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黃喬生

（魯迅博物館副館長）

姓名：魯迅（周樹人）

時年：39歲

　　身份：中華民國教育部僉事、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

地點：北京

比年以來，國內不靖，影響及於學界，紛擾已經一年。世之守舊者，以爲此事實爲亂源；而維新者則又讚揚甚至。全國學生，或被稱爲禍萌，或被譽爲志士；然由僕觀之，則於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亂萌，亦甚冤也。 

——魯迅致宋崇義信，1920年5月4日

“五四”期間的魯迅日記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多所大學的學生在天安門集會，抗議巴黎和會對中國權益的侵害，聲討與日本簽訂密約的政府官員。在向外國使館遞交有關青島問題的說帖後，學生們到曹汝霖的住宅抗議，火燒趙家樓，打倒章宗祥，導致30多名學生被逮捕，釀成“五四事件”，由此引發全國罷課、罷市、罷工，史稱“五四運動”。

魯迅當時在教育部任職，住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紹興會館。他的日記這樣記載：“四日 曇。星期休息。徐吉軒爲父設奠，上午赴吊並賻三元。下午孫福源（即孫伏園，編者注）君來。劉半農來，交與書籍二冊，是丸善寄來者。”孫伏園是他的同鄉，也是他早年在紹興任教時的學生。孫伏園後來回憶說：

五月四日，我參加天安門大會以後，又參加了示威遊行。遊行完了，我便到南半截衚衕找魯迅先生去了，我並不知道後面還有“火燒趙家樓”的一幕。……魯迅詳細詢問我天安門大會場的情形，還詳細問我遊行時大街上的情形，他對於青年們的一舉一動是無時無刻不關懷着的。

魯迅的日記一般簡略記述通信、會客、銀錢來往等日常活動，少有評論。5月4日的日記中，他沒有表達明確意見。隨後的“五七”國恥日，在他的日記裏也一樣雲淡風輕：“七日 晴。下午董世乾來，舊中校生。晚銘伯先生貽餚二種。風一陳。”“八日 曇。上午得三弟信，四日發（三十五）。下午往留黎廠。晚微雨。”這個時期，魯迅的著述和書信中幾乎沒有對當時北京和各地持續不斷的遊行、罷課、罷市、罷工等活動的評論。五月二十九日記載這樣一件事值得注意：“下午與徐吉軒至蔣街口看屋。晚錢玄同來。”原來，魯迅和兩個弟弟開始考慮在北京購買房屋，因爲紹興的祖屋即將賣掉，母親和家眷必須接來。這是周家1919年的大事。忙了大半年，他們終於在年底實現了這個目標，把全家十幾口人安置進了新街口八道灣十一號三進大宅院裏。

相比之下，新文化運動的其他名家，在五四運動中積極得多。蔡元培是五四運動的積極支持者；陳獨秀髮宣言、撒傳單、寫文章，衝在第一線；胡適運動前夕到上海迎接杜威來華講學，回京後看望被捕學生，並在陳獨秀被捕後聲援、營救；李大釗在《每週評論》上爲學生們鼓勁；正在日本探親的周作人聽到消息匆匆趕回北京，看望被捕學生的路上遭遇警察馬隊，受驚不小；錢玄同跟着遊行隊伍走了一段，用實際行動表達對學生的支持；劉半農也發表了同情和贊成學生運動的文章。

但是，沒有實際參加，並不意味着魯迅不贊成五四運動。研究五四運動，繞不開魯迅。因爲五四運動的前奏是新文化運動，而魯迅正是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

走出“鐵屋”，開始文學創作

魯迅憑藉小說創作爲文學革命貢獻了“實績”。在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中，陳獨秀、李大釗後來成爲革命者，胡適、劉半農和錢玄同當了大學教授，魯迅雖然也曾到大學任教，但始終沒有離開文學寫作。結果，魯迅的名聲蓋過了其他人，在很長一個時期，魯迅被認爲擔當了新文化運動“主將”的角色。

