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文化研究經典《作爲文化的傳播》（修訂版）
作爲文化的傳播：
“媒介與社會”論文集 （修訂版）
【美】詹姆斯·W.凱瑞 著
G.斯圖爾特·亞當 潘忠黨 作序
978-7-300-26641-1
定價：￥68 元
2019-04-15
《作爲文化的傳播》是文化研究領域的經典作品，精選了作者詹姆斯·W.凱瑞的論文和演講稿，從文化角度研究傳播手段和現代技術、媒介與社會。作者超凡的洞察和富有見地的評論，在學術批評家中是少有的。他在書中考察了美國新聞業的歷史和現狀，創造性地提出傳播的傳遞觀和儀式觀，爲美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開闢了新路徑。
《作爲文化的傳播》第一版的中文版曾於2005年推出，作者從人類製造符號、建構現實、維繫傳統這樣的文化角度重新構想傳播與傳播研究，爲我們展開了一幅集壯觀、有趣、人本、理想爲一體的新畫卷，得到不少中國傳播學者的精神共鳴，對拓寬中國傳播學研究的視野產生了深遠的意義。
本書爲全新修訂版，加拿大教授G. 斯圖爾特·亞當和著名華人學者潘忠黨教授做了學術導讀。今日推薦潘忠黨教授的導讀《與談凱瑞》。
《作爲文化的傳播》導讀：與談凱瑞
潘忠黨
凱瑞的這本論文集大家已經不陌生。它的中文版最早於2005年由華夏出版社作爲“傳播·社會·文化”譯叢的其中一本出版。丁未教授是那個中文版的譯者。今天，丁未教授根據2009年的英文版重新修訂了譯文並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次出版。這實爲令人欣喜之事。丁教授雖然年輕，卻是我相識了至少15年的老朋友，並曾到我服務的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訪學一年。她邀我爲這個中文本寫序，我深感榮幸，欣然接受。
在其學術生涯中，凱瑞多年擔任院長等行政職務，因此，他並沒有留下很多大部頭的專著。但是，凱瑞在美國傳播學界影響深遠。這影響的發生主要是通過他的授課、他培養的衆多學生，以及《作爲文化的傳播》這本論文集於1988年的出版。正是通過這些渠道，凱瑞被認爲是美國版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它與圍繞伯明翰學派而興起的英國文化研究不同。
凱瑞去世前後，他歷年的學生和受他影響的專長新聞學、新聞史學、傳播思想/學術史等領域的學者，開始瞭解讀凱瑞學術思想的寫作和出版，先後出版了《詹姆斯·凱瑞：一個批判的讀本》《以詹姆斯·凱瑞展開思考：傳播、交通和歷史》等論文集，並在國際傳播學會、美國新聞與大衆傳播教育學會的年會舉辦了多次討論凱瑞的專場。這些學術活動生產了豐富的學術資源，搭建了一個關於凱瑞的敘事。
在其中，凱瑞是個風格迥異、聚焦美國的學者，是位充滿理想情懷的民主鬥士，是位文風灑脫、口若懸河的修辭大家，還是一位目光獨到的歷史學家和社會與文化評論家。可以說，在美國的新聞和傳播學界，凱瑞在其身後被賦予了相當一些“聖徒”的色彩。
丁未教授翻譯的這本論文集的出版成爲凱瑞影響中國新聞與傳播學的一個重要節點。如凱瑞自己所說，他這本論文集的關鍵詞是文化、傳播、技術、共同體、時間和空間。這些都是知識體系的基礎層面的概念，以它們爲組合、採用一個獨特的視角而展開理論的闡釋，如凱瑞所做的，就其邏輯搭建成一條獨特的研究路徑，粗糙一點，它甚至可被稱作一個“範式”的雛形。構成這條研究路徑的包括：與被所謂美國主流和行政研究所依賴的“傳遞觀”相對抗的傳播的“儀式觀”，以李普曼—杜威爭論爲話語聚焦所體現的在學術史上“被忽略”了的芝加哥學派，以及信息和傳播技術的邏輯對社會和文化的展開方式和趨向的重塑。這些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新聞與傳播學的展開，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凱瑞成爲我們“批判”所謂“美國主流傳播學派”的一個符號資源，我們探討傳播技術的歷史和文化角色的一個正當化砝碼，也是恢復芝加哥學派的正統並挖掘其思想資源的一個權威言說。由於這些在基礎知識層面的影響，凱瑞不僅激發了探討儀式、日常生活以及在其中媒介技術的運用等領域的經驗研究，而且也不時作爲符號，激發我們想象傳播學的“中國學派”或“替代範式”的靈感。
