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一點，我去過南昌起義紀念館。南昌起義大家都知道，是tg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我黨的首次武裝起義、建軍節的由來。

起義的時候，宋慶齡已經是掛名的成員之一了。好像是某個和起義運動相關的委員會的首席成員，主要配合起義軍團結、宣傳、聯合國民黨內不同意蔣路線的人。這個小團體就有點類似後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意思了吧。所以宋其實一開始就聲援我黨了。

就像很多答案說的，國民黨內並不是一致的路線，有很多人是不認同蔣的路線和作為的。而宋慶齡就是其中最顯要的人之一、而且是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彰顯自己立場。

那你說都這樣了，她還會去臺灣？

順便提一句，郭沫若的名字也同樣出現在了名單了。所以歷史有時候很讓我們驚異。

親，

你知道國民黨正統在哪裡嗎？

臺灣那些其實是叛徒，

國民黨正統在中國大陸，

當年蔣介石清黨，寧漢合流，

1927年後，以宋慶齡、何香凝為代表的國民黨民主派

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推選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

宋慶齡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　　我認為現在我必須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來說明我們目前有必要作明確的解釋。本黨若干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作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對於本黨新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　　今天危機當前，我們應該從基本的問題中去尋求基本的答案。我們必須解答革命性質的問題，特別是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它究竟是政治革命，還是社會革命？它包含些什麼變革？　　歸根結底，一切革命都必須是社會的革命，以社會的基本變革為基礎；否則便不成其為革命，只有改換政府而已。　　為了在中國革命中指導我們，孫中山把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交給我們。目前存亡攸關的是民生主義，它是解答中國基本社會變革問題的主義。　　孫中山認為民生主義在我們的革命中是基本的。從這個主義，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於社會價值的分析和他對於工農階級地位的確定。這兩個階級在我們打倒帝國主義、廢除奴役我們的不平等條約和有效地統一全國的鬥爭中，都是我們力量的基礎。他們是建設自由新中國的新柱石。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作為一個革命的政黨，國民黨的社會綱領便會軟弱無力、混亂而不合邏輯；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政治問題就模糊不清。如果我們採取了削弱這種支持的任何政策，我們便動搖了黨的基礎，出賣了羣眾，而且不是真正忠於孫中山。　　現在有許多關於政策的討論。孫中山曾明確地說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唯一方法。但是現在有人說政策必須按照時代的需要而改變，這種說法雖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決不應改變到如此地步，以至成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黨喪失了革命性，變為雖然扯起革命旗幟而實際上卻是擁護舊社會制度的機關；而本黨就是為了改變這種制度才建立起來的。　　現在我們面臨著嚴重的問題。黨內種種不同的分子中間發生了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分歧。有人提議一些猛烈的解決辦法。由於我認為這些解決辦法中有若干項如果實行起來將會摧毀黨的力量，並延遲革命的成功，所以我必須發言。這些解決辦法在我看來，是一種政策的一部分，這種政策必然會疏遠並且壓迫我們所依為主力和革命為之奮鬥的階級。我認為這種政策是註定要失敗的。　　這種新政策是作為糾正過去錯誤的一種辦法而提出來的。但我看這種糾正辦法比原來的錯誤更加嚴重。

　　現在是開誠布公、當機立斷的時候了。過去確是犯了錯誤，但我們同志當中有些人卻不願承認；我們對這些錯誤所應負的責任，至少與那些我們現在認為他們是完全錯了的人一樣多。假使我們老老實實回顧一下過去在武漢的幾個月，毫不忌諱地審查一下我們自己的言論和決議，我們是逃避不了責任的。演說和宣言都載在黨的歷史上，但我們現在卻要逃避責任，透過於他人。

　　是的，錯誤是有的，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事實，錯誤不只是他人的錯誤，也是我們自己的錯誤。我們促成了這些錯誤，我們也就必須改正這些錯誤，並且用革命的方法去改正革命的錯誤。我們不能出賣羣眾。我們已經使他們抱有極大的希望。他們已對於我們寄以極大的信心。我們要永遠矢忠於這種信心。　　孫中山是從民間來的。他對我講過許多早年的事情。他生於農民的家庭。他的父親種田。他縣裡的人民都是農民。　　孫中山很窮，到十五歲纔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區，在那裡，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沒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間茅屋裡，几几乎僅僅不致挨餓。他幼年喫的是最賤的食物，他沒有米飯喫，因為米飯太貴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孫中山好幾次告訴我說就在這早年還是貧農家裡的貧兒的時候，他變成為一個革命的人。他下了決心，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不該長此這樣困苦下去。中國的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喫。就為這個理想，他獻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　　但是今天中國農民的生活比孫中山當初痛感人間不平而終生投入革命的時候是更加困苦了。然而今天自命為孫中山信徒的人，口裡談的是階級，心裡想的卻是一種實際上漠視中國千百萬貧困農民的疾苦的「革命」。　　現在更有人非難農工運動為新近的外國產物。這是謊話。二三十年前孫中山在言論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來改善中國農民的地位。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曾向李鴻章建議社會與經濟的改革。在一九—一年，他寫了一篇關於中國土地問題的文章，登在日內瓦《社會主義者》報上，其中他說，中國社會經濟改革的基礎就是土地革命。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標之一。凡是他所計劃的，都是改善中國人民生活的方法。　　一九一五年我們在日本的時候，他還要廖仲愷對農民和工人問題作更深刻的研究。　　孫中山奮鬥了四十年，但是直到最近幾年，這些人民革命的計劃才開始獲得成果。我清楚地記得一九二四年七月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大會在廣州開會。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必然成為中國新力量的中國人民來參加革命。這些農民來自廣東各縣，許多人赤著腳走了好些里路來到廣州。他們衣衫襤褸，有的還帶著籮筐和扁擔。我深深地受了感動。　　孫中山也很受感動。我們回到家裡之後，他對我說：「這是革命成功的起點」，並且又告訴我中國被壓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須起的作用。

　　這些年來，他的目標是很明確的。但是現在人們又講什麼新近的外來影響了。當俄國還在沙皇鐵蹄之下的時候，孫中山就已經倡導中國土地革命了。難道他是外國陰謀的工具嗎？

　　孫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黨內領袖不能貫徹他的政策，他們便不再是孫中山的真實信徒；黨也就不再是革命的黨，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而已。黨就不成為一種為中國人民謀未來幸福的生氣勃勃的力量，而會變為一部機器、一種壓迫人民的工具、一條利用現在的奴隸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蟲。　　我們面臨一個嚴重的危機。但是這個危機對於我們個人比對於中國全國的關係更大。不論現在的國民黨在此時是上升到它的最高理想，勇敢地尋求糾正錯誤的革命方法，還是墮落到一種可恥的反動與妥協的地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終究是要勝利的。革命在中國是不可避免的。　　現在，我認為我們背棄了孫中山領導羣眾和加強羣眾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暫時引退以待更賢明的政策出現。　　我對於革命並沒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領導過革命的人已經走上了歧途。　　現在本黨雖然有些黨員離開了孫中山手定的中國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黨旗幟之下的千百萬中國人民，仍將遵循這條道路以達到最後的目的。所以抱著這樣的信念的並不只是我一個人。我相信國民黨一切忠實的黨員一定都會遵循這條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