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應該不會願意分走權利，是迫於什麼形勢才這樣的嗎？但當時唐朝不是很強盛嗎？為什麼唐朝的統治者不吸取分封制的教訓呢？

唐朝的軍制說白了很簡單：

首先是均田制，把土地均分給民眾，形成大量自耕農和小地主；

接著是租庸調製，按人頭收稅徵役；

最後就是府兵制，將一部分自耕農和小地主劃入軍府，免除他們的賦役，戰時召集。

隨著土地兼併的加劇，均田制被破壞，大量自耕農和小地主破產、被兼併，租庸調製和府兵制也隨之完蛋。

唐朝不得不進行改革，租庸調改為兩稅制（從人頭轉向田畝），府兵制改為募兵制（發工資招人）。

節度使制度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

節度使就是一種權力很大的地方軍政長官，過去中央主要靠他們鎮守邊疆，雖然許可權大但實力不強，對外進攻的主力還是中央軍。

現在中央一方面要靠節度使們徵稅（大地主的稅不好收啊）、另一方面要靠節度使們管控那些驕兵悍將，對外作戰的主力也成了這些節度使。

募兵制雖然提高了士兵的職業化程度，但也容易整出一堆驕兵悍將來——中唐晚唐不少節度使自願放棄兵權來中央待著，實際上就是被驕兵悍將們懟的不行了；不少節度使被自己手下的驕兵悍將幹掉了。

宋朝是怎麼解決這些個問題呢？

第一，把精銳部隊都放到中央來，但這造成了地方部隊戰鬥力低下的問題；

第二，以文制武，用中央派出的文官制約統兵作戰的武將們，貶低職業士兵和武將的社會地位；

第三，把地方稅賦大量轉移到中央來。

宋朝解決的其實不太好，但也有個大差不差的解決方案。

後來明朝有所借鑒：

一方面，實行模仿府兵制的衛所制，試圖從募兵制恢復到徵兵制（不過運行到明中期就不行了，改成了募兵制）；

另一方面，大量培養使用軍事文官（明朝很多名將都是文官出身）。

雖然明末和宋末都出現了軍閥割據的問題，但相比唐朝它們還是有比較大的進步的。

第一：除了玩脫了的安祿山，還有後來收編的河北三鎮，大部分時間裡絕大部分的藩鎮還是老實的。

第二：設立藩鎮的目的是因為巨唐需要用這個制度來管理新徵服地區。中原及江南等地只是一種正常的地方制度而已。

第三：大唐的滅亡直接原因並不是藩鎮，而是浩大的農民起義摧毀了中央和地方間勢力脆弱的平衡。

因為邊患過於嚴重，唐初那種強幹弱枝的府兵制無力應對，於是應運而出了節度使制度

複製黏貼一段大佬的分析

安祿山的和關內三鎮之間的互相牽制的架構，是反覆摸索出來的一個微妙而又穩定的架構。但是很多愛好者可能就會有疑問，為什麼要設置這麼多節度使呢，人唐太宗、唐高宗沒搞這麼多節度使，不也照樣打遍天下嗎？對這個關鍵常識不理解，就不容易理解樓主分析的佈局的必要性。那麼，玄宗皇帝時期設置眾多節度使的原理何在呢？

樓主曾經有過一個很精闢的總結——當長城以北的政權處於統一與強盛之中時，永遠是中原皇朝的噩夢，而一個分裂與不安的長城以北，永遠是中原王朝夢寐以求的幸福。看上去，終唐帝國一朝，他都是幸福的，因為伴隨唐帝國的長城以北，始終處在分裂、動蕩與不安之中，這主要是由於，當時長城以北與中原王朝交界的幾個同時具備遊牧與農耕條件的地方——隴右、河套、遼西、大同和北京（也就是後來著名的幽雲十六州），伴隨著慕容鮮卑、拓跋鮮卑的長期入主中原和漢化，這些地方都被中原帝國牢牢掌控，失去了這些具備農耕條件，擁有大量人口和物資的地區，草原民族就陷入了長期的分散的部落征伐時代。他們連建立一個穩定的統一政權都是奢求，遑論具備長久控制農耕文明地區的經濟和政治實力了。

