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幅圖表中的NMP和GNP分別代表了蘇聯和西方對於蘇聯經濟的估計，其中一個很明顯的趨勢是，蘇聯的經濟只有到了1991年才開始出現衰退。消費品的生產也是一樣，在戈爾巴喬夫穩步推行改革的五年間，消費品的數量實際上是有所增長。

那麼為什麼出現了民眾排長隊購買消費品的現象呢？

原因還是還是要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中尋找。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包含了兩個方向，首先是對經濟模式進行全面的革新，原有的蘇聯計劃經濟下，指導蘇聯經濟的是國家計劃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負責制定出每年需要生產的商品數量，具體的生產指標則由各主管經濟部門負責管理。而到了企業這一級，則負責具體的生產和投入比例，蘇聯還有一個國家物資局，負責管理各企業之間的供應關係。

這個體制有其存在的不足，消費者購買商品，首先要挂號，然後是付款，最後是取貨。嚴密的計劃導致企業生產效率的降低，為了避免重要的原件短缺，因此往往囤積大量無用的庫存，以至於有些企業往往自己生產一些商品，然後拿到黑市上進行交易。

然而這種嚴密的計劃經濟體制也並不是完全沒有任何優點。實際上，這種體制帶來了一場真正的消費主義革命。1950到1975年，蘇聯人均消費增長率是3.8%，同時期美國只有2%。如果以熱量攝入量來看，蘇聯確實屬於發達國家的水平。1960年，每2個家庭擁有1台收音機，每10個家庭擁有1台電視機，每25個家庭擁有1台冰箱，到了1985年，每個家庭都擁有了這些消費品。我還要提醒一點，在1945年，這個國家才剛剛打贏了慘烈的二戰，僅用了40年時間，就取得了這樣的成就！

然而到了1985年，不管是蘇聯領導階層中保守的一派還是主張激進變革的一派，都認識到蘇聯的經濟模式需要引進一些市場的元素，包括像雷日科夫這樣的保守派領導人。

蘇聯的經濟在後期出現了許多問題，其中包括勞動生產率的降低，以及計劃協調的失敗，有些人認為氣候，國際石油價格，軍費開支，西方的壓力造成了影響，但這些影響並不是不是決定性的。以軍費開支為例，蘇聯反對派常常以這樣的借口來反駁蘇聯經濟，他們指責蘇聯的經濟被大量消耗在軍事工業上，然而這種說法有其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1950年蘇聯的GNP有17%被用于軍事開支，然而到了1985年，反而消減到了16%，雖然軍費開支十分龐大，但是他的經濟增長反而更快些，很難想像蘇聯的軍費開支在沒有加重經濟負擔的情況下拖累了經濟的增長。

有些人歸咎於西方的經濟封鎖，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特別是里根聯手沙特壓低了國際油價，原油價格從1985年11月的30美元一桶猛跌到1986年4月的10美元一桶。考慮到當時蘇聯出口石油所賺取的外匯中，有一半用來進口糧食，這一經濟形勢就更加嚴峻了，再加上切爾諾貝利所導致的危機，嚴重打擊了盧布的信用。

石油危機暴露出蘇聯計劃經濟存在的缺陷，過度注重開採，缺乏對於新設備，新油田的投資，使得增產變得難上加難。為了維持國際收支平衡，蘇聯試圖增加產量，然而前期投資不足的現象已經導致蘇聯在石油開採上的困難。此時外匯收入的驟減，再加上新油田開採過程中投入的資金，石油開採成本的上升導致蘇聯的石油產量在1988年到達6.25億噸後，便下跌到1990年的5.7億噸水平，甚至還不到1978年的水平。

石油產量的驟減導致蘇聯不得不削減輸出給華約集團的石油。民主德國總理莫德羅在他的回憶錄《我眼中的改革》中抱怨，他與戈爾巴喬夫談判，但是後者不願意給與給予更多的石油配額。實際上此時的蘇聯自己都需要外匯儲備來維持基本的生產生活開支，蘇聯不得不縮減輸出到衛星國的石油來出口到西方，以便換取更多的外匯，戈爾巴喬夫甚至在1989年來到中國尋求貸款（要知道新中國建立的時候可是蘇聯給中國3億美元貸款！）。

