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文化研究经典《作为文化的传播》（修订版）
作为文化的传播：
“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
【美】詹姆斯·W.凯瑞 著
G.斯图尔特·亚当 潘忠党 作序
978-7-300-26641-1
定价：￥68 元
2019-04-15
《作为文化的传播》是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品，精选了作者詹姆斯·W.凯瑞的论文和演讲稿，从文化角度研究传播手段和现代技术、媒介与社会。作者超凡的洞察和富有见地的评论，在学术批评家中是少有的。他在书中考察了美国新闻业的历史和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作为文化的传播》第一版的中文版曾于2005年推出，作者从人类制造符号、建构现实、维系传统这样的文化角度重新构想传播与传播研究，为我们展开了一幅集壮观、有趣、人本、理想为一体的新画卷，得到不少中国传播学者的精神共鸣，对拓宽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本书为全新修订版，加拿大教授G. 斯图尔特·亚当和著名华人学者潘忠党教授做了学术导读。今日推荐潘忠党教授的导读《与谈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导读：与谈凯瑞
潘忠党
凯瑞的这本论文集大家已经不陌生。它的中文版最早于2005年由华夏出版社作为“传播·社会·文化”译丛的其中一本出版。丁未教授是那个中文版的译者。今天，丁未教授根据2009年的英文版重新修订了译文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这实为令人欣喜之事。丁教授虽然年轻，却是我相识了至少15年的老朋友，并曾到我服务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访学一年。她邀我为这个中文本写序，我深感荣幸，欣然接受。
在其学术生涯中，凯瑞多年担任院长等行政职务，因此，他并没有留下很多大部头的专著。但是，凯瑞在美国传播学界影响深远。这影响的发生主要是通过他的授课、他培养的众多学生，以及《作为文化的传播》这本论文集于1988年的出版。正是通过这些渠道，凯瑞被认为是美国版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它与围绕伯明翰学派而兴起的英国文化研究不同。
凯瑞去世前后，他历年的学生和受他影响的专长新闻学、新闻史学、传播思想/学术史等领域的学者，开始了解读凯瑞学术思想的写作和出版，先后出版了《詹姆斯·凯瑞：一个批判的读本》《以詹姆斯·凯瑞展开思考：传播、交通和历史》等论文集，并在国际传播学会、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的年会举办了多次讨论凯瑞的专场。这些学术活动生产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搭建了一个关于凯瑞的叙事。
在其中，凯瑞是个风格迥异、聚焦美国的学者，是位充满理想情怀的民主斗士，是位文风洒脱、口若悬河的修辞大家，还是一位目光独到的历史学家和社会与文化评论家。可以说，在美国的新闻和传播学界，凯瑞在其身后被赋予了相当一些“圣徒”的色彩。
丁未教授翻译的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成为凯瑞影响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的一个重要节点。如凯瑞自己所说，他这本论文集的关键词是文化、传播、技术、共同体、时间和空间。这些都是知识体系的基础层面的概念，以它们为组合、采用一个独特的视角而展开理论的阐释，如凯瑞所做的，就其逻辑搭建成一条独特的研究路径，粗糙一点，它甚至可被称作一个“范式”的雏形。构成这条研究路径的包括：与被所谓美国主流和行政研究所依赖的“传递观”相对抗的传播的“仪式观”，以李普曼—杜威争论为话语聚焦所体现的在学术史上“被忽略”了的芝加哥学派，以及信息和传播技术的逻辑对社会和文化的展开方式和趋向的重塑。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的展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凯瑞成为我们“批判”所谓“美国主流传播学派”的一个符号资源，我们探讨传播技术的历史和文化角色的一个正当化砝码，也是恢复芝加哥学派的正统并挖掘其思想资源的一个权威言说。由于这些在基础知识层面的影响，凯瑞不仅激发了探讨仪式、日常生活以及在其中媒介技术的运用等领域的经验研究，而且也不时作为符号，激发我们想象传播学的“中国学派”或“替代范式”的灵感。
与以上这些论文集所涉及的话题及其中所体现的理论思路相呼应，凯瑞对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的影响还有他关于“新闻作为民主的手艺”的论述。几乎与《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文译本出版的同时，我也译介了凯瑞《新闻教育何处出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凯瑞以其一贯的纵横开阖、潇洒淋漓的风格，论述了他关于芝加哥学派、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取向的传播研究、新闻业作为一种社会以及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思考。这些论述与这本论文集中各篇的论述一脉相承、相互呼应，它们分析的都是美国的经验，采用的是杜威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民主观。凯瑞的这篇文章最早是1996年在一次关于新闻教育的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稿于2000年发表于《新闻：理论、实践和批评》这份学术期刊的创刊号上。虽然就写作和发表时间而言，它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所包括的各篇之后，但就内容而言，它完全可以包括在这本论文集当中，以更完整地体现凯瑞的思想体系。
