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組緗(1908-1994)，二十世紀著名作家，原名吳祖襄，字仲華，安徽涇縣人。小說代表作品有《一千八百擔》《鴨嘴澇》《天下太平》《樊家鋪》等。1952年起任北京大學教授，潛心於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的研究，並歷任中國文聯與中國作協理事、《紅樓夢》研究會會長。研究著作有《說稗集》《宋元文學史稿》等。

吳組緗的古代小說研究——以遺作、講義爲中心

文 | 傅承洲（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一

吳組緗不僅是著名的小說家，也是著名的古代小說研究專家。他在《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名著的研究方面都發表過重要論文，尤其是《論賈寶玉典型形象》《談紅樓夢裏幾個陪襯人物的安排》《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等幾篇論文，堪稱學術經典，這些論文大多收進他的論文集《說稗集》和《中國小說研究論集》中。在《說稗集》出版不久，馬振方便發表了《說〈說稗集〉》，首次對吳組緗的古代小說研究的特點與成就作了評述，認爲吳組緗從事古典小說研究有兩個特別的條件：“一是很早就開始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二是擅長小說創作。兩者對他的古典小說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構成《說稗集》的鮮明特色。”（《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1994年，吳組緗去世，周先慎撰寫了《吳組緗先生的古典小說研究》，對吳組緗的古代小說研究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提出吳組緗“以一個小說作家特有的眼光、素養和經驗，尤其以他對人生熱忱而執着的態度，對人和社會生活的切身的體察與認識，深廣的人生閱歷，以及對藝術敏銳的感受力，在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上形成了鮮明獨特的風格”（《文學遺產》1995年第1期）。200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辦了“紀念吳組緗先生誕辰100週年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提交了一批探討吳組緗古代小說研究的論文，這些論文比以前的研究又有細化和深化，程毅中的《論述吳組緗先生的中國小說史學術思想》以吳組緗的論文《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及其規律》爲基礎，結合其他論文，對吳組緗的中國小說史思想作了歸納與展開。周先慎的《重溫吳組緗先生論〈三國演義〉》和石昌渝的《吳組緗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分別就吳組緗研究《三國演義》和《紅樓夢》的主要觀點作了評述。劉勇強的《吳組緗文學研究的學術個性》觀照範圍涵蓋了吳組緗的現代文學研究、古代小說研究和文學史研究，由此歸納出吳組緗文學研究的個性。上述論文均收入《嫩黃之憶——吳組緗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上述研究，對吳組緗的古代小說研究的成就與風格作了深入細緻的探討，但這些論文基本上是以吳組緗生前發表的論文爲立論依據的，事實上，吳組緗對古代小說的研究並不限於已發表的十幾篇論文，他的學生馬振方在《說〈說稗集〉》中指出：“吳先生在課堂上講授過的對我國古典小說的許多精闢見解和心得體會還沒有寫進這個集子，將在新著中和讀者見面。”（《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遺憾的是，由於當時吳組緗年事已高，這些“精闢見解”還沒有寫出來就與世長辭，除了當年聽課的學生外，他人對這些研究並不知曉。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吳組緗便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講授中國古代文學方面的課程，先後主講過宋元文學史、明清文學史的基礎課和中國小說史、《聊齋志異》、《紅樓夢》的專題課，並編寫了講義。這些講義，只有宋元文學史，由沈天佑整理、增補，於1989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明清文學史本來也列入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出版計劃，因講義大多遺失，未能整理出來。2011年，我在整理沈天佑師的文稿時，發現了一批吳組緗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撰寫的講義，這批講義分別用活頁紙和筆記本（只有一種筆記本裝訂完好，其他均爲散頁）撰寫，部分講義章節註明瞭撰寫時間，還有一些講義編了序號。根據講義的用紙、編寫時間和序號，大體上可以辨認有以下幾種：

• 1.1955年秋季講授《紅樓夢》專題課的講義。

• 2.1957年秋季講授《聊齋志異》專題課的講義。

• 3.1960年秋季講授明清文學史的部分講義，存《明代文學概說》《〈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與藝術》和《儒林外史》三章。

• 4.1961年春季講授中國小說史的講義及1962年春季講授中國小說史的補充講義。這兩種講義寫在一個筆記本上，1962年補寫了《〈水滸傳〉的人物描寫》、《〈三國演義〉的藝術描寫》《〈聊齋志異〉選講》三節。

• 5.1961年秋季講授中國小說史的講義，存《明代擬話本》《聊齋志異》《儒林外史》三章。

• 6.另有三張活頁紙的《西遊記》的講義，沒有註明課程名稱和備課時間。

這些講義，只有《紅樓夢》和《聊齋志異》專題課的講義比較完整，其他課程的講義多有遺失，比如明清文學史肯定要講戲曲與詩文，現存講義中未見相關內容。根據個人的授課經驗，一門課，第一次講，肯定要寫詳盡的講義，以後再講，可以用以前的講義，只需作一些修改和補充，不一定重寫。吳組緗的講義可能也存在類似的情況，1961年春季的中國小說史講義，就沒有《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內容，《聊齋志異》也比較簡略，因爲在此之前，他講過《聊齋志異》和《紅樓夢》的專題課和明清文學史的基礎課，完全有可能用以前的講義。在這批講義中，還夾有一篇研究《金瓶梅》的論文，用方格稿紙謄寫，與講義明顯不同。這批講義，多數章節已經整理成論文發表，筆者仔細對照過《紅樓夢》專題課講義與《論賈寶玉典型形象》一文，雖然講義列了十個專題，只有兩個專題寫得比較詳盡，其他專題只有一些提綱，最詳盡的一個專題《〈紅樓夢〉主要中心人物賈寶玉的典型形象》與論文內容基本相同。也有論文寫於講義之前，如《〈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一文發表於1954年，至少是寫於現存講義之前。還有一些講義沒有整理成論文發表，最重要的要數《聊齋志異》專題課的講義。論《金瓶梅》的論文很可能是根據講義整理而成，生前沒有發表。筆者謹對這些重要的手稿作簡要介紹和評述，在此基礎上，對吳組緗的古代小說研究的特點與成就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

