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玉茍盉》「穆王」為生稱說

作者：子喬

（按：本文首發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者文庫，2017年10月12日，gwz.fudan.edu.cn/Web/Sh，這裡發表的有所修改補充。器主人的名字應是「茍」，而本文首發版誤作「苟」，這裡已經改正。復旦網站上吳鎮烽先生和王恩田先生的文章也都錯了。）

西周王號是「生稱」還是「死謚」，是先秦史和古文字領域長期爭論不決的問題。「死謚說」本來是一種歷史悠久、並無異議的傳統說法[1]，而「生稱說」自王國維先生首倡以來[2]，曾經被學術界廣泛接受而成為一條金文斷代的基本原則。但是「生稱說」一直存在爭議，特別是近三十年，其地位逐漸被動搖，「死謚說」則向成功翻案不斷邁進。

筆者也比較關注這個問題，是贊同「生稱說」的，十幾年前曾經撰文質疑當時興起的「死謚說」[3]。本文無力也無意對這個問題進行全面探討，故而不再贅述有關學術史[4]，只是想對新見材料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於方家。

近日，筆者讀到了吳鎮烽先生的《懋尊、懋卣考釋》[5]和《新見玉苟盤玉苟盉小考》[6]兩文。吳文介紹了新見的四件西周青銅器及其兩篇銘文（尊、卣銘文相同，盤、盉銘文基本相同）。兩篇銘文中均出現了「穆王」之稱，其中有一件玉茍盉（見圖1），其銘文如下：

「唯正月初吉丁卯，王在濕宮，玉茍獻鳳圭於穆王。蔑茍歷，賜鬱鬯。茍對揚穆王休，用作父乙簋，子孫其永寶。戉箙。」（見圖2、圖3）

此器主人的名字應該是「茍」，上面吳鎮烽先生的文章和下面王恩田先生的文章均誤作「苟」（按：本文首發版也錯了）。「茍」是「敬」的初文，與「苟」是兩個字。「敬」古文字從「茍」，不從「苟」，後訛變為從「苟」。所以，此器應稱為《玉茍盉》或《玉敬盉》。

在此器的真偽問題上，銘文發表之後，立即遭到王恩田先生的質疑，主要理由是「玉茍獻鳳圭於穆王」這一句與古制不合，包括「冒（瑁）圭制度」和「工商食官制度」。

王恩田先生說：「在古代只有天子賜給諸侯玉圭，從來沒有諸侯、臣民獻給天子玉圭的事例。……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圭。諸侯死，要把圭返還給天子的制度，即所謂冒（瑁）圭制度。」如果「玉茍」是玉器倉庫「玉府」的負責人，他「拿出由他負責保管的『鳳圭』……『獻鳳圭於穆王』，屬於行賄。穆王如是明君，……應治他企圖腐蝕國君的行賄罪」；如果「玉茍」是「攻玉」的工人或「雕琢玉器的高級工師」，「根據『工商食官』制度，雕琢『鳳圭』的工場，屬於國營企業。『鳳圭』，屬於國家財產，……如果送給國王，同樣屬於企圖腐蝕國王的行賄罪。玉苟盤、盉銘文的作者，不懂得這個簡單的道理。卻杜撰出『玉苟獻鳳圭於穆王』這類不合情理的銘文，篤定屬於偽作」[7]。按：以上凡王先生原文的「苟」均應作「茍」。

顯然，以上理由說服力不強。試想：如果不是有人先將玉圭獻於天子，天子又何來玉圭賜給諸侯呢？「玉茍」不論是「玉府」的負責人還是雕琢玉器的工師，他「獻鳳圭於穆王」並因此受到「穆王」的賞賜，都是合情合理的，所謂「企圖腐蝕國王的行賄罪」沒有任何根據。因此，這一句並不能證明銘文是偽作。

在此器的斷代問題上，吳鎮烽先生認為「穆王」是謚號，故而將此器定在恭王初年。但是筆者認為，此器的「穆王」非但看不出是謚號，反而有生稱的跡象。

想要探討《玉茍盉》中的「穆王」，有必要先對《玉茍盉》發表之前金文中「王」的出現情況進行梳理。劉雨先生曾經發表《金文中的王稱》一文[8]，總結得非常全面，但是該文的目的與本文不同。以下是根據本文的目的進行分類的，選取的範圍也沒有劉雨先生那樣廣，僅限於金文中與文獻的正式王號相對應的「某王」（也即與「生稱」或「死謚」有關的），大致有三類：

