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排右一爲金嶽霖先生

　　老朋友姜丕之要我寫回憶錄，說過幾次，我都沒有同意。理由是我認爲我的工作限於抽象的理論方面，沒有發生過什麼特別的事情，沒有什麼可憶的。這句話也對也不對。同我同時代的人作古的多。我的生活時代分不開，也就是同一些新老朋友分不開。接觸到的還是有東西可以同大家一起回憶回憶。

　　我同毛主席吃過4次飯

　　我同毛主席一共吃過4次飯。第一次是在懷仁堂晚會上，時間是1957年。他大概已經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來，他就給幾隻辣椒（好像特別爲他預備的）。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輕小夥子跑來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輕輕地拍個不停，這時主席飯也不能吃。後來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請回去了。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領袖和人民是沒有任何隔閡的。1957年還有兩次午飯，都是在反右派鬥爭中開的小會。看來毛主席是在親自參加一方面反章羅（按：章、羅即章伯鈞與羅隆基）、一方面團結知識分子的工作。

　　最後一次是在1959年之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這一次可以說是湖南同鄉的聚餐。在座的主要客人是章士釗和程潛兩位老人。程先生話不多，章先生話很多，他還給了主席兩三張紙條子，不知道是什麼。在談話中提到蘇聯，章先生說：“西鄰責言勿理也”，或“勿顧也”，或“非禮也”。我聽了之後愣了一下，沒有說什麼。他們都是同鄉先輩，我不想多說話。

　　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周總理

　　前一時期的領導同志當中，對我這一年齡層的知識分子來說，交往最多，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周總理。早在1949年，我們就經常在北京飯店看見他，聽他講話。頭一個印象就是共產黨員也仍然乾乾淨淨，整整齊齊，而談吐又斯斯文文，總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別，又非常之平常。這些只是小的接觸而已。

　　大的接觸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動員報告。周總理在這個報告中講的是立場問題。先講民族立場，從革命的要求說，光民族立場是不夠的，我們要進入人民立場。從的革命說，人民立場仍不夠，要進入工人階級立場。他說他犯過錯誤，他的錯誤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馬路上。他的報告可能有兩個多鐘頭。對聽衆說，這個報告是一個突出的經驗。聽衆好些都是五十過頭的人，我就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周總理這樣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廣衆中承認自己犯過錯誤。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這是了不起的大事。

　　接着思想改造運動，或稱洗澡運動，就展開來了。我做了一個自我檢查報告，滿以爲我在民族立場上毫無問題。我的話是有根據的。在日本人佔領北平之前，我有一次碰見錢稻孫，他那時是清華的圖書館長。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說萬萬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國，還要滅種。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這一教訓的影響，沒有打。我說了之後，聽衆反駁說：我們想的是，蔣介石讓美國船在長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對話都沒有說。我不得不承認在這一點上，我確實喪失了民族立場。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

　　周總理曾說過民族立場不夠，最後要工人階級立場。這完全正確。立場觀點方法應該是同樣重要的。但是在某種特別情況下，立場顯得根本。1948年12月間的北京就處於這樣一個特別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一些人就離開。離開的人當中年紀大的不多，劉崇寵先生可以算是年紀大的。走的大都是中年人，並且是容易到美國去謀生的。有一對年輕夫婦，從美國到清華只有幾天，馬上又回美國去了。這一事實表現清楚無比，民族立場留不住這些人，階級立場卻能夠使他們離開祖國。

　　一葉凋零，深秋將至，季節如此，風尚變然。在上述時期以前，青年人就唱起下面這句話來了：“北大老，師大窮，清華燕京可進攻。”事實是北大和師大都是中國味重，本地味重；清華、燕京洋味重。重洋輕中，早已成爲風尚。

　　不但青年學生有此風尚，居民有些也暴露這一風尚。我自己沒有看見，據說春節時有人在西交民巷住宅的大門口貼上門聯：“望洋興嘆；與鬼爲鄰。”這裏雖說“與鬼爲鄰”，可是仍“望洋興嘆”。

　　章士釗的幾句話蠻有意思

　　有一次我在午門碰見章士釗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記得了。這一次簡單的幾句話，蠻有意思。我說：“你只比我大13歲，可是，我曾經把你看作大人物，背過你的文章。有篇文章開頭幾句是：爲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爲容？曰，不好同惡異……”他說：“這很簡單，我比你大13歲，但是，在你1歲的時候，我比你大13倍。你十五歲的時候，我已經28了，正是寫文章的時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還得了，那我已經成爲明朝的人了。”這道理確很簡單。

