特（Ariel Durant）在代表作《歷史的教訓》（The lessons of history）中如是說道。

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國務卿，現任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國際關係教授瑪德琳·奧爾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在其2018年出版的新書《法西斯主義：一個警告》（Fascism: A Warning）中認爲，20世紀的衝突來源於民主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對抗，這場對抗造成百萬人的傷亡。經歷這樣的殘酷與恐怖後，人們對法西斯主義充滿警惕。法西斯主義不僅影響了20世紀，對於21世紀的和平與正義也構成強烈威脅。她對一個國家陷入暴政的過程進行了冷靜分析，並向人們傳達出歷史的教訓，以及如果想避免悲劇再度發生亟待解決的問題。

《法西斯主義：一個警告》Fascism: A Warning（2018）

瑪德琳·奧爾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

出版社：Harper Press

在《法西斯如何運作：我們和他們的政治》（How Fascism Works: The Politics of Us and Them）一書中，耶魯大學哲學系教授傑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冷靜地審視了“法西斯”這個具有煽動性的政治概念：“在美國的歷史中，美國人可以找到最好的自由民主的遺產，也可以找到法西斯思想的根源（一說希特勒是受到聯邦制度與有色人種隔離法律“吉姆·克勞法”的啓發）。”諷刺的是，斯坦利認爲談論“法西斯”本身變得困難重重，因爲這個詞讓人感覺似乎在喊“狼來了”。

當前的世界正面臨法西斯政治正常化的危險，“所謂的正常化是將道德上非同尋常的東西轉變爲普通的東西，它讓我們能夠容忍曾經無法容忍的事情，讓事情看起來似乎一直都是這樣。”

斯坦利的父母是大屠殺的倖存者，逃到美國後成爲難民。當談到爲何要出版這本書時，斯坦利表示：“我們正經歷着一場全球性的、極端民族主義的極右運動。它跨越了許多國家，在各地互相影響。所以，我認爲現在是時候讓大家意識到法西斯主義的存在，意識到歷史的特徵，並提醒人們美國一直容易受到這種政治的影響，這是非常重要的。”

《法西斯如何運作：我們和他們的政治》，How Fascism Works: The Politics of Us and Them，傑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出版社：Random House，出版年：2018

在美國，反法西斯組織長期存在於主流左翼組織之外，伴隨極右勢力在特朗普崛起過程中重獲聲望，反法西斯主義也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2017年，超過1000名帶着旗幟和盾牌、身穿黑衣、蒙面的抗議者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會場外大喊“關閉它”，以此來抵抗美國右翼勢力代表邁洛·依安諾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原本計劃舉辦的一場演講。

極右勢力的復興始於非裔黑人社羣運動及其政治口號“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以及2014年在密蘇裏州弗格森發生的黑人學生被警察擊斃事件（弗格森事件）。“隨着‘暴力、隨意的種族主義’日漸擡頭，反法西斯策略顯得越來越重要”，一家倡導反法西斯組織的網站（itsgoingdown.org）編輯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表示道。

伯克利分校學生對邁洛·依安諾普洛斯計劃的演講表示抗議。圖片來源：Elijah Nouvelage

當社會各階級的反法西斯運動延伸至文學領域，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反烏託邦小說《1984》、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的《在這裏不可能發生》（It can’t Happen Here）、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的《反美國陰謀》（The Plot Against America）等許多關於獨裁國家的小說的知名度都顯著回升，有些甚至重回暢銷書排行榜。

洛斯·費利茲天窗圖書公司（Los Feliz’s Skylight Books）的首席採購員查爾斯·豪瑟（Charles Hauther）表示，“像這些以全球問題爲焦點的書籍比反對特朗普的書賣得更好，一些關於獨裁主義的舊文本正在迴歸，‘法西斯解剖’又流行起來了。”

2017年，耶魯大學歷史學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論暴政》（On Tyranny），克萊爾蒙特·麥克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歷史學家喬納森·彼得羅保羅（Jonathan Petropoulos）的《希特勒統治下的藝術家：納粹德國的合作與生存》（Artists Under Hitler: Collaboration and Survival in Nazi Germany），以及政治科學家皮帕·諾里斯（Pippa Norris）和羅納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2019年的新書《文化反彈：特朗普、英國退出歐盟和獨裁民粹主義》（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都是既具學術價值又能被大衆所理解的讀物。

《1984》（2013）

喬治·奧威爾 著   晏天 譯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一些出版商也開始將興趣投向與法西斯主義相關的書籍。近20年來，朱迪斯·古列維奇（Judith Gurewich）一直擔任“其他出版社”（Other Press）的出版商，這是一家出版各種書籍的文學公司。但隨着世界範圍內“不自由主義”變得尖銳，她的使命也發生了變化，“我不想再漫不經心了”，她談到最近獲得的書籍時說，“我再也不能沉溺於純粹的優秀文學作品了。”

近年來，“其他出版社”出版了諸如《不是我》（Not I）這樣的書，這是德國歷史學家約阿希姆·菲斯特（Joachim Fest）的回憶錄，他的童年被納粹的陰影所籠罩。《你沒說什麼》（What You Did Not Tell）講述了英國歷史學家馬克·馬佐爾（Mark Mazower）家族在俄羅斯的歷史。法國電影製作人埃裏奇·武利亞德（Éric Vuillard）的《今日秩序》（The Order of the Day）對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進行輕描淡寫的敘述。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憤怒的時代》（Age of Anger）是最近的一本關於法西斯傾向的新書，從甘地遇刺到特朗普上臺，作者講述了一部現代男性氣質的危機史，在書中他認識到當前全球極端主義其實萌芽於18世紀的法國啓蒙運動。米什拉用他所謂的“反叛英雄的浪漫神話”來追溯民粹主義的興起，通過審視現代性本身，他瞥見了超越政治思想的生活，進入了無意識的狀態，並表明當前的危機或許還有它的最終解決方案——也許在我們內心深處。

