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德國在歐盟「一枝獨秀」？
不久前，德國的一項研究表明：德國國內的財政盈餘已經連續幾年創下了新高，另外，失業率在德國已經降到了新低。
與此相反的是，歐洲的大多數國家經濟依然表現低迷，復甦的進展緩慢，這一切都和發生在歐洲的債務危機有關。多數國家經濟持續低迷，復甦緩慢。如此鮮亮的經濟數據，固然給德國帶來了巨大的收益，但也招致歐洲夥伴的非議。
同為歐盟的成員國，為什麼德國表現如此亮眼，而其他國家經濟卻這麼差呢？
首先，歐洲債務危機。由於歐盟的財政和歐元存在制度性缺陷，加上歐盟各成員國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歐洲債務危機爆發。這場始於希臘的債務危機，很快波及到歐盟的多數國家，由於這場債務危機在爆之初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導致歐盟的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嚴重影響經濟發展的進程。
其次，二戰結束後，歐洲逐漸形成了一體化。這給德國經濟帶來了極大的機遇和巨大的紅利，尤其是歐盟的成立，讓經濟大國--德國坐擁5億人口的統一市場，德國的製造業以及其他產品，在這5億人口的大市場中如魚得水，無論是出口還是順差，德國都連續多年實現。另外還有一點：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後，歐盟內部提出了歐元量化寬鬆的政策，這就讓歐元變得弱勢，其結果就是德國在歐盟外的許多市場具有更大的出口競爭力。
某種程度上來說，德國經濟高速發展可以說受益於歐盟，這也是歐盟內部許多成員國的看法。受此次歐債危機的影響，許多歐盟國家，尤其是南歐的國家要求德國承擔起更多的責任，比如說救助責任，幫助歐盟各成員國走出這段困境。
首先，西德首任聯邦總理阿登納根據當時的處境和國際形勢，推行「向西方一邊倒」的方針，這是符合當時西德生存利益的戰略抉擇。其主要內涵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參加西歐一體化，也就是接受制約，消除歐洲鄰國對德國重新崛起的疑慮；二是加入北約，依靠美國安全保護以及跨大西洋同盟關係，應對蘇聯軍事威脅。這是西德外交政策的兩個基石，它們使西德在很長時間裡無需大量國防開支，又能藉助馬歇爾計劃集中財力、物力進行戰後重建，較快恢復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第二，以正確對待二戰侵略歷史的真誠態度取得受害國人民的寬恕，特別是周邊鄰國對德國的政治信任。西德歷屆領導人都公開承認希特勒發動了侵略戰爭和殺害６００萬猶太人的滔天罪行，向受害國賠禮道歉和補償受害者的損失，遵守戰後國際協定和承認戰後邊界，放棄領土要求和核生化武器，教育青年人樹立正確的歷史觀，並制訂法律嚴懲任何否認納粹罪行的言行，等等。
第三，推行具有德國特色的「社會市場經濟」和中央銀行體制，重視發展實體經濟和製造業，建立比較完整合理的經濟結構。５０年代德國經濟部長艾哈德實踐所謂「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一方面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主張通過競爭達到優勝劣汰，另一方面又在經濟發展中引入「社會」因素，建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並強調要在法制基礎上發展市場經濟，減少市場的盲目性。德國聯邦銀行也有別於歐洲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具有不受政府幹預的獨立性，其根本目標是確保貨幣穩定，防止通貨膨脹，保持馬克堅挺；同時，德國重視發展中小企業並適時從傳統工業向新興產業轉移，既沒有像英國那樣片面集中於金融服務業，也不像法國那樣過分強調國家幹預，更沒有像西方某些國家那樣「去工業化」，確保了德國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第四，大力推進歐洲共同市場建設，為本國工業品確保穩定的出口市場，並依託歐盟在世界上發揮影響。德國歷屆領導人清醒地認識到，德國按其人口和國力雖是歐洲大國，但不夠世界大國的資格，加上歷史的原因，德國難以單獨在世界範圍內發揮大國作用，只能借重歐盟的份量發揮國際影響力，因而促進歐洲一體化建設是德國外交的一個基本立足點。德國作為出口型工業國，６０％以上的產品銷往以歐元區為主的歐洲市場，因而確保歐洲共同市場正常運轉是其經濟命根子所在。德國曾在農業政策上向法國做出重大讓步，目的就是換取工業品的出口市場，這給德國經濟帶來了巨大好處。