與以上這些論文集所涉及的話題及其中所體現的理論思路相呼應，凱瑞對中國新聞與傳播學的影響還有他關於“新聞作爲民主的手藝”的論述。幾乎與《作爲文化的傳播》中文譯本出版的同時，我也譯介了凱瑞《新聞教育何處出錯》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凱瑞以其一貫的縱橫開闔、瀟灑淋漓的風格，論述了他關於芝加哥學派、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取向的傳播研究、新聞業作爲一種社會以及文化和政治實踐的思考。這些論述與這本論文集中各篇的論述一脈相承、相互呼應，它們分析的都是美國的經驗，採用的是杜威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民主觀。凱瑞的這篇文章最早是1996年在一次關於新聞教育的研討會上的發言，修改稿於2000年發表於《新聞：理論、實踐和批評》這份學術期刊的創刊號上。雖然就寫作和發表時間而言，它在《作爲文化的傳播》一書中所包括的各篇之後，但就內容而言，它完全可以包括在這本論文集當中，以更完整地體現凱瑞的思想體系。
我在此提及凱瑞的這篇沒有包括在本書中的文章，是爲了再次不厭其煩地提出解讀、與談凱瑞的中國語境這個命題。當年，我之所以要完整地譯介凱瑞這篇討論美國新聞史和新聞教育的文章，就是因爲在中文期刊上看到了一些對它肢解式的誤讀；我認爲，“如果在中國場景下的介紹在理解上有誤或缺失，或者只去發揮凱瑞的幾條原則，隨意地截取他甚爲偏頗的臆斷，而不去深究他批評與反思背後的思考脈絡，難免南橘北枳”。丁未教授將《作爲文化的傳播》一書完整地譯爲中文，現在又按照英文的新版再次訂正，這是跨情境的學術交流、汲取所必要的基礎工程。如此原汁原味、力圖完整的譯介，是我們理解凱瑞的思想、將之用作探究中國問題的理論和方法資源的必要步驟。丁未教授可謂功莫大焉。有了這個系統的譯介，我們纔可接受“如何與談凱瑞”的挑戰，通過這“與談”，我們不僅可理解凱瑞的問題域，而且可以探尋行動之路，將他的思想和歷史述說用於分析中國本土的問題。
凱瑞服膺的是他所理解的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和民主觀，以及他以這個視角所建構的芝加哥學派。他運用這些理論資源所搭建的是以美國爲場景、探究美國的歷史經驗的“文化研究”。正如亞當(Stuart Adam)在《作爲文化的傳播》的英文新版序(即本書序一)中所指出的，凱瑞的核心關注並非普適意義上的“社會如何可能”，而是“美國社會的創立和維繫如何可能”，他不僅在方法論上反對那種脫離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歷史情境的理論抽象，認爲文化及其形塑是意義建構的歷史過程，而且在自己的研究中聚焦美國的歷史、美國的現象，認爲美國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發酵(ferment)在於“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保存實用主義的源頭、洞見和風格”。凱瑞以美國的民主理念爲規範價值的基礎，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興起的美國進步主義運動中尋求“激進話語”的資源，尤其是其中的杜威——凱瑞稱他爲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以及賴特·米爾斯(CWright Mills)等人對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美國民主的建構式分析與推動。凱瑞是位批判的文化研究學者，但他的文字絕無某些批判話語所帶的戾氣；如同他所推崇的杜威，他的批判充滿了樂觀的理想情懷。凱瑞知識淵博，對各種理論、歷史、新聞、文學等領域的資源都能運用自如，但他絕不是所謂的“西馬”，也不屑各種“後學”的披掛。
凱瑞的這一思想脈絡清晰地展示在他發表於1989年的一篇學術史研究評述中。在這篇文章中，凱瑞討論了美國的傳播學研究與進步主義之間的歷史關係，並將這個關係置於歷史上左翼自由主義政治當中各種不同訴求彙集、分化的場景內考察。在他的視野裏，20世紀50至60年代以來相繼涌起的反越戰運動、民權運動、女權運動，以及其他各種體現了身份政治的羣體抗爭和訴求，與電視等大衆媒體深入美國社會和日常生活相伴而起，也踩着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形成的節奏。這些都對既有的社會和文化整合的機制、規則以及價值可能提出了全面的挑戰。但是，凱瑞不認爲後現代主義的學說能爲美國學界面對這些挑戰提供多少幫助，也不認爲將馬克思主義混搭在法國後現代學者們的學說當中能澄清美國的歷史現實。在他看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國進步主義傳統纔是需要挖掘的思想資源。因此，他把自己這篇評述的內容表達爲如下四個邏輯上環環相扣的觀點：
(1) 將民主復興的問題，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領域或維度置於分析的中心；