　　陳寅恪的學問看來確實淵博得很

　　陳寅恪先生，我在紐約見過，沒有談什麼。後來到柏林，見過好幾次。看樣子，他也是怕冷的。我問他是如何禦寒的。他說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裏從來不脫。他告訴我說，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別的事，一個荷蘭人找他，來了之後又不說話，坐了好一會才說“孔夫子是一個偉大的人物”。陳先生連忙說“Ja,ja,ja”。這位先生站起來敬個禮，然後就離開了。

　　寅恪先生的學問我不懂。看來確實淵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裏去，有一個學生來找他，問一個材料。他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裏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線索去找其餘的材料。寅恪先生記憶力之強，確實少見。

　　抗戰時，他不在昆明的時候多。有一段時期他也來了。當然也碰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轟炸。離郊區不遠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裏挖了一個坑，上面蓋上一塊很厚的木板，人則進入坑內。寅恪看來也是喜歡作對聯的，他作了“見機而作，入土爲安”的對聯。不久以後，他好像是到英國去了一次。

　　寅恪先生不只是學問淵博而已，而且也是堅持正義勇於鬥爭的人。清華那時有一個研究院，研究中國的古史。院裏主要人有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也有一位年輕人，李濟之，前些時他還在臺灣，現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來當時校長曹雲祥對梁啓超有不正確的看法或想法，不久後將對他採取措施。陳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會上，陳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啓超一邊，反對曹雲祥。他當面要求曹雲祥辭職。曹不久也辭職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長的辦法不久也改了。

　　陶孟和爲當時的人所欽佩

　　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後來在四川李莊同我發生了矛盾，但是，那是個人之間的小事，作爲有大影響的知識分子，他是爲當時的人所欽佩，也是應該爲後世的人所紀念的。從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當國民黨的大官的，可是他沒有。他的思想偏左，不是舊民主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接近社會民主，但是也沒有這方面的活動。

　　張東蓀“玩政治”

　　我同張東蓀的關係，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先說不愉快的部分。殷福生是當時要學邏輯的青年，寫信給我要學這門學問，我問張東蓀，有什麼青年可以做的事，掙得點錢過日子。他說那好辦。我就讓殷福生到北京來了。來了之後，張東蓀說沒有事給殷做。我只好維持殷的生活。多少時候，現在忘了。

　　另一件對我來說是極好的事。我加入民盟是張東蓀安排或幫助安排的。在以後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對我有特別的作用。對我來說，那是極其有益，也是極其愉快的。這我應該感謝他。

　　這個人是一個“玩政治”的。這裏的所謂“政治”和我們現在所瞭解的政治完全是兩件事。“玩政治”究竟是怎樣玩的，我也說不清楚，也不必知道。看來，在不同實力地位之間，觀情察勢，狠抓機會……等等,是“玩政治”的特點。林宰平先生曾同我說過：

　　“東蓀太愛變了，並且變動得很快。”

　　林宰平是我唯一遇見的儒者

　　林宰平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中國讀書人,我認爲他是一個我唯一遇見的儒者或儒人.他非常之和藹可親，我雖然見過他嚴峻，可從來沒有見過惡言厲色。他對《哲學評論》的幫助很大。這個評論要靠自己的言論過日子是不可能的。宰平先生背後有尚志學社基金，維持《哲學評論》的存在主要靠宰平先生。

　　我的《論道》那本書印出後，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見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贊成，認爲中國哲學不是舊瓶，更無需洋酒，更不是一個形式邏輯體系，，他自己當然沒有說，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極力要成爲一個新時代的儒家。

　　胡適我不大懂他

　　我認識的人不多，當中有些還是應該研究研究。胡適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總是一個有很多中國歷史知識的人，不然的話，他不可能在那時候的北大教中國哲學史。

　　這位先生我確實不懂。我認識他很早的時候，有一天他來找我，具體的事忘了。我們談到necessary時，他說：“根本就沒有什麼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說：“這纔怪，有事實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論上的必然……”我確實認爲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學的呀！

　　還有一次，是在我寫了那篇《論手術論》之後。談到我的文章，他說他不懂抽象的東西。這也是怪事，他是哲學史教授呀！

　　哲學中本來是有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我回想起來胡適是有人生觀，可是，沒有什麼世界觀的。看來對於宇宙、時空、無極、太極……這樣一些問題，他根本不去想；看來他頭腦裏也沒有本體論和認識或知識論方面的問題。他的哲學僅僅是人生哲學。對這個哲學的評價不是我的回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