第五，重視德法合作在歐盟建設中發揮「軸心」作用，並注意以平等態度對待周邊小國，這是德國外交政策中的兩條重要原則。德國外交部有一個不成文的共識：在歐盟問題上，只有同法國合作才能辦成一些事，反之將一事無成。前總理科爾也曾多次向筆者指出：在歐洲問題上，德國往往要把「在先權」讓給法國，即使是德國出的主意，有時也要讓法國人出面提出才較易辦成。阿登納曾經說過，舉行儀式時，法國國歌可以奏兩遍，德國國歌奏一遍就可以了。科爾還說，德國的歐洲政策正確與否，往往要看像盧森堡這樣的小國是否滿意。據筆者觀察，德國政界上層人士至今仍重視這些理念和經驗。
第六，通過提供發展援助謀求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的好感並與它們開展合作，特別是取得德國極度缺乏的原料和至關重要的銷售市場。戰後德國在這方面有兩個有利條件：一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失去了全部殖民地，沒有英法等國的老殖民主義惡名，這是德國相對於英法的政治優勢所在；二是德國憑藉其經濟實力可以提供較大規模的發展援助，為自己獲得廉價原料和開闢市場。早在８０年代，德國資深外長根舍就曾說過：經驗告訴德國，只有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使之具有購買力，才能為德國工業品培植市場。德國從１９８５年起向中國提供軟貸款性質的財政合作，就是實踐這一政策理念並給德國帶來莫大好處的例證。
第七，實行「強制教育」以提高國民素質，並重視科研以推進科技興國，是德國長期堅持的強國理念。普魯士從１８２５年起就實行「強制教育」制度，把受教育視為與服兵役一樣的公民義務。適齡兒童如不上學，家長會受到法律問責。做出這一規定是基於這樣的理念：一個人的能力大小取決於其受教育的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對社會貢獻就越大，反之只能從事簡單勞動，不但貢獻會小，還可能成為社會的累贅，因此每個公民必須接受九年義務教育。此外，德國還以科技強國和富有發明創造著稱，這與政府鼓勵科研和技術創新的政策有關。早在２０世紀初，德國科學家獲諾貝爾獎的人數約佔諾貝爾獎獲得者總數的１／３。截至２００７年，德國諾貝爾獎得主計有７８位，其中６７位因在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成就突出而獲此殊榮。雙軌制職業教育是德國教育體系中的一個突出亮點，造就了大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高級技工，是「德國製造」質量高超的重要保證。
第八，強調法治，有一套成熟的治國理念和比較完整的法律制度。民眾法治觀念也較強，輿論監督相對嚴密，官員違法亂紀行為易被揭發，市場上假冒偽劣商品相對較少。西方民主制度有其弊端，比如決策過程漫長，有時效率比較低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減少了長官意志的獨斷專行，一旦作出決定或形成法律，貫徹執行較有保證。憲法規定聯邦總理決定大政方針，各部部長職責明確，各部門分工與協作有序，較少政出多門或各自為政。政客們雖然上臺下臺有更替，但文官制度確保了政府機構穩定運轉，政令相對暢通。