《論〈金瓶梅〉》是吳組緗已經定稿沒有發表的一篇論文，論文用16開對摺600字紅色方格稿紙謄寫，謄清後又有修改，共26頁，一萬五千多字。稿紙下方印有“京電65.11”字樣，應爲稿紙印刷單位的簡稱和印刷時間，“京電”是北京市電車公司印刷廠的簡稱，吳組緗另一篇講稿所用的400字稿紙，下方就印有“北京市電車公司印刷廠印刷65.1”。如果這一判斷無誤的話，吳先生的這篇論文寫於1965年底或1966年初，這就不難理解這篇論文定稿後沒有發表的原因，因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學術刊物不能發表研究《金瓶梅》的論文。

在這篇論文中，吳組緗首先論述了《金瓶梅》在章回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兩個第一：《金瓶梅》的出現，在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上是一樁應該重視的大事，因爲它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創作的長篇小說，它是第一部取用家庭社會日常生活，描寫平凡的市井人物，以揭露黑暗腐敗的現實社會和政治的作品。《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創作的長篇小說，並不是吳組緗的發現，但吳組緗進一步提出了關於作者的一種假設：“當時山東有不少通俗文藝作家，如散曲作家馮惟敏（1511？—1580？）、戲曲作家李開先（1501—1568）等，設想像馮惟敏這樣的文人是《金瓶梅》的作者是有可能的。”第二個第一，則是吳組緗的創見。此前，吳晗曾提出：“《金瓶梅》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它所寫的是萬曆中年的社會情形。它抓住社會的一角，以批判的筆法，暴露當時新興的結合官僚勢力的商人階級的醜惡生活。”（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文學季刊》創刊號，1934年1月）鄭振鐸認爲：“她（指《金瓶梅》）是一部很偉大的寫實小說，赤裸裸的毫無忌憚的表現着中國社會的病態，表現着‘世紀末’的最荒唐的一個墮落的社會景象。”（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文學》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吳組緗明確指出了《金瓶梅》是第一部用家庭日常生活的題材揭露黑暗腐敗的社會與政治的作品，無疑比前人抓得更加準確。論文緊接着用大量的篇幅對《金瓶梅》的主題思想進行了深入的挖掘，吳組緗說：

《金瓶梅》是一部揭露明中葉後社會政治黑暗與腐敗的書。從衆多等色的平凡市井人物日常生活活動的深入細緻的描寫刻畫中，提出了我國封建社會發展中面臨轉變的歷史時期具有重大意義的癥結問題，亦即有關我國封建社會後期所以停滯不進或發展遲緩的主要問題。從這個意義說，它是比《紅樓夢》早一個半世紀、明中葉後當時的一部政治歷史小說，絕不能僅把它看做一部“淫書”或“穢書”。

通過分析典型形象來探討小說的思想意義，是吳組緗研究古代小說的常用方法。吳組緗認爲，西門慶是《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怎樣認識作者給我們塑造的西門慶這一個典型人物，是理解此書主題思想的要害問題。”論文對西門慶是這樣定性的：“西門慶是個官僚、富商又兼地主的封建統治代表人物。這樣一種‘三位一體’的統治階級代表人物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商品經濟高度發展、資本主義因素在許多地區開始萌芽，封建階級和封建制度瀕於腐朽沒落，因而力圖垂死掙扎時期的特種產物。”這種市儈“利用可能有的特權以及一切不法手段謀取眼前實利暴利”，“財富集中在這種腐朽反動的封建統治勢力手裏，絕對不會成爲有利於發展經濟裨益民生的生產性資本；恰恰相反，它只會助長他們所掌握的封建特權，更加瘋狂地幹壞事，破壞工農業生產，打擊正當的商業經營。”這些財富，“最顯眼的還是消耗在他們奢侈和糜爛的生活享用上面。”“在這個腐朽反動的封建勢力統治下的社會裏，絕大多數人顯然是境遇極爲悲慘的被壓迫者。”吳組緗用大量的明代史料與小說情節對照，在論述西門慶利用不法手段與特權謀取財富時，便引述了嚴世藩所列舉的當時全國積貲五十萬的十七家富豪、積貲一百萬的五家富豪的名單，這二十二家，“除七家看來是商人，其他十五家都是王室、貴族、太監、大官和土司。”在論述西門慶的奢靡享樂時，引述了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的記載，“今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餚，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求以相勝。”某家請一客，“餚品計百餘樣”，又某家請客“用銀水火爐、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人，每客皆金臺盤一付，是雙螭虎大金盃，每付約有十五六兩。”這些史料充分證明《金瓶梅》所描述的人物與情節是明代中後期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於是吳組緗得出結論：