版畫家趙延年創作的《狂人日記》木刻連環畫。

實際上，五四運動期間，魯迅的名氣還不很大，知道教育部的周樹人就是魯迅的人很少，就連老朋友許壽裳也是在看了《狂人日記》後寫信詢問才被告知魯迅和唐俟都是周樹人（豫才）筆名。1922年《阿Q正傳》發表時使用的筆名“巴人”，也讓人猜測不已。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魯迅任職於中山大學期間，應邀到香港發表演講。他在演講中談到如何使中國擺脫舊思想的束縛時，稱讚新文化運動把原來的中國——“無聲的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魯迅回顧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演進過程說，就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胡適之“來嘗試”了，提倡“文學革命”：“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一開始，改革還是語言層面的，隨即，新文化的倡導者意識到單是語言層面的革新不夠，因爲腐敗的思想，用古文能做，用白話文也能做，所以就有人來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引發社會革新運動，於是有了五四運動。

新文化運動剛開始時，魯迅非但不是領導者，而且他的參加還有些被動。根據《〈吶喊〉自序》和《我怎麼做起小說來》的記述，魯迅是在《新青年》同仁反覆勸說下才寫稿的：“《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當然，與他進行有關“鐵屋子”對話的金心異（錢玄同）也功不可沒。陳獨秀向魯迅約稿之殷切，可以從他給周作人的信中看出來：“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不曉得豫才兄怎麼樣？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在我一個人獨佔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寫點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1958年5月4日，胡適在臺灣發表紀念新文化運動的演講，特別表彰了魯迅：“我們那時代一個《新青年》的同事，也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筆名叫‘魯迅’，他在我們那時候，他在《新青年》時代是個健將，是個大將。我們這班人不大十分作創作文學，只有魯迅喜歡弄創作的東西，他寫了許多隨感錄、雜感錄，不過最重要的是寫了許多短篇小說。”

魯迅在青年學生中的影響，可以從北大學生、《新潮》主編傅斯年的文字中略窺一二：

魯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記》的狂人，對於人世的見解，真個透徹極了，但是世人總不能不說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穌、蘇格拉底在古代，託爾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嘗不稱他做狂人呢？但是過了些時，何以無數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進步，都由於有若干狂人，不問能不能，不管大家願不願，一個人去闢不經人跡的路。

　　

《新青年》裏有一位魯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內涵的文章的。我固不能說他們的文章就是逼真託爾斯泰、尼采的調頭，北歐中歐式的文學，然而實在是《新青年》裏一位健者。至於有人不能領略他的意思和文辭，是當然不必怪。

版畫家趙延年創作的《狂人日記》木刻連環畫。

雖然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慢半拍，但他很快獲得了學界和文壇的認可。他在學生運動中一開始沒有積極的表現，也不意味着他對學生的愛國熱忱冷淡，對社會事務不關心。他在五四運動期間沒有積極發聲，主要原因可能是他的公務員身份，另一個原因是他剛從“鐵屋子”裏走出來，歷次革命運動失敗帶來的悲觀失望情緒還沒有消盡，對羣衆運動存有戒心。多年後，他在《〈自選集〉自序》中說過：

“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爲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然而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闢，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五四運動一週年那天，他在給宋崇義的信中談到學生運動，說“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亂萌，亦甚冤也”，表達的正是這種態度。

始終寄希望於青年

五四運動前後，魯迅有支持學生的實際行動，只是比較隱蔽，如果不是他後來寫信向朋友透露，我們就不會知道。

五四運動因反對日本企圖奪取德國在山東的利益而起，抵制日貨自然成了運動的重點之一。有三四個學生組織了一個小團體來製造一種叫“萬年糊”的國貨產品，試圖取代日貨。他們邀請魯迅做股東，“但是每瓶賣八枚銅子的糊，成本要十枚，而且貨色總敵不過日本品。後來，折本，鬧架，關門。”結果，國貨未能成功，日貨遭到抵制，“獲利的卻是美法商人。我們不過將送給英日的錢，改送美法，歸根結蒂，二五等於一十”。

儘管嘗試失敗了，魯迅並不氣餒，仍然寄希望於青年。魯迅寫於1919年的一則《隨感錄》中說：“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當然，魯迅也會提醒青年們：“學生方面，也愁不得這些，只好憑良心做去，可是要緩而韌，不要急而猛。中國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

魯迅表面沉鬱，內心熱烈，私下裏經常說些激烈的“瘋話”。《錢玄同日記》裏就記錄了他們一起談論的話題，如廢除漢字、消滅舊戲、以耶教代儒教等，今天看來，也還是驚人之論。1919年1月，魯迅在給許壽裳的信中這樣寫道：“中國古書，葉葉害人，而新出諸書亦多妄人所爲，毫無是處。爲今之計，只能讀其記天然物之文，而略其故事，因記述天物，弊止於陋，而說故事，則大抵謬妄，陋易醫，謬則難治也。”