可是，唐帝國又是不幸的，因為北方草原上沒有可以威脅自己的力量，西方卻突然崛起了一個龐然大物——吐蕃。一個新興的、野蠻的、統一的，具備強大中央集權實力，具備強大農耕文明經濟實力，又擁有廣闊的牧場和充足的馬匹，具備遊牧騎兵軍事優勢的吐蕃帝國，逐漸對唐帝國形成了難以遏制的巨大威脅。尤其是，唐帝國初期的戰略佈局，完全沒有考慮到一個如此強大的對手的存在，因此吐蕃的崛起就成了唐帝國初期眾多戰略佈局的掘墓者。

在唐帝國的初期，對於軍事的組成，採取的是和東漢帝國類似的居重馭輕的戰略，強大的軍隊都集中在中央的控制之中，地方則盡量給予最大的限制。唐初軍事力量的核心是府兵制，府兵制的核心是兵農合一，士兵戰時為兵，平時為農，國家給予土地，免除一切其餘賦稅雜役。府兵平時的耕種和居住都在地方專設的折衝府裏，大的折衝府有兵1200，中等的1000，下等的800。唐初期的折衝府個數前後不斷變動，大約都維持在600上下，目前可考的總數627個，其中關中就有289個，加上河東（現在的山西）166個，隴右33個，可以說全國2/3的府兵都聚集在了帝國的眼皮子底下。

府兵的主要任務是兩個，一個是番代宿衛，一個是番代徵防。也就是說，府兵輪番的執行守衛京城，守衛邊疆重鎮和臨時緊急出征的任務。唐帝國當然還有很多的其餘軍隊，比如禁軍，州郡邊軍，各類內附番兵，地方團結兵和臨時徵募士兵，但是在唐帝國的頭幾十年裏，府兵始終是絕對核心主力。而府兵的後勤完全掌握在帝國的手中，因此，儘管唐帝國時期，皇權始終處在不穩定之中，但是帝國的秩序仍然非常穩定，不復東漢末年四百年來，地方割據勢力屢屢興風作浪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局面。

但是維持府兵制不是沒有代價的，經濟政治上的代價以後隨著樓主的展開我們自然會看到，我們先來看看軍事代價。府兵數量看上去很多，總數超過60萬，可是問題是，府兵不是職業軍隊，是兵農合一，自己管自己飯喫的兼職軍隊！他們的戰鬥和軍事任務都是「番代」的，簡單的說就是幾班倒的。一般近的5班倒，遠的7班倒，8班倒，最多12班倒！所以，實時在線充當士兵的軍隊，只有十萬左右，即便遇到戰事頻繁，政府不講信用，也最多做到三班倒。所以，帝國的核心主力部隊，數量其實最多在二十萬左右，遇到大規模戰事，去掉守衛京城和各地的防守必須的人馬，機動兵力往往無法超過十萬。

實際上，帝國初期，威震八方，多次吊打突厥，滅亡吐谷渾，蕩平西域等等輝煌勝利的對外戰鬥，都是採用的這種精兵模式，帝國出動幾萬精兵加上一些附屬的番兵，通過一次為期幾個月，最多不過一年左右的臨時出征，定點打擊，基本殲滅敵軍主力，把敵人打破了膽，之後主要通過政治手腕和羈縻的方式，控制廣闊草原上的敵人。這樣的模式，對於喪失農耕基地的長城以北草原民族，非常有效，因為草原上脆弱的部落聯盟現狀，使得唐帝國屢屢能夠獲得足夠的軍事情報,而唐帝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草原薄弱的防守能力，讓唐帝國可以多次有效的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但是這樣的軍事佈局，能夠湊效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你的對手都是可以被你快速吊打，毫無還手之力。在面對一個擁有同樣農耕文明和堅固防守基地的對手時，就很難起作用了，如果對手還具備進攻能力，那就幾乎無解了，因為你的兵力都集中在首都，就等於邊境處於不設防狀態，對手可以集中優勢兵力，肆意騷擾你，消滅你的有生力量和經濟基礎，你如果長期駐紮邊防，就勢必打破當前居重馭輕的戰略佈局，在邊疆培養一個個擁有強大軍政力量的獨立的軍事重鎮，從而面臨尾大不掉的局面。

