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五条人献给这个世界的礼物，是牙疼时唱的歌。

——原文首发 骨朵星番 微信刊

「地域如此之小，世相却如此之大。」 2009 年，五条人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后，当时的一位乐评人对这张专辑评语如是说到。

但彼时还没有许多人进入到五条人歌里所描绘的那个世相，直到十一年后的夏天。

2016 年 6 月 5 日，广州大雨。鹭江商贸楼二楼的琴房，仁科和阿茂正在排练。

这是一间十平米的正方形小屋，没有窗。阿茂拧亮夹在架子上的阅读灯，光射向天花板；四周的墙壁工整地钉著红白蓝三色横条纹的塑料袋，那是仁科和阿茂用一天完成的装修。起初他们买来隔音材料贴在墙壁上，「估计甲醛超标」，阿茂说，「装完后屋里臭得进不去人。」

这二楼原本是个大排档，每个小屋都是个铺位。大排档倒闭后，铺位被改建成联排单间，不少广州摇滚青年租来做排练室，月租一千元。

雨打在铁皮屋顶上，造成紊乱的鼓点。吉他、贝斯、键盘、手风琴、鼓和音箱站著，效果器摊在脚边，音频线整齐地挂在墙上。仁科和阿茂拿起琴，摆好架势。此时屋里剩余的空间大概还能容下一只猫。

「他是个画画的，他是个画画的，手筋断了你让他怎么画啊？」（《走鬼》）合著雨声，抱著吉他的阿茂在唱。他们的现任鼓手小宇在深圳，架子鼓后面的凳子空著。唱到副歌，仁科停下手风琴，前跨一大步，倒拿鼓槌加上一串鼓点——在结尾，他干脆将鼓锤丢向他够不著的军鼓，补齐最后一拍。

大股大股的雨水绞成粗麻绳，不管不顾地浇下来。一个湿漉漉的青年背著贝斯在走廊上经过仁科和阿茂。他们同时丢掉烟头，相互点头问好。隔壁是个重金属乐队，阿茂笑眯眯地介绍道，这里隔音太差，「他们一开始排练，我们就只能休息了」。

2009 年，一张名为《县城记》的唱片让人们认识了这两个用海丰话写歌唱歌的青年。初版《县城记》的 CD 装在大信封里，信封内还有个户口簿，红色封面一本正经，内有仁科和茂涛（阿茂）的履历和照片——仁科细瘦，阿茂精壮，两人都是南洋青年的典型面孔。唱片的歌词印在一张假报纸上，「县城记」三个大字下面八字真言：「立足世界，放眼海丰」。他们的音乐古怪而才气横溢，像莽莽大地上忽然绽放出的一朵奇葩。那一年，「五条人」被誉为「广东民谣音乐圈最大的惊喜」。

「条」在粤语中常被用为量词。名为「五条人」，《县城记》出版时，这个乐队只有仁科和阿茂，共计两条。关于乐队名字，仁科有各种各样的说辞，最为文艺的一个是，这个名字出自杜可风的电影《三条人》。

看《三条人》是在 2005 年，那时十九岁的仁科和二十四岁的阿茂一起住在石牌村。

石牌村是广州 138 个城中村里最大、历史最长的。它位于繁华的天河区中部，周围是 CBD 的高楼大厦和商业街。进得写著「石牌」的牌楼，右手是池氏大宗祠；再往里走，视野骤然收缩，目光所到之处全是楼。楼与楼之间距离不足一米，开窗便能贴面，当地人称石牌村的楼为「接吻楼」。抬头，密密麻麻的楼群之上不见天光，楼与楼间，一百多条羊肠古巷网罗无数商铺、小饭馆、烧烤摊、理发廊、诊所、修鞋铺、碟片店、租书店、成人用品商店……这里的空气滋味暧昧，混杂著花香，饭菜香，泥土气，汗味儿，还有各种生肉和熟肉的腥味儿。

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著五万多人，人均居住面积 1.3 平方米。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IT 从业者、「走鬼」（摆地摊）的小贩、作家、酒鬼……当然，还有音乐人。

在搬出石牌村的时候，广州音乐人王磊写过一首《石牌村》：「我楼下是防盗门的加工厂，生意特别好，声音特别响……天刚蒙蒙亮，困意上了床，太阳是希望，白日梦紧张。」来到广州的第二年，仁科和阿茂一起住进了石牌村。大半年后，仁科一个人租了个月租三百的单间，有时候他会在六楼的天台上俯瞰这个城中村落，弹著吉他唱歌。

2006 年，盘古乐队的前贝斯手李文枫作为监制，将仁科这个时期的作品收录进仁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春就很好听了》。李文枫也曾是石牌村的居民。

十年之后的夏天，石牌村传来消息，改造计划又一次被推迟了。雨下起来的时候，池氏大宗祠的门口南方花朵开得恣意，年轻的姑娘撑起了雨伞，看宗祠的大叔们正在乒乓球台上激战。接吻楼的墙壁上，房屋出租广告仍然贴得里三层外三层。

