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经的政治犯后来怎么了

共分九项的食疗法讲完，人车已远去，两人发著午后热病似的不小心掉入怀旧的陷阱，但却不挣扎，甚至暗自有些欢迎，久久总要暖身温习一番，害怕事迹湮灭，记忆遭到腐蚀。

出于一种奇异的默契，他们，他、和老蔡，努力的存活，不只为自己，也为了保荐对方的存活。他一点也不知道老蔡摆摊以外的生活状况，包括他的居处。老蔡也是，可能只有他的电话号码，这他不确定，因为也没通过电话。但只要待在这城市的一天，或长或短总会在彼此面前现身，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还存在，日日谨慎认真的出示、维系自己的足迹和粪味，一旦有事时，利于对方的追踪侦伺。——朱天心，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

对某些政治犯来说，重返社会的一刻人生已经太晚，在「陌生的至亲」间无可挽回地过著淡漠的家庭生活，时间让人变得驯良，肉体再也无法负重，却依旧匍匐在理想的悲愿中。《让过去成为此刻》第二卷开篇，我们走入了政治犯的晚年，「为了持续地保护自己，」也为了提出对国政有意义的建言，老人无止无尽地投书，寄信。在无人回应的邮件与回忆中，我们读到「绿岛老先生」曾有的梦想，他如何放弃既得利益，将耕地分给佃农，却在出狱后返乡得知，乡人及其后代如何将务农视为负累，「坚定地待他如同佃农对地主。」他付出的自由没有换来他人的自由，「他成了一个白发老公公。」他肯定遭到监视，受迫者敏锐的嗅觉令他怀疑这人是特务，那个人也是，他害怕再次被捕，也不甘就此沉默，无所不在的监控一再阻断他孤独的「陈情」事业，直到他发现「敌人」原来近在咫尺。

那些曾经的政治犯，后来怎么了？他们如何记忆？怎样遗忘？是本卷的核心主题。这涉及威权统治的「记忆管理」：你不可以说。不可言及白色恐怖，也不可言及二二八。人们竖起耳朵听，却紧闭著嘴巴。问题是，倘若没有人说，耳朵要怎么听呢？总是有人在说，偷偷地说，以流言，传说，耳语，种种地下传播的方式，倾诉著截然不同于官样叙事的、隐蔽的民间真相。而小说像一把探照灯，领著我们进入传说的里面，再里面。那不是挑战禁忌那么简单，而是思考禁忌，将它拆解，重组，尽可能逼近那「不可说」，将该还的赎还。正如李昂在〈虎姑婆〉中写下的，「我们的惊恐来自于被教导连亲眼看到的事都不能相信，」但「我们知道『它』确实存有。」我们就是知道。

〈虎姑婆〉就是谢雪红。这篇小说以「三伯父」的魔幻讲古，重构了民间记忆（与虚构）谢雪红的方式，从而偷渡了民间对二二八的记忆，以及其后，关于「匪谍」的种种消息。这三伯父曾短暂入狱，经家人行贿才被释放，他将自己辗转听来的种种官方说法，揉进隐密的民间传说，给出了一个复杂，立体，百变而充满肉体感与性能量的革命女性形象。而「那件事」，那件政权不许人们谈论的事，「在不能被提及，当然更没有资料、文字、图像可见的情况下，以一种更巨大模糊而至无所不在的真实，恒久禁锢在我们周遭。」带著鲜明的暧昧，化成各种鬼故事，与疯人的呓语。当土地庙边拖著四个小孩乞讨的妇人，以「匪谍」的身分被捕而谣言纷飞，消失的谢雪红继续在小说里进行她无尽的逃亡，成为一片丰饶的空缺，等待史学与小说的填补，一如「事变」后的地景，那续接而来的白色恐怖，在陈垣三的小说中化为一个仿佛不存在的地方，「浦尾」，寄存著一段仿佛不存在的时间，「浦尾的春天」。

在这篇风格奇异的小说中，有一个很废的男孩，虚恋著一个同样很废的、阿姨年纪的女人，在荒村般百无聊赖的时光中，暂时停摆的废工地里，谈著某种废到不算恋爱的恋爱。小说里的人物个个有著不清不楚的过去。女人有过一个男人，但那个男人不知怎地突然消失了，男孩听说后来有个「便衣」追求过她，而她最终嫁给了管区警察。工头以前是个老师，不懂他为何困在这里。女人的父亲混著地方派系，跟「当局」有著无法言明的默契。而那个春天不惊不扰地，在等待复工的「作废」时间里缓缓流过，直到工地掘出了一堆人骨，有弹痕的人骨。

在陈垣三松弛幽默的语言底下，我们闪进了一个仿佛大屠杀之后，时间卡住了的坟场地景。之后，我们才得知工头曾经入狱，并且在人骨出土后再次被捕。而女人之嫁给管区，是为了寻求庇护吗？女人过去的男人与工头有什么关系？我们都不清楚。这是一篇神秘的小说，神秘于白色恐怖的神秘。

神秘的人骨。神秘的人血。人血在早春的寒流中，化为「圳上的血冻」。杨照在这篇小说中，以大学生的视角，带我们重返祖辈的「大正浪漫」。这是一篇注青春于革命的纯爱小说。纯爱的是「阿舍仔」，身为浪漫爱情的受害者，他四处浪荡，堕落，报复他婚前出轨的妻，不断重复著「自责的循环」。妻子在一桩因为坟墓迁葬而引致的「鬼的骚动叛乱」里，死于一件超现实的意外，丧妻后，阿舍投入了反日的斗争，前前后后被抓去关了好几个「二十九天」（据说，那是日本时代政治案件的最高刑期）。阿舍在政治运动中爱上了「博子」，为了守住博子的忠贞，亦步亦趋投入了博子关心的事，因为她「不是那种会乖乖被关在家里的女人」。纯爱的也是博子，她在内心耍赖地告诉自己，「是啊，我是个有可能会放荡的女人啊，你得一直看管著我喔……」纯爱的还有叙事少年的祖父，他每见到博子，内心就「有些什么在蠢」，而博子是祖父一生所遇「最危险的女人」，她是一个共产党员。