第九，在企業內部實行勞資合作的「共決權」，在一年一度的工資談判中注意調節勞資矛盾，是兩個具有德國特色的、確保社會相對穩定的重要手段。較之英、法、意等其他歐洲大國，德國大規模的罷工事件明顯較少，除了德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比較完整外，主要是因為：（１）德國企業內部普遍建立有「企業職工委員會」，實行勞資雙方代表共商大計的「共決權」，把矛盾及早化解於基層，不易擴展到社會上；（２）工資談判中一旦出現尖銳矛盾，政府總是想方設法通過調解使雙方達成妥協。第十，更為重要的是，德意志民族精神中有一些優良特質支撐了德國的重新崛起。歷史上，德國曾有過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斑斑劣跡，但也產生了許多為人類進步做出了傑出貢獻的偉人。德國之所以能跌倒了又爬起來，歸根結底是靠了蘊藏於德意志人民骨髓裏的優良特質，主要是：自強不息、刻苦努力的實幹精神；一絲不苟、認真負責的嚴謹作風；追求完善、不斷提高產品質量的嚴格要求；尊重客觀規律、嚴格按規矩辦事的科學態度；不圖虛名、但求實效的務實心態。
德國能有今天的國際地位，其基礎在於二戰之後進行了廣泛的去納粹化運動，德國人強烈認識到以往戰爭行為的極端性。德國以一個包容、熱愛和平的國家形象重現世人面前，這在世界歷史上難得一見。中國人常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大概如此。
所謂德國在歐盟「一枝獨秀」，主要是其經濟方面取得的奇蹟。冷戰時期，整個歐洲都在美國保護傘下，循規蹈矩。直到二十一世紀初，德國還被稱為「歐洲病人」，失業率超過10%，經濟困難。當時的德國總理施羅德（也是默克爾的政治導師）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關鍵的一項就是降低失業保險，創造低收入就業等級，這也導致傳統的工資談判機制分崩離析。對習慣了高福利的歐洲人來說這幾乎是不可接受的，但德國人艱難推行下去了——生存下去和生活得更好畢竟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此後，德國的失業率逐漸下降，新就業崗位不斷被創造出來，整過國家接近充分就業。據統計，2016年德國失業率為4.4%，就業率比十年前提高了8個百分點。與德國相反，同一時期歐元區其他國家單位工資成本不斷上升，更要命是，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還高於德國。簡單說，德國通過壓低工資成本、對生產線升級改造獲得了對其他國家的比較優勢。這一時期德國的貿易順差開始大幅增長，現在的年貿易順差高達3000億美元，相當於GDP的9%。
經濟上的成功使得德國人在政治上偏保守，他們不願意輕易更換領導人——如果現在的日子過得還不錯，為什麼要嘗試改變呢？這也是默克爾接棒施羅德之後可以實現第四個任期的根本原因。但繁榮之下並非沒有隱患。一個數據可以說明問題：2015年德國約有15%、數百人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德國已經被列入歐盟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行列，這是個嚴重的警訊。
在外交上，默克爾奉行開放和國際主義，大量接收難民，這為其贏得國際聲譽，但也在國內引起反彈。今年的德國大選，默克爾所在政黨雖然獲勝但只能說慘勝，只得到不足40%的得票率。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獲得12.6%的選票，但在東部也就是默克爾的老家反而斬獲22.5%的得票率。因為許多德國東部的居民認為，默克爾背叛了他們，認為她過分照顧難民而沒有採取更多措施改善東部經濟。
事實上，如果周圍大環境不好，德國所謂一枝獨秀能撐多久不無疑問。應對當今時代挑戰的最好方式就是各國擯棄歧見共同努力，而不是被民粹主義綁架，在邊境豎起屏障。可怕的是，倡導理性容易被赤貧者的憤怒所淹沒，而這種現象在德國正在發酵。
我們來假設一下，如果歐元區崩盤，法國和德國又分別用回原來的貨幣，法國法郎與德國馬克，會出現什麼情況？結果就是法國資金會大量流入德國。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人們會預測德國馬克升值，而法郎則會貶值。
但不是整個歐洲都會出現這種情況。只是因為法國和德國是歐盟的兩大核心，所以情況會更糟。
不管到時候法國總統是薩科齊還是奧朗德，他們都知道歐元崩盤會摧毀法國經濟，導致大量資金流向德國。因此，奧朗德很怕與德國之間出現不和，因為一不小心就會搭上整個國家。
