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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

新經濟政策的核心是放棄統制經濟、實物化和強制勞動等措施,用糧食稅取代餘糧徵集制，恢復農貿市場，允許把剩餘的糧食和農產品拿到市場上交易，允許在城鄉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允許私人和外國資本租賃承包中小型國有企業，允許僱工經營等。

新經濟政策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列寧自己也拿不準。但他認為，即使與經典作家提出的社會主義原則是有距離，也必須進行這種「必要的退卻」，因為「跟狼在一起， 就要學狼叫」。要扭轉物質極度匱乏、經濟瀕臨破產的形勢，舍此別無他途。

由於列寧也把「新經濟政策」作為過渡性政策,這個過渡期有多長，便成為接下來要弄清的問題。有關負責人提出要堅持25年，列寧認為「有些悲觀」,但也沒有否定這一意見。可隨著經濟形勢好轉，斯大林便認為不用再「向資本主義退卻"了。到了1929年，他就公開宣布:「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棄了。」這時距列寧去世還不到5年。

這也不能全怪斯大林，也是有環境因素的。

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的蘇共幹部，絕大部分都是國內戰爭時期人黨的，受當時的革命文化影響很深。儘管人們物質生活條件艱苦,身上卻燃燒著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的激情。很多人醉心於那些「左」得不能再「左」的口號,幻想著直奔共產主義的康庄大道，並沒有走曲折小路的思想準備。而社會轉型採取激進革命的形式，也使一些情緒化的宣言往往比理智的思想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因此，當時列寧從俄國實際出發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轉變，都遇到強大的阻力:簽訂《布列斯特和約》被看作是賣國; 在工廠實行一長制被看作是依靠小資產階級來對付工人; 使用技術專家被看作是對工人階級缺乏信心，向資產階級妥協; 甚至在軍隊中起用有覺悟的舊軍官也被看作與黨的性質不符，等等。不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很難理解當時那種革命狂熱和躁動。

因此，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最強烈的反對者恰恰來自布爾什維克黨內。特別是直以「 消滅剝削」為己任的工人黨員和「貧農委員會」成員。他們對靠新經濟政策發家的「新富農」存在天然的恐懼感，把新經濟政策稱為「富農方針」、「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就連蘇共黨中央領導成員，接受新經濟政策也並非都很情願。托洛茨基當時就用痛苦的口吻說，党進入了「對小資產階級投降的時期」。不少黨員認為，黨的共產主義方向改變了,黨變質了,甚至覺得理想幻滅了,因此出現了革命後的第一次退黨風潮。據官方數字,僅實行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年，就有14000多人由於不理解新經濟政策而主動退黨,甚至還有一些人以自殺來表示自己的絕望。當時的著名詩人勃洛克，還有皮達可夫的妻子，都是在這種絕望情緒影響下自殺的。一些思想上不能接受新經濟政策的外國共產黨領導人，竟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號啕大哭，認為這是「對十月革命的背叛」。因此，斯大林廢除新經濟政策，在黨內是有深厚的思想根基的。

斯大林廢除新經濟政策的直接動因，是為了儘快實現國家工業化。蘇聯建國時儘管已有一定工業基礎，但經濟技術結構非常落後。代表工業主體的機器製造業、冶金、燃料、電力等部門很不發達，現代化設備還不能生產,汽車和航空工業簡直是空白。在丘吉爾等西方的反共領袖們仍無時無刻不在尋找蘇聯的軟肋、窺測人侵時機時，能否儘快增強經濟、軍事實力,關係蘇維埃政權的存亡，這就需要大力發展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但工業化需要大量資金，這些資金又很難從敵視自己的外部世界獲取，只能自己設法解決。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1907-1913年， 俄國作為世界第二大農業生產國和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在世界糧食出口中所佔份額已達45% ，是俄國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因此，蘇聯政府決定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形式，也就是低價收購農產品，高價向農民出售工業品的方式，把由此而產生的巨額差價作為實現工業化的積累資金。但這就破壞了通過市場交換鞏固工農聯盟的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還有，隨著工廠新建、工人增加、城市人口膨脹,對糧食需求也愈來愈大，1927年下半年發生了糧食收購危機，有些城市不得不實行配給制。