全書暴露的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面臨變革之際具有重大意義的癥結問題，亦當時社會發展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即隨着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和資本主義因素開始萌芽，封建階級——官僚、地主同市儈結爲三位一體，形成極端腐朽反動的統治勢力，緊緊壓在城鄉人民頭上，貪贓枉法，爲所欲爲，掠奪社會財富，吸盡人民膏血，摧殘農、工、手工業生產和商業經營，從而窮奢極欲，腐蝕人心，嚴重桎梏着社會的前進與發展。

論文最後考察了作者創作《金瓶梅》的根本立場與態度。吳組緗認爲：“書中的描寫，在讀者的眼前只見一片令人窒息的如磐夜氣和森嚴的黑暗；雖然在被壓迫層中也算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反抗，從側面也透露了一點似有若無的鬥爭，但總的看來，在這個現實世界裏，簡直看不到任何與黑暗統治相對峙的積極因素和有希望的力量。”作者爲什麼這樣處理？“原來作者暴露現實黑暗，並非從變革的要求出發，或嚮往什麼新的前景，而只是要拿西門慶作個反面典型，對封建統治階級提出警告。”從這篇論文所提出和解決的一系列問題來看，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還原到它所寫作的時代，無疑是“文革”以前少有的幾篇精彩論文之一。

三

吳組緗生前曾多次講授《聊齋志異》專題課，逝世之後，他的學生撰寫紀念文章，好幾位提到吳組緗當年講《聊齋志異》的風采。北京大學中文系54級學生張奡羿在《難忘的專題課——紀念吳組緗先生》一文中專門回憶了吳組緗講《聊齋志異》專題課的情境：

我們54級漢語文專業的同學讀到大學三年級的時候，趕上了好點兒：系（中文）裏開始設置專業專題課。專題課《文心雕龍》《紅樓夢》《聊齋志異》《魯迅》等都由校內外名家，如何其芳、吳組緗、陳湧等先生講授，很受同學們歡迎，但我印象最爲鮮明深刻的卻是吳組緗教授開設的《聊齋志異》專題課。

他對《聊齋志異》版本考訂之精當，對蒲松齡家世和交遊考證之周詳，對蒲松齡思想脈絡分析之透徹，對《聊齋志異》思想藝術、歷史地位評價之獨具卓識，對國內外出版研究《聊齋志異》狀況之熟悉，真是令人叫絕。（張奡羿《難忘的專題課——紀念吳組緗先生》，《吳組緗先生紀念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83—84頁）

筆者發現的吳組緗講《聊齋志異》專題課的講義，可以證實這些回憶所言不虛。講義題爲《〈聊齋志異〉講稿》（下文簡稱《講稿》），題後註明時間：“1957.9.25”，應該是首次備課時間。在講義開頭有一節關於課程的說明，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向未講過此課，對此課準備得也不夠充分，談不到有什麼深入的研究，更不明白同學們的閱讀情況，這就需要好好地計劃與斟酌，並要求同學們隨時的幫助。”說明這是吳組緗爲第一次講《聊齋志異》專題課所寫的講義，時間是1957年秋季。該講義用活頁紙正反兩面書寫，共29張，作者用紅蠟筆按張標註了序號，實際共58頁，每頁39行，每行40多字，大約9萬多字。最後一頁明顯沒有結束，說明講義後面可能有遺失。《講稿》共有五部分：（一）緒言。（二）《聊齋志異》故事（題材）的來源。（三）蒲松齡的生平及思想。（四）選讀示例。（五）《聊齋志異》的思想性與藝術描寫。限於篇幅，這裏只能就《講稿》中最精彩的內容——關於蒲松齡人生際遇與其思想和創作關係的論述，關於《聊齋志異》中人物形象的思想內涵與藝術創新的解讀，作簡要評述。

《蒲松齡的生平及思想》是這本講義中最有理論深度的一章。在蒲松齡的生平研究中，貢獻最大的要數胡適與路大荒。胡適在《辨僞舉例——蒲松齡的生年考》一文中（《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根據蒲松齡的《降辰哭母》詩和《述劉氏行實》文考證出蒲松齡出生於康熙十三年，享年七十六歲，訂正了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所載“享年八十有六”的錯誤。路大荒廣泛蒐集蒲松齡的著作，編輯出版了《聊齋全集》，並編撰了《柳泉蒲先生年譜》（載路大荒、趙苕狂編《聊齋全集》卷首，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版），對蒲松齡一生主要事蹟與交遊作了考述，對部分詩文作了編年。關於蒲松齡的思想的研究，學界起步較晚，在1957年以前，比較集中的話題是討論蒲松齡是否具有民族思想，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是否具有人民性。吳組緗對前人研究蒲松齡的論著非常熟悉，關於蒲松齡的生卒年，《講稿》採用了胡適的觀點。對蒲松齡生平的敘述，也參考了路大荒的《柳泉蒲先生年譜》。對學界關於蒲松齡思想的討論，吳組緗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不贊成蒲松齡有民族思想的觀點，他說：

這時正是明末清初之際，尖銳激烈的階級矛盾，沒有安頓下來，又加上如火如荼的民族矛盾，農民起義此仆彼起，反抗清朝剛建立的政權，而地主階級卻從其自身利益出發，甘願做滿清統治者的順民，對農民起義加以血腥的鎮壓。所謂民族矛盾，實質上也是階級矛盾。對於農民的反抗，地主階級和外族統治者，其階級利益是一致的。蒲家此時正是上升的地主，對農民的造反，更爲仇視，更爲敏感。決不因爲民族之間的矛盾，而放棄與農民敵對的立場。