第一類：銘文只出現了「王」或「天子」，而並未出現王號（「某王」或簡稱「某」）。

這樣的銘文很多，例不備舉。「王」或「天子」顯然就是時王，如果對先王這樣稱呼，就會與時王混淆，顯得對時王不夠尊重——仍以「王」稱呼先王，是不承認時王的合法性嗎？按：劉雨先生文中的「時王美稱」等歸入此類，如「休王」（《效父簋》）、「卲（昭）王」（《?鍾》）、「穆王」（《無叀鼎》）等，這裡不看作是王號。下文「某王」均不包括這些情況。但是有學者認為，「昭」亦可訓為「見」，而「穆王」可能就是指先王穆王[9]，筆者認為此二說較勝，「時王美稱」如果與先王的王號重複，似乎有些不妥。如是則此「穆王」亦可歸入下一類。

第二類：銘文出現了王號，大部分同時出現了「王」或「天子」，小部分只有王號，但根據文意或其他因素，可以斷定稱呼王號者是先王。

例如：《天亡簋》「衣祀於王丕顯考文王」（集成4261）、《德方鼎》「延珷祼自鎬」（集成2661）、《成王方鼎》「成王尊」（集成1734）、《作冊大方鼎》「公朿鑄武王、成王異鼎」（集成2758）等。同時出現的「王」或「天子」則是時王，理由同上。這一類在理解上沒有分歧，而下一類則對王號的理解存在嚴重的分歧。

第三類：銘文出現了王號，大部分同時出現了「王」或「天子」，小部分只有王號，但是稱呼王號者似乎就是時王。

這就是所謂「生稱王號」的現象，然而學術界對此並沒有一致的意見，《玉茍盉》發表之前見於以下諸器，又分為三個子類：

1、只出現王號：

《獻侯鼎》:「唯成王大祓在宗周，……」（集成2626）

《內史亳觚》：「成王賜內史亳醴祼，……」[10]

2、先出現王號，後出現「王」或「天子」，直到結束：

《利簋》:「珷徵商，……王在闌師，……」（集成4131）

《長甶盉》:「穆王在下淢位，穆王饗醴，……穆穆王蔑長甶……敢對揚天子丕丕休，……」（集成9455）

《十五年趞曹鼎》:「恭王在周新宮，王射於射廬，……敢對揚天子休，……」（集成2784）

《五祀衛鼎》:「厲曰：『餘執恭王恤功，……』……唯王五祀。」（集成2832）

《匡卣》:「懿王在射廬，……王曰：休。……對揚天子丕顯休，……」（集成5423）

《懋尊》、《懋卣》：「穆王在鄭，……敢對揚天子休，……」[11]

按：《五祀衛鼎》的「恭王」只是在人物「厲」的話中出現，這句話連證明恭王是銘文語境中的時王都做不到，更別說證明恭王是銘文寫作時的時王了（其他的「某王」至少是銘文語境中的時王）。只是傳統上曾經將其列為「生稱王號」之例[12]，所以這裡也暫且列出。

3、先出現王號，然後「王」與王號交替出現：

《遹簋》:「穆穆王……呼漁於大池，王饗酒，……穆穆王親賜……敢對揚穆穆王休，……」（集成4207）

第三類情況比較複雜，學術界有三種理解：

(1)、王號為生稱，「王」是省略語，兩者（包括「天子」）為同一人。銘文是在記錄其寫作時在位的王的活動。

(2)、王號為死謚，「王」是省略語，兩者（包括「天子」）為同一人。銘文是在追述其寫作時已故的先王的事蹟。

(3)、王號為死謚，是指先王，而「王」或「天子」則是指時王。銘文是先追述先王的事蹟，再記錄時王的活動；或者是先王（當時的時王）和時王（當時的太子）同時參與了所追述的往事。