(2) 在來自其他產地的分析語彙和路徑包圍之中，依靠美國本土的思想傳統，因爲那些橫渡了大西洋的東西，更可能遮蔽而非澄清美國學者所面臨的問題；
(3) 從20世紀初進步主義思想家們的論述中獲取思想的活力和分析的進路；
(4) 形成歷史的分析，也即歷史主義風格的解讀。
沿着這條思路，凱瑞指出，各種後學思潮的興起應對了當下的社會重組和文化重塑，這與在19至20世紀之交，進步主義思潮針對了當時由反對壟斷資本的興起、民主權利在大衆社會中的擴展、紙質大衆媒體以及依託於它的獨立新聞業的成長等構成的社會和文化的重組有着異曲同工之處。而這些歷史上比較集中的社會和文化變遷浪潮，其獨特的美國維度就在於它們都是話語的運動，在個體層面再現和表達美國人的身份，以及構成美國社會生活的交往/交談社區，在國家層面再現和表達如何在一個橫跨了北美大陸的大規模、多元國度實現民主的復興。而美國的這一獨特之處，正在於作爲一個移民國家，她沒有歐洲大陸的民族國家所擁有的深植於歷史和文化傳統的身份認同，以及與之相應的政治共同體。
由此可見，在凱瑞的論述中，一個突出特點是預設了近乎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所強調的獨特性。這個獨特性來自美國國家形成的獨特歷史道路，體現爲其憲法、聯邦黨人等的論述中的基石性理念，而這個理念體系必須在歷史的情境中生成現實的選擇和行動。凱瑞的這個預設不僅形塑了他聚焦美國經驗、美國曆史、美國問題的學術生產，而且也令他做出了明確的選擇，即把構成美國道路的基本價值作爲他的規範層面的信念，並以之對歷史的現實做出批判。因此，凱瑞的學術風格是將規範層面的論述滲透於對現實問題的歷史分析之中，將人文的關懷滲透於經驗的考察之中。他不是自囿於某一抽象社會理論來批判現實，而是在理論上不拘一格地展開歷史分析。
也由於他的這個預設，凱瑞對杜威關於社會生成於傳遞和傳播之中、提升人們相互交談和論辯的條件爲公衆生成(public formation)的核心問題等論斷情有獨鍾。他關於傳播的傳遞觀和儀式觀的論述，其邏輯起點即是這兩個基本論斷，其分析的指向是以開放、自由的交談作爲公共生活的基本構成元素，以這樣充滿活力的公共生活作爲社會成爲可能的基本道路。他批判地考察美國的新聞業，也是因爲在他的理論視野中，自主、專業的新聞業不僅提供了人們展開公共討論的共享事實、理解公共事務的意義體系，以及認知社會成員之間相互關聯的視野，而且成爲公衆生成的論壇和平臺、公衆實踐其政治能動性的機制。正是在這個語境下，凱瑞將新聞業看作“一門民主的手藝”，甚至是“民主的代名詞”。雖然凱瑞對於“公共交談”和新聞業與民主孿生的論點遭受了激烈的友情批評，但是在社交媒體和自媒體興旺的今天，它們卻一再激發學者們的靈感，成爲政治傳播和新聞學研究中無法迴避的命題。
凱瑞偏愛“交談”(conversation)這個社會行動和文化現象的類型；遵循杜威的邏輯，他賦予“交談”很多的理論和社會與文化功能。在凱瑞的構想中，人與人之間開放、自由、社交、充滿信息往返和思想交鋒的交談，是一個社會核心而廣泛的儀式，承擔着建立夥伴、同志、共同體成員的交情並因此而凝聚社會的功能。他的這一思考吸納了象徵互動主義的社會學理論，以及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關於社會戲劇和儀式過程的文化人類學理論。他勾勒了一個美好的想象。誠然，如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指出的，這樣的交談不足以生成民主，但同樣不可否認，民主的公共生活不可沒有這樣的交談。人與人之間的交談是理解的必由之路，也是社會協調、整合的微觀機制。
於是，探討交談實際展開的條件、提升交談的質量和正能量的可能渠道、妨礙或利於交談的各種中介(包括作爲介質的媒介技術和媒介得以運作的制度結構等)如何發揮作用等，成爲傳播學研究的核心命題。
在這樣的學科想象中，我們今天如何“與談”凱瑞，就不僅是個設計讀書會活動的命題，更是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命題，即我們如何在凱瑞所處的歷史和學術語境下解讀凱瑞？如何在我們特定的歷史和研究情境下運用凱瑞所提供的思想和理論資源？如何在這個過程中避免斷章取義、淮橘成枳？展開這個過程離不開丁未教授所做的譯介。十多年後本書的再版，既說明了譯者在與凱瑞繼續“交談”，而且也使得我們可以在學科發展的新語境下繼續與凱瑞“交談”。
謝謝丁未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將凱瑞再次呈現給新一代的學者們。
* 作者爲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傳播藝術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