吳組緗肯定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的思想具有人民性，“由於他的熱衷功名，想往上爬，他的思想有極其庸俗的一面；由於他始終功名困頓，始終身處貧賤，一生過着冷淡生活，因此他的思想同時又有頗爲光輝的一面。這光輝的一面，就是他的內心與人民百姓緊密連接在一起而產生的。”

前人已經注意到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批判科舉制度與其考科舉的痛苦經歷有關，但對此理解並不一致。何滿子認爲，“蒲松齡對科舉制度殘害下的知識分子的痛苦，理解得最爲真切。他自己受過創傷，他所接觸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也都是被科舉制度折磨得精神恍惚、如癡如狂的可憐的生物。”“他不是死抱住功名不捨的人，他雖然也按着那時代給知識分子安排好的道路去趕考應試，但碰了幾次壁，認清了科舉制度的底蘊以後，就意興索然了。他中年以後的應試，與其說是貪戀功名，無寧說是爲了習俗所羈，如他自己所說的‘猶守舊轍戀雞肋’的食之無味之舉而已。”（何滿子《蒲松齡和〈聊齋志異〉》，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第78頁，第80頁）吳組緗不這麼看，他認爲“蒲則迫於客觀處境，又自信具備主觀條件，他是一心要往上爬，一生沒有淡卻獵取功名之念的。他大概每科必考，每考必以全力；雖然屢考屢敗，但同時又屢敗屢考，從沒放棄熱衷功名的念頭。”吳組緗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證明蒲松齡始終熱衷功名，並沒有意興索然。蒲松齡一面執着地參加科舉考試，一面寫小說批判科舉制度，這該如何解釋？任訪秋認爲，“蒲松齡的思想是非常龐雜的，不成體系的，因而中間往往存在着極大的矛盾。……由於自己科場失意，一生潦倒，故對八股取士制度深惡痛絕，但在內心中，又不能忘情於功名富貴，因而對某些由此而位至顯達的人，不禁又流露出豔羨之情。”（任訪秋《〈聊齋志異〉的思想與藝術》，《新建設》1954年第11期）吳組緗也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爲蒲松齡參加科舉考試和在作品中揭露科舉的罪惡並不矛盾，他沒有否定科舉制度，只是諷刺主持科舉考試的人。“他之攻擊個人——主考者的做法不對，辦事的人豈有此理。他是爲把科舉制度弄糟了而感憤激，他不但沒有對科舉制度懷疑，反倒是站在維護和辦好科舉制度的立場上來作指責、發義憤的。蒲在作品中反覆攻擊科舉，但所挖苦和嘲笑的，也只是主考官個人，認爲他們沒有眼睛，不識好文，不識真才，主觀上只是發牢騷，也並沒有攻擊科舉制度本身（但客觀實際上是攻擊了制度）。有人認爲他一方面反對科舉，一方面又以考中功名來報答所認爲的好人，說這亦是他作品中思想矛盾，其實仔細研究，他的這種思想是統一的，並不矛盾。”應該說，吳組緗對蒲松齡思想與行爲的把握更加準確。

《聊齋志異》中有不少描寫男女青年自由戀愛的作品，學術界基本持肯定態度。分析這類小說產生的原因與意義，大多從時代背景的角度進行挖掘，封建婚姻制度剝奪了男女青年婚戀的權利，而蒲松齡熱情讚美了這種反封建的愛情。吳組緗則獨闢蹊徑，從蒲松齡獨特的人生經歷來解釋這類作品產生的直接原因。蒲松齡從三十一歲到七十歲，一直在外作幕賓和塾師，生活孤寂無聊。他的小說和詩文大多寫於這一時期，其中愛情題材的作品寄託了作者的愛情理想。吳組緗說：

蒲生活於達官縉紳的社會環境中，所能有的只是封建婚姻關係的夫婦之情。他之對於自由活潑的異性之美，對於志趣相同、彼此相知的愛情之樂，他亦是有此要求的。對於以才情自負而身處貧賤寂寞中的蒲氏來說，在他青年時代，此點恐怕在他的精神生活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而不能滿足的。作品中對於愛情的體會，對多情青年男女的形象之描摹刻畫，無不委婉動人，深切入微，正可證明此種情懷。

