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為什麼不繼續簡化和改革？
如果把漢字形旁控制在8畫及以內，獨體字簡化成6畫及以內，把漢字的結構複雜的漢字簡化，把難識讀記的形聲字的聲旁改過來……
漢字簡化會想到廢棄的二簡字，二簡字沒有從形旁到聲旁進行系統簡化。
題主聽說過二簡字嘛？就是繼續簡化的漢字，但是後來沒多久被廢棄了。（看問題描述看來題主聽說過，但是二簡字都推不開，就不要說你這更簡化的漢字了）
二簡字，是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繼1950年代提出的《漢字簡化方案》後，於1977年12月20日提出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中的簡化漢字。二簡方案分為兩個表：第一表收錄了248個簡化字，推出後直接實行；第二表收錄了605個簡化字，推出後僅供討論，沒有直接實行。方案推出後飽受爭議，最終於1986年6月24日被廢除。
先上幾份當年的文獻，你能看懂多少：
《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簡化方法看似比較混亂，但與《第一次漢字簡化方案》的簡化方法大致相同，主要有如下幾種：
- 形聲造字：
保留原字的形旁，聲旁加以改造，用字形簡單的同音字或音近字代替。如：
用同一方法造出的一簡字如：（一簡字－繁體字）遠－遠，進－進，殲－殲，憂－憂，擾－擾，擁－擁，態－態，適－適，認－認，讓－讓，墳－墳。
2. 會意造字
按照原字所表示的意義改造或新造。如：
同樣使用該方法簡化的一簡字如：（一簡字－繁體字）標－標，時－時，淚－淚，塵－塵。
3. 字形假借
即利用已有的字形簡單的字代替，很多具有相同聲旁的字只保留聲旁。如：
其他的例如：（二簡字－規範簡化字）桔－橘，帳(帳)－賬(賬)，咀－嘴，肖－蕭(蕭)，閆(閆)－閻(閻)，蘭(蘭)－藍(藍)、籃(籃)，予－預(預)、豫，欠－歉，令－齡(齡)，邦－幫(幫)，迂－遇，交－跤，扇－煽、搧，付－副，桿(桿、桿)－稈(稈)、竿，太－泰。其中某些如「桔－橘」、「帳(帳)－賬(賬)」在現在的某些地方仍然通用
用同一方法造出的一簡字如：（一簡字－繁體字）沖－衝，丑－醜，斗－鬥，只－隻，蘭－蘭，盪－盪，卜－蔔，仆－僕，朴－樸，干－幹、乾，谷－穀，後－後，伙－夥，松－鬆，面－麵，價－價。
這種方法的一種特殊情況是二簡字表中，一些同形旁聯綿形聲字省去形旁，假借原字獨立成字的聲旁。如多索-哆嗦、科斗-蝌蚪。用同一方法造出的一簡字如：（一簡字-繁體字）崑崙-崑崙
4. 簡省部分
即在不產生歧義的情況下，將原字的一部分省略。如：
用同一方法造出的一簡字如：（一簡字－繁體字）謄-謄，聲－聲，電－電，么－麼，術[b]－術，復－複、復，醫－醫，掃－掃，飛－飛。
5. 變換部分
即保留原字大略的形狀，進行部分結構的改造。甚至以不相關的符號取代原來的構件，此部分多由草書楷化。例如：
而這種簡化方法飽受批評，如二簡字將「展」簡化為「屍」下加一橫，在當時被形容為「屍橫遍野」。
用同一方法造出的一簡字如：（一簡字－繁體字）貝－貝，難－難，雞－雞，漢－漢，歡－歡，僅－僅，鄧－鄧，鄭－鄭，趙－趙，執－執，學－學。
其實，現在生活里還保留著不少二簡字：這個停車，我小時候一直以為是錯別字啊！
還有這些常見的幾個：
我再補充一下，當年二簡字的草案：
參考鏈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7%AE%80%E5%AD%97?zh.wikipedia.org中國官方公布的「第二批簡化字」為何如此短命？?www.sohu.com
https://kknews.cc/zh-cn/history/xzxo5g.html?kknews.cchttp://blog.livedoor.jp/chinese_tango/erjianzi.html?blog.livedoor.jp教養の簡體字?二簡字とは?www.geocities.jp
