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看待两者不能双标,应该抛开感性的成见。

从对传统文化的改变来说,

清初剃发易服仅仅是发型和服装上的改变,而且还是动用暴力手段才推行下去的,至少还有人反抗过。

而民初的断发易服,我们甚至没有任何反抗,就主动把“宋明传统”和“清朝服饰”彻底放弃,甚至连生活礼仪、日常用语都改变了,相比之下更没有底线。

从审美上来说,

服饰是要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生产生活需要的,对农业社会的劳动者来说,“峨冠博带”未必就比“剃发易服”更方便。

而今天的西装寸头也未必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只是更符合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而已。

请各位知友交流指正。


日寇在台湾强制推广和服日语教育和中国人在台湾去日化有何区别?


满清的剃发易服,后面还有十个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服饰是要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生产生活需要的,对农业社会的劳动者来说,“峨冠博带”未必就比“剃发易服”更方便。

这种需要通过大屠杀来强制推广的发型,有资格和“峨冠博带”比较谁更“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生产生活需要”吗?


希望题主是真的不懂,而不是来为剃发易服“洗地”的。薙发易服这一惨剧可能是汉族历史上最悲痛的历史,而民国的剪辫令和此完全不是一回事,二者最根本的差别是,前者为强制执行,拒绝或者薙发不如式者死,并且激起了几乎整个中国各阶层各民族的轰轰烈烈地抗清运动;而后者带有一定强制性,却没有激起成规模,大区域的武装抵抗,也没有杀伤人命。根本没有可比性。题主在问题补充里例举的事例也是完全错误的,则自然得出的结论也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从传统文化来说,表明上看,薙发易服饰满清入关后,多尔衮下令,主要针对汉族男性的一场发型与服饰的变革,而满洲统治者的实际目的是“别顺逆”,以及防止满洲人被汉化。

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憲,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

这一点薙发令写的很清楚,“君犹父也,民犹子也...若不画一,终属二心。”所以所有不投降的汉人,清军破城后一概屠杀,而已经投降却拒接薙发的汉人,依然会被屠城,如江阴、嘉定。

就算投降了,薙发了,但发型不是金钱鼠尾的话,依然逃不过一死,并且亲朋邻居,当地清朝官员还会被连坐。如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完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货”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

这就是因为薙发易服的根本目的是“别顺逆”,容不得丝毫通融与妥协,投降的汉人男性唯有彻底放下尊严接受精神上的阉割,才能换来一条命,也就是通常说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此政策后,汉人男性服饰发型彻底改变,所以说薙发易服是对汉族的文化改变没错。

而剪辩令是民国建立后,一场驱除异族文化的运动,仅令剪辫,之后国民政府不再过问。

《大总统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辫发之制,悉丛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淄流,以终余年,痛矣!先民惨遭荼毒,读史至此,辄用伤怀!....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于令到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景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以除虏俗。

而所谓“宋明传统”和“清朝服饰”彻底放弃,连“生活礼仪、日常用语都改变”,实在是无稽之谈。如果这里是“宋明传统”指的是服饰发型的话,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彻底被满清消灭了,民国如何能再去抛弃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至于清朝服饰、生活礼仪等,剪辫令说的很清楚,只剪辫,其他你想留短发穿西装还是蓄发穿汉服,还是继续穿长袍马褂,民国政府根本不管,如果这些改变了,也跟剪辫令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上,民国元年七月,参议院公布的男女礼服中,中式男礼服就是长袍马褂。[1]并且在台湾地区延续至今。而辫子不是汉族传统文化,所以剪辫令谈不上是对汉族“传统文化的改变”。

从审美上来说,讨论历史问题,只能把问题放在当下时空去讨论,否则无异于关公战秦琼。在当时的汉人看来,华夏衣冠是全世界最好看的服饰,“华夏”中的华字就来源于汉服,并且华夏衣冠也是区分华与夷,人类与非人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关于头发,汉族自古就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说,不可轻变。所以薙发易服令一下,大江南北的汉族,尤其是汉族平民纷纷起义,竖起“中兴大明”的旗帜,坚决抗清。

“对农业社会的劳动者来说,峨冠博带未必就比剃发易服更方便”。

明代普通汉族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穿“峨冠博带”,这一点不论是现代服饰史或者明代画作,小说,史料中都可得知,一般劳动者在劳动时,上身穿着交领右衽的短上衣,下身着裤子。普通百姓只有在节日或重大日子才会穿戴“峨冠博带”。所以不用满清统治者操心普通汉族劳动者劳动时候衣着是否不便,而满清统治者下达薙发易服令时,明显也和此无关。

图为明代普通百姓日常所穿短褐,用头巾包头,上身交领右衽窄袖,衣身通常较短方便劳作,用布带束腰,下身穿裤。脚穿麻鞋或草鞋,多不穿袜。

综上,满清统治者入关后下达的薙发易服令,是基于“别顺逆”的文化毁灭运动,要求严格,薙发易服后,留什么样的辫子,穿什么服饰,有严格要求,稍有差池就是处死。其手段之卑劣,行事之血腥,世所罕见。

而民国政府的剪辫令,仅要求剪辫,至于剪辫后民众留什么发型,穿什么样式的衣服,悉听尊便,并且各地政府多次下令,不得强迫民众剪辫,以免激起流血事件。事实上,民国建立后,依然留辫子的,大有人在。

而题主一再把二者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剃发易服好歹汉人还抵抗了,而民国西化汉人没有抵抗,所以更为“耻辱”。这个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中国历史上,像民国这样的大规模主动“胡化”,这不是第一次。唐朝时,胡风在中国大胜,胡服、胡妆、胡食等等,是当时大唐最流行的风尚。元稹就有诗曰: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而唐朝胡化的顶峰就是开元盛世,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唐人认为这是“服妖”(穿胡服)的报应,华夏风才重新抬头,到宋朝因为国力弱,被北方胡人压着喘不过气,更是大力排斥胡风。总不能说大唐盛世是“屈辱”,“跪了”。

周边其他国家中,朝鲜向来以“礼仪服饰同中国”为荣,近代开始西化。日本从唐时开始“唐风化”,近代后西化。都是几次三番主动“外国化”。而近代以降,可以说除了西欧的一些国家,全世界几乎都“西化”了。总不能这些国家跪了,经历了比汉族被迫“剃发易服”的屈辱。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这种本民族主动的学习外国文化,都和屈辱,“跪了”谈不上任何关系。

参考

  1. ^《中国服饰史》,612-613页,陈娟娟等,上海人民出版社


哦哟,现在洗大清的都出现新名词儿了?双标这个名词就很棒棒呢。

按你这个标准,小日本儿打进来了,建立一个伪政府,要求大家都信仰大和那套玩意儿,我们反抗激烈,完事儿我们打跑日本人了,恢复我们的风俗了,没人反抗,这就叫双标了?

一个是亡天下,一个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你要连这么个玩意儿都弄不清楚,还是多看看书好伐?人可以没文化,但三观还是要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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