中外文學理論家早已指出，文學創作就是作家運用虛構和想象來彌補人生的缺憾。吳組緗認爲，青年蒲松齡大量創作愛情題材的作品，是其感情生活得不到滿足所致。

《講稿》對《聊齋志異》中的不少名篇作過精彩的分析，特別重視小說人物的創新意義。《張鴻漸》中的施舜華，吳組緗認爲她是一個嶄新的女性形象，非常欣賞她在感情面前大方、自信、真誠、直率的個性。舜華出場，“我們並不能知道她是狐仙，她是作爲現實女子出場的。張在暗處微窺之，原來是個二十歲左右的美麗女子，她十分精明，一眼看到草荐，就盤問，老嫗只好老實告訴出來，不敢隱瞞。這個年輕美貌女子立刻發脾氣，與老嫗剛纔所料想顧慮的完全符合。發了脾氣之後，見到了張，她卻如此敬重風雅士，於是又責備老嫗慢待了客人。立刻以酒漿和錦裀來招待這個落難的書生。張此時私問老嫗，才補敘出來，原來太翁夫人俱早謝世，止遺三女，這是大姑娘。怪不得這初次出面，確是當家作主的大姊的氣派。跟着即推扉而入，即榻上撫慰慌張失措的客人，說‘無須，無須’，並近榻坐，提出以門戶相托的話。雖有點靦腆，但多麼大方、爽朗，開門見山，不似世俗女子的忸怩作態。張張皇地回說家中已有妻，她即笑着誇讚他的誠篤，十分自信，亦十分自負，不容對方再囉嗦，即乾脆地說：‘既不嫌憎，明日當煩媒妁。’這完全是個思想意識獲得解放的女子，在三百年前，完全是個未來的嶄新的女性形象。”這種未來的嶄新的女性形象，與封建婚姻制度是對立的。施舜華“聽張說想念家中的妻子，即不高興，說夫婦之情，‘自分於君爲篤，君守此念彼，是相對綢繆者，皆妄也’。她要求的是真心專一的愛情，張的一番自以爲言之成理的解釋，實際是肯定封建社會多妻與重婚的婚姻制度是合理的，不成問題。而舜華笑着說的‘妾有偏心：於妾，願君之不忘；於人，願君之忘之’，實即反映了她的思想要求——即真心專一的愛情——是與封建婚姻制度（一夫多妻）不相容的。從這樣的內心要求出發，她經過幻化試探，證實了張的心之所屬，即不能容忍。但其內心並不是沒有鬥爭，其始還曲爲解說以自慰，以爲‘猶幸未忘恩義，差足自贖’。但對其恩義的感激，究不是她所要求的專一真心的愛情，所以過了二三日，便覺‘終無意味’，才決心送張回家去，成全他們。”蒲松齡的高明之處在於不僅寫出了施舜華真誠專一的愛情理想，而且寫出了一個女性真實而豐富的人性。而吳組緗敏銳地發現並揭示出了這一形象的內心世界與性格特徵。

吳組緗認爲《霍女》的思想和藝術水平，遠遠超過了《嬰寧》，主要就是創造了霍女這一獨特形象。他說：“《霍女》中寫一富而吝的朱大興，平日一毛不拔，吝嗇無比，但性喜漁色，色所在，冗費不惜。霍女來找他，和他同居了二年，□求無厭，要喫最珍貴的東西，要穿要用最貴重的東西，還要常常嫌日子無味，要請戲子來唱戲。如此數年，朱供應不支，漸趨破產。此時霍女便不辭而別。她跑到鄰村一個世胄何氏家，何是個大少爺，愛其美，十分寵愛她。朱知道了，與何氏打官司。最後霍女又到貧士黃生家，黃貧苦無偶，女救之，黃最初拒絕。霍女爲之苦做苦幹，操作家務，幫助他成家立業，以最大的真誠與心力貢獻給他，與之過共苦共難的夫婦生活。她告訴黃說：‘妾平生於吝者則破之，與邪者則誑之。’霍女是一種俠義式的人物，她完全突破了封建社會以男性爲中心的片面的貞操觀念，完全出於自己的主動選擇，最初像個蕩婦，實際卻如此地疾惡富貴，而傾心鍾情於一個貧賤的書生。作者不因三易其夫而使其光彩動人的性格絲毫減色，這在當時社會中可謂大膽與難能可貴的創作。”吳組緗特別欣賞霍女破吝濟貧的俠義品格和蔑視封建貞操觀唸的大膽行爲，因爲她突破了封建禮教和制度的藩籬，具有未來女性的性格特徵。

吳組緗不同意將人物簡單地分爲好人和壞人，他說：

據說世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好人，一種是壞人。我個人以爲，第一，好壞不是絕對的，要看你從什麼觀點去看，在什麼立場去評量；第二，世上決沒有完全的好人，也沒有完全的壞人；第三，不可只看表面，要考察其所以如此之故。（吳組緗《如何創作小說中的人物》，《中國小說研究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頁）

他分析《聊齋志異》的人物，也持這種觀點，認爲王桂庵的性格具有兩面性，“在這篇裏，對於主人翁大名世家子王桂庵這個人物，自始至終抓住了其性格中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世家子弟的紈絝、輕薄的習性；一方面是他的多情的性格。因爲他是世家子弟，輕薄是他的階級屬性，他生長的那家庭裏，習染於那社會裏，他是會有這種階級烙印的；另一面，畢竟他是個青年，又多情、深於情，對於所鍾愛的女子，能夠嚴肅地、深摯地去愛她。作者對此有敏銳感覺，有很高的認識能力，因此他處理的極爲恰當而深刻。全篇通過種種生動逼真、引人入勝的情節描寫，抓緊不放鬆地表露了王性格的這兩面，而帶着溫婉的同情，批判其惡劣的一面，肯定其多情的一面。”不僅指出王桂庵性格的複雜性，而且分析了形成其複雜性格的家庭與社會原因。

四

吳組緗研究古代小說的論文和講義，大多寫於1954年到“文革”前夕這十餘年間。當時的學術環境並不理想，政治運動對學術研究的衝擊很大。翻檢同一時期的論文，不難發現，由於受“左傾”思潮的影響，大量論文在分析作家和作品時存在簡單化、教條化的傾向，其學術結論很難經得住時間的檢驗，而吳組緗的論文卻沒有因爲時間的推移而降低其學術價值。當時盛行的文學原理講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因而一些論文只講小說與社會生活的關係，甚至將小說當成了研究社會生活的材料。吳組緗對此保持着清醒的認識，對這種做法提出了嚴肅批評：