蘇聯經濟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計劃經濟曾經過於成功了，在工業化初期，這種中央計劃的體制實際上有利於及中國家的資源，將一個農業國快速轉變為工業國，他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投資率。

然而正如成功中孕育著失敗那樣，蘇聯經濟的快速增長也破壞了這種嚴密的計劃經濟所存在的條件。1970年的蘇聯經濟規模更大，產品更多，消費者大多數都受過良好教育，不再是缺吃少穿的農民了，他們有更多的要求，需要質量更好的消費品，這已經不是國家計劃委員會所指定的幾個經濟目標可以滿足了的。新的經濟形勢，要求有更加靈活適應新的經濟模式的上層建築。

另一方面，蘇聯的公民在經濟轉型中，獲得了更好的教育，醫療和養老。而蘇聯整個計劃管理的體制依然沒有改變，維持著斯大林時代的模式，等級森嚴，一言堂。這種管理體制在斯大林時代，面對那些從農村來到城市的農民時還說的過去。但是新的勞動者，是受過良好教育，在優渥的環境下長大的城市中產階級。而這種要求勞動者唯命是從的管理制度卻沒有任何改變，因此它越來越與蘇聯公民對於美好生活的需要相衝突，蘇聯公民要求有一定的在工作上自主性，生活上更好的消費品。

這些曾經推動蘇聯經濟快速增長的優勢，由於經濟的轉型，到了70年代已經逐漸消耗殆盡了，隨著經濟增長的停滯，一些嚴重的問題逐漸暴露了出來，其中一方面就是蘇聯精英階層對於蘇聯的背叛。

到了1985年，不管是基層黨政幹部還是中高級領導人，都意識到需要對蘇聯的經濟體制進行全面的改革，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正是以此為基礎進行改革的。

戈爾巴喬夫提出，導致蘇聯出現這些有嚴重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僵化的中央集權制，不合理的指令，以及由此帶來的勞動紀律鬆弛。

因此，戈爾巴喬夫試圖通過一種寬鬆的，分散化的，民主化的計劃形式來代替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模式。針對存在中的勞動紀律鬆弛，戈爾巴喬夫給予職工更多的自主權，鼓勵工人進行自我管理。

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在方向上是正確的，然而改革造成了混亂。戈爾巴喬夫並沒有建立一種全新的制度來調節經濟，同時提高企業的自主性，意味著企業可以自主決定如何分配更多的利潤，卻沒有告訴他們如何來分配這些利潤。實際上，許多企業都選擇了給自己的職工增加工資，而不是生產更多的廉價消費品將利潤返還給大眾。原有的體制下，國營企業的利潤是要上繳給中央的，改革迫使政府不得不引進一整套完整的稅收體制，然而新的稅收短時間內難以彌補財政赤字，這導致中央財政的惡化。同時由於中央不再追求投資的高速增長，因此企業減少了投資的比例，到了改革晚期，這個趨勢已經開始影響蘇聯的經濟增速。

企業將自己的利潤以工資的形式分配給自己的職工，而不是選擇生產更多更好的消費品來滿足市場，這就導致了生產力和需求之間的嚴重倒掛。蘇聯時代的領導人的收入平均只有2000盧布，政治局委員是1200到1500盧布，工廠領導是400盧布，是普通工人的收入大概是250盧布。

這個收入不僅很低，而且非常平均。在蘇聯，企業負責人和普通工人的工資相差四倍，在美國這個差距可以大到150倍，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是產業工人的8倍。在美國，這個收入是高層精英每星期的收入。

蘇聯的領導人享受特殊的住房供應，然而即使如此，和他們西方的同僚相比，條件要差得多了，在美國，一個成功的醫生和律師都可以擁有這樣的房子。當然，蘇聯的黨政幹部擁有諸如汽車和食物這樣的特權，然而這樣的特權和他們的職位息息相關，這些東西都是不可以繼承的，不屬於私人財產，知識分子，學者和專家的情況也是如此。

這些蘇聯的精英階層，想要保住自己的地位，最好的辦法就是跟黨走，說著擁護官方的話，因為他們的生活水平依賴於他們的上級。等級森嚴的內部結構，良好的教育，對組織的忠誠，成為一路晉陞的必要條件。

