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戊戌變法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內外部環境都很好，唯一就在於領導變法的人和方式不對。

內部環境，洋務運動後，大部分貴族、高官，以及國內中層甚至底層，對於外國的事務並不太陌生，對於洋人的東西也不是特別排斥，而甲午之戰後，人心惶惶。老路走不通了，必須變革，已經成為多數人的共識，但是怎麼變，變成什麼樣的，這一點多數人都是懵懂的。

外部環境，列強雖然對於清政府的無能和失敗非常失望，但是支持中國向現代化轉換。只有一個現代化的中國，才可能為歐美資本主義提供巨大的市場，一個衰落的農業國對任何一個資本社會都是沒有太大價值的。

領導變法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依然是舊文人，辦法還是舊中國的辦法，想做一個張居正或者商鞅，而且手段急促，跟腳不穩。

給舊中國這個龐然大物動手術，那就不能急，得緩緩圖之。

先造輿論，搞大討論，逐漸形成共識，讓多數民眾和社會精英了解改革的意義，以及改革的大概方向，必要時還得給出大概的步驟——得有個總設計師。

其次需要先從簡單或者最急迫的來，讓舊的和新的共存一段時間，讓所有人有個過渡和適應階段，儘可能不損害多數人的利益。

比如最急迫的就是軍隊改革，把甲午戰敗的軍隊解放、削減番號（這個可以看做是戰後的善後處理。輔助對立功的軍隊大量獎賞，讓被削減的軍隊說不出話來），省下來的經費編連新軍；而那些沒有明顯錯誤的可以先緩一緩、放一放，對舊軍隊不斷篩選，其優秀者進入新軍，最後殘留的要給出路，或者安排為雜役、或者變為國營廠礦工人，這樣雖然慢一點，但是穩。同時需要做大量瑣碎的工作，這些瑣碎的工作又可以安排大量的冗員，同時也方便鑒別。——至於政治改革，更不能急，得有大量說服教育安置等工作，得聽取意見和建議，可行性研究、試點，不斷改進，不斷讓人適應，不能一上來就下刀子啊，哪怕是先抓考勤、抓紀律、抓考核也行啊，一上來就下刀子，誰也受不了，國家也受不了啊。經過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改革，把政治改革、體制改革這種要動大手術的放在最後，影響力就小多了。

例如科舉考試，事關根本，一刀切並不合適，可以循序漸進，按照比例每年減少錄取名額，同時拓寬官員渠道，為新派人才打通進入官場的通道，逐步替換，減少動蕩，安撫人心。對於舊學中優秀人才並不拋棄，讓大量秀才、舉人也參與進改革中，甚至可以舉辦秀才、舉人培訓班，對他們進行為其數月或一年的新式教育，把多數人都補充進體制內，以便讓他們成為改革的支持者而不是阻撓者，只淘汰那些冥頑不化的人，儘可能縮小打擊面。但是一刀切只能讓這些人對改革產生仇視，進而對體制和整個王朝產生仇視。

還有，變法儘可能在體制內變法，不要拋開體制進行變法。例如在軍機處選幾個軍機大臣成立類似變法委員會的機構，作為變法的大本營。那些願意參與變法、支持變法的軍機大臣鼓勵參與，不支持的逐漸淘汰榮養，逐漸引入康、梁以及其他新派人物，包括支持變法的地方督撫和各部尚書進入這個委員會，讓後將這個委員會不斷擴權，等到十年左右時間，這個委員會就演變為新的內閣，原來的軍機處成為上書房一樣的榮養機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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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戊戌變法，光緒以康梁為總負責人，幾乎是徹底拋開了傳統的軍機處和六部，把幾乎所有的朝廷機構都推向了變法的對立面，天真地以為皇帝的一紙詔書就能讓下面人奉行無渝，而且手段激進，眉毛鬍子一把抓，對於變法中利益受到損失的不考慮安撫。出了事沒法解決，竟然想著用武力的辦法來解決，政治家搞的這個份上，簡直就是幼稚的要命。

光緒試圖仿效康熙、乾隆時的舊制，在紫禁城內開「懋勤殿」，使之實際上成為皇帝與維新派討論制度改革的機構；同時大量裁減冗官之時，僅京師一地，涉及閑散衙門十多處，失去職務者近萬人，但是又沒有安排出路。這完全就是皇帝對朝廷徹底失去了信心，試圖僅僅依賴幾個變法派就能改變整個國家。