有些《紅樓夢》研究者往往拋開人物形象，從書中摘取一些枝節的事項和節目，來論斷作品反映了怎樣的思想，提出了怎樣的問題。還有不少這樣的例子，比如列舉大觀園裏一頓酒飯花了多少銀子，烏莊頭送來多少什麼地租，諸如此類，以證明賈家生活的奢侈，如何剝削農民，和說明瞭什麼性質的歷史或經濟問題，等等。若是一部《紅樓夢》只提供了這樣一些乾癟的事實和數字，那它有什麼價值？（吳組緗《論賈寶玉典型形象》，《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206頁）

吳組緗也講反映論，與衆不同的是，他強調作家的重要作用。他說：

我們講反映論要講兩面。文學都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這是客觀的一面；還有作者怎麼處理，這是主觀的一面。這兩面都不能抹殺。（吳組緗《答美國進修生彭佳玲問》，《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432頁）

吳組緗在《紅樓夢研究》講義中將作家的思想與作品的傾向作了明晰的闡釋：“作品的思想傾向性，就是作者對他所處理的生活現實所持的看法和態度的表露。作者對於生活現實的看法，就表現爲作品的思想性；作者對於生活現實的態度，就表現爲作品的傾向性。”他這樣概括《紅樓夢》的思想傾向：“《紅樓夢》所寫的生活現實正反映了這樣兩種力量的矛盾鬥爭：一方面是衰朽不堪、趨向最後崩潰但又居於統治地位的封建主義制度；一方面是處於萌芽狀態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這是表現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當時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具有重大意義的矛盾。書中對於封建主義秩序喪天害理、泯滅人性以及種種醜惡庸俗的特徵本質的生活現象，給予嚴苛的、無情的暴露和鞭撻；對於封建主義秩序所不容，而衰朽力量一時還不能控制的，以賈寶玉爲中心的純潔真摯的人與人的關係和高尚美好的內心精神，則給以熱情洋溢的歌頌和宣揚。”按照吳組緗的觀點，這一結論，既是小說的思想傾向，也是作家的思想傾向。

吳組緗研究小說，總是將作品——作家——生活三者結合起來考察，研究《儒林外史》，首先考察作者吳敬梓的生平與思想，特別強調吳敬梓從名門望族到貧困不堪的人生經歷對其思想與創作的影響，接着考察清代思想家從顧炎武、黃宗羲到戴震與吳敬梓思想的共同之點，然後從小說出發，概括出《儒林外史》的思想傾向，“《儒林外史》攻擊和揭露清朝封建統治下的政治與社會，主要還是就士大夫階層入手，即以士子們對功名富貴的問題作爲中心的。”（吳組緗《〈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167頁）研究《聊齋志異》幾乎採用了同樣的研究策略。這種研究顯然比那種只考察作品反映了什麼樣的生活的研究範式更加科學，更加深刻，也更有說服力。

吳組緗強調學者也要有生活知識和歷史知識，“搞古代小說，一定要具備深厚的生活知識。這方面我認爲我們的研究界做得很不夠。不光作家要有生活知識，評論家更需要有生活知識。我常常看到評論文章中鬧笑話，就是因爲評論者缺乏生活知識，進入不了作品。搞古代小說，還需要很豐富的歷史知識，只看二十四史、《資治通鑑》不行，還要多看野史、筆記小說，那是有血有肉的歷史。”（吳組緗《歷史的回顧與反思》，《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92頁）他批評老朋友茅盾的小說《春蠶》“很不真實，甚至有點架空和無中生有”（吳組緗《〈談春蠶〉》，《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350頁）。老通寶借債養蠶，企圖大撈一把，好似投機商人，“這種作風不合一般蠶農思想的常理，與老通寶整個一套保守思想既不相稱，也不相容，所以說是架空的，不真實的。”（《〈談春蠶〉》，《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351頁）這種認識就源於他對農民和農村生活的熟悉。研究古代小說，不光要有生活知識，還要有歷史知識。《紅樓夢》寫薛家進京，首要目的是爲寶釵候選才人贊善。看似不經意的一筆，吳組緗認爲這是作者有意貶薛家，“在封建時代，一般善良的父母都不肯把自己女兒往深宮裏送，犧牲女兒的終身幸福來謀求富貴。《聊齋志異》中的《竇氏》《劉夫人》以及川戲《拉郎配》都寫了這方面的情形，爲了逃避選入深宮，硬把十一二歲的幼女往外送。薛家卻不是這樣。”（吳組緗《賈寶玉的性格特點和他的戀愛婚姻悲劇》，《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277頁）這一發現，就得益於歷史知識。吳組緗不同意薛寶釵是封建淑女的說法，認爲她是一個實利主義者。其中一個重要證據就是薛家進京住進賈府之後就不走了，“薛家在京中有很多房子，本來，完全可以住到自己家裏去，俗語說，‘探親不如訪友，訪友不如住店’，自己家裏有漂亮的房子，爲什麼非要跑到賈家去住？而且簡直是賴着不走！”（《賈寶玉的性格特點和他的戀愛婚姻悲劇》，《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278頁）薛家剛進賈府住在梨香院，後來遷到東北角另一個小院子，將梨香院讓給戲子住，薛家也不生氣。爲什麼會這樣？原來薛家是皇商，富而不貴，薛蟠鬧出人命案，迫切需要政治勢力的支持和庇護。賈家貴爲國公府，賈寶玉是這個國公府最有希望的繼承人，薛寶釵實際上是看上了寶二奶奶的位置。運用生活知識、歷史知識來解讀作品、分析人物，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也不引經據典，其結論卻經得起推敲，爲學界廣泛接受。

