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知道,百家爭鳴是如何發生的,而且如何做到把各種思想道理都有所考慮,後來有沒有再次出現這種情況?是否可以將其視為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西方也有沒有出現類似的情況?


謝邀,關於這個問題,總結性來看的話,就是一個大變革時期,舊有的關係遭受了破壞,新生的關係尚未產生,經濟生產方式變革,政治上紛爭糾纏,各國徵戰不休。與此同時,戰亂造成了私學傳播,知識開始下行,而各國為了統一戰爭的需要對知識分子需求加大,士階層活躍。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家都以自已的角度去看待問題,尋找新的道路。

這個事確實可以視為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今天中華文明的根基,就有百家爭鳴的貢獻。

不過這個事沒必要過分抬高,而且對老百姓來說未必是什麼好事,因為這意味著整個社會大格局的崩塌,國家的分裂,無盡的戰爭。

後世其實也有這樣的情況,只不過這個時候大一統的格局已經奠定,思想流派往往侷限於學術罷了,譬如滿清-民國時期。當時就是一個舊格局受衝擊,新格局未產生,各地軍閥割據,中國人苦苦尋覓道路的情況。以毛主席為例,根據其自述,從小他接受的是傳統封建那一套思想,年紀稍大,又開始推崇康梁的君主立憲道路,辛亥革命前後成了民主主義分子,然後到處看小廣告,那上面說商業救國,實業救國,害得未來的圖書管理員花了一塊大洋準備去做肥皂,甚至有一段時間他成為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不光是他,彭總也是如此),歷經波折才最終選擇了自已的道路。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滿清——民國,就是一個百家爭鳴的過程,大家都在討論研究中國應該走什麼道路:封建的,改良的,憲政的,民主的,無政府主義的,實業的,商業的。

這種痕跡即使在當代也還有殘留,那就是中國的各大民主黨派,除臺盟外,民革中央代表的是當年民族資產階級思想道路;民盟代表的是當年希望走西方民主思想道路;民建代表了經濟界及其知識分子的思想道路;民進、九三代表的是教育、知識、科技的思想道路;農工民主黨現在雖然人員構成發生了改變,但當年走的是「扶助農工」的路線;致公黨的前身是幫會社團力量,孫中山當年革命,就深受幫會力量的支持和影響。

中國現行的民主黨派制度,其實就是這個背景下的產物。

題主問後來為什麼沒有百家爭鳴,並不完全精準,真正的原因是戰國時期華夏分裂,互相攻伐的各國與爭鳴的百家呼應,看上去聲勢浩大。後世的滿清——民國也處於這個時期,但名義上還有個政府,讀書人也更多,大一統思想深入人心,百家再怎麼爭,也不會鬧成那個樣子。

嚴格說起來,今天的中國也處於一個百家爭鳴的前奏期:工業化的徹底完成,傳統的文化體系被新的生產關係衝擊,舊的已經不合用,新的尚未產生,所以很多人出現了迷茫,也有很多人提出瞭解決的辦法和道路卻未必適應。這其實是滿清——民國的延續,當時社會變革尚未完成,國家積弱,迷茫和探索是主流,隨著中國社會改造的完成和國力提升,更多的人變得進取而積極,依託傳統文化,創造未來道路,這其實也是百家爭鳴,其意義和作用絲毫不遜色於春秋戰國那一次,甚至遠遠超過。

不必光盯著古人,你自已就是新的百家。


當一個社會被認為生了病的時候,就會有人尋求治病的良方。

春秋戰國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當時的人都覺得社會在變壞,但實際上原有舊秩序和舊制度在崩塌和解體。

舊秩序和舊制度的崩塌必然會造成社會動蕩,但一切的動蕩與混亂都只是黎明前的黃昏。


周滅商,然後分封諸國,建立起以周為天下共主的封建社會,由此正式確立封建制度。

經過幾百年的社會發展和生產力提高,封建制度已經無法適應當時的社會了,於是封建制度崩塌和封建社會解體就是必然的事情。

在舊有秩序和舊有制度崩塌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權力鬥爭和轉移,階級矛盾加劇的不安因素。

於是在這些不安因素的影響下,禮崩樂壞,天下大亂,諸侯爭霸,士人崛起,貴族消亡。

春秋戰國的亂世其實是由封建社會轉變為專制社會的一個開端,也是由貴族社會轉變為平民社會的一個開端。

這種轉變必然是漫長的,不可朝夕實現。

由於不能朝夕實現,生活在其時的人們就會覺得社會染上了病痛,禮崩樂壞和諸侯混戰就是病症。

當一個社會被認為生了病的時候,就會有人尋求治病的良方。

春秋戰國封建制度逐漸崩塌的社會便是那個病人,諸子百家便是不斷嘗試救治病人的醫生。

當然封建制度崩塌和封建社會解體是一件不可逆的事情,因為封建制度已經無法適應當時的社會條件。

諸子百家雖然沒能救治得了禮崩樂壞的東周社會,卻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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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周時期既是一個禮崩樂壞的亂世,也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文化盛世。