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员？蓝博洲半生的书写，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在杨照笔下，亡者在生者的梦中归返，化为一队队「没有身体的伤口」。生者昭告子孙，绝对不准触碰政治，却暗暗铭记，留待解严以后滔滔述说。生者对政治暴力的叙述冲动，本身，就是最微小的抵抗行动。政权知道这一点，所以恐惧。在言论禁制下，蓝博洲早早就孜孜不倦于追索「在台地下党」的身世，以口述历史为志业，抵抗遗忘。小说《台北恋人》贴著史料，以扎实的细节，第一手报导的形式，还原了「四六事件」及一九四八年的抗争现场。当时的大学生怎么搞运动？怎么做组织？如何在宿舍抵御军队攻坚，以「无辜」掩护「非法」？校长怎么与高层谈判？人如何躲藏？怎么被抓？怎么出逃？隔著七十几年的时差，重返这些细节，只感觉与当代的强烈共振。

就在「四六事件」的下一个月，国民党宣布戒严，大逮捕开始了。地下党组织在五○年代被歼灭，六○，七○之后，潜伏者逐渐被肃清，枪决案减少了，但白色恐怖并未消退，政权对挑战者的打击，甚至延伸到解严以后，包括一九八九年自焚的郑南榕与詹益桦，与一九九一年的独台会案。黄凡笔下的「赖索」，是在荒芜的六○年代出狱的。小说时间启动于一九七六年，「这一天对混乱如常的世局并不重要，」然而这一天，对赖索而言，正是「一连串错乱、迷失、在时间中横冲直撞的开始。」因为，当年逃亡的「组织上级」韩先生从日本回来了，经过二十多年的流亡，韩先生重归「自由祖国」的怀抱，即将上电视接受专访。小说领著我们走过赖索的童年，青年，家庭与婚姻，走到莫名其妙的中年，他成为一个四十六公斤、患了胃疾，「内在力量消失殆尽」，在果酱工厂上班，一个「矮小、生动、黑色的背影」。他要去电视台找韩先生，向他讨个说法。

一个人被捕多寂寞。在《台北恋人》里，年轻人这样豪气地说。二十一岁时，赖索也曾在军事审判官面前，「表演了一次男子气概，」后来却在狱中成了一个打小报告的人，并且学会了，再也不要崇拜任何活著的人。于今，他潜入韩先生的录影现场，贼也似的，被工作人员问东问西驱赶著，但他不是来这里回答别人的问题的，他是来提出问题的，却在人生中这历史的一刻，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准备好」。韩先生之「转向」，与赖索的困顿，令人感到悲伤的，并不是理想的倾颓，比此更一无所获的是，他们甚至连可以失去的理想都没有。而赖索的虚无，并非源自无知，或肤浅的犬儒，而是小人物无从掌握个体命运，也无从穿透历史命运的，深切的悲伤。这与东年笔下那种略带沈郁的虚无并不相同。

《去年冬天》这部中篇，写的是七○年代出狱的政治犯，在当上父亲迎接新生的时刻，遭逢美丽岛事件。小说男主角「王戎」从政治撤退的倾向，优雅地，并没有转向保守主义，也没有落入轻挑的犬儒，而比较接近于，对政治行动深思熟虑的怀疑。无从掌握也无意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出狱时并无喜悦，反倒感觉，「自己好像上台替别人演了一出戏，下了戏退场时，并没有什么掌声在迎接他。」而女主角陈琳瑯，那个原本拒斥政治的少女，反而在步入中年以后，从现实主义转向精神上的激进派。整部小说就挨著这样的张力，一路走向悲剧。黄凡的〈赖索〉，在美丽岛事件爆发前夕，得到一九七九年的时报小说首奖，这样的题材在当时可说罕见而创新。东年的《去年冬天》完成于美丽岛事件后的一九八○年春天，却因为新闻局的禁令，不准发表。败者的轻声细语，与创伤者年迈的癫狂，由小说收容著，等待未来的读者。

时间是老人，但迟到的青年会赶上来，以当代的想像力，活泼地，还历史以青春。于是二○一七年，我们迎来了黄崇凯的〈狄克森片语〉。小说起于一个提问：台湾高中生必读的英语参考书《狄克森片语》与《新英文法》到底是谁写的？前者出自一个出生于古巴的美国移民女性玛丽亚，后者出自绿岛与泰源监狱的政治犯柯旗化，两个人皆以外国人的身分，教外国人学英语。这是一部关于语言之可能性，语言之安顿意义，语言之横征暴敛的小说。语言可以拿来拷问、欺瞒、与威吓，也可以拿来乘载思想与义理。语言可以拿来写信写卡片，骗孩子「爸爸在美国留学」，语言也可以拿来养家。

政治犯在狱中编写词条与例句，比如说：假设句，非事实的现在——假如我在狱外，我要买车，带妳出去玩，重新跟妳谈恋爱。让语言代替自己抵达梦想，以这样机械化的形式写作，让自己存活下来。小说一边思考语言，一边解开语言的暴力，也寄望语言的解放，让词汇自由四散，「退回到面对世界的原初状态，语言还不存在，事物还没有名字，历史正要开始。」

伤残的身体或许可以靠义肢帮忙，但是，精神是无法装义肢的。然而，伤残的历史或许可以靠小说帮忙，小说是精神的义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