《憤怒的時代》（Age of Anger）（2018）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

出版社：Allen Lane Publishers

這些書籍似乎都提出了一個潛在的問題：今天的世界正在經歷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重演嗎？也許不是，但是這些作家看到的相似之處很難否認。作家們也正在積極尋找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有人指出，收入不平等、缺乏公民教育和公共空間消失都有可能加劇民主規範的侵蝕。民主國家的主要死亡方式，在過去是軍事政變，而現在是選舉。

正如維亞爾在《今日秩序》中寫道：“我們從未兩次墜入同一個深淵。但我們總是以同樣的方式跌倒，夾雜着嘲笑和恐懼。”

法西斯的崛起VS民族主義的迴歸

在主流作家羣體對法西斯主義的迴歸抒發警覺與擔憂時，也有部分作家表示出質疑與反抗。世界的確發生了變化，但不一定是朝着法西斯的方向。

美國智庫戰略預測公司總裁、地緣政治專家喬治·弗裏德曼（George Friedma）在《民族主義而非法西斯主義在崛起》（Nationalism Is Rising, Not Fascism）一文中表示，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政治運動是美國向民族主義迴歸的表現。長期以來，人們將這一行爲視爲法西斯的崛起，源於對法西斯的根本誤讀，而將當前政治現象解讀爲法西斯主義也是對民族主義復興的詆譭。

喬治·弗裏德曼（George Friedma）

法西斯主義與民族主義存在根本的不同。首先，法西斯主義者否認民族自決是一項普遍性的權利，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等著名獨裁者，他們僅僅將民族主義賦予給了本民族，這是一種建立在特定民族具有優越地位觀念之上的統治。自由主義則認爲，政權應該由明確的、週期性的人民選舉產生，當權者以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人民能夠通過各種政治機制來實行自治。在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下，希特勒式的人物代表人民但無需對人民負責，言論自由和反對黨被取締，反對勢力被視爲罪犯……而當下，沒有獨裁者、沒有取締選舉、沒有鎮壓自由言論的政治其實不能稱爲真正意義上的法西斯主義。

因此，無論是英國脫歐還是美國國內存在的對北約、歐盟等機構的質疑，都是各國向自由民族主義迴歸的表現。在弗裏德曼看來，當今的政治格局也許並不理想，但絕非是法西斯崛起的表現。

另一種觀點由艾薩克·喬蒂納（Isaac Chotiner）提出，在《特朗普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嗎？》（Is Donald Trump a Fascist? Yes and no）一文中，喬蒂納認爲特朗普的作爲是對法西斯主義的回聲，但與法西斯主義又有着本質的區別。

特朗普鼓吹的政治口號帶有法西斯主義的色彩，他對種族的刻板印象以及排外心理也是典型的法西斯主義。然而，希特勒等法西斯主義極度敵視激進的個人主義，他們將國家戰敗、經濟蕭條、民族衰落等原因歸咎於個人主義，相反，特朗普及其所在共和黨卻是個人主義教條的虔誠擁護者。並且，上世紀30年代的德國剛經歷一戰的失敗，接着又是全球經濟大蕭條，今天的美國雖然也面臨諸多問題的挑戰，但這些無法與當時的德國相提並論。

不同的觀點在作者之間碰撞，賴希（Reich,W.）在《法西斯主義羣衆心理學》中提出，法西斯主義不是某個人或某個民族特有的，而是普遍潛藏於人類的性格之中，是每一個被壓抑的普通人既想反抗又不免崇拜的。希特勒的“成功”，靠的是法西斯主義綱領與人類固有心理結構的耦合。

因此，塑造科學理性的認知是彌補法西斯式人性缺陷的必要條件。要想從心理層面過渡到現實世界，需要在制度變革與政策設計上更加註重公平。面對被邊緣化所產生的“新民粹主義”，要重新審視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提出的“公平與效率之權衡”。否則，法西斯主義作爲對現代性問題（尤其是自由放任市場）的一種反應，難免又將粉墨登場。

那麼應該如何彌補市場的失靈？恐怕沒有唯一的答案，即使有答案也不存在唯一的救世主。時代既需要講求法治、以人爲本的政府，也需要紮根民間、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客觀中立的媒體以及成熟理性的智庫也至關重要。各種社會主體應該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作配合，守住共同的底線，才能避免極端主義的發生。國際社會的理解與配合也必不可少，少一份猜忌與計較，多一些溝通與理解，法西斯主義在當代纔將沒有可以生長的溫牀。

資料來源：

https://www.latimes.com/books/la-ca-jc-fascism-studies-college-books-20190503-story.html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feb/02/facism-alt-right-activists-trump-milo-yiannopoulos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oct/15/how-fascism-works-jason-stanley-review-trump

https://geopoliticalfutures.com/nationalism-is-rising-not-fascism/

https://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interrogation/2016/02/is_donald_trump_a_fascist_an_expert_on_fascism_weighs_in.html

本文爲獨家原創內容。採寫：新京報記者  吳鑫，實習記者 鄭岑；編輯：榕小崧；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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