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初期，蘇聯大多數精英階層的成員都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彼時的雅科夫列夫還是一位蘇聯意識形態的負責人，葉利欽則是一位以清廉著稱的黨員幹部，蓋達爾此時還是計劃經濟的堅定維護者，《星火》雜誌的主編科羅季奇，當時還是一位以反美為標誌的知識分子。

這些在90年代解體了蘇聯的主要人物，此時還是蘇聯的擁護者。但蘇聯的經濟在這個事情開始出現問題，正如我前文中提到的，企業通過自主性提高了工人的工資，但是消費品的數量卻沒有增加，在這種時候，貨幣的增加本來會引起通貨膨脹，但是蘇聯的價格管控依然存在的情況下，物價卻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這就導致蘇聯的市場上沒有辦法生產足夠的商品來回籠民眾手上的貨幣。

消費品數量雖然在緩慢增長，但卻沒有辦法滿足越來越龐大的蘇聯公民的購買力。由於財政危機，蘇聯政府不得不通過印刷貨幣的方式來給職工發放工資，過度投入市場的盧布導致需求變得更加旺盛。企業開始為了利潤生產一些高質量高價格的產品，這進一步加劇了生活必須品的短缺。實際上，商品剛剛被生產出來就被搶購一空，許多人大量囤積生活物資，進一步加重了消費品短缺。

許多著作都提到過蘇聯黨政幹部對於體制的背叛。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知識分子開始公開的批評政府，瓦西里·謝柳寧攻擊蘇聯扭曲的社會體制源於列寧，一些媒體宣稱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正走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而這一過程被布爾什維克所阻止，以至於走錯了方向。有些人公開宣稱，列寧其實是德國的姦細，所謂的十月革命其實是一次十月政變，是布爾什維克的奪權運動。

許多經濟學家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他們相信貧困與失業只是蘇聯官方的宣傳。根據1991年俄羅斯和英國的經濟學家一項調查，95%的俄羅斯經濟學家表示市場是調節經濟活動的最佳機制，而在英國，相信這一點的只有66%，100%的俄羅斯經濟學家相信私有制是市場的必要條件，而在英國，相信這一點的經濟學家只有75%。

而在這之前，許多經濟學家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擁護者，許多知識分子還是堅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然而在短短的時間內，思想就發生了許多變化。其中一個原因是呼喚激進改革的許多精英十分年輕，這種年輕導致他們很容易走上激進的一面，而蘇聯的媒體非常集中，因此這種激進的思想很容易傳遍蘇聯的每個地方。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想要在蘇聯內晉陞，要跟黨走。在知識分子當中，就意味著自己的學術和藝術創作必須符合黨的意識形態，在經濟學領域，蘇聯並不信任所謂的專家，主管經濟的人往往是工程師出身，雷日科夫本人就是烏拉爾的一位工程師出身。

蘇聯為這些知識分子提供了優厚的生活條件，藝術家可以有穩定的工作，專家學者可以得到國家的資助而不是去祈求基金會的施捨，但這並不代表這些人對意識形態多麼堅定。的確有人真誠的相信社會主義，但這樣的人極少，許多人僅僅是為了優厚的生活條件才選則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歌功頌德，但私下裡，他們抱怨自己的收入和西方的學者相比差距很大。也許他們沒有看到西方的同僚拿著微薄的薪資做學術兼職，他們也羨慕那些功成名就的知識分子，後者往往可以聚斂起大量的個人財富。

對這些人來說，將蘇聯轉向資本主義制度，是讓自己能夠得到大量財富的絕好機會，他們本來就是為了生活的舒適才擁護官方的。對於無數黨政幹部來說，他們並沒有什麼社會主義的信仰，那隻不過是為了陞官加職才說的冠冕堂皇，就像國旗下的演講。在蘇聯體制下，他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不能留給子孫的，如果體制發生了變化呢？要知道這些人在斯大林時代就已經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對上級唯命是圖的人，即使有少數人的確信仰共產主義，但大多數人都是實用主義者，對他們來說信仰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財富和地位，並將它延續下去。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蘇聯有9000萬黨員，為何只有少數人願意挺身而出？蘇聯的民眾為什麼沒有站出來捍衛自己的國家？