反觀德國就完全沒有這個擔心，因為歐元崩盤反而會帶來大筆的現金流。雖然新貨幣的升值也會損害德國工業，但其金融系統不會像法國一樣癱瘓，這就保證了不管德國總理說什麼法國總統都不敢反對。
而一旦歐元區在各國的努力下變得堅不可摧，法國的擔心將不復存在，德國也就失去了手中的籌碼。
因此，德國有充足的政治理由不去修復歐元區，因為歐元區四分五裂才能保證它擁有巨大的政治權力。
德國主導歐洲的十大理由:
1、德國人口眾多。德國是歐盟人口最多的國家，遠超法國和英國。
2、德國經濟是出口導向型。德國工藝精細合理，出口讓它成為歐盟最大資金貢獻國。而且德國大部分產品都出口給其他歐盟國家，既沒有關稅也沒有匯率損失，對德來說太划算了。
3、德國民眾很團結：社會需求絕對放在個人利益之前。
4、德國人守時。日常守時，涉及到出口交付等也讓人放心，已經形成一種社會風氣。
5、德國人堅持過程導向。他們十分遵守規則，儘管與其他國家的人比起來工作效率相對低下、工作氛圍相對死板，但這種做事風格卻塑造了一種盡職盡責的德國精神。
6、相比起其他歐盟國家，嗯比方說義大利，德國政府非常穩定。
7、儘管她的光環開始消退，但默克爾夫人一直被認為是歐洲最明智、最實幹的政治家之一，她始終全心全意地、滿腔熱情地支持歐盟的發展。
8、德國有規避風險的傳統。在歐盟這樣一個共同體中，這種傳統為德國帶來了豐厚的回報。
9、德國地理位置居中。德國人口眾多，地處西歐中部，靠近大海，有利於德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稱霸歐洲。
10、德國有好喝的啤酒，還有生產啤酒所需的一切資源，包括肥沃富饒的土地。
德國不僅是歐盟最大的經濟體，也是歐盟的經濟引擎。歐洲許多國家都與德國關係緊密。德國的經濟增長會帶動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
絕佳的地理位置是其實力強大的另一個原因。德國地處歐洲中心，與西歐、東歐和北歐國家都聯繫緊密。
而且德國是歐洲人口最多的國家，佔歐盟總人口的16%。在歐洲議會736個席位中，德國佔99個。
更重要的是，德國已經意識到它所發揮的主導作用，行為舉止已然是歐盟老大的感覺。每當歐盟召開任何重要的領導峯會，德國都會在第一時間與歐盟第二大成員國法國進行協商。這種做法實際上有利於提高歐盟的政策制定效率。在歐盟發展問題上，德國與法國分別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流派。德國更像是右派，支持將歐盟建成一個超國家共同體與採取保守的經濟政策。而法國更像是左派，支持將歐盟建成一個政府間的國際組織。他們各自也代表了其他一些歐盟成員國的想法。兩國之間事先達成的共識往往會成為其他成員國進一步討論的基礎。要是德國沒有主動扮演這一領導角色，成員國間的討論就會更加費時，效率也會更低。
它也是由於非歐盟行為體的影響產生的；俄羅斯與美國在此起了主要作用。它們在對自己重要、但同時又棘手的問題上繞過歐盟，尋求與其最重要的行為體的聯繫，以便加速談判進程並預先確定談判結果的架構。由此，德國的新角色由於外部的影響得到了進一步增強。這種角色突出，是德國在一些方面處於實質原因無法拒絕的。但如果德國不想進一步強化對其優勢地位的保留意見，那麼德國必須非常小心且剋制地對待這一突出地位。可能這裡也適用上面就歐洲機構與政府間決策之間關係所表述的觀點：在日常運作中，德國政治行為體可以（且應該）讓歐洲的代表優先作為，而自己示範性地表現出剋制；但是，在艱難格局和危機中，想要這樣做是不可能的。可以想見，歐盟內正常運作的週期會更少，而危機會更頻繁地發生。因此，暫時德國的新角色不會發生任何變化。它需要德國政治行為體擁有許多技巧，也需要德國民眾擁有顯著的歐洲共同體精神。
德國以實體經濟為基礎，虛擬技術為輔，不刻意追求虛高的GDP，務實的民主體制，德國總理可以連任數屆，可以保持政治經濟內政外交政策的一致性和延續性。德國職業教育世界獨大，勞工各司其職，盡職盡責不浮躁，一個修理工做到老也倍受尊重。歐洲一體化給予德國更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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