斯大林認為，要保證農產品交售，就要實現農業集體化。集體農莊掌握了農民的收穫物，徵收糧食就比面向每個個體農戶更容易，也更有保證。把分散的農民管起來，也有利於充分動員勞動力從事工程建設。因此，蘇聯廢除新經濟政策實行農業全盤集體化，不是農業發展本身的要求，更不是農民的要求，而是快速實現工業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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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這裡不討論所說的權斗因素，不是說蘇聯沒有，但不能逮著權斗就到處套用，作為唯一的解釋。

其次也需要看到新經濟政策 並不是直接出台一套完整的政策體系，是一步一步在摸索、妥協中發展的，這個過程中就自然會產生許多不同的看法，這十分正常。

新經濟政策的發展經由：徵收糧食稅——剩餘糧食交易——重新肯定商品貨幣關係——實行市場機制——由此出現的私商、富農、私人貿易問題——如何定義市場關係問題

其中每一個具體問題都有不同意見，在列寧生前，布爾什維克就對新經濟政策有兩種主要的不同的意見。

一種看法就是：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用到它是迫不得已，是共產主義在發展水平不足的時候對資本主義做出的妥協，此政策只是臨時使用，日後必要將其根除。代表人物就是賈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

另一種看法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可以從根本上控制住所有的資本主義苗頭，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利用市場機制符合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並將其看作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有效工具。代表人物是布哈林和克拉辛。

而出現較大爭議的一個重要條件 其實是列寧的說法好像兩種都支持，所以每一派都能根據列寧的理論來自我解釋，這才導致了持續的分歧。

當然，在斯大林可以掌控一切的時候，發生了什麼我們都很清楚。這一派人，將新經濟政策看作是對農民的妥協，是一種迂迴策略，是地地道道的投降、退縮行為，而只有徹底消滅其市場機制，才是向社會主義終極目標進發的正路。

在這種只有一個意識形態的環境下，更激進的一批人就更容易成功，這是反覆發生的現象。路線之爭和權利之爭相輔相成，很難說誰決定了誰，我們既可以說是更左的人上台後採取了更左的路線，也可以說這批人就是因為鼓吹更左的路線才成功上台。所以我也並不願意把這種複雜的問題直接用權斗來解釋，權斗既可能是是起因，也可能是結果。

說到底，類似的爭執在過去的百年間從未間斷，反覆發生，其根由不過就是社會主義者們總想通過人力（或者說是蠻力）直接跨越其所堅信的歷史進程，一步到位 直接共產。欲速則不達 這種話才被反覆印證。

越是落後的國家，往往願意採取越激進的手段。越是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越要直接消滅資本主義，企圖跨越這個發展階段。但這種不解決生產力、不理清生產關係、單純強調消滅資產階級的手段，只會落入身份政治的漩渦不能自拔。

也就是說，如果把理論推導中，總結成規律的「資產階級被消滅」庸俗化地理解為幹掉所有與資本相關的人，那麼實際上所做的事已經脫離了理論中的發展規律，而變成了低級的消除異己。也更容易演變成殘酷的權斗。