http://std.dkuug.dk/jtc1/sc2/WG2/docs/n3695.pdf?std.dkuug.dk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b/bb/Second_Chinese_Character_Simplification_Scheme_%28Draft%29.pdf?upload.wikimedia.org
很多朋友都從「家國情懷」和「為國為民」的角度來解析，但我認為無法涵蓋這個問題。我想，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段無法細說的往事。
可能有人認為，我這麼說有搞陰謀論的嫌疑，但就我所看到的漢字簡化緣由，我發現基本上要麼是取自清末民國時期的一點點片段，要麼是取自90年代以來的一點點回憶，似乎這就能完美地詮釋文字改革政策。不知道是忘了還是為何，人們很少引用50～80年代的資料，可這一階段恰恰是文字改革和掃盲教育的最關鍵時期，那麼對我而言，前者的說服力就弱了。
一言以蔽之，就是漢字簡化的基石已經一個都沒有了。文字改革政策也從未孤立於其他歷史大事之外，而是不斷被波及。
漢字簡化的第一個基石，是當時的理論和認知。
「漢字最落後」的觀念影響了中國近百年，幾乎貫穿整個二十世紀。自清朝中後期被迫打開國門，西方文明強勢進犯，一批批有識之士就開始為中國尋找出路，漢字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載體，自然受到牽連。望著西裝革履的洋人，再看看羸弱的國人，這種打擊不可謂不大。
比如，在1923年1月（一說1922年8月）發行的雜誌《國語月刊的特刊：漢字改革號》中，很多著名學者都撰文探討了是否改革漢字、如何改革漢字以及漢字的棄留等問題。本期的封面同樣發人深省：漢字作為中國腐朽落後的罪惡根源，被畫成了外強中乾的魑魅魍魎；熊熊煉獄和先進的「注音字母革命軍」把它們追殺得屁滾尿流，趕入了歷史的垃圾堆；一群西裝革履的進步人士作為軍師團，站在洋氣的羅馬字母后面冷冷地觀望著這場戰爭——即使放到今天，這個封面也絕對是振聾發聵的。
人的認知在不斷變換，不同時期的相同追求往往倚靠不同的理論或背景作支撐。上述這個時期的爭論，透露出濃烈的反舊社會思想，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延續。現在看來，當時的學者們可能有些激進，甚至荒誕，但無論怎麼說，我相信他們的初衷都是單純而美好的，如果是我們自己經歷過那個年代，也難說是否會產生這種想法。
1928年，當時的中華民國大學院（類似於教育部）頒布了《國語羅馬字方案》，與先前的注音符號並存。但是由於政治及戰亂原因，這兩個官方的方案在大陸難以推廣。
第三個字母文字方案，也是當時較有影響力的民間方案，誕生於三十年代初的蘇聯海參崴，被稱作「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由旅居蘇聯的左翼學者們研討、制定，靈感源自蘇聯人的掃盲運動。當時僑蘇的中國工人約有十萬，這份方案隨即被用來為他們掃盲。
適逢第一次國共內戰，這個消息和方案突破重重封鎖，悄然傳入國內，掀起了左翼進步人士的熱烈討論。各地左翼知識分子也紛紛成立民間團體，嘗試用新文字為人們掃盲，或者為自己的方言制定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建國後，其中很多學者就成為了文字改革進程中的中堅力量。
1939年，著名作曲家陳歌辛還特地譜寫了歌曲《一天拉丁化，一生一世拉丁化！》，表明學者們對中國文字拉丁化的決心和堅定不移。
《一天拉丁化，一生一世拉丁化！》
作詞：王弦作曲：戈忻（陳歌辛）G調 4/4我們，語文改革的戰士，
今天我們在崗位上，要掃除文盲，要喚醒大眾，為民族解放，動員全人民鬥爭，動員全人民鬥爭。我們，語文改革的戰士，前進打退欺騙迷信，為語言統一，艱苦中努力，光榮的責任，歷史交付給我們，歷史交付給我們。我們，知道改革的艱難，
必須衝破千萬重難關，傳教士的精神，是我們的模範，一天的拉丁化，一生一世拉丁化，一生一世拉丁化！
儘管除了文言復古派、漢字簡化派、中立派之外，很多人都支持大改文字，但由於政治派別的不同，國語羅馬字派和拉丁化新文字派一直互相瞧不上，常常你來我往地攻訐對方……那麼這個時期的拼音化運動及其理論基礎，就會帶有很鮮明的階級立場和政治色彩。