關於這一點，西方願意解讀為大多數黨政幹部看到大勢已去，意識到不能阻止民眾的洪流，只好擁護新秩序，但是這些黨政幹部擁抱新秩序的過程，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了。私有化是一個絕好的機遇，有助於讓自己的家庭聚斂在蘇聯時代無法想像的財富，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公開化引起了知識分子蜂擁而上批判蘇聯體制，當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站在蘇聯的對立面，蘇聯本身無論任用何人都不可避免的出現對於體制的攻擊。

然而這一切還是無法解釋為什麼絕大多數蘇聯民眾沒有站出來捍衛這個體制，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把目光投向蘇聯的政治改革方面。

或許是出於對蘇聯經濟改革失敗的不安，戈爾巴喬夫一方面宣稱要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另一方面試圖通過民主化改革來釋放政治壓力。他把蘇共從政府職能剝離了出來，他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代替了最高蘇維埃，取消了部長會議和政治局對蘇聯的領導，用蘇聯總統和總統顧問班子取而代之，蘇共內部主管經濟的部門被一個個取消，戈爾巴喬夫相信將黨對蘇聯的經濟管理中解放出來，專心的管理意識形態和政治，有助於鞏固蘇共的領導地位。

我們相信（黨的）先鋒隊作用不能強加給社會，這種作用只能通過為了勞動者的利益積極奮鬥來實現……蘇聯共產黨將在民主進程的框架內來貫徹它作為執政黨的政策，維護他的執政地位，並通過選舉進入立法機構的中心或外圍。

然而事實和戈爾巴喬夫設想的剛好想反，他的權力來源是那些黨國精英，戈爾巴喬夫並沒有建立起新的管理體制。雖然大多數黨國精英相信改革是必然的，而且他們最開始是歡迎改革的，因為他們直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和蘇聯息息相關，更重要的是大多數精英階層都意識到蘇聯必須進行一場深化的改革。然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卻引起了蘇聯的混亂，在這一點上，最高蘇維埃主席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在990年黨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一陣見血的指了出來。。

在我看來，過去兩年造成我們不幸的主要原因，一般是由於黨委放棄了對社會生活的管理而蘇聯政府又沒有能力擔當起管理的職能……同志們，這裡出現了權力真空。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引起了破壞了黨的紀律，卻又沒有建立一個取代黨來行使權力的機構，戈爾巴喬夫的權力來自黨政幹部對他的擁護，此時已經沒有什麼能夠維持這個階層對他的忠誠了。

儘管少數領導人試圖扭轉這個方向，8月19日，為了阻止這已不可逆轉的過程，少數強硬派試圖通過一場政變來結束混亂的局面，儘管這些參與政變的人支持戈爾巴喬夫的政策，也願意引進市場經濟（和大多數人的看法都不同！），然而已經太遲了。政變的領導人很快就發現自己孤立無援，無論是因為消費品短缺而感到厭惡的民眾，還是一心想要邁入資本主義天堂的知識分子，或者是通過私有化得到巨大利益的黨政幹部。

短短三天，沒有任何流血衝突，儘管大多數人還是願意維持蘇聯的體制，可是無論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8月19日的政變，還是葉利欽解體蘇聯的行動，都沒有喚起民眾的熱情。蘇聯的過度依賴黨政幹部來管理和統治這個國家，這個黨離自己的人民太遠了，儘管他給這個國家的人民帶去了平穩舒適的生活，而這一切是在1917年根本不敢想的。但是，不管大多數人對於國家未來的觀點如何，這個黨統治這個國家的時間太久了，離開人民的時間也太久了，許多人已經沒有積极參与政治的傳統，雖然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口口聲聲的宣稱自己的革命是一場來自群眾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然而事實已經很清楚了，這是一場來自上層的革命。

