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還記得很久前讀過的一份學術批評期刊(《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一期，總第85期)上，連篇累牘地發表了兩位當事人為對方是否剽竊抄襲了自己的博士論文而聲辯的文章。而在刊發的這些聲辯文稿的前面，還威威赫赫地刊發著某些權威人物的申飭學術紀律的文稿。驚堂木之聲隱約可聞，但當事人依然在一邊爭吵得不亦樂乎。讀了半天，似乎已經明白了個大概，但又感到惶惑：不是已經很清楚了么？為什麼還要在那裡爭執聲辯不休呢？

　　惶惑之餘，猛然記起曾經看過的一本教材，這是由朱自清、葉聖陶、呂叔湘主編的一部《高級中學國文讀本》，1948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讀本是舊讀本，是一次無意間在地攤上碰到買回的。中間選有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親！》一詩，注釋解讀文字是朱自清寫的。在就該詩所表現的時代精神的注釋中，朱自清說：這部作品表現了20世紀的時代精神，也就是一種動的、叛逆的精神。注釋中並沒有寫明上述對於20世紀的時代精神的概括究竟出自何處。最近查閱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朱自清全集》，卷八，第89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在第四章「詩」中，發現朱自清早在30年代已經涉及到20世紀的時代精神這一主題。原文如下：

　　「時代的精神︱20世紀底時代的精神」

　　(一)「動的世紀」；(二)「反抗」的精神；(三)「絕望與消極」。

　　不同於上述讀本的是，朱自清在「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後面加了一個注釋，寫明「參看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載1923年6月《創造周報》第四號」。

　　《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據王瑤介紹，是朱自清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的講義，而這門課程，始於1929年春季。也就是說，朱自清無論是在他的課堂講義中，還是在為後來高中學生編寫的課外國文讀本中，在介紹到《女神》以及《地球，我的母親！》的時代精神時，他都引用了聞一多當初對於《女神》時代精神的概括評價。所不同者，在《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中，寫明了對於這一時代精神的概括最初不是出自於他，而在高級國文讀本中，朱自清並沒有對此作出相應明確說明。

　　再查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聞一多全集》，卷二，第110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其中對於開宗明義地提出的「時代精神」是這樣概括描述的：

　　(一)20世紀是個動的世紀；(二)20世紀是個反抗的世紀；……(五)物質文明底結果便是絕望與消極。

　　清清楚楚，朱自清有關《女神》的時代精神的概括，確實直接引用了聞一多的觀點，而且不止一次引用，也不止一年引用，從聞一多這篇論述《女神》的時代精神的評論文章發表，一直到朱自清臨去世之前編寫的讀本中，他都在直接地引用聞一多的觀點，而且引用了20多年。但是，我們是否能夠因此說，朱自清剽竊了聞一多呢——特別是在他編寫的語文讀本中根本就沒有註明這些觀點的出處來源的情況之下？

　　其實，對於上述疑問的回答是不辯自明的。朱自清與聞一多不僅是「五四」新文學史上可以齊名的有貢獻者，而且又有長期在一起共事的共同經歷。在聞一多不幸罹難之後，朱自清又擔負起負責整理出版聞一多全集的工作，還有沉痛哀悼聞一多的文稿《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悼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全集》，卷三，第119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昭示後人。

　　回頭再查現代漢語詞典，其中對於「剽竊」的解釋是這樣的：把別人的文章竊為己有(《現代漢語規範詞典》，李行健主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語文出版社，2004年1月)。這顯然是一個過於寬泛的解釋：倘若剽竊者剽竊的不是文章，而只是觀點呢？倘若我們對於怎樣的剽竊才算剽竊別人的觀點，怎樣又不算剽竊別人的觀點還存有疑慮，對於前者，筆者不敢置喙，但對於後者，筆者可以毫不猶豫地建議：不妨去看一看朱自清之於聞一多吧。

　　(摘編自香港《大公報》 文/段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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