變法期間，先後上百道變法詔令，除舊布新，幾乎是一天一個詔書，急迫而雜亂，政策出台之前沒有任何可行性分析，也沒有徵求廣泛意見，更沒有一個統一規劃，給人的感覺就是想起一出是一出，也不管有沒有可行性，也不管符不符合實際，就這麼大刀闊斧開干。遇到難題的時候，只想著是下面人不得力，對付「不得力」的下屬，一刀切地開革，當時因為王照上書被阻而一下子罷免六個部長級大員——大臣們和百官感覺皇帝和維新派這就不叫改革、不要施政，完全就是瞎胡鬧。

所以光緒和康梁主持的改革，幾乎把所有同情改革的官僚全推到對立面去了。你看後來慈禧發動政變，百官中一個出頭的都沒有，反而覺得慈禧做得對。

不可能，如果變法成功，八旗老爺就要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了，事實證明他們會緊握權力到大青果完蛋

沒有，中國的經濟基礎不支持。

沒有可能性。一個沒有權力的空頭皇帝無法指揮一場至上而下的改革運動。隔壁的日本倒幕派掌握了較大的實權，終於推翻了幕府的統治，從而為實現明治維新提供了政權基礎。而希望康王二人的一幫秀才組織武裝力量推翻西太后和背後的封建勢力，顯然不太可能：

第一、手握重兵的藩鎮，如袁世凱等人基本上是一個牆頭草，根本不會擁護改革派和光緒皇帝，只是在尋找自己的最大利益點。

第二、社會民間民智尚未開化，希望一群類似阿Q的愚民們來響應這樣運動，簡直比登天還難。

在這樣既無天時有無人和的情況下，戊戌變法失敗是必然。

從思想啟蒙的角度看，很成功。大皇帝頒布了變法詔書，這體現了國家意志。

可是，反對力量太強大了。就是慈禧、袁世凱支持，也很難推行下去。

改變國家體制，幾乎就是和整個官僚集團對抗。必須換人，可是換誰？根本沒人。

你看看後面的民國初期，各種利益集團，你方唱罷我登場，忙得不亦樂乎。

最後，又請出袁大頭。還不是因為他有人，勢力壯嗎？

洪憲其實也是君主立憲那一套。大頭搞不成，光緒來也白搭。時代變了。

一句話，就是萬事俱備也沒用，中國從古至今就沒產生過君主立憲的土壤，只有改朝換代的傳統。

參考曲目：「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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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變法的本質依舊是在封建制度下，沒有清晰地看到中國社會當時的主要矛盾是各個階層之間的階級矛盾，無論是初衷還是另一種結果，都將是社會變革的小修小補，它所體現的革命性比較弱

如果是漢皇帝，差不多

百日維新時的大清，整個官僚系統從根部亂掉，雖然越來越多的人主張變革，但要對整個傳統行政勢力而言。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洋務派，推動學生留洋、洋務運動依然不能夠被官僚系統認同甚至會被排斥，體制上喪失了改造的動力。

後來的發生的庚子之變就充分證明了這股勢力的強大。

一個變革團隊的領導者所需要具備的素質：成熟的政治品格、非凡能力、雄才大略、有完整的變革團隊和變法的方案。這些作為變革的當家人光緒一條都不佔。

光緒團隊最高四品銜，都是官場後生。以這樣稚嫩的新生力量去推動腐朽成熟的行政系統變法似乎太理想化了。

從百日維新中下發的詔書實際執行情況來看，基本是讓執行的官員無所適從，頭天的聖旨還想著怎麼對付，第二天可能收到決然不同的詔書，一個完整的系統，任何一個微小的改變其背後都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

沒有幾個官員會為大清的命運去思考，根本就沒有改革的動力，看我們現在的官場也是可以得出結論的。所有的改革中體制的變革是最難的，而戊戌變法剛好改的就是最難的這一塊，

後來所有改革舉措都是「石沉官海」註定是一場鬧劇。

越來越多的史料研究表明，光緒根本就沒有參與過商討殺死慈禧，告密者也非袁世凱，而是康有為弟弟康廣仁面對刑訊逼供中供述。

我們對戊戌變法絕大多數的信息基本是來源「康梁」二人對世人的敘說，康有為一生見到光緒就兩次，以康南方人的口音與北方語繫上成長起來的光緒真難想像他們會交流融洽。他後來的很多敘述是值得商榷的。

上無太后理解，下無百姓支持，內無權臣幫助，外無國外救兵，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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