卡爾·馬克思曾說過：新的社會關係往往會從舊的社會體制中孕育出來。這樣一個體制，依賴的不是佔據土地的大貴族，也不是擁有股份的資本家，而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統治這個國家的黨政幹部，僅僅是在依靠一種傳統，一種自上而下的命令維持著這個國家的運轉，他們對這個體制沒有忠誠感，也沒有什麼物質利益可以將他們和這個國家綁在一起，這樣的一個機構，很容易因為某種利益就改變自己的方向，因為他們地位和身份完全依賴於上一級官僚機構並最終依賴於黨。隨著原先的黨員一個個變成資本家新貴，這些原蘇聯的黨政幹部意識到，如果能夠摧毀這個體制，他們就可以擁有一切，反之如果繼續保留，他們就什麼都得不到。我們可以聯想到辛亥革命，那時也是上層的民族資本家拋棄了孤立無援的封建統治集團，而驅使他們這麼做的原因不在於拯救萬千處於農村水深火熱中的農民階層，而是與其繼續做清朝的臣民，還不如成為握有實權的議員。

在這悲劇的結尾，我們還捕捉到了另一個歷史瞬間：烏茲別克的領導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將原有的蘇共的名字簡單的換成了大眾民主黨，接管了烏茲別克的國有資產。與之相比的，是許多蘇聯公民不得不依靠變賣傢具來維持生活，許多原先倡議激進改革的知識分子，則因為私有化的改革丟掉了工作，陷入了貧困。

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蘇聯存在的時候，那些蘇聯的公民尚且可以得到起碼的社會保障，而當這一切都不復存在的時候，原有的所有社會保障和社會信仰就隨著解體消失了。蘇聯的黨政幹部，從建國時期的革命者，從衛國戰爭的捍衛者，再到赫魯曉夫時代命令的執行者，再到勃列日涅夫時代統治的工具，每一步都是對於蘇聯社會主義信仰的背離與腐蝕。最後，蘇聯公民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國家走向滅亡，儘管他們還具備對抗這種變化的實力，這一點在普京時代的俄羅斯，已經得到了明確的證實。

把一個聯盟式國家的解體說成是一兩個人的陰謀是很可笑的，幻想著在現代國家中以個人的力量進行改變基本是天方夜譚，事實上應該存在某種群體性的無意識行為。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在蘇聯里，不管是官僚階級，官僚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已經對這個滅亡的趨向無動於衷，並不是說沒有去試圖挽救，而是在長期的思想內外作用下，對於這種事情已經冷漠僵硬了，蘇聯人的腦子就和國家機器一樣走向了滅亡的終點。

極其低下的政治參與，整日翼贊的知識分子，渾渾噩噩的學生群體，官僚體制下社會一直在失去活力。（這一點上西方其實也有這個趨勢，但是他們爛的更慢一些）在蘇聯解體時的毫無作為，所有人都變成了政治的旁觀者，這些普通人並沒有所謂的罪過，他們只是陷入了某種幻覺之中——「如果我有豐盛的三餐，便宜的彩電，足夠放鬆的假期，那我完全不必在乎其他的東西。」

在二十世紀的共產黨國家...

或者說

——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之中的普遍現象裡面

——基本上來講絕大部分都是「自稱」代表工農/無產/勞動者的利益。但是，那些執政國家的黨的高層的蛻化和腐化卻比比皆是？

很簡單

因為在革命時代初期，任何一個共產黨最初基本上為什麼他們的領袖不去以他們自己的權力謀取自己的個人利益？

——理想

但是，隨著革命領袖和受益於革命的黨員去世後、該如何確保理想在達到條件之前延續下去？

而歷史上我國和蘇聯的第一代康米黨人雖然有各種各樣的缺陷，但他們——至少是他們的高層真心實意是相信GC主義理想的。

而我所定義的GCD，全黨上下基本上是真心實意的。而那個時候，蘇聯人有三種

——

斯-列：一國社會主義

托：

在理想還存在的時候犧牲一切發動世界革命大戰

布：

歷史上蘇聯走第一條路，而我國則是第三條路。

但

布哈林主義的問題是

如果，GC主義理想不存在了但GCD的領導必須堅持、他們會接受么？不能

而我國

所謂

——理想信念喪失只不過是暴露了那些黨員壓根不信GC主義或者他們所自稱的特色SH主義罷了

而對那些內心根本不信GC主義理想的那些...

由於競爭壓力過大，奮鬥目標無法實現變得渺茫，競爭對手承諾了放棄後的光明道路，投機者和股東趕緊分家變現。

社會主義陣營主要還是豬八戒太多孫悟空太少的問題，一遇到挫折壓力就要分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