1949年之後，注音符號和譯音符號（即國語羅馬字）隨著民國政府遠遷台灣，這時注音符號才開始大力地推廣（僅限台灣）。在大陸，對拉丁化新文字的教學實踐，以及制定新的、更合理的拼音文字方案的活動，又逐漸開始在民間各個左派團體進行著（有直接學習拉丁化新文字的，也有先學新文字後學漢字的，諸如此類）。
進入五十年代初，拼音化運動業已歷經半個多世紀，略有不同的是，這是一個短暫的低谷期。但隨著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成立，以及多年大討論、掃盲實踐，官方認為，拼音文字有利於掃盲和信息交流，即使是為漢字注音，也可以提高漢字掃盲的效率和幫助推廣普通話。
相比之下，大家對漢字簡化的接受程度比直接制定新的拼音文字要高一些，認為眼下漢字簡化也是必要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字改革任務被分為四個部分：
1、統一推廣從左到右的橫排書寫；
2、推廣普通話；
3、減少漢字的複雜程度，希望有利於當時各個方面的實際使用（如印刷、翻譯、手書、學習等）；
4、制定漢語拼音方案，幫助大家掃盲和推廣普通話，還可以在拼音化實現之前讓大眾先熟悉熟悉字母。但在1956年，確定漢語拼音不作為正式的新文字方案。
1958年1月，周總理對文字改革的爭論作了最後的定調。他指出，完全拼音化尚非當前的文字改革任務，至於未來怎樣，交給未來評判。
正是這次講話，對當時的各派定分止爭；也或許是這種未置可否的態度，為後來的二簡字、八十年代的第二次百家爭鳴埋下了伏筆。
其實，此前仍有大量異見聲音委婉地流露出來，可惜這個時期的「大鳴大放」平息得異常倉促和草率。此處不贅。
漢字簡化的第二個基石，是當時的群眾和現實。
這一點很好理解。當時的中國人有80%以上是文盲，因此民間對於漢字的改革，不論是漢字簡化還是徹底的拼音化，大體上都是抱有熱情的。
根據之前確定的方向，文字改革政策正式開始：
自1955年1月起，全國各大書刊逐漸採用從左往右的橫排印刷。
1956年1月，頒布《漢字簡化方案》。其中的簡化字被分為四批推廣試用，至1959年7月大致推廣完畢。
1958年2月，頒布《漢語拼音方案》。隨即大力推廣，明確說明要作為掃盲的重要手段。
1960年6月，開始新一輪漢字簡化的籌備工作，力求讓每個漢字都不超過十畫。[1][2]
1964年5月，頒布《簡化字總表》。這是1956版《漢字簡化方案》的改良版，以規範社會用字，減少人們胡亂寫字、任意造字、用字大混亂的現象。
1965年1月，頒布《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以規範字形。這是一簡字時期的最後一個文字改革成果，我們如今的用字、字形標準，大抵就是源自這兩份文件。
強勢插入一大段：
提到文字改革，就難免會涉及另一個政策——掃盲教育。
但遺憾的是，由於多次的旁生枝節，文字改革被逼迫得難以彰顯出今人以為的掃盲能力。
民間有些人都把文盲率的降低全部歸功於漢字簡化，這種說法看似確鑿，卻偏偏可能是最含糊不清的。
上圖是我國政府統計的掃盲數字，也是唯一的官方掃盲數據，所有相關論文中的掃盲數字，也均引自此處。
（注意：有人認為建國初的十年間掃盲人數已達1.5億人，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這1.5億人是指參與了掃盲班學習和各級業餘學校學習的人數，兩者皆屬成人教育。[3]真實情況是，截至1965年末，全國共掃除文盲約一億人。）
掃盲是成人教育的一環。新中國成立之後，政府即開展了有組織、有規模的掃盲工作，創造了接二連三的掃盲高潮（其間也曾短暫地推行過注音符號），在五十年代末更是掀起了盛況空前的最大規模「掃盲運動」。
1964年我國第二次人口普查時，文盲率已經降低至33.58%，其中絕大部分正是在五十年代末提前攻克掃盲難題的：
1958年國慶節，《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則大喜報，聲稱：
開創了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蹟！
