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由日本領銜的環太平洋11個國家在智利聖地亞哥簽署《全面和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簡稱CPTPP，或稱TPP11）。CPTPP脫胎於《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後者已由美國、日本、新加坡、新西蘭、智利、文萊、澳大利亞、祕魯、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加拿大等12國於2016年2月簽署。但美國總統特朗普2017年1月上臺後即宣佈退出，完全否定前任奧巴馬總統的這一重要外交遺產,使TPP陷入僵死狀態。
缺少美國的TPP魅力大減。事實上，11國最初參與談判並最終接受美國苛刻條件達成協議，很大的動因也在於看上美國的巨大市場。美國“退羣”後，越南、馬來西亞等發展中成員暗示也要退出，TPP一度瀕臨徹底解體。
在此之際，日本作爲11國中體量最大的經濟體，出面成爲TPP新的主導力量。此次CPTPP最終簽署普遍被認爲是日本積極推動的結果，這也是二戰後日本首次在國際貿易秩序構建方面發揮重要領導力。
日本力推TPP和CPTPP的動因與考量
事實上，對於2010年正式啓動談判的TPP而言，日本是個後來者，2013年才加入談判。日本政府當時在決定參加TPP談判時一度面臨以國內農業部門爲首的利益集團巨大的阻力。日本爲何不顧一切要參與TPP，並後來居上發揮主導作用？在美國退出後，日本爲何仍執意推動？
首先，擴大自貿協定覆蓋率以獲取更穩定的資源和市場是日本經濟發展模式的客觀要求。日本國內資源能源匱乏，市場狹小，總體上屬於外向型經濟。貿易立國、投資立國一直是日本戰後的基本國策。進入新世紀，日本人口逐年銳減，國內市場逐漸飽和，經濟復甦和可持續發展更加離不開海外資源和海外市場。如何確保獲取穩定的海外資源與市場，擴大對外貿易和投資，是日本政府的頭等大事。
在此背景下，日本自貿戰略的日趨積極主動。在繼續支持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同時，日本更加重視推動雙邊和區域性經濟夥伴關係協定。2013年6月，安倍政府在“日本再興戰略”中明確提出，到2018年把自貿區覆蓋率（即自貿協定覆蓋的貿易額佔總貿易額比率）從2013年的19%提高到70%。要實現該目標，推動TPP落地是關鍵所在。爲此，日本內閣成立TPP等自貿協定對策本部，專門統籌TPP等協議的對外談判和內部協調工作。
其次，藉助TPP外部壓力“倒逼”日本國內經濟體制與結構性改革。安倍首相2012年底上臺後，力推“安倍經濟學”，其“三支箭”中的前兩支（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大膽的財政政策）先後射出，但第三支箭（結構性改革）遲遲未見出臺。在史無前例的超級量寬、負利率和超大規模財政赤字政策刺激下，同時伴隨全球經濟大環境好轉，日本經濟逐步呈現復甦態勢，但一些事關日本經濟長遠發展的體制性、結構性問題始終未能解決。尤其是前兩支箭已進入“強弩之末”態勢，無法再進一步實施，唯有切實推動結構性改革，才能實現日本經濟可持續發展。
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經濟結構改革滯後，導致20多年低增長。安倍政府以加入TPP爲契機，在農協會體制改革、降低法人稅、提升消費稅等方面出臺實質性舉措。日本東京財團研究員淺野貴昭曾對筆者表示，日本加入TPP同當年中國“入世”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以外促內推動國內改革。日本以TPP爲契機，正在經濟領域進行一場不亞於當年明治維新的大膽改革。安倍敢於冒着丟掉自民黨大票倉的風險，魄力可謂不小。安倍拿農協會開刀，是着眼於借TPP之機實施針對農協會改革，進而重新規劃反映農業利益的政治版圖和農業生產結構，以此爲突破口推進整體經濟改革。
第三，把符合自身利益的經貿規則標準上升爲地區規則，主導亞太地區經貿規則制定。
隨着全球化深化，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重新定位，國際貿易“規則之爭”已超越“市場之爭”而成了新一輪博弈的角力點。日本作爲發達國家，如何確保在全球產業鏈調整和新經濟規則制定中佔據先機，保持主導地位，是日本政府不得不重視的戰略性問題。
日本希望通過主導CPTPP，將符合自身利益的經貿規則變成亞太地區和乃至國際規則，推動亞洲經濟一體化向着於己有利的方向發展。
最後，用TPP強化日美同盟，拉美國留在亞洲，同時也可應對特朗普政府在雙邊層面對日本的貿易壓力。日美是軍事同盟，但雙方之間尚無自貿協定。上世紀爲解決貿易摩擦而簽署的自願出口限制協議、日美一攬子經濟協議等，均爲美國單方面壓制日本而簽訂的“不對等”協議，日本並沒有在其中體現出足夠的主動性和對等性。在奧巴馬政府時代，日本視TPP爲強化經濟領域日美同盟關係的抓手，並依託TPP搭建以日美爲核心、覆蓋亞太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體系。