比如唐帝國對付高句麗，就比對付突厥吐谷渾來的艱難。對方的堅固城池，密集人口和充足的軍隊，想通過幾萬精兵短期攻勢去一個個拔釘子，顯然不現實。所以太宗伐高麗，湊了各種部隊，還必須要臨時徵募十萬軍隊，隨後的戰鬥進程也很難令人滿意，唐帝國雖然可以獲得一些局部的勝利，可是在對方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下，唐軍只能在一個個堅城下，一個個的拔釘子，根本無法快速解決戰鬥，後勤無力維持。所以最後的唐帝國與高句麗的戰鬥，成了漫長的消耗戰，經歷了二十年不斷的派遣兵力各種掃蕩遊擊作戰，耗盡對方國力，才最終獲勝。

高句麗擁有足夠的防守能力，但是軍事實力偏弱，不具備進攻能力，只能單純的被動防守，因此唐帝國通過臨時徵募，反覆少量兵力掃蕩，可以最終消滅對手。所以高句麗還不足以徹底打破唐帝國的戰略佈局，但是另一個對手吐蕃就大不一樣了，其不僅防守能力強，而且還具備雄厚的進攻實力，對於唐帝國的居重馭輕戰略，構成了很實際的挑戰。

唐帝國疆域的巔峯，大約是649年擒東突厥車鼻可汗，置狼山都護府，以及十年後，徹底滅亡西突厥，置昆凌、濛池兩個都護府，儘管這些地方都是標準的羈縻控制，但是畢竟是臣服於唐帝國了，所以令後世眾多漢族後人驕傲無比的大唐帝國地圖，都來自這個時候。可惜好景不長，670年，崛起的吐蕃就攻佔了唐帝國的安西四鎮，2年後，佔領了臣服唐帝國的吐谷渾，威脅河西，並在之後多次大敗唐軍主力，給以府兵為主的唐軍帶來了大量的殺傷。由於吐蕃崛起對唐帝國帶來的巨大軍事壓力和損耗，十年後，北邊的東突厥也成功復國，徹底失去控制，東北的契丹李萬忠也開始反叛，從此帝國東北邊境再無寧日。也就是說，即便是把羈縻當領土的帶水分的盛唐疆域圖，滿打滿算也就維持了屈屈十一年，就徹底崩潰，基本回到了傳統中原帝國的疆域。

武則天時期，唐帝國已經開始大量的臨時募兵。同時，唐軍與吐蕃在安西四鎮多次大規模鏖戰，唐軍收復了安西四鎮，但是也付出了巨大代價，直到697年，吐蕃陷入了內訌，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混亂，暫時無力對外擴張，唐帝國西部邊境才得以勉強安寧一段時間。

玄宗皇帝接手的就是這麼個局面，府兵制在屢次戰亂和經濟環境的變更中，已經形同虛設，名存實亡，根本無並可用了；北部東突厥成功復國，屢屢南下，東北契丹和奚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定的中央集權，控制的遼西具備農耕文明條件，開始對東北邊境形成威脅。而最大的困難，還是來自於吐蕃，內訌只是暫時的，此時的吐蕃又恢復了咄咄逼人的擴張勢頭，必須要大量的正規邊防部隊，與之長期鏖戰，纔有抗衡的可能。