這類似於：人類的一大目標是消滅貧窮，如果庸俗化地理解，就去把所有窮人都殺掉。

亦或者：某些信仰認為應該消滅y亂，於是把所有睡在一起的男女放火燒死。

這種極端的假設 當然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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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列寧死後，布哈林成為了新經濟政策最重要的支持者，斯大林則與布哈林結為同盟，反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反對派的「超工業化」綱領，由於聯合反對派在黨內鬥爭中失敗，新經濟政策得以維持到1928年。然而在1928年「聯合反對派」集團已經被開除出黨、而糧食收購危機也已經發生的情況下，矛盾轉化為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間的矛盾，對新經濟政策的爭論則首先開始於對糧食問題的爭論。布哈林主張安撫農民，進一步提高糧價，向農民提出了著名的「發財吧！」的口號；然而斯大林認為糧食收購問題是「被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首先是富農，利用來破壞蘇維埃經濟政策」的結果，認為提高糧價根本不可能解決問題，最終的解決方案必須是消滅富農和實現農業集體化。聯共（布）內部的路線分歧最終以黨內權力鬥爭方式解決，斯大林成功戰勝了以布哈林和李可夫為首的右傾反對派，確立了個人的最高統治地位，新經濟政策隨即被斯大林廢除，取而代之的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斯大林想要迅速地積累資本進行國家工業化並達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他全面引進了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以農業集體化全面代替了新經濟政策。

新經濟政策通常被認為是一過渡性政策，並且不為布爾什維克政黨中的激進分子所熱衷。他們視之為與資本主義的妥協甚至是對共產主義信條的一種背叛，並且對經濟起著長期的負面效應，使一些以倒賣糧食的中間商人為代表階級敵人獲利。他們想用一種完全計劃的經濟模式來代替。列寧曾經就新經濟政策說過：「我們退一步的目的是，為了前進兩步。」這也印證了斯大林的五年計劃是對列寧遺願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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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問題是如何保持政權和完成工業化的問題。

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就一個，供需不平衡的問題。

誰能解決這個問題，誰就能完成工業化。

怎麼解決工業品的需求問題，如何快速的完成工業化的問題，如何鞏固政權的問題。

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意思形態如此全然因為是規律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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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去世以後，蘇聯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即斯大林模式，又稱蘇聯模式。斯大林模式開啟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民主和自由。但在當時，這樣的政策是必須的。

蘇聯模式興起於20世紀30年代，此前嘗試過「戰時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大致從1928年開始廢止新經濟政策，逐漸形成了後來稱之為的蘇聯模式。

斯大林模式形成過程中，當時執政黨高層發生激烈鬥爭，結果以斯大林為代表的多數派獲勝，隨後展開了三大運動：即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農業集體化運動和大清洗運動。

三大運動的前一項是目標，後兩項是配套措施。布爾什維克黨這一代領導人認定，只有建立大工業才能為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奠定物質基礎，斯大林也是抱著這種信念搞工業化運動的，所以它有以下特點：一是高速度；二是優先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三是採取行政手段。

推動國家工業化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根據先進國家的經驗，一是通過商業活動積累資金，二是通過海外殖民掠奪。當時蘇聯如果採用前者勢必費時費日，如果採用後者國際形勢也不允許。所以解決資金問題需要新的思路。

因為隨著工業化運動展開，大量投資用於重工業，輕工業生產不足，無法和農民交易換取糧食，建設輕工業生產又要佔用資金，只能加強對農民的剝削。這樣就必須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組織到集體農場，將全國農業經濟納入計劃體系，以便於國家從農民手中得到所需糧食和農產品。

於是在1929～1932年開展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這一運動的特點，一是時間短；二是行政命令開路；三是消滅富農。在農業全盤集體化體制下，國家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同時抬高工業品價格，以此達到積累資金的目的。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經濟嚴重扭曲，日常生活物資極度匱乏，社會矛盾開始激化，有呼聲主張對現有工業化運動進行調整。在這種條件下怎麼辦？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黨中央不願意放棄高速度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於是發動大清洗運動對黨內異見人士進行殘酷鎮壓。

結果是，反對的聲音被壓制下去，工業化繼續保持原有高速度，可是對政治制度造成的傷害也是顯而易見的。雖然也鎮壓了不少黨內的修正主義者與走資派，但是使蘇聯各界失去了一大批優秀人才，也使社會主義失去了一次自我完善的機會，嚴重打擊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以上三大運動，它們是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彼此存在緊密內在聯繫，最終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為基本特徵的蘇聯模式。

蘇聯廢除新經濟政策實行農業全盤集體化，不是為了滿足農業發展的要求，也不是為了滿足農民的利益要求，而是為了滿足國家快速實現工業化的需要。

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可以將國家的各方面資源有效調動起來，集中力量重點發展重工業，快速推進蘇聯工業化的進程。