第(1)種就是常見的「生稱說」，第(2)種就是常見的傳統的「死謚說」，此處均不贅引，第(3)種則是一種新出現的「死謚說」，據筆者所見，代表學者是曹漢剛先生，其目的是對器主人受賞和鑄器（寫銘文）之間的「時間差」給予一個「合理」的解釋[13]。

先以《利簋》為例。

第(1)種理解是：武王甲子日克商，7天後的辛未日（第8天）賞賜了利，利在武王在世時鑄成此器，以表達答謝、讚揚和炫耀之情。

第(2)種理解是：武王甲子日克商，辛未日賞賜了利，利在武王去世並獲得謚號之後鑄成此器。按：假設「珷」為謚號且武王去世後馬上獲得了這個謚號，從利受賞到武王去世，至少有一年零十個月，即使減去利在軍中可能無法鑄器的時間，也至少有一年零八個月[14]，另有武王克商後在位三年或四年之說[15]。如此長的時間差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

第(3)種理解是：武王甲子日克商，其去世後的某個辛未日，成王「在闌師，賜右史利金」。按：曹漢剛先生認為，這樣就可以合理地解釋上文的時間差了。站在曹漢剛先生的角度，筆者對此說有如下補充：克商之時，太子誦可能尚且年幼[16]——當然也可能已經成年[17]——所以這裡並沒有理解為太子誦在克商後7天的辛未日賞賜了利；而且，銘文在提到「王」之後未再出現「珷」的活動，這使得將辛未日定於成王世成為可能。但是《遹簋》和《十五年趞曹鼎》的情況則有所不同。

再以《遹簋》和《十五年趞曹鼎》為例，前2種理解從略。

第(3)種理解是：《遹簋》「呼漁於大池」的「穆穆王」是先王，而「饗酒」的「王」是時王，也即恭王，當時以太子的身份主持饗酒禮。鑄器時已是恭王世，故必須稱其為「王」，並以謚號「穆王」稱呼先王。《十五年趞曹鼎》「與遹簋類似，銘文追記恭王十五年事，由當時的太子代替年老的恭王『射於射盧（廬）』，而鑄鼎時恭王已逝，太子已繼位，故銘文須以『恭王』和『王』分別稱呼當年的王和太子。」[18]

梳理完畢，現在我們來看《玉茍盉》。此銘屬於上文所列的第三類，但是與以往所謂「生稱王號」的銘文有明顯不同，可以列為第4個子類。以往所謂「生稱王號」的銘文，第一次提到王，都是稱呼王號（「某王」或簡稱「某」）。然而，《玉茍盉》卻是先稱呼「王」，然後再稱呼王號：「王在濕宮，玉茍獻鳳圭於穆王，……茍對揚穆王休，……」也即，第一次提到王只稱呼「王」，而不稱呼王號。

筆者認為，如果第一次提到王的時候稱呼王號，在字面上確實可以有兩種理解：或為時王（生稱），或為先王（死謚）；但是如果第一次提到王只稱呼「王」，則意味著此「王」必然是時王。如果「某王」是死謚，而銘文作者的本意是追述這位先王的事蹟，那麼第一次提到之時，必然會用「某王」這個謚號，否則就會與時王混淆，引起誤解。第一次稱呼王號，後文如果需要再次提到，則可以簡稱「王」或稱「天子」，這在行文上並不會引起誤解。當然，也沒有誰會規定，後文都必須簡稱「王」或稱「天子」而不能再稱呼王號，所以有《遹簋》那種格式。

弄清了「王在濕宮」的「王」是時王之後，我們再往下看：「玉茍獻鳳圭於穆王」，這個「穆王」和前面的「王」是同一個人嗎？從文意看，顯然是的，沒有別的可能。

如果按上文第(2)種理解，則只能認為銘文第一次出現的「王在濕宮」的「王」是先王，然而前面已經說了，這會與時王混淆，也與金文慣例不符。如果按上文第(3)種理解，則銘文的意思只能是：當時的太子（銘文寫作時在位的王，即恭王）在濕宮，而玉茍獻鳳圭於當時的王（銘文寫作時的先王，即穆王），然而這合理嗎？能講通嗎？