現在，擺在大唐帝國皇帝面前的就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採用積極的，主動的戰略，廢棄之前居重馭輕，嚴格限制和控制傭兵大佬的戰略構思，充分授權給擁有軍事才能的軍政大佬，給予更多的行政經濟財政的協調甚至控制權力，從而解開綁在軍政大佬上的手腳，充分釋放帝國的軍事潛力；後果就是大家看到的，安史之亂不可避免，因為這就是標準的太阿倒持啊！

要麼呢，就是採取保守的策略，繼續和以前一樣，內重外輕，繼續像防賊一樣，把軍政大佬的手腳捆綁的死死的。這樣一來，安史之亂那樣的局面大約暫時是不會發生的，可是問題是，面對越來越糜爛無力的軍事能力，面對越來越膨脹的吐蕃，這樣的局面又能維持幾年呢？事實上，吐蕃在玄宗朝，面對玄宗強大的軍事壓迫，始終一副半死不活的樣子，可是隨著安史之亂髮生，唐帝國邊軍大量調離，吐蕃立即一日千里，狂飆突進。就在安史之亂平定的同一年，吐蕃把唐帝國的邊疆壓縮到了鳳翔，並一舉攻破了長安城！之後幾十年，唐帝國始終需要維持超過40萬的常備部隊，守在離首都不到500裏的防線之中！如果算上西南防守吐蕃和南詔的軍隊，唐帝國時刻需要50-60萬的常備軍抵禦吐蕃！

事實上，吐蕃一直在強有力的影響著大唐的軍事政治局勢，當吐蕃強盛，勢不可擋的時候，唐帝國裏那是真的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皇帝被藩鎮趕的四處亂竄，隨著吐蕃再次陷入內亂與衰退，唐帝國把邊疆巨大的人力物力解放出來後，立即就滿血復活，把眾多不聽使喚的藩鎮打的嗷嗷亂叫，一度呈現中興景象。

可見，面對著以吐蕃為首的巨大的外部敵人，唐帝國即便採取保守策略，暫時可以不用面對太阿倒持的局面，也遲早要面臨被迫組建幾十萬軍隊長期守衛邊疆的局面，也顯然無法阻止最終的軍頭獨立化，軍閥化的趨勢。

所以，早在玄宗老爸的睿宗時期，面對現實的軍事困境，就提出過分天下為24個都督府（也就是24個大軍區）的行政軍事改革計劃，但是朝臣達不成一致，鬧到了中央擴大會議（百官會議）去討論，決策，最終以擔心軍頭權重難制的理由，否決了這次改革。睿宗皇帝作為一個相對平庸和弱勢的皇帝，對此不了了之，但是到了雄才大略，獨斷專行的強勢皇帝玄宗這裡，他毫不猶豫的建立起節度使制度，徹底放開了軍頭的手腳，帶來了大唐幾十年的極盛，自然也就免不了後來的軍頭失控。

有了這個唐帝國的背景常識，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帝國會出現擁兵十幾萬的龐然大物般的大軍頭了，可是一些朋友深入思考又難免會有這樣的疑惑，你放開軍頭的手腳，讓他們長期統領常備軍隊，這可以理解了。可是你也不能把地盤和地盤裡的行政軍事這些權利都交給人家，把人家搞的一個個都是獨立軍閥了，人家能不身懷利器，殺心自起嗎？你看人家宋帝國、明帝國清帝國，哪個軍頭能染指這麼大的權利了，連慈禧太后都知道要削藩，最後人也很順利的把各路軍頭收拾的順順貼貼的，怎麼唐玄宗就這麼笨呢？

這就需要我們有進一步的常識，那就是以唐帝國的經濟背景，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實際上之後的一百多年，唐帝國千方百計想做到這一點，之後的五代那麼多皇帝，亂世梟雄千方百計想做到這一點，但也大多失敗了。這一點161樓也做了基礎介紹，玄宗時期政府的收入和分配方式，仍然是實物為主，這就給政府的放權與抓權帶來了很大無法跨越的障礙。

