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立波

  《清明上河圖》明年將在故宮展出,這幅經歷了磨難,記錄了一座繁華宮殿被焚燬之前的所有場景。當後人看到與北宋如煙似夢的繁華簡直不敢相信那是一個怎樣有着風度、情調、繁華的都城。歷史的雲煙吞吐着巨大的憂傷,拋卻畫中的整體去看局部的細節,竟然能看到優雅的宋代男人如何過着“時尚”的生活。從皇帝到官員,竟然開啓了頭上簪花的時代,由此讓這些大老爺們將時尚這塊抓得死死的。

  清明這天到上河去,是宋人的習俗,因爲這是一年春季最美好的日子,甚至當多年後成了所有人的鄉思。一副《清明上河圖》保留了過去的清明殘香,讓人無限回憶……宋代的社會氛圍活躍到讓你想不到,宋代的雍容大氣一直讓宋代的男人將時尚這塊抓得死死的。“風前橫笛歇吹雨,醉裏簪花倒着冠。”甚至對這種“時尚”有時也有一點害羞,於是便有“醉裏插花花莫笑,可憐春似人將老。”

  清明上河圖

  宋人狂狷的情調,相對於唐人喜愛大漠孤煙、長河落日,宋人更熱衷庭院深深、飛紅落英。這些情調讓他們過上了閒散的生活,花時遊遍諸家園,爲愛名花抵死狂。自此開啓了宋代閒適情調的親近自然和花草的生活。

  “清明前後,種瓜種豆”,鮮花扎堆開放,汴梁的花農們起個大早,擔着自家翠色慾滴的花苗,到虹橋碼頭吆喝販賣。靖康之變使北宋皇室丟盔奔甲,逃離中原南下。“寧爲太平犬,不作亂離人”故園已成灰燼,收復河山,終成虛願。

  宋徽宗撫琴

  南渡偷生的孟元老,在隱居江南的數十年間,不自覺地會感到寂寞悵惘。回憶昔日之東京汴梁,他還是抑制不住故園之思,於是撰寫了《東京夢華錄》,追憶那一場繁華舊夢。而此時,名畫《清明上河圖》已被金人擄至遙遠的北國,畫師張擇端也早已不知所終。它展示了一個沸騰的市井,繁忙的汴河、 擁擠的虹橋、高大的城樓、清秀的鄉村、擁擠的街巷、川流不息的人羣;衙門官署、酒樓店鋪,鱗次櫛比,幾乎每個細節都值得品味。尤其在這幅畫中,張擇端用了珍貴的筆墨描繪花市角度,烘托出北宋的春意盎然,甚至讓人嗅到了那些芳香。

  閒適的北宋人

  此外在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諸多與花卉的描寫:“是月季春,萬花爛漫,牡丹芍藥,棠棣香木,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開,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正是《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景緻。 顯然,北宋東京汴梁,是一個鮮花遍開,水草風貌的宜居城市。

  宋人愛花是發自內心的,甚至栽花、裁剪都是非常專業的。 宋人彭乘撰有《接百花》一書,書中就記載了百花嫁接技術:“百花皆可接,有人能於茄根上接牡丹,則夏花而色紫;接桃枝於梅上,則色類桃而冬花;又於李上接梅,則香似梅而春花;投蓮於靛甕中,經年植之則花碧,用梔子水漬之則花黃。” 整個汴梁城,桃、荷、菊、梅隨處可見,春有山丹、瑞香,初夏有牡丹、芍藥、含笑,夏有黃荷、茉莉,夏秋之交有紅菱、雞冠花,秋有菊花,冬有梅花……四季有花,組成了北宋流行的“一年景”。

  上河圖

  宋代的節假日有100多個,《東京夢華錄》用了大量筆墨對假日安排進行描述,在衆多的閒暇時間,宋人選擇了養花、賣花、買花的“花式生活”。 男子簪花追時尚,讓這些大哥們一直把時尚這塊攥得死死的。

  歐陽修在(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描述了一種時風:“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爭誇朱顏事年少,肯慰白髪將花插。”說的是汴梁少年,喜歡將鮮花插在頭髮或帽子上,這叫簪花。在以北宋爲敘事背景的《水滸傳》中,有很多梁山好漢也熱衷簪花。比如“鬢邊愛插芙蓉花”的楊雄,“鬢邊長插四季花”的浪子燕青,“斜戴一頂破頭巾, 鬢邊插朵石榴花”的阮小五,甚至劊子手蔡慶,因平時喜歡戴枝花,遂被大家稱爲“一枝花”。

  簪花而歸

  宋江、索超、柴進、焦挺、周通、楊志、戴宗、花榮等,也都喜歡簪花。南宋時期,還有江湖大盜用“三朵花”作爲自己的稱號,引來衆多大盜仿效,給自己取名爲四朵花、七朵花、九朵花……簪花,儼然宋代男子的一大時尚。 簪花在中國古代也算歷史悠久。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就在朝冠上插花,《隋史》中還有隋太子外出打獵,頭戴玉冠,並插上金花做裝飾的描寫。唐時也有男子簪花,但在正史中未見具體記載,只在《全唐詩》和一些風俗筆記中有相關描述,可見那時男子簪花還不是主流文化現象。可是到了宋代,男子簪花迅速演變成全民化的現象。每個季節,只要有應景的花朵,都會成爲他們簪戴的目標。