所以，正確的理解只能是第(1)種：「穆王」就是銘文寫作時在位的王，「穆王」就是生稱。

「生稱王號」問題不僅涉及先秦史和金文的知識，還有很多邏輯因素。邏輯是任何學科的任何研究都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對「生稱說」和「死謚說」而言，也都是如此。下面筆者想借這個機會簡單地談一些看法。

一、《玉茍盉》最多隻能證明該器自身作於穆王在位之時，不能直接證明《遹簋》、《長甶盉》等的「穆王」也是時王。因為上引所謂「生稱王號」諸器，各自情況皆有不同。

筆者認為，《利簋》和《十五年趞曹鼎》的記事時間可以確定到精確的王年（武王克商之年和恭王十五年），所以按「死謚說」推算出的受賞和鑄器（寫銘文）的「時間差」較長甚至很長[19]，很不合情理，因此分別作於武王世和恭王世的可能性更大。類似的還有《內史亳觚》，塗白奎先生的觀點可備一說：賞賜物是醴酒，無法長期保存，故而作器不可能拖到成王得謚之後[20]。

而其他諸器，要麼無法得出很長的「時間差」（如《獻侯鼎》等）[21]，要麼不涉及王的賞賜（《五祀衛鼎》），理論上確實不能排除是該王去世後所作的。即使是持「生稱說」的學者，也不宜否認這一點，因為某篇銘文「生稱王號」，並不能證明其他銘文也是如此，而且「死稱之」也並不能否定「生亦稱之」的可能，承認「死稱之」對「生稱說」無害。

常金倉先生認為：「古代鑄器為名，目的是用祖先的豐功偉績激勵和教育子孫，以保持家道長盛不衰」，因此往往在受賞以後很長時間才鑄器[22]。我們當然承認，常先生所言是鑄器的目的之一，但是細讀有關銘文，體會語境文意，不難發現，銘文語意前後連貫，器主人都是因受賞而鑄器，其首要目的顯然是表達對賞賜者的答謝和讚揚，並炫耀自己的光榮。特別是「對揚某某休，用作某某器」的格式，這種意味就更加明顯了，看不出常先生所說的情況。

常先生還說，一些學者之所以有「錯誤假設」（受賞之後會馬上鑄器），是因為他們誤將「用作」訓為「用來作」，其實「用」應該訓為「因而」。筆者認為，這種情況也是不存在的。「用」可以訓為「因而」是基本常識，而且《遹簋》等器的賞賜物中並沒有銅料和貨幣，「用來」無處著落，「用」只能訓為「因而」。對此，持或曾經持「生稱說」的學者都一清二楚[23]。

其實，對於金文「用」的意義和用法，趙誠先生早有專文論述[24]，筆者最近也有討論[25]。筆者贊同常先生《利簋》「用」應訓為「因而」之說（但訓為「用來」也不算完全錯），不過，筆者對這種解釋的意味，卻有不同看法。「因而」是在強調鑄器和受賞的因果關係，是一個連詞，所以銘文的語意是前後連貫的，如前文所述，我們看不出在很久以後僅僅為了激勵、教育子孫才鑄器的跡象。今天受到王的賞賜和表揚，過了幾年纔想到要紀錄下來，表示答謝、讚揚和炫耀，古今中外都不會如此。

二、即使有些所謂「生稱王號」之器是該王去世後所作，也不能證明該王在位時就沒有這個王號。因為「生稱說」從王國維先生開始，其觀點就是「死稱之，生亦稱之」[26]；而「死謚說」卻往往喜歡用「死稱之」的現象去否定「生亦稱之」的可能。這是「死謚說」常見的一個邏輯錯誤。從邏輯上說，如果某篇銘文可以證明某個王號是生稱，那麼其他以此王號稱呼先王的銘文，是無法推翻這一事實的。因為沒有誰會規定，生前的王號去世後就不能再用。[27]

三、「死謚說」還經常問道：如果王在位時有美稱（指王號），為何金文稱呼時王多數只用「王」而不用美稱呢？這是想以統計比例作為依據，應該說這種思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如下問題需要考慮：

1、王在位時有美稱的情況未必貫穿整個西周，很可能只是孝王之前如此。這樣分母就減少了，更不能以全部兩周金文為分母。

2、王未必剛一繼位就能立即獲得美稱，比如「武王」即使是生稱，也應該是在《逸周書?世俘》「武王成闢」之時或稍後才產生的（至少是在牧野之戰勝利後，不會更早）。這樣分母就又減少了。