我們下面可以進一步來做一些深入探討，看看地方的權利是怎麼不可避免的被節度使滲透和抓走的。節度使的特點，就是需要維持招募一支數量龐大的常備軍，那麼這支常備軍的士兵和馬匹就需要基本的糧草，軍用物資和日常薪水與戰鬥獎勵，那麼這些後勤怎麼解決呢？在一個實物收入的時代，就意味著政府往往缺乏通過貨幣和社會分工，專業民間乃至商業部門參與的能力，實際上這些後勤都需要通過政府來解決，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大政府模式，或者叫做計劃經濟加國有經營的方式，顯然效率極度低下。

比如說，唐帝國解決後勤這塊就有三個途徑，一個是軍屯和營田，就是國家分配大片土地，由專門的國家機構組織士兵、團練或者租給民眾來耕種，收穫糧食。理論上，這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好辦法，而且國家組織士兵耕種，還可以巧妙的把部隊平時的訓練組織管理，和戰時的指揮系統分割開來。可問題是，作為一個國有農場的經營模式，軍屯和營田的效率和裡面的腐敗侵吞，是不言自明的。我們舉個例子，唐帝國的馬場也是由國家經營的，太宗高宗前期，總體效率還比較高，最高時期育有七十萬匹馬，到了後來逐漸腐化失效，開元初期一度只剩下24萬匹，損失了三分之二。

所以，一旦決定成立節度使，一旦決定授予軍隊更大的權利，去主動出擊邊境的敵人，你就必須要保證其後勤，那麼營田使就自然的被節度使給兼了，因為軍隊日常戰鬥越來越多，糧食需要和訓練、作戰的時間都越來越需要由軍事領袖統一調配，營田軍屯的日常工作，再由不懂軍事的部門和系統來管理和控制，就會與軍隊的需要產生矛盾，並影響軍隊的戰鬥力和後勤。而隨著營運使普遍被節度使兼任後，這絕不是一個單純的官職問題，而是兩個系統被合二為一了。

當然，僅靠軍屯營田是滿足不了需求的，還需要國家從常備倉裏調撥大量的糧食和物資，這裡的調撥存在一個轉輸的問題，這又是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效率低下的大型工程項目，在161樓就已經介紹過不同的組織形式帶來的消耗是何等的天差地遠。當時要轉輸邊軍糧草物資，就需要轉運使的機構來負責，以安祿山控制的範陽、盧龍兩鎮，需要大量從河陰倉運送物資，有陸運使和水運使兩個機構負責海運和陸上運輸。同樣的，由於國家運營的極度低效，在常備軍隊數量激增，對轉輸數量和時間要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把轉輸的工程放權給地方就成為提高效率，滿足藩鎮需求的必然，於是轉運使，陸運使、水運使這樣的職務，也往往被節度使兼任了，地方轉輸相關的系統，也就和軍隊系統逐漸合併，從而進一步增加了節度使的控制力。

接下來還有部隊的薪水和獎勵，前面介紹，在缺乏國家信用的貨幣調節的情況下，採用絹帛來代替貨幣，那麼就存在一個截留的問題。因為絹的運輸也很不容易，運到倉庫再運回來很容易耗損，現在招募的軍隊數量激增，每年不包括戰爭獎恤就需要上千萬匹的絹帛，而主動出擊的軍事要求，戰爭的獎恤數量不必日常開銷少。所以在財政捉襟見肘的現狀下，為了減少耗損，往往地方的租庸調的糧食和絹帛，都會大量的就地截留。這就需要地方行政系統和軍隊系統的密切配合，你地方能徵收多少賦稅，數量準不準確，能不能及時到位，能不能更好的輸送，這些決定地方官員政績的東西，節度使就有了很大的話語權，至於軍隊裏的人事權利，唐帝國此時連貨幣調節手段都沒有，根本無力掌控軍隊的後勤，自然無力阻止軍隊領袖對軍隊人事的全面掌控。