探討吳組緗的古代小說研究，很容易發現他的小說創作對其小說研究的影響，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吳組緗的小說創作與小說研究的關係，應該是先研讀與借鑑古代小說進行小說創作，然後再憑藉其小說創作經驗來研究小說。據吳組緗回憶，他上高小的時候，就翻看過一些古代小說，在蕪湖上中學時，就買了一部亞東本《紅樓夢》。那時候“課堂上讀書作文還是文言爲主。這樣，我們自然而然拜亞東本白話小說爲師，閱讀中用心鑽研、琢磨。一部《紅樓夢》不止教會我們把白話文跟日常口語掛上了鉤，而且更進一步，開導我們慢慢懂得在日常生活中體察人們說話的神態、語氣和意味”（吳組緗《漫談〈紅樓夢〉亞東本、傳抄本、續書》，《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287—288頁）。吳組緗中學階段便開始創作並發表小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就讀於清華大學的吳組緗，創作了一系列反映農村生活的短篇小說，得到茅盾等人的激賞，四十年代初又創作了長篇小說《鴨嘴澇》。從五十年代開始專門研究古代小說。從讀小說、寫小說到研究小說，吳組緗獨特的經歷使他對古代小說尤其是小說名著爛熟於心，對古代小說的特徵與價值的認識多有獨到的見解。

吳組緗論小說，有如小說家談自己的創作一般，將作家的創作意圖、人物描寫、情節安排說得入木三分，洞中肯綮。吳組緗認爲，寫小說，中心工作就是描寫人物，他說：

什麼是寫小說的中心？我個人以爲就是描寫人物。因爲時代與社會的中心就是人。沒有人，就無所謂時代與社會；沒有寫出人物，嚴格的說，也就不成其爲小說。（吳組緗《如何創作小說中的人物》，《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410頁）

他分析古代小說，往往從人物入手，來挖掘其社會意義與審美價值。他認爲，“現實主義藝術無不以從生活中塑造真實的人物形象爲能事，無不以塑造具有豐富深刻的現實內容和巨大藝術感染力量的人物形象爲能事。作品中寫的場面、情節和無論什麼事物與瑣細節目，離開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就失去了意義。作品的思想主題，社會和歷史的特徵內容，也總是從人物形象表現和反映出來。”（吳組緗《論賈寶玉典型形象》，《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206頁）基於這種認識，吳組緗研究小說，總是抓住小說的中心人物，《論賈寶玉典型形象》用三萬多字的篇幅，對賈寶玉性格的形成、賈寶玉性格的發展、賈寶玉性格的主要特徵、賈寶玉性格的矛盾和限制、作者的處理態度和了解等問題作了深入細緻的分析，並由此歸納出這一形象乃至這部小說蘊含的深刻的社會意義。

吳組緗研究古代小說，最令人佩服的是談小說的佈局，即人物與情節的安排。這得益於他的創作經驗。他說：

寫小說，在有了內容之後，下筆之前，得先佈局。像畫畫，先勾個底子；像造房子，先打個藍圖，這時候，首先面臨的就是人物的安排問題。比如，把哪些人物擺在主要的、中心的地位，把哪些人物擺在次要的、從屬的地位；怎樣裁度增減去留、調配先後重輕，使能鮮明而又深厚地顯示內在的特徵和意義；從而充分地、有力地並且引人入勝地表達出思想內容來：凡是這些，都應該按照題材和主題的具體情況，從全局着眼，作一番精打細算。（吳組緗《談〈紅樓夢〉裏幾個陪襯人物的安排》，《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253頁）

吳組緗在分析人物形象的時候，總是要先明確人物在小說中的地位，《論賈寶玉典型形象》開篇便提出，《紅樓夢》的中心事件是“賈寶玉和林黛玉、薛寶釵的戀愛、婚姻的悲劇”（吳組緗《論賈寶玉典型形象》，《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205頁）。“整個《紅樓夢》悲劇都是以這三個人物爲中心。而賈寶玉在三個中心人物中又居於主要的地位，並且全書所有各類人物都是圍繞着他作爲一個完整的典型社會生活環境而展開的。”（《論賈寶玉典型形象》，《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207頁）他分析短篇小說《張鴻漸》，也採用了這種方法，“全篇爲我們塑造了三個人物形象：張鴻漸、張妻方氏和狐施舜華。作品側面寫那鬥爭，正面所寫的，就是張、方、施三個人物之間的關係問題。作者把那些矛盾的對方，縣令趙、無賴甲及差役，作爲反面人物，置於側面；而將此三人，作爲正面人物，着重、正面地寫他們。但張、方、施三個主要人物，張又居於中心，是篇中的主人公。因爲全篇是把他居於主位，筆頭是跟着他走，他到哪裏，就寫到哪裏；他不在哪裏，就不寫哪裏。”這種研究的價值不僅僅是在說明人物在小說中的地位，同時也是在探討人物的安排。作家寫小說，每個人物的出場都有其用意，即便是一些陪襯人物。像《紅樓夢》中的甄士隱、賈雨村、冷子興、劉姥姥，都是小說中很不起眼的人物，在吳組緗看來，都是作家經過深思熟慮而精心安排的。安排賈雨村的用意，“重要的一點，是爲了佈局賈、林、薛三個中心人物的會合”（吳組緗《談〈紅樓夢〉裏幾個陪襯人物的安排》，《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255頁）。小說先寫他幫林如海將女兒林黛玉帶到賈府，緊接着寫他審理薛蟠的人命官司，於是薛寶釵隨母親和哥哥住進賈家。在寫賈雨村“送”黛玉與寶釵進賈府的過程中，就手介紹了賈、林、薛三家的家世和境況。這個人物貫穿全書，還是“仕途經濟道路上爲主人公賈寶玉的性格和發展始終作映襯的一個反面人物”(《談〈紅樓夢〉裏幾個陪襯人物的安排》，《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258頁)。大熱天到賈家要見寶玉，惹得寶玉不高興。爲討好賈赦迫害石呆子。這樣一個陪襯人物，作家將他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吳組緗曾用打檯球來比喻人物安排：“有一種打檯球的高手，打出一杆球，擊中一個目標，同時碰動了旁邊的一個或兩個球，而後從臺沿上反擊回來，又連碰一大串，使得滿臺的球都動；一杆打出去，可以得很高的分數。”（《談〈紅樓夢〉裏幾個陪襯人物的安排》，《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261頁）優秀的小說家，就如打檯球的高手，一個邊緣人物，就關聯到小說中衆多的人物和情節。