自詡為「文明」的美國被我們遠遠地拋在後面！……今年前八個月已掃除文盲8900多萬人，比過去八年的總數還多出兩倍！已有67.2%的縣市基本消滅文盲！……
有人意識到這是浮說游言，最後才統計出4000多萬（1958年）和2600多萬（1959年）的數據。即便如此，今人仍應對這些漂亮的數字持理性態度：這個時期的人民群眾響應國家號召，為完成掃盲任務使盡渾身解數，只怕形式意義遠大於實際效果。
進入六十年代初，每年的脫盲人數旋即暴跌到不足百萬，最低谷時期僅十多萬，尚不及改革之前。
1966年夏天，大家懂的。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二簡字制定、異體字整理、漢語拼音和普通話的推廣進程，也全部受到波及，近乎停擺。
同年12月，文改會主任吳玉章先生溘然長逝。《漢字簡化方案》起草者陳光垚先生則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亦於1972年病逝。其他文改會元老亦被扣上帽子，下放勞動。文字改革先驅們的遭遇，亦給既定的文字改革進程造成不小的打擊。
一系列教人始料未及的變故，就造成一個反常現象：一簡字剛推行完的整個六十年代，反而成了前四十年里脫盲人數墊底、掃盲效率最差勁的十年。而五十年代末的「掃盲運動」，正值繁簡過渡時期，各地的掃盲課本還存在相當多的繁簡併用情形，群眾們有的學簡，有的學繁，有的索性繁簡一起學。這樣看來，當時人們的繁簡轉換能力，可比我們強得多。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找當年的掃盲課本、學生筆記。）
舉個例子：1960年4月5日，安徽省蕭縣舉行了首屆千人拼寫競賽大會，約1180人參與。這本是當地為了檢閱一年來大力推廣漢語拼音掃盲的成就，而舉辦的大會考，但我們還是可以窺見，照片中的成年人正是繁簡併書的。
1972年，經周總理示意，掃盲和文字改革工作逐步恢復，按照常理，此後的掃盲條件肯定愈來愈優越。但自1985年起，脫盲人數又逐年下跌，為了迎合1990年的「國際掃盲年」，掃盲活動自1989年起又逐年回暖，1990年共掃除文盲399萬人，是為1981年以來的最好記錄。八十年代至今，掃盲人數整體趨於平緩，再沒有達到五十年代末的高度。
很明顯，文字改革並沒有讓脫盲人數在短短數載之間激增、銳減又停滯的能力（真正原因是成人教育受到了三件歷史大事的強力干擾）。
而且，即使文盲率降低，也並不意味著群眾的受教育程度有多高、學校的教學質量有多好，遑論大家的文化生活；再加上「亞洲四小龍」的強勢崛起……這一切的變數，令「中國落後、文盲多，得歸咎於漢字」之類的觀點都難免鐫空妄實之嫌，頗受詰誚。
自然地，早在七十年代末就有人發現了這一點，這成為一些人質疑二簡字的理由之一。其實細心的話，會發現不論是近些年教育部的聲明，還是一部分與掃盲、漢字簡化相關的權威文獻當中，這類說辭都有可能會被淡化或迴避，即使有，也多是「減輕人民群眾和學生的學習負擔」等等曖昧、浮泛的略述。[4]
[4]另一方面，《漢語拼音方案》才是當時文改會元老們最力推的掃盲手段。
好在中小學教育事業的發展還是相對順遂的，一簡字和漢語拼音的推行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其實，不論是漢語拼音還是漢字簡化，它們對學習者的幫助，都是體現於具體的學習進程中，而非直接導致文盲率的降低，這二者是不應當混淆的。這也是為何官方只會說「漢字簡化是為了減輕學習負擔」的原因之一。
1972年，經周總理示意，一部分原文改會的委員被召回，二簡字的制定計劃重新開啟。此時的人們還搖旗吶喊著要將漢字逐漸拼音化，不論是否口是心非。
委員們敬小慎微地選定了一百多個字，卻被質疑實在太少，建議大量增加新簡化字的數量。另一方面，與周總理不同，F4天團堅決反對漢字簡化。各方政治勢力的博弈和干與，令二簡字的制定命運多舛，拖至1977年年末才公布（也就是最高贊回答里的那份草案）。
公布之後，方案中的第一表隨即開始試用。
實際上這只是一份草案，並非正式方案，但卻是唯一面世過的二簡字方案。不過為了迎合它的公布和試用，很多人紛紛發文，熱烈歡迎它的到來。相聲大師侯寶林還特地編寫了一出相聲，稱讚創造簡化字的人民群眾真是「當代倉頡」。