有了上面的分析，我們就能大體理解為什麼節度使的權利會越來越大，走向失控，接下來就容易理解為什麼玄宗只能在關東三鎮和關內三鎮之間反覆平衡了。

但是我們還需要幾個常識，來進一步理解為什麼樓主說關內三鎮對皇帝的威脅遠遠大於關東三鎮，為什麼皇帝需要一個安祿山似的人物統籌關東三鎮，為什麼玄宗皇帝難以下決心調整關東三鎮的佈局。

這是因為關內三鎮的後勤壓力遠遠大於關東，導致關內三鎮的後勤組織進一步失控。關內主要的後勤基地在於關中地區，可是隨著關中的水土流失，政治經濟組織模式的變化（比如府兵制度和關隴貴族為代表的豪族後代雲集關中導致稅源大減），以及官僚組織的急劇膨脹，關中實際上已經養不起全國性的政權了。從董卓、李傕和郭汜時期，我們就可以看出，關中已經養不起全國性的政權了。而到了唐帝國時期，有了完備的記載和統計，我們可以更清晰的看到這一點，高宗皇帝開始，到武則天以來，首都長安每年的糧食缺口是二百萬石！而低下的政府直營的運河漕運效率，導致每年的轉輸能力最多隻有八十萬石，每年凈缺口達到一百多萬石！所以沒有辦法，唐帝國只有頻繁的遷都洛陽，玄宗皇帝開元年間，也不斷遷都洛陽，直到開元二十一年，在裴耀卿的主持下，唐帝國迎來了漕運的組織和技術的革命，每年向關中的轉輸能力超過二百萬石，從而玄宗皇帝終於可以不用往洛陽跑了。具體細節我們等到樓主的隋唐大歷史還會細述。

我們可以看到，又是實物經濟下，大政府的組織效率的低下帶來的無可挽回的惡果。在府兵制崩潰以後，帝國連首都的糧食都滿足不了，又拿什麼去滿足邊軍呢？開始的時候，張說主持期間，採用的辦法就是大裁軍，一裁就是二十萬，然後用免除色役的方式，從被各級政府部門非法合法佔有的色役和逃亡人員中招募壯士（這些人基本都是本來就喫財政飯的人）代替府兵和禁軍宿衛京師。可問題是如前所述，這些節流的措施，無法滿足邊疆日益緊張的局勢，更無法滿足雄才大略的玄宗皇帝的主動進攻的願望。怎麼辦？

於是隨著關西三鎮的設置和人馬不斷龐大，一個新的解決軍糧的制度誕生了，就是和糴。在161樓已經為大家介紹過，就是政府將糧草的徵集貯存和轉運等相關的一系列工程項目，大量的轉包給了民間機構，利用商業化的社會分工帶來的效率的巨大提升，解決軍糧不足的問題。和糴的規模達到了每年60多萬貫錢加四百多萬匹絹！

在一個連貨幣信用都沒能建立，還需要靠實物作為主要等價交換物的帝國，這種向民間的轉包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政府對後勤徹底的失控了！在關東，雖然軍屯營田系統、轉運系統甚至地方行政系統，都逐漸被節度使的軍事系統所侵佔，但至少物資的收集和貯存仍然主要掌控在帝國的手裡，帝國仍然有力掌握軍閥的命脈。可是在關內呢，連這一點最後的制衡也失去了。

我們可以簡單的想一下，如果太子和三鎮的一兩個軍閥眉來眼去的，突然說皇帝你身邊的小人太多了，我們都覺得還是太子英明神武，鳥生魚湯，您還是提前退休享清福去吧。你說皇帝該怎麼辦，哪怕三鎮只有一、兩鎮有這個強烈意願，也會讓玄宗皇帝束手無策，因為太子和軍閥都有能力掌控大量的絹，而常年的和糴意味著，民間已經有了成熟快速有效的與政府交換糧草的渠道、機構和人員組織，只要有絹，太子就足以撇開帝國中央的束縛，獲取到源源不斷的物資供應，從而長期與皇帝形成相持，此時，如果沒有關東強鎮的強力支援，皇帝會有什麼下場就很難說了。