我在此提及凯瑞的这篇没有包括在本书中的文章，是为了再次不厌其烦地提出解读、与谈凯瑞的中国语境这个命题。当年，我之所以要完整地译介凯瑞这篇讨论美国新闻史和新闻教育的文章，就是因为在中文期刊上看到了一些对它肢解式的误读；我认为，“如果在中国场景下的介绍在理解上有误或缺失，或者只去发挥凯瑞的几条原则，随意地截取他甚为偏颇的臆断，而不去深究他批评与反思背后的思考脉络，难免南橘北枳”。丁未教授将《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完整地译为中文，现在又按照英文的新版再次订正，这是跨情境的学术交流、汲取所必要的基础工程。如此原汁原味、力图完整的译介，是我们理解凯瑞的思想、将之用作探究中国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资源的必要步骤。丁未教授可谓功莫大焉。有了这个系统的译介，我们才可接受“如何与谈凯瑞”的挑战，通过这“与谈”，我们不仅可理解凯瑞的问题域，而且可以探寻行动之路，将他的思想和历史述说用于分析中国本土的问题。
凯瑞服膺的是他所理解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民主观，以及他以这个视角所建构的芝加哥学派。他运用这些理论资源所搭建的是以美国为场景、探究美国的历史经验的“文化研究”。正如亚当(Stuart Adam)在《作为文化的传播》的英文新版序(即本书序一)中所指出的，凯瑞的核心关注并非普适意义上的“社会如何可能”，而是“美国社会的创立和维系如何可能”，他不仅在方法论上反对那种脱离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情境的理论抽象，认为文化及其形塑是意义建构的历史过程，而且在自己的研究中聚焦美国的历史、美国的现象，认为美国的文化研究领域的发酵(ferment)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存实用主义的源头、洞见和风格”。凯瑞以美国的民主理念为规范价值的基础，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兴起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寻求“激进话语”的资源，尤其是其中的杜威——凯瑞称他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以及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等人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美国民主的建构式分析与推动。凯瑞是位批判的文化研究学者，但他的文字绝无某些批判话语所带的戾气；如同他所推崇的杜威，他的批判充满了乐观的理想情怀。凯瑞知识渊博，对各种理论、历史、新闻、文学等领域的资源都能运用自如，但他绝不是所谓的“西马”，也不屑各种“后学”的披挂。
凯瑞的这一思想脉络清晰地展示在他发表于1989年的一篇学术史研究评述中。在这篇文章中，凯瑞讨论了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与进步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并将这个关系置于历史上左翼自由主义政治当中各种不同诉求汇集、分化的场景内考察。在他的视野里，20世纪50至60年代以来相继涌起的反越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其他各种体现了身份政治的群体抗争和诉求，与电视等大众媒体深入美国社会和日常生活相伴而起，也踩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形成的节奏。这些都对既有的社会和文化整合的机制、规则以及价值可能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但是，凯瑞不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学说能为美国学界面对这些挑战提供多少帮助，也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混搭在法国后现代学者们的学说当中能澄清美国的历史现实。在他看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传统才是需要挖掘的思想资源。因此，他把自己这篇评述的内容表达为如下四个逻辑上环环相扣的观点：
(1) 将民主复兴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领域或维度置于分析的中心；
(2) 在来自其他产地的分析语汇和路径包围之中，依靠美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因为那些横渡了大西洋的东西，更可能遮蔽而非澄清美国学者所面临的问题；
(3) 从20世纪初进步主义思想家们的论述中获取思想的活力和分析的进路；
(4) 形成历史的分析，也即历史主义风格的解读。