至於F4天團，早在1977年年初，就被冠上了「惡意阻止文字改革」的罪名，見諸報端，受大肆批判。
儘管如此，也難以掩蓋這份草案遭受到了一些強烈的批評，其中不乏一簡字的制定人員。而且，由於制定年代比一簡字更加特殊，使得草案本身就有更多的先天不足。這令二簡字的制定者們進退兩難。
約莫半年之後，草案全部回爐重製，其第一表的試用也隨即停止。對二簡字進行修正的過程，標誌著被打亂步伐多年的文字改革事業終於又走上正軌。文改會再次重組。
（雖然這份草案被召回、修正重製，但一直到1986年國家正式終止二簡字制定計劃時，它才被宣布廢止。）
時代在變，人也會變，政策自然也要變。第二次百花齊放就在討論《二簡字（草案）》期間，不知不覺地蔓延開來。
改革開放時，信息時代早已悄然降臨。多年的經歷和挫折，以及第二次開眼看世界帶來的強烈思想衝擊，讓人們對漢字認知的既有分歧，再次日益地突顯（之前，持異見者必須將真實想法深埋心底，或者口是心非）。許多人又一次重新審視漢字，認為漢字是一種早已發展成熟的文字，並非尚未進化成拼音文字的過渡階段，更不是什麼阻礙中國進步的糟粕。他們也終於意識到，掃盲、教育和文化事業遠非區區文字能夠左右，反而是後者依賴前者。
在民間，由於之前多年的亂折騰和文盲的逐漸減少，很多人對漢字繼續簡化、拼音化的反應也越來越多元化，還因為港台文化產業的強勢大回灌，掀起了一股把繁體字視作洋氣、時髦特徵的熱潮，風靡了二十多年。
而且，由於中國方言、語言眾多，之前推廣普通話卻又收效有限，也成為妨礙實現文字拼音化的一個難關。
在官方內部，老一輩人心懷理想，新一代人反響平平，加上國家已經將重心轉移到政治和經濟改革上，文字改革的理論與認知基石產生強烈動搖。
首先是第一個觀點：從建國初期至八十年代，官方的對外表態一直堅持繼續簡化漢字和拼音化的，明面上往往都宣稱絕無拋棄漢字的想法，（我認為）實質上就是要徹底廢除。加之在八十年代時漢字無法輸入電子計算機，或輸入效率低下，這也為文字改革提供了新的正當理由。這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中期，是老人們秉持了一生的美好理想。
上面兩幅圖片中描述的情形，宛若現在的朝鮮、韓國、越南一般。如果在建國之前，這還算得上進步的話，那麼在日新月異的八十年代，仍持這種想法就略顯保守了。
第二個觀點是：「拼音化」並不意味著徹底廢除漢字。每一種文字都是平等的，不應再強論軒輊。我們可以保留漢字，另外創造一種拼音文字，讓兩種文字在不同領域各展所長。長此以往，兩種文字中總有此消彼長之日。
第三個觀點是：恢復大多數無須簡化的繁體字。
第四個觀點是：將一簡字規範化。
1985年，出現最大轉折點，茲略（原因大家懂的）。
1986年，最終結果出爐，我們都知道了：
a. 名義上，中國漢字將仍舊向拼音化發展[5]，但今後對文字改革要慎之又慎，使漢字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實質上，拼音化進入歷史，不再被談及，新文字方案的制定更是自五十年代就止步不前，停留於設想階段）；
b. 二簡字無疾而終，1977版《草案》於1986年6月24日正式失效，修正後的新方案亦胎死腹中（原定計劃是最快能於1982年下半年頒布新方案）；
c. 繁體字幾乎不予恢復；
d. 漢字規範化成為新的主題，一簡字正式作為規範字使用至今；
e. 漢語拼音作為拼寫和注音工具，並用於漢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
其實漢字簡化還有第三個重要基石，那就是各種政治因素，嗯……這些基礎自產生時就互相交織，它們的消亡亦然。
回首往昔，漢字正是大時代變遷下的中國縮影，宛若歷史浪潮中的一葉扁舟，歷盡風霜仍頑強地挺了下來。對於文字改革的主張，儘管我不支持，老人們也沒能如願達成自己的救國理想，但細細體會，我們能享受著現在的成果，評說著從前的功過短長，也正是仰賴著前人不懈追索而帶來的福蔭啊。