仁科和阿茂结束排练的时候，雨已是尾声。他们斯文的牛仔裤和帆布鞋都还干干净净的。阿茂将吉他收入琴盒，背上帆布包，摆手召车，回他大学城的住所去。而仁科沿著新港西路，一路向西。「我喜欢走路」，他说。

在博尔赫斯书店，仁科买了一本吉尔·德勒兹的《电影 I：运动—影像》。他熟练地在扉页上盖上博尔赫斯书店的钢印。收款台旁边的书架上摆著菲利普·图森全集，封面是仁科的女朋友设计的。其中一本《急迫与忍耐》的封面上，一个人安详地躺在远去的公共汽车旁，双手放在胸前。仁科说他是这幅画的模特。

仁科双子座，他说自己眼下 29.7 岁，还没有人到中年的感觉。来了广州近十年，他似乎活得很得章法。指著路过的学而优书店，他说他有打折卡。又指著不远处的一家老牌酒店，他说他每天都去酒店里只对宾客开放的泳池游泳。「我有办法」，他平和地解释。雨已经完全停了，他决定散步回家。夜幕降临到广州，路口此起彼伏亮起了灯，他左右望望，倏忽消失了，既像是一滴水，也像一尾鱼。

仁科生于 1986 年，阿茂生于 1981 年；两人都在少年时期随家人迁居到海丰。

2003 年，阿茂已到广州两年，靠卖打口碟为生。从中学开始，他就在听哥哥大茂从广州带回的唱片，国内的崔健、祖咒、舌头、盘古；国外的平克、枪花、涅槃；各大牌摇滚乐队还有港台音乐，阿茂混起来，什么都听。开始卖碟之后，他也听自己进的货，除了英文唱片，还有阿拉伯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各种小语种都有。刚开始写歌时他用普通话，歌词叛逆又稚嫩，多是「我的兄弟，我明天要走了」之类。

忽然有一天，在买菜的路上，阿茂哼著一个旋律，发现自己自然而然地用海丰话唱了出来。

阿茂的哥哥大茂有个朋友网名「区区 500 元先生」。500 元先生比阿茂大四岁，当时在海丰中学当美术老师。有一次在广州，阿茂跟 500 元先生聊天，提到他写的海丰话歌曲，说打算在街头唱著玩玩，500 元先生听了说，那干脆搞个大型的，联系一下其他有写歌的本地人，搞一个「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

那个时候，仁科十六岁，在工艺美术班里学画画，老师告诉他，拿毕业证要交五十块钱。他说：「还要五十块？那我不要了。」听到「海丰原创音乐会」的消息，又听到 500 元先生说「只要是自己写的歌就可以参加，什么歌都行」，仁科马上躲进房间去练吉他。

报名来参加音乐会的人不少。演出场地在定在文化局的门口，当时文化局的领导说，过年做这种活动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好事，节目可以搞得丰富多彩一些。另外，歌词要交上来审查。有一首歌叫《海丰雷鬼》，某领导看了说：「过年过节的，雷鬼这两个字看著很不吉利，改个名字。」500 元先生告诉他，雷鬼嘛，就是海丰天上的雷公……其他不知道歌词的歌 500 元先生就现场瞎编歌词，或者写「纯音乐」，报上去。

大年初三，海丰原创音乐会如期举行。海报是 500 元先生和朋友们用广告颜料手绘的，贴得满街都是，像牛皮癣；音响设备也是 500 元先生四处搞来的。文化局的老式楼大门宽敞，门口两只大柱子，几级台阶，台阶上就是舞台。怕社会上的人捣乱，公安局还派来一队人坐镇。

文化局在海丰的主干道旁边，赶上过年，路过的年轻人、中年人、阿公阿婆、摩托车、小孩猫狗，听见热闹，又发现免费，都忍不住停下来看看。阿茂的演出曲目中有一首叫《高等教育》，那是他在番禺一所学校的宿舍里写的歌，唱完之后全场兴奋地一起高喊，还有观众冲上舞台一起唱。500 元先生在台下捏了一把汗：「幸好是过年，要不然被人举报我们就惨了」。《高等教育》唱完，观众大声问：「怎么样快演完了吧？后面还有没有？」一边吵一边往台阶上挤，包围著舞台的圈子越来越小，观众和演员混在了一起，几乎面贴面，场面极为混乱。在阿茂后面上台的仁科看著，心想这还能演吗？——500 元先生一把拉过他说「到你了，赶紧去！」

这场音乐会让仁科认识了阿茂。在他们的记忆中，那是一场很成功的演出。

那一阵子，仁科不上学也不上班，每日在家画画弹琴，还有就是跟一个神秘的朋友聊天。

谢邀。

陈炯明，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首领，粤系军阀。字竞存，广东海丰人。

真.无产阶级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