  簪花

  社會上流傳各種各樣的事件,更爲簪花推波助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宋人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記載的四相簪花的故事: 北宋慶曆五年( 1045年),揚州太守韓琦官署的後花園中,有一種叫“金帶圍”的芍藥,一枝四岔同時開了四朵花,花瓣上下呈紅色,中間長出一圈金黃蕊, 人們呼之“ 金纏腰”。韓琦十分高興,請來當時正在揚州駐留的大理寺官員王珪、王安石和陳昇之三人,共同觀賞這一奇景。因爲花開四朵,飲酒賞花之際,韓琦便剪下這四朵金纏腰,在每人頭上插了一朵。沒想到此後的三十年中,參加賞花的四人,竟都先後做了宰相。從此,芍藥就被評爲名副其實的“世瑞”和“花瑞”,人們說,有幸遇“金纏腰”並簪戴的人,會有升官的好運。

  全民傾情的簪花運動,與當時最高層的喜好和鼓勵是分不開的。朝廷之內,皇帝每次招近臣到後苑賞花,都要將他喜愛的花卉摘下,賜予身邊的親王和寵臣,讓他們戴在頭上,以此象徵至高的榮耀。“上之所好,民必甚焉”,如此到了花開時節,每到遊玩之時,人們都將時令鮮花插於頭上,成爲東京城中一大盛景。宋徽宗更是男子簪花的支持者和踐行者,每次他出遊歸來,都是一副御裹小帽、簪花乘馬的形象,陪行的官員和侍衛們也都戴着鮮花,浩浩蕩蕩,好不熱鬧。

  當然,宋代男子也不是從一開始就都熱衷簪花,追求時尚,少數一些“純爺們”會比較勉強甚至抵觸,要經歷一個接受的過程。比如北宋政治家司馬光,從小喜歡低碳的生活,對豪華奢靡的排場很反感。宋仁宗寶元初年,二十歲的司馬光中了進士甲科,在參加朝廷爲新進進士舉辦的聞喜宴時,皇帝賜給每人一枝花,衆人都趕緊戴上以表謝恩,只有他不戴,直到旁邊人提醒,他才勉強地把花插在帽檐上。針對有些人不習慣戴花、把御賜之花交侍從捧着這不敬行爲, 宋朝御史採取了應對措施,如果官員不把所賜之花戴在頭上回家,就要受到御史的彈劾。很快,簪花進化爲一 種禮儀制度,被社會各階層廣泛接受。

  菊花

  到後來,人們已經習慣把賜花、簪花看作是一種至高的榮耀,它已經成爲仕途升遷的重要標誌。正因爲花在仕途升遷和人事往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們將插花與焚香、點茶、掛畫相提並論,合稱“生活四藝”。朝廷更將插花列爲四司六局專營項目,其中排辦局專管插花,進一步促進了花文化在宋時期的普及。花成爲最常見的饋贈之物,連花瓶、花盆都變成士大夫相互饋贈的文房雅物。更有甚者,引發了以金銀製作像生花草變相行賄的陋俗,一度弓起朝廷關注。

  宋時有六大名花:牡丹、芍藥、荷、梅、菊、蘭,它們被大量培植,每種鮮花盛開的時節,各地都要舉行熱鬧的賞花會,並逐漸發展成正規的活動。街上婦女兒童購買楸葉,剪成花的形狀戴在頭上,貴家小姐則“小轎插花,不垂簾幕”。每年重陽節,熙熙攘攘的賞菊人潮,常將東京各處園林,堵至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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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賞花釣魚宴初見於南唐,興起於宋太祖、太宗二朝,宋真宗時成爲一項常規的宮廷休閒娛樂制度,除非有特殊情況,不曾中輟。仁宗朝中後期,西夏元昊叛亂,西部連年用兵,仁宗皇帝因此寢食不安,以致二十年間未曾舉行過賞花釣魚宴。 到了神宗、哲宗朝,由於新舊黨爭十分激烈,朝廷內部鬥爭尖銳,一黨得勢, 則與失勢者相關的人物都受到牽連,曾受皇帝器重的文人也不例外。政局的不穩定,必然造成君臣之間的隔閡,宴會反倒成爲一件進退兩難的事情。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哲宗當政期間,有大臣提出舉行賞花釣魚宴,遭到翰林學士呂大防反對,他說時間不好,妨礙殿試,建議推遲。後來,又遇陰雨連連,天氣作寒,未有花意,再行推遲。到了四月上旬,天氣更冷,給事中朱光庭便上疏請求罷宴。事情報至太皇太后處,太皇太后說,既然天公不作美,那就算了吧。監察御史王巖叟更是極爲贊同罷宴的主張。從此,北宋宮廷的賞花釣魚宴,從制度上得以終結。賞花釣魚宴關乎國勢,四方無事,天下太平,君臣遂可“以天下之樂爲樂";天下擾攘,四方多事,君臣無心作樂,賞花釣魚宴只好廢止。此外不光觀花,還有賞魚,成了北宋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時金明池與瓊林苑是東京最大最繁華的皇家園林,每年春天有一個多月時間,民衆不收門票可隨意進入,遊春賞花。這期間,園內有賣餐飲的攤鋪,聰明的商家會推出“有償釣魚”節目,遊客以高於市價一倍的價錢,買下自已垂釣所獲,當即做成鮮魚宴,臨池享用。百姓熱衷於賞花,皇帝也不例外。而且要與民同樂每年暮春牡丹花盛開的時候,皇帝都會邀請臣子賞花、釣魚、宴飲、賦詩、習射,共濟一堂,“以天下之樂爲樂”,這項活動被稱爲“賞花釣魚宴”。參加賞花釣魚宴既需一定級別,又是一種榮譽。讓人感到憂傷的是,這些美好的生活到最後只能是一幅畫裏,成了南宋人的憂傷懷念,也讓後人爲此一次次趕上不已那麼美好的凋零。

  本文參考了《東京夢華錄》、《故宮的風花雪月》、《宋代文化史》、《文弱的北宋》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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