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普渡在日崧叔诊所经历了生命中首次的肉身修补后，四条雪白胶布贴住黄色纱布，我的下颏仿佛被四条绳子绑住，紧绷得无法动弹。回到家，母亲一见就说：「哎哟，安尼要啃鸡腿啊？汝讲好兄弟是鬼，汝看，好兄弟不让汝啃鸡腿啦。」父亲说：「这和好兄弟没关系啦，稍等一下，汝把鸡腿剁开，切些鸡肉丝给伊慢慢吃。」

然而，即使小口小口的慢嚼，我的下颏仍是又紧又痛，吃了五六口就放下筷子，双手摀著嘴哭起来。

父亲轻拍我的肩膀说：「那么痛就不要吃，先去休困一下。素桑，这碗饭拿去煮糜，等伊起来再吃。」

父亲抱我去眠床，我闭上眼就昏睡过去。在睡眠里，那破皮的惊惶，缝补的疼痛，也渐渐的跟著沉入梦里。

第二天，第三天，母亲仍为我煮糜，父亲仍带我去日崧叔诊所换药。父亲怕我的下颏碰到车把，没骑铁马载我去。他牵著我的手，行走往返于诊所的路上，村人看到我下颏的纱布都问：「阿月仔下颏破去哦？」那句问候语是永定村的新闻。—那之前，永定没人破下颏啊！

大概过了六七天吧，日崧叔拿掉纱布拆了线，说伤口已经结痂；「明天免阁来啦，但是洗面要卡细腻，袂擦到下颏，阿月仔，汝知否？」

我摇摇头。

父亲说：「这几日拢嘛我替伊洗面，」他侧头笑著问我：「对否？」

我点点头。

日崧婶摸摸我的头说：「阿月仔，汝足幸福哦，阿爸这尼疼汝。」

父亲抱我走出诊间，右转到候诊室的镜子前。

「汝看－－，」父亲对著镜子又笑了：「汝日崧叔的手势真好，伊讲缝五针，以后不会太明显，真的哦，看起来无明显呢，等干掉的痂落去，就完全看不见了。」

我故意低下头，看著镜子里的自己，也笑起来了。

（很多年后我还时常想起普渡那日母亲递给我的那枝竹管；那个幼稚的我张开双手想要飞行的梦；以及没注射麻药让日崧叔缝补下颏的的痛；以及父亲抱著我，两次面对那镜子里的笑…。

然而我始终没跟父亲或母亲说，那个磨破的下颏是因为一个飞行的梦想。宅门里的叔公婶婆堂姊和永定路上的村人一样问著「阿月仔下颏破去啰？」但也都没人问我为什么会破？－－从来没人知道，那是一个飞行的梦的破灭。

后来上了永定国小，甚至长成了大人，我也不仰头让人看见下颏内面的疤痕。四岁破相之后，我认知那肉身修补是一种「羞耻」。在无知的磨破与愈合的过程中，「羞耻」是一粒种籽，在我生命里萌芽，让我学习隐藏梦想；也隐藏它带来的破灭。

—然而，为什么我的第一个梦想是飞行？那个自我叩问也是一粒种籽，也在我的生命里萌芽，成长…。）

＊

回到宅门口，白耳仔一直对我摇尾巴，好像在欢迎我，庆祝我的下颏已经拿掉纱布。住左护龙尾间的桐婶婆，正在帮浦下搓衣服，抬头睨我们一眼，低下头继续搓洗。住正身边间的铃叔公，提著茄芷绷著脸从中埕迎面行来，父亲对他点头喊「铃叔—」，他嗯一声，柴柴直向宅门行去。

在我的幼年直觉里，我们宅门内最奇怪的长辈就是这两人：桐婶婆无尪，铃叔公无某，身躯都瘦得像柴板，看到人少说话，脸上无笑容。但是回想起来真神奇，关于「笑」这个字的学习，我是三岁那年从他们的无笑里启蒙的。