吳組緗讀小說，經常能發現一些看似普通的情節，其實蘊含着作家的匠心。抄檢大觀園，探春打了王善保家的一個耳光，打得很重，聲音很響。主子打奴才，這在貴族家庭裏司空見慣的事兒，吳組緗認爲這一情節具有重要的意義和豐富的內容，它集中地有力地揭示了複雜的深刻的現實矛盾，包括庶出和嫡出的矛盾，王夫人和邢夫人妯娌之間的矛盾，主子和奴才的矛盾，封建統治勢力與處於被損害被犧牲的地位的姑娘之間的矛盾。還“突出地、集中地表現了探春的性格和王善保家的的性格以及她們所處的具體社會環境的複雜的特徵。”(吳組緗《關於向優秀古典作品學習技巧的問題》，《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第4頁)

吳組緗的古代小說論文和講義，絕大多數是研究具體作品，主要是小說名著，包括他的小說史講義，也是講幾部小說名著。但他並不是孤立討論某部作品，而是將它放在整個小說發展史上來考察它的價值與地位。吳組緗講《聊齋志異》，首先介紹了古代小說的起源與演變，從古代的神話傳說、六朝的志怪志人講到唐朝的傳奇文，一一舉例說明其特點，目的是爲了論述《聊齋志異》對歷代文言小說的繼承與發展。他在《講稿》中寫道：

總之，由遠古神話傳說，發展至六朝，而一度大盛。在六朝，無論志怪、志人，都是出於傳聞實有之事，加以如實的記錄，文字樸實，形制簡短。至唐，則發展表現才思和文采的傳奇文，始有有意爲藝術創作的小說。《聊齋志異》所接受的文學傳統，主要是此一體系的東西，所採用的文學形式，主要是此一系統的形式，其精神，主要是此一系統的精神。它在文學發展史上，所以了不起，所以可貴，卻不僅因其接受了此一傳統，而在乎它有所獨創。

吳組緗將《聊齋志異》與前代文言小說進行比較，認爲它有明顯的不同和巨大的創造：“《聊齋志異》在接受傳統的基礎上，有巨大的創造。第一，它把傳奇與志怪志人，把唐以前的古代小說，和唐以來的傳奇文，兩者結合起來，匯同起來，一方面志怪，同時又傳奇。……其中有許多長篇的，其故事之曲折，文詞之鋪陳，有唐傳奇的特點，但其情節之怪異、故事之詭誕，則是志怪的特色。”“第二，其篇幅短的，雖是古志怪的樣子，但卻有意味，不那麼簡樸無華，或客觀記錄。……或寫一事，以諷刺現實，攻擊社會。或有所寄託，其中富有意義，給人教訓，表達出一種道理，如寓言。”吳組緗論《金瓶梅》，提出“它是第一部取用家庭社會日常生活，描寫平凡的市井人物，以揭露黑暗腐敗的現實社會和政治的作品”。也是將《金瓶梅》放在整個白話小說發展史上進行考察所得出的科學結論。

吳組緗的古代小說研究，最爲學界推崇的是他的《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論文，隨着這批手稿的發現，他的《聊齋志異》和《金瓶梅》的研究，也會得到學界的高度重視。今後《聊齋志異》和《金瓶梅》研究史的梳理，吳組緗都將是繞不過的一家。

五

下面說一說關於本書的整理情況。吳組緗的兩篇遺作均爲手稿，寫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尤其是《聊齋志異講稿》，寫在活頁紙上，字很小，加之時間久遠，墨跡褪色，整理十分困難。整理者本着忠實於原作的原則，不妄改，凡有訂正與補充，一律標註爲整理者所爲。無法辨認的文字，用符號“□”代替。手稿中的引文，整理者根據權威版本作了覈對訂正，不另加註釋說明。手稿所用繁體字一律轉換爲簡化字。《聊齋志異講稿》的標點，大多隻用逗號和句號，整理者加上了通用標點符號。限於時間與水平，整理工作可能還有不少的疏漏，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本文爲《吳組緗小說課》序言。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吳組緗 著；傅承洲 整理

吳組緗先生是著名小說家和古代小說研究專家。1952年起，他在北大中文系先後主講宋元明清文學史和中國小說史、《聊齋志異》《紅樓夢》專題課等，並編有講義。傅承洲先生重新整理了這些講義，將其中從未發表過的《聊齋志異》專題講義，及一篇吳先生已整理成文但未發表的《金瓶梅》論文，合爲一集，以饗讀者，並作爲對吳先生的紀念。書中還附有吳組緗先生關於中國古代小說四大名著及《儒林外史》等的論文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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