八十年代後期以來，面對港台文化產業及某些涉政言論的有意無意的強勢倒灌，也伴隨著新一輪的推廣一簡字、漢語拼音和普通話工作，又有官方和相關人士表態、站隊，力求從各個角度挖掘出一簡字的合理性，不提倡民間自發使用繁體字，並採用立法的方式來保障；港台及大陸繁體字派自然不甘示弱；二簡字和拼音化則被不斷邊緣化和淡化，幾乎不為年輕人所知。
當年有人稱此為「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網上爭論的有一部分理由其實就是源自這個時期的。
不過，這就是另一段故事了。
（部分內容，源自當年參與過文字改革的學者們的著作。）
參考
-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關於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1960-04-22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關於徵集新簡化字的通知，1960-06-04
- ^讓更多的人識字——建國初期掃盲紀實，2009-08-20 http://www.gov.cn/jrzg/2009-08/20/content_1397146.htm
- ^ab1980年代嘗有人發文，擔憂中國掃盲教育的實際成果及實際文盲率，遭多位學者發文駁斥，唯周有光先生未持否定態度，認為文中所言或非無中生有、杞人憂天。
- ^直至2019年12月，原中國政府網站之「國情」頁面下，仍明確存在「漢字最終會走拼音化道路」之類的表述，但該頁面已於2020年3月經全面改版、編輯，相關介紹內容均已被刪除，這或許是官方正式放棄「漢字拼音化」的一種悄然信號。 http://www.gov.cn/guoqing/2015-03/17/content_2835377.htm
根本不必爭論。
「國人能徧知文字以否，在彊迫教育之有無，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
——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
中國大陸、日本 這兩者，
在語言文字的操作上是真的很像了，搞了「一簡」之後完全失去動力，於是就終止了。連終止的時間都差不多，日本是1981年《常用漢字表》，中國大陸是1986年《簡化字總表》。甚至進一步考察兩地的簡化幅度，被簡化/合併掉的常用字根都是500個左右（不考慮偏旁遞推）。
實際上大眾教育全面普及之後，中國大陸和日本社會發現，喊著要繼續二簡化、拼音化的人，連一本《全拼音唐詩三百首》《全拼音百人一首》都不敢出版。因為一出版，就會醜態盡出，所以最後，整件事再也無人問津，並逐漸成為笑談。
發一個日本面向中小學生的《百人一首》朗讀節選。現代日語對於古代詩歌的操作，跟現代漢語一模一樣，用現代普通話音系轉化古代音節。日本人朗讀詩歌的時候，會自動把不在詞首的ha行轉化為a/wa行，-amu轉化為-ō，-emu轉化為-yō，temu轉化為chyō。估計因為日本學生也需要學習古日語，所以不少人都有這種轉化能力。
漢字問題已經根本上翻篇了，
中國的兒童從小依然繼續誦讀著「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日本的兒童從小也依然繼續誦讀著「春過ぎて 夏來にけらし 白妙の 衣乾す雲ふ 天の香具山 」
這也不是一個語言學或者文字學的問題。
簡斷截說，為什麼第一批簡體字能通行，因為第一，會繁體字的人不夠多，廣大不認識字的民眾學簡體沒問題；第二，很多規範簡字形在當時也已經以異體的形式存在，說白了，重新挑一個簡單點的字形做正字，文化人都能接受。
為什麼二簡就不行了？第一，會簡體字的人足夠多了，簡體的書籍文獻也印了那麼多了，你再讓他學一套，吃力不討好；第二，二簡很多字那真是生造，甚至還有幾個音節捏成一個字的，這就有點胡扯了。
不只是漢語這樣。比如法語，從rex到roi，語音變過很多次，正字法肯定也變過，但為什麼roi的語音從大革命時代到現在變了這麼多，寫法還是沒改呢？
因為大家都會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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