3、有美稱，也不一定每次都必須使用。就算後世稱呼偉人或領導，也沒有誰會規定，每次都必須加上「偉大」、「尊敬」這類修飾詞。

總之，這種統計的思路只能起到輔助的參考作用，而不能以之否定銘文本身直接體現出的跡象，如《內史亳觚》和《玉茍盉》的情況。

四、接著上面的問題，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即使金文中的王號用得比單稱的「王」要多，或者《天亡簋》出現了「武王」，寫作「武王有大禮，……衣祀於武王丕顯考文王，……武王乍庸」，又能如何呢？「死謚說」一樣可以解釋成：

「以王號稱呼銘文語境中的時王的青銅器，都是該王去世後紀念他的作品，銘文追述先王事蹟，所以在語境中先王似乎仍然在世；《天亡簋》出現『武王』謚號，當作於成王世，追述武王在『天室』祭祀的往事。」

「死謚說」的基本思路一直是：如果銘文對紀錄其活動的王（語境中的時王）只稱呼「王」而不稱呼王號，則以之作為該王無生稱的證據——有生稱為何不用？但如果稱呼王號，則又會說該器是該王去世後所作的，是追述先王的事蹟。總之，永遠正確。這看起來似乎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但卻是一種邏輯錯誤。可能有人會問：那麼「生稱說」看到稱呼語境中的時王的王號，就說是生稱；而看到對語境中的時王只稱呼「王」，卻又說不能證明沒有生稱，這不也是「永遠正確」的邏輯錯誤嗎？

其實，這兩種情況是不同的。首先，並非所有持「生稱說」者都認為，稱呼語境中的時王的王號就一定是生稱，至少筆者不這麼看，如前所述，筆者認為還要參考其他因素。其次，正所謂「證有易，證無難」。「有」，在邏輯上屬於「存在」，只要存在一篇銘文可以證明是「生稱王號」，那麼至少這位王就是有生稱的；然而「無」在邏輯上屬於「全稱」，只有證明一定範圍內的全部銘文都不存在生稱，才能證明沒有生稱。從邏輯上說，僅憑單稱「王」的情況（儘管是多數），確實不能證明沒有生稱。

所幸，《玉茍盉》的出現又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材料，其銘文先稱呼「王」，然後再稱呼王號：「唯正月初吉丁卯，王在濕宮，玉茍獻鳳圭於穆王」。第一個「王」顯然是銘文寫作時在位的王，而後面的「穆王」又顯然與之是同一人。由此可知「穆王」必然是當時在位的王，而非先王，也即西周諸王的王號中，至少「穆王」是「生稱」，而非「死謚」。

2017年10月11日 初稿

2017年10月12日 首發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者文庫

2017年11月13日 修改補充

圖1：玉茍盉

圖2：玉茍盉銘文照片

圖3：玉茍盉銘文拓片

【注釋】

[1] 《逸周書?謚法》：「唯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於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敘法。」；《穀樑傳?桓公十八年》東晉範寧註：「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等等。

[2] 王國維：《遹敦跋》，《觀堂集林》（附別集），中華書局，1959年6月，第895頁。

[3] 子喬：《關於西周前期王號的「生稱」和「死謚」問題》，國學網論壇，2003年8月4日首發，現該處文章已失，另見天涯論壇，2004年12月5日，bbs.tianya.cn/post-no05；最近的補充請看子喬：《〈利簋〉「珷」非合文補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者文庫，2017年9月20日，gwz.fudan.edu.cn/Web/Sh，見該文注18（該文後來有所修訂，改為注20，見：zhuanlan.zhihu.com/p/30）。

[4] 參看黃鶴：《西周金文王號為生稱或死稱問題述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年第6期。

[5] 吳鎮烽：《懋尊、懋卣考釋》，《高明先生九秩華誕慶壽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12月，第75頁。

[6] 吳鎮烽：《新見玉苟盤玉苟盉小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者文庫，2017年7月10日，gwz.fudan.edu.cn/Web/Sh。按：「苟」應作「茍」。