1931年至1937年蘇聯經濟的快速發展，正是斯大林模式作用的充分體現。蘇聯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成為一個工業發達的工業國家。

至於帶來的各種弊病那是後話，重點在於斯大林模式可以將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大國。

二戰中蘇聯可以戰勝德國，戰後更是成為能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斯大林模式的有效性無需質疑。

「超級工業化」，又稱之為「斯大林工業化」，是十月革命以來俄國社會所經歷過的最為劇烈的社會變革，也是斯大林為數不多的貢獻。

其實超級工業化原本是托洛茨基提出來的方案，而斯大林最開始是和布哈林一樣反對超級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主張對富農做出更多讓步。

之後的改弦更張，很大程度上是在1928年糧食危機面前的一種倉促反應。所以儘管「斯大林工業化」部分兌現了托洛茨基的主張，但相對於托洛茨基的方案而言，斯大林只完成了物質積累的任務。

超級工業化的另一個方面：主體建設（重建蘇聯階級力量，讓無產階級成為蘇聯政治主體），卻被斯大林給刻意無視了。這對蘇聯乃至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造成的傷害是不可估量的。

托洛茨基提出「超級工業化」的初衷是短期內通過」剪刀差「榨取農業剩餘，為工業發展積累足夠的資本。然後用現代工業來壯大工業無產者的階級力量，重新啟動因內戰而不得不終止的民主進程。

同時，工業的高速發展也將反哺農業，為農業生產提供足夠的現代農業生產工具，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農業集體化才有可能順利展開。

可惜斯大林一開始就將農業集體化和超級工業化之間的關係給割裂了，他先是通過行政命令強制農民加入集體農莊，但這時蘇聯的工業水平根本無法提供足夠數量的現代農業生產工具。

在工業生產尚未充分發展的情況下，斯大林就強行推動農業集體化，充其量只是將個體農民集中看管起來進行強迫勞動。推行農業集體化的目的變成了加強政權對農民的人身控制，以便於強化剝削。

對於農民而言，所謂農業集體化，就意味著自己的土地、牲畜、農具都被政權無償剝奪，自己淪為沒有人身自由的農業奴工，領著低於合理水平的工資，農民的尊嚴自由受到極大的摧殘，生產積極性大受打擊。

如此一來，蘇聯農業的生產效率不增反降，集體農莊不再是現代農業生產的試驗場，反倒成了監禁個體農戶的勞改營。

既然工業化的目的是為了重建蘇維埃民主，那麼在實施過程中就必須充分發展產業工人的無產階級力量。所以托洛茨基主張，由產業工人自下而上的民主決策來決定工業化的進程。

蘇聯在工業社會的物質基礎充分建立起來的同時，發展無產階級力量，經濟生產與社會管理也將充分民主化，削弱官僚集團的生存基礎，為政治民主化掃清道路。

斯大林作為馬基雅維利原則的忠實信徒，他所理解的工業化就只有物質主義，並不包含民主政治。這不可避免的導致他以行政命令、強制勞動等自上而下的方式強行推動蘇聯工業化。

結果是蘇聯儘管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進化為一個重工業發達的超級大國，卻因為對人民的壓制和背叛，還是蛻變為一個官僚僵化、特務橫行的邪惡帝國。

曾經人類文明的燈塔，無產階級的驕傲——蘇聯，最終遭到自己的人民唾棄，在人民的怒火下，恥辱的退下人類的歷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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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帶師不是說了嗎，「可惜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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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斯大林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對於一個足夠清醒的統治者來說，除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以外，並沒有別的大事。

斯大林是崛起於蘇聯共產黨的印把子（黨政系統），本來筆杆子（文宣系統）和槍杆子（軍隊系統）都在他的政敵手裡。那麼，在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們面前，斯大林要怎麼逆風翻盤呢？

他找到了一條路：徹底的激進化，把自己變成原教旨派的扛旗人—後來霍梅尼就是這樣空手套白狼，自己一分力氣不花就拿到可整個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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