沿着这条思路，凯瑞指出，各种后学思潮的兴起应对了当下的社会重组和文化重塑，这与在19至20世纪之交，进步主义思潮针对了当时由反对垄断资本的兴起、民主权利在大众社会中的扩展、纸质大众媒体以及依托于它的独立新闻业的成长等构成的社会和文化的重组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这些历史上比较集中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浪潮，其独特的美国维度就在于它们都是话语的运动，在个体层面再现和表达美国人的身份，以及构成美国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谈社区，在国家层面再现和表达如何在一个横跨了北美大陆的大规模、多元国度实现民主的复兴。而美国的这一独特之处，正在于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她没有欧洲大陆的民族国家所拥有的深植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身份认同，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共同体。
由此可见，在凯瑞的论述中，一个突出特点是预设了近乎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所强调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来自美国国家形成的独特历史道路，体现为其宪法、联邦党人等的论述中的基石性理念，而这个理念体系必须在历史的情境中生成现实的选择和行动。凯瑞的这个预设不仅形塑了他聚焦美国经验、美国历史、美国问题的学术生产，而且也令他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即把构成美国道路的基本价值作为他的规范层面的信念，并以之对历史的现实做出批判。因此，凯瑞的学术风格是将规范层面的论述渗透于对现实问题的历史分析之中，将人文的关怀渗透于经验的考察之中。他不是自囿于某一抽象社会理论来批判现实，而是在理论上不拘一格地展开历史分析。
也由于他的这个预设，凯瑞对杜威关于社会生成于传递和传播之中、提升人们相互交谈和论辩的条件为公众生成(public formation)的核心问题等论断情有独钟。他关于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论述，其逻辑起点即是这两个基本论断，其分析的指向是以开放、自由的交谈作为公共生活的基本构成元素，以这样充满活力的公共生活作为社会成为可能的基本道路。他批判地考察美国的新闻业，也是因为在他的理论视野中，自主、专业的新闻业不仅提供了人们展开公共讨论的共享事实、理解公共事务的意义体系，以及认知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联的视野，而且成为公众生成的论坛和平台、公众实践其政治能动性的机制。正是在这个语境下，凯瑞将新闻业看作“一门民主的手艺”，甚至是“民主的代名词”。虽然凯瑞对于“公共交谈”和新闻业与民主孪生的论点遭受了激烈的友情批评，但是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兴旺的今天，它们却一再激发学者们的灵感，成为政治传播和新闻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命题。
凯瑞偏爱“交谈”(conversation)这个社会行动和文化现象的类型；遵循杜威的逻辑，他赋予“交谈”很多的理论和社会与文化功能。在凯瑞的构想中，人与人之间开放、自由、社交、充满信息往返和思想交锋的交谈，是一个社会核心而广泛的仪式，承担着建立伙伴、同志、共同体成员的交情并因此而凝聚社会的功能。他的这一思考吸纳了象征互动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以及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关于社会戏剧和仪式过程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他勾勒了一个美好的想象。诚然，如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指出的，这样的交谈不足以生成民主，但同样不可否认，民主的公共生活不可没有这样的交谈。人与人之间的交谈是理解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协调、整合的微观机制。
于是，探讨交谈实际展开的条件、提升交谈的质量和正能量的可能渠道、妨碍或利于交谈的各种中介(包括作为介质的媒介技术和媒介得以运作的制度结构等)如何发挥作用等，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命题。
在这样的学科想象中，我们今天如何“与谈”凯瑞，就不仅是个设计读书会活动的命题，更是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命题，即我们如何在凯瑞所处的历史和学术语境下解读凯瑞？如何在我们特定的历史和研究情境下运用凯瑞所提供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避免断章取义、淮橘成枳？展开这个过程离不开丁未教授所做的译介。十多年后本书的再版，既说明了译者在与凯瑞继续“交谈”，而且也使得我们可以在学科发展的新语境下继续与凯瑞“交谈”。
谢谢丁未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凯瑞再次呈现给新一代的学者们。
* 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