明白了這些道理，我們才能更好的理解樓主的所說的內容，理解樓主說的為什麼皇帝會一天之間殺三個兒子，理解樓主所說的為什麼皇帝對太子問題如此敏感；理解樓主的舉例，為什麼王忠嗣和太子就那麼有的沒的沾那麼點邊，就會立即被拿下，失去政治生命；最終理解樓主所說的玄宗皇帝關東關內諸鎮佈局背後，不得不為的一面。

唐朝節度使說起來很複雜。

節度使是使職，開始是個臨時設置的職務，主要是為了應對邊疆戰事，這種臨時職務設置在各朝各代都是有的。甚至抗戰時期國民黨劃分戰區，設置戰區的司令長官也有點類似於這個節度使。

早期節度使沒有那麼大的權力，關鍵的財政人事都在朝廷手中，所以玄宗時期王忠嗣節度四鎮，朝廷旨意一下，他該滾蛋就得滾蛋。安祿山能成功造反，主要還是玄宗腦子瓦塌了。

安史之亂爆發後，在玄宗和楊國忠的一些列騷操作下，安祿山成功攻入長安。為了應對各地的安史叛軍，朝廷不得不賦予各地平叛的節度使更大的自主權，因此節度使成功獲得了財政和人事權力，節度使從此才真正具有割據的能力。但真正長期割據的只有魏博、成德、幽州這三個原安史叛軍投降過來自帶家底的藩鎮。其他意圖割據的大藩鎮比如淄青、淮西都被朝廷剷平了。因為各地藩鎮其實心向朝廷的更多，朝廷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實力和號召力。

而且藩鎮割據不是節度使割據。很多節度使看似風光，其實都是表面。真正決定藩鎮的很多時候是大頭兵，這些藩鎮大頭兵為了截留地方財賦不使上貢中央，經常發動動亂驅逐節度使，對抗中央，他們纔是藩鎮割據的中間力量，節度使只有討好了大頭兵纔有向中央叫板的資格。所以很多節度使其實只是大頭兵的代言人而已，而一旦不符合大頭兵的需求就很可能被殺全家。

各地割據節度使家族很少有善終的。所以，這也是為啥宋朝開國後以文制武的原因，其實唐朝後期也想，但是做不到。

唐朝前期對外戰爭較多，國土面積巨大，這就導致唐朝中央政府面臨兩個大的問題：第一、因為對外戰爭多，雖然很多小國家、部族勢力被征服而投靠，但是這些勢力未必可信，所以大唐需要在邊疆以及中原比較重要的地理位置設置重兵，或攻或守，就需要延續北周以來的軍鎮制度。

第二、國土面積太大，以古代的信息交流傳達方式，就必須在上述地區設立一個軍、政、民權力合一的官職，給予官員足夠的權力來應付突發事件，節度使自然而然地就誕生了。往往節度使身兼數職，比如管理少數民族事務的蕃落使、管理民政的營田使、管理地方軍事事務的團練使或者防禦使等等，這些權力集中於一人，也是為了方便政令統一。

節度使與分封制還是有很大差異的，分封制可以算是國中之國，節度使在安史之亂前只能算是中央外派地方的高級官員，必須得到中央的認可。即便到了晚唐藩鎮割據軍閥混戰，以河北三鎮為代表的事實上的割據勢力，依舊需要上奏請示，哪怕節度使是父子相繼或者被本鎮軍伍地主勢力推舉，這個名義上的請求還是需要的。

實際上我個人認為節度使這個名號經過五代十國臭了之後，以後的朝代還是會設置的。比如明朝的總督，權力甚至比節度使還要高，只是換了種稱謂而已。

在信息交流傳達方式沒有發生巨大的變革之前，唐朝設置節度使，並不能說是一種錯誤，而是一種在當時情況下最為正確的選擇。只是後面的朝代吸取了大唐藩鎮禍亂的教訓，不斷進行改革而已。

以上個人一點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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