諸子百家中最為有名的便是儒道墨法四大學術團體,其思想影響了後世兩千餘年。

可以說西周乃至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的啟蒙時代,為中國人和中國社會建立了精神內核與文化核心,奠定了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基礎。

中國人尚古的風尚在此期間也是無比興盛,對上古先賢也是極盡美化,這表達了中國人對於祖先的敬畏。

儒家、墨家、道家都提倡讓社會形態回到過去,以消除亂世的紛爭。

儒家認為春秋時期相比於西周時期已經是禮崩樂壞的局面,於是提倡回到西周。

墨家則提倡回到堯舜時代,而道家則更為返璞歸真,提倡回到原始社會。

不可置疑地說,此三大學術團體都是為了實現社會的安定,並提出了治世之方。

然而歷史是無法倒退的,歷史無時無刻不再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

由於中國人尚古,於是總是把上古社會想像得十分美好,但事實往往並非如此。

(關於上古社會的真實面貌筆者在文末有詳細分析)


四大學派中,儒道墨都具備有組織的學術團體,唯獨法家沒有。

法家是後世人將思想相近和政治作為類似的人歸納在一起而形成的學派,而這個學派成為了唯一一個主張歷史前進而非歷史倒退的學派。

相比於儒道墨三家提出了治天下之道,法家所提出的是取天下之道。

各家都想改變亂世的局面,但都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

唯獨法家明瞭,要想實現治天下,要先實現天下一統。

在法家思想的幫助下,秦統一了六國,消滅了封建制度。

秦雖統一了六國,卻二世而亡,其實是封建制度最後的反撲,也是法家思想的侷限。

封建制度在經歷最後的迴光返照之後,在漢武帝是基本上就消亡了。

法家思想在取天下的方向上登峯造極,卻沒能及時轉換為治天下的理論方法,於是造成了秦制的嚴苛。

在天下一統的時期,制度不應當過於嚴苛,需要懷柔的制度。

漢初黃老之道的興盛和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成功就是法家思想所不能及的了

而專註於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就被統治階級逐漸重視,不得不說儒家思想是最符合統治階級利益也適合大一統社會發展的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的亂世如同清末、民國時期的亂世極其類似,都是社會體制到了崩塌的時刻,急需救世的良方。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是文明等級較高的社會,於是諸子百家分封自發地提出救世之方。

清末民國時期的中國是原有體制已經爛透,舊有思想也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和變遷,於是國人便想西方求取真經,並經過國人的不斷試錯,終於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路。

中國找到的是一條中西結合的道路,既保留了傳統文化,也融合了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文明成果。

春秋戰國和清末民國都是思想和學術的盛世,因為有志有識之士都有為國家和社會出力的願望。

人類有一個共同願望,就是讓社會變得越來越好。

每當社會體制到了崩塌和解體的時刻,就會有人提出救世之方。

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雖然並沒能挽救禮崩樂壞的社會,但其思想最終都成為了中華文明寶貴的精神財富。


附上古社會和禪讓制的真實面貌猜想:


戰國「百家爭鳴」的原因,是周朝開放包容的政治態度,以及列國競爭的實際需求。秦漢以後再沒有「百家爭鳴」,是因為政治上大一統,以及思想文化的統一。

周朝「裂土分封、建立城邦」的封建制度,每個諸侯國都是實質上的「自治」。此時,每個諸侯國都可以擁有自己的文化、文字、圖騰崇拜、官僚體系、軍隊、財政、統治模式等等,周天子並不強迫每個諸侯國都採用周人的政治制度。例如姬姓諸侯國採用嫡長子繼承製,而子姓商朝後裔——宋國則保留著商朝的政治制度。又因為列國生存競爭的需要,所以各國無論政治、科學、軍事、哲學思想等等方面都湧現許多推陳出新的理念及政治改革。

而秦漢以後,由於政治上的大一統,因為統治需要必須模糊各地區差別、種族差別,思想上必須有個全國統一的模式,文化上也需要有個劃一的標準——獨尊儒術,所以再也無法出現「百家爭鳴」。


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二、科舉只考儒家經典,限制了思想


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我覺得回答這個問題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也複雜。在這裡我只從簡單的角度來回答。

百家爭鳴本身由春秋戰國時代五百多年的自由土壤所孕育出來,在華夏大地上並沒有哪個勢力足以掌控全體思想。各個地方勢力都想在大爭之世中佔得先機和優勢,所以都對人才有著特殊的尊重,對各種思潮都能忍耐(接受),這就為廣大的遊士提供了思想舞臺,私學盛行於世,獨立思考的思想流派自由競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秦國一統天下之後,嬴政、李斯團隊就把中華政治文明的內核開發了出來,其內核為「大一統、定於一」。「大一統」不僅僅是版圖的統一,更是思想、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統一;「定於一」其要義在於最高統治者對一切意識形態的合理性擁有最高裁決權、解釋權、使用權。這個內核也恰恰保證了華夏文明的統一、繁榮、穩定。這個政治文明的內核被歷代統治者、地方豪強、甚至是沒有實力的野心家所繼承。

百家爭鳴式的思想局面,與封建帝國政治內核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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