五四運動之前，魯迅是新文化的一個突起的“異軍”；五四運動之後，他對新文化運動是懷唸的，對這個運動沒有堅持下去感到遺憾甚至不滿。他在《自選集》自序中說：“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

五四運動取得成功，是學生和社會各界持續鬥爭的結果。這一點給魯迅很深的印象和極大的鼓舞。

北京大學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五四運動發生時，魯迅還沒有到北大兼職，但他後來對北大的評價是公允的，稱讚是熱烈的。1925年，魯迅在爲北大校慶寫的賀詞《我觀北大》中說：“北大是常爲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不過，他後來對五四時期曾經積極奮鬥的幾位北大教授思想趨於保守表示不滿。1933年底，他的學生臺靜農來信談及北大的近況，並告知北大得到的贈語“五四精神 時代前面”，魯迅回信說：“北大墮落至此，殊可嘆息，若將標語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時代在前面’，則較切矣。”

魯迅沒有實際參加五四運動，也不一定贊成學生們採取激烈行動，但他對學生是同情和愛護的。魯迅支持學生運動——人們得到這種印象，可能基於1926年他針對“三一八”慘案寫的文章《記念劉和珍君》。魯迅本不贊成學生遊行請願罷課，但在學生遭到軍閥政府屠戮後，勇敢地站在學生一邊。他後來多次在著作中反思這場慘案：“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爲然的，但並非因爲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兇殘。”晚年所寫《題未定草》一文，在肯定了青年們爭取自由的努力後，特別加上一句：“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

魯迅青年時代就信奉進化論思想，認爲“青年必勝於老年”，即便後來看到青年人種種性質不好的表現，也屢屢受騙上當，乃至發狠說自己“思路轟毀”了，也還是不放棄與青年的交往和合作。他的這種思想矛盾可以理解：一面同情學生，讚賞他們的愛國熱情；一面又擔心他們放縱情緒，耽誤學業。學生的愛國熱情，如果沒有理性約束，也可能成爲破壞力量。社會進步只能是循序漸進的，需要耐心研究和解決各種實際問題。魯迅在給宋崇義信中還說：“僕以爲一無根柢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現在要圖，實只在熬苦求學，惜此又非今之學者所樂聞也。”

“五四”之後的“路”

魯迅之所以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榮譽，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代表，與他畢生堅守在文學領域有關。

他曾對《新青年》少登文藝作品表示不滿。在給日本學者青木正兒的信中說：“中國的文學藝術界實有不勝寂寞之感，創作的新芽似略見吐露，但能否成長，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頗傾向於社會問題，文學方面的東西減少了。”

魯迅有《題〈彷徨〉》詩：“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詩中透露出失望的情緒，但也很有獨戰的傲骨。他在悲觀、孤獨中奮力開拓文學的新疆域。他青年時代棄醫從文，是因爲懷抱着啓迪民智、改良人生的崇高理想，一生從事文藝歷經失敗，仍堅持不懈。

他的文學自覺意識，到了廈門、廣州，愈發強烈。離開廣州前夕發表的演講《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與酒之關係》通過闡發他一向看重的魏晉時期的文學來印證現實。他指出，魏晉時期，連皇帝都很有文學自覺意識，曹丕雖然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卻也說詩賦不必包含教訓，有其獨立性。所以，魯迅認爲，魏晉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新文化運動時期也是一個文學自覺的時代。魯迅獲得了這種自覺，並通過他的創作實績和教導示範，影響了很多青年。一直到晚年，他對文藝仍情有獨鍾：“自然，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卻只有用文藝來溝通，可惜走這條道路的人又少得很。最平正的道路是文藝。”

大時代大事件中，人各有其立場，各有其選擇，各有其修爲，自然也各有其侷限。1919年年底，魯迅回故鄉把母親和家眷接到北京。幾年後，他在據此經歷寫成的小說《故鄉》的結尾就“路”的意象做了發揮：“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經過五四運動洗禮後國家的新氣象，以及對家族中興的預期，使魯迅覺得自己腳下的路在向無窮的遠方延伸。

文學家魯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走出了一條獨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