那是大弟离去第二年，二妹还在母亲肚子里，过年后吃过汤圆的一天下午，父亲去庄头园挽菜，母亲在缝衣机前车衫，我在父亲书桌上学写「永」字。偶然抬起头，看到桌角一叠书的顶头有一本包著粉红纸的书。咦—，为什么要包著粉红纸呢？拿下来一看，纸上密密麻麻都是我看不懂的黑字；中间一个大红字也是我看不懂的。拿去问母亲，那是什么字？母亲笑起来了。

「这字啊，就是笑啊，」她说：「人拢麻会笑。」

「哦—，」我想起那两个不笑的长辈：「不过很奇怪耶，桐婶婆和铃叔公，为什么都不会笑？」

「这我哪知影？自我踏入这宅门，也没看过他们笑，」母亲继续踩著缝衣机，又加了一句：「汝爱这字，就去学写啊。」

我回到书桌前，仔细看著红色的「笑」字。好，就来学写这个字。我抽出一张新纸条，刚写了左边一撇，父亲的铁马铃铃铃响进来了，母亲站起来，说要去煮晚顿， 我把学了一半的「永」字推在旁边，继续低著头学写这个「笑」字。

吃饭的时候，我跟父亲说起粉红纸上那个特别大的笑字，他说，妳哪知影这字？我说是母亲告诉我的。父亲说，那是他昨天去二仑开乡民代表会拿回来的宣传纸，里面那本书是他去东京读中学时带回来的，书皮有点破了，那张纸没什么路用，就拿来包著保护书皮。我还不懂得关心东京带回来的是什么书，只问父亲那个红色的「笑」 字为什么特别大；那些小小的黑字又是什么意思？父亲叹口气说，大意是讲228已经过去一年了，民政课准备推行一个「微笑运动」，鼓励大家见面要欢喜笑，不要再冤家，不要结冤仇…。

「唉，袂讲那三字啦。」母亲说：「囡仔人耶！」

我确实还不知母亲说的「那三字」是什么意思。我只问父亲有没有拿宣传纸去给桐婶婆和铃叔公，父亲说，民政课会交给村干事发放，可能再过几日吧？

「他们看了以后就会笑吗？」

父亲大概想不到我会这么问，睁大眼睛瞪著我。我紧接著说：「我拢无看他们笑过耶，妈妈讲，伊也无看过，爸爸，汝看过否？」

父亲起来添饭，倒了一小碟炒土豆，坐下嚼了几粒后才慢慢说道：

「我少年时有看过他们笑，他们本来也会笑的。」

「哦，本来会笑哦？那后来为什么不会笑了？」

父亲又抓几粒土豆，又叹口气，继续默默的嚼著…。

（那顿晚饭时光，当然无法长得从父亲的少年时代穿越到他的中年。关于桐婶婆和铃叔公为什么从会笑到无笑，好奇的我后来陆续探问，也读了一些书，终于大略知道以下的一些转折。）

先说桐婶婆吧。简单的说，她是「战争寡妇」。永定一百多户人家有四个「战争寡妇」；我们宅门这个桐婶婆，娘家在二仑，是吕家大房的长女，嘴甜又勤劳，老母舍不得她离家。庄脚女子大多十七八岁嫁人，她却拖到二十五岁才嫁到永定；次年生下儿子日杰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她丈夫应桐自动去做台籍日本兵，两年后却在菲律宾战死。她直说不想活了，几次要上吊自杀，被我的屘婶婆太（她婆婆）哭嚎著抱紧她，打她，骂她；在摇阁里的日杰也哭嚎不已…。—为著日杰，桐婶婆活下来了，但是越来越瘦，也再无笑容…。

至于铃叔公无笑，父亲是这样开头的：

「汝看阿印，大家拢叫伊大头印，伊老母就是为著生那粒大头死去的…。」

铃叔公是谋约那房的长子，有两弟一妹。大弟应良育养三子二女，小弟应桐早死，仅得日杰一子。他则育养日川、日勤、 日富、日启、日印五子；翠霞、翠微两女。日本人时代，永定尚无诊所，也无助产士，大多请庄尾的阿坤婆接生。她头顶挽一粒球，永远黑衫黑裤，庄内人背后叫她黑产婆。应桐战死不久，关鬼门的前一天，她拎著布包到应铃家，却是接完了生者，送走了死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