特朗普打着“美國優先”旗號上臺後，美國放棄TPP，威脅退出WTO，其貿易戰矛頭也指向了日本、德國等盟友。因此，日本也希望通過CPTPP構築抵制美國雙邊貿易壓力的防波堤，同時預留美國重回“接口”，防止其走單邊主義道路。
CPTPP影響力和“含金量”縮水
缺少美國的CPTPP風光不再，其在世界貿易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大幅下降。相比TPP，CPTPP成員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總量比例從40%降至13%，人口占比從11.3%降至6.9%，貿易額也由25.7%下降至14.9%。
TPP一度號稱21世紀“最全面、最高水平”的新一代自貿協定。相比之下，CPTPP雖保留了原有框架，但“含金量”縮水。根據公佈的CPTPP最終版本，最大的變化就是原來TPP協議中主要許多體現美國利益的22項條款被暫時擱置或修改，包括著作權、藥品知識產權等從嚴保護規則，投資者與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等條款。
相比TPP的生效條件（即批准協定國GDP應佔全體簽約國總量85%以上），CPTPP協議生效門檻也大幅降低，只需任意6個締約國批准即生效。據悉，目前各方正在協調由日本承擔CPTPP祕書處功能一事。日本將在3月8日CPTPP簽署儀式舉行的會議上正式提出並獲得各國同意。日本將負責參加國之間的協調工作，力爭在2019年較早時期使CPTPP生效。祕書處還將成爲面向有興趣新加入的國家的窗口。承擔祕書處功能的日本將彙總各國手續進展情況，並在各參加國向國內說明協定內容之際產生問題時提供建議。
中日應共同引領亞太經濟一體化
短期內，CPTPP可對我國產生一定貿易轉移效應，但影響不大。CPTPP關稅減讓比例非常大，95%貨物實行零關稅，貿易轉移現象很快會出現。但其11個成員國中，僅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未同我國簽訂自貿協定，我同日本、加拿大之間貿易互補性很強，中墨貿易額有限，加上北美自貿區的存在，CPTPP產生的貿易轉移效對中國影響不大。
長遠看，中國應化壓力爲動力，以更加積極、主動、自信和包容的心態調動和盤活日本因素，共同推進東亞和亞太經濟一體化。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這不僅意味着擴大開放的範圍、拓寬開放的領域、加深開放的層次，還意味着創新方式、優化佈局、提升質量。

面對經濟全球化新形勢，特別是CPTPP帶來的壓力，中國應着眼未來，化壓力爲動力，提高戰略意識，以更大魄力和雄心，加快構築全球自貿區網絡建設，以開放型競爭帶動我國價值鏈和產業鏈的全面升級。當前的工作重點,對內應是練好內功，儘快把上海自貿區等先行先試經驗推廣至全國，對外則要從戰略與全局高度更加重視和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中日韓自貿區協定（CJKFTA）等談判進程。
在美國大搞貿易保護主義的新形勢下，中日兩國更應努力思考如何合作，共同引領東亞和亞太的一體化。中日同爲貿易大國和東亞及亞太區域合作最重要的成員，都積極維護自由貿易體制，反對保護主義。中日在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構建公平、包容、有效的地區經貿秩序問題上，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作爲亞洲地區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日在構建亞洲經濟新秩序過程中必然都要發揮領導力，這本身是件好事。至於具體實現路徑，中日由於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有不同看法和方案，這不足爲奇。良性競爭十分必要，殊途最終也會同歸。
今年適逢中日締結《和平友好合作條約》40週年，中日關係處於回暖改善關鍵時期。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態度已轉向積極，日本首相安倍多次公開支持日本企業參與合作。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去年11月會見安倍時所指出，互利合作是中日關係向前發展的動力，“一帶一路”可成爲中日合作新平臺。雙方應抓住契機，加強溝通，增進互信，提升合作水平，共推區域經濟一體化。

對中國而言，更應以大國自信、開放和包容的心態看待日本在亞洲及亞太經貿合作中的作用，主動調動和盤活日本因素，共同領導地區一體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