[7] 王恩田：《說圭瑁——玉茍盤、盉銘文辨偽》，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者文庫，2017年7月15日，gwz.fudan.edu.cn/web/sh；《說玉府與玉人》，同上，2017年7月27日，gwz.fudan.edu.cn/Web/Sh；後兩文合併以《新見玉苟盤、盉銘文辨偽》為題發表於《中國文物報》2017年9月8日7版。引文據後者。按：「苟」應作「茍」。

[8] 劉雨：《金文中的王稱》，《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

[9] 此二說見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第280頁、第313頁。

[10] 《內史亳觚》發表於吳鎮烽：《內史亳豐同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2期。該器自名為「同」，這裡仍按習慣稱為「觚」。「豊（豐）祼」又見於《何尊》「復爯珷王豊祼自天」，高明先生讀為「醴祼」，可從（《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375頁）。如此則器主人名「亳」而非「亳豐」，故稱「內史亳觚」。

[11] 同注5。

[12] 龐懷清等：《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5期。

[13] 曹漢剛：《利簋為成王世作器考證》，《中原文物》2014第3期。

[14] 《逸周書?世俘》稱武王在克商年四月回到宗周，《作雒》稱武王「乃歲十二月崩鎬」。「乃」讀為「仍」，再也（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中華書局，1986年12月，第4頁）。

[15] 李學勤：《武王在位有四年說》，《東嶽論叢》，2000年第3期；杜勇：《清華簡〈金縢〉有關歷史問題考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2年第2期；呂廟軍：《清華簡〈金縢〉與武王克殷在位年數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李銳：《由清華簡〈金縢〉談武王在位四年說》，《學術交流》2015年第7期。

[16] 傳世文獻有武王去世時太子誦尚且年幼之說，如《禮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等等，如是則幾年前的克商之時，太子誦的年齡更小，甚至還未出生，不可能參與政治軍事活動。

[17] 有不少學者都主張，武王去世時太子誦並不年幼，如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一），《考古學報》1955年第1期，第150頁；啟良：《武王崩成王不幼考》，《甘肅社會科學》，1991年第1期。啟良先生相信鄭玄武王「崩時九十三矣」之說，令人不敢苟同，但如果說「武王崩成王不幼」則是可信的。不過，即使太子誦此時已經成年，以其幾年前克商之時的年紀，也不一定就能獨立地參與政治軍事活動。

[18] 以上對《遹簋》和《十五年趞曹鼎》的理解均見注13。

[19] 《利簋》的具體情況見上文「第(2)種理解」後的按語，《十五年趞曹鼎》的具體情況見注3。

[20] 塗白奎：《內史亳觚與西周王號生稱》，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者文庫，2012年6月12日，gwz.fudan.edu.cn/Web/Sh，後發表於《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3期。

[21] 天子從去世到得謚，可能需要七個月以上（注20），這個時間差不算太長，還是有可能的。

[22] 常金倉：《西周青銅器斷代研究的兩個問題》，《考古與文物》2006年第2期。

[23] 有些銘文如《利簋》等，在字面上可以解釋成「用所賜之金鑄器」。這雖然不如將「用」訓為「因」更恰當（見注25），但它並非是導致「錯誤假設」的因素。因為並非所有「生稱王號」之器的「用作」都可以解釋成「用來作」，《遹簋》和《十五年趞曹鼎》的賞賜物中均不含銅料和貨幣，《長甶盉》和《匡卣》只是口頭表揚。

[24] 趙誠：《甲骨文至戰國金文「用」的演化》，《語言研究》1993年第2期。

[25] 子喬：《古文字「用」演化再論——兼說利簋「用」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者文庫，2017年9月26日，gwz.fudan.edu.cn/Web/Sh。拙文在趙誠先生的研究的基礎上，認為「用」由動詞到介詞再到連詞的演化過程在商代晚期已經完成，因此《利簋》的「用」解釋成連詞訓為「因」更好一些。

[26] 同注2。

[27] 第二、三、四兩條涉及的「死謚說」的觀點，均見杜勇：《金文「生稱謚」新解》，《歷史研究》2002年第3期，以及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2月，第47-49頁，更多的請看注4的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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