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应该不会愿意分走权利，是迫于什么形势才这样的吗？但当时唐朝不是很强盛吗？为什么唐朝的统治者不吸取分封制的教训呢？

唐朝的军制说白了很简单：

首先是均田制，把土地均分给民众，形成大量自耕农和小地主；

接著是租庸调制，按人头收税征役；

最后就是府兵制，将一部分自耕农和小地主划入军府，免除他们的赋役，战时召集。

随著土地兼并的加剧，均田制被破坏，大量自耕农和小地主破产、被兼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也随之完蛋。

唐朝不得不进行改革，租庸调改为两税制（从人头转向田亩），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发工资招人）。

节度使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节度使就是一种权力很大的地方军政长官，过去中央主要靠他们镇守边疆，虽然许可权大但实力不强，对外进攻的主力还是中央军。

现在中央一方面要靠节度使们征税（大地主的税不好收啊）、另一方面要靠节度使们管控那些骄兵悍将，对外作战的主力也成了这些节度使。

募兵制虽然提高了士兵的职业化程度，但也容易整出一堆骄兵悍将来——中唐晚唐不少节度使自愿放弃兵权来中央待著，实际上就是被骄兵悍将们怼的不行了；不少节度使被自己手下的骄兵悍将干掉了。

宋朝是怎么解决这些个问题呢？

第一，把精锐部队都放到中央来，但这造成了地方部队战斗力低下的问题；

第二，以文制武，用中央派出的文官制约统兵作战的武将们，贬低职业士兵和武将的社会地位；

第三，把地方税赋大量转移到中央来。

宋朝解决的其实不太好，但也有个大差不差的解决方案。

后来明朝有所借鉴：

一方面，实行模仿府兵制的卫所制，试图从募兵制恢复到征兵制（不过运行到明中期就不行了，改成了募兵制）；

另一方面，大量培养使用军事文官（明朝很多名将都是文官出身）。

虽然明末和宋末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问题，但相比唐朝它们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的。

第一：除了玩脱了的安禄山，还有后来收编的河北三镇，大部分时间里绝大部分的藩镇还是老实的。

第二：设立藩镇的目的是因为巨唐需要用这个制度来管理新征服地区。中原及江南等地只是一种正常的地方制度而已。

第三：大唐的灭亡直接原因并不是藩镇，而是浩大的农民起义摧毁了中央和地方间势力脆弱的平衡。

因为边患过于严重，唐初那种强干弱枝的府兵制无力应对，于是应运而出了节度使制度

复制黏贴一段大佬的分析

安禄山的和关内三镇之间的互相牵制的架构，是反复摸索出来的一个微妙而又稳定的架构。但是很多爱好者可能就会有疑问，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节度使呢，人唐太宗、唐高宗没搞这么多节度使，不也照样打遍天下吗？对这个关键常识不理解，就不容易理解楼主分析的布局的必要性。那么，玄宗皇帝时期设置众多节度使的原理何在呢？

楼主曾经有过一个很精辟的总结——当长城以北的政权处于统一与强盛之中时，永远是中原皇朝的噩梦，而一个分裂与不安的长城以北，永远是中原王朝梦寐以求的幸福。看上去，终唐帝国一朝，他都是幸福的，因为伴随唐帝国的长城以北，始终处在分裂、动荡与不安之中，这主要是由于，当时长城以北与中原王朝交界的几个同时具备游牧与农耕条件的地方——陇右、河套、辽西、大同和北京（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幽云十六州），伴随著慕容鲜卑、拓跋鲜卑的长期入主中原和汉化，这些地方都被中原帝国牢牢掌控，失去了这些具备农耕条件，拥有大量人口和物资的地区，草原民族就陷入了长期的分散的部落征伐时代。他们连建立一个稳定的统一政权都是奢求，遑论具备长久控制农耕文明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了。

可是，唐帝国又是不幸的，因为北方草原上没有可以威胁自己的力量，西方却突然崛起了一个庞然大物——吐蕃。一个新兴的、野蛮的、统一的，具备强大中央集权实力，具备强大农耕文明经济实力，又拥有广阔的牧场和充足的马匹，具备游牧骑兵军事优势的吐蕃帝国，逐渐对唐帝国形成了难以遏制的巨大威胁。尤其是，唐帝国初期的战略布局，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如此强大的对手的存在，因此吐蕃的崛起就成了唐帝国初期众多战略布局的掘墓者。

在唐帝国的初期，对于军事的组成，采取的是和东汉帝国类似的居重驭轻的战略，强大的军队都集中在中央的控制之中，地方则尽量给予最大的限制。唐初军事力量的核心是府兵制，府兵制的核心是兵农合一，士兵战时为兵，平时为农，国家给予土地，免除一切其余赋税杂役。府兵平时的耕种和居住都在地方专设的折冲府里，大的折冲府有兵1200，中等的1000，下等的800。唐初期的折冲府个数前后不断变动，大约都维持在600上下，目前可考的总数627个，其中关中就有289个，加上河东（现在的山西）166个，陇右33个，可以说全国2/3的府兵都聚集在了帝国的眼皮子底下。

府兵的主要任务是两个，一个是番代宿卫，一个是番代征防。也就是说，府兵轮番的执行守卫京城，守卫边疆重镇和临时紧急出征的任务。唐帝国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余军队，比如禁军，州郡边军，各类内附番兵，地方团结兵和临时征募士兵，但是在唐帝国的头几十年里，府兵始终是绝对核心主力。而府兵的后勤完全掌握在帝国的手中，因此，尽管唐帝国时期，皇权始终处在不稳定之中，但是帝国的秩序仍然非常稳定，不复东汉末年四百年来，地方割据势力屡屡兴风作浪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

但是维持府兵制不是没有代价的，经济政治上的代价以后随著楼主的展开我们自然会看到，我们先来看看军事代价。府兵数量看上去很多，总数超过60万，可是问题是，府兵不是职业军队，是兵农合一，自己管自己饭吃的兼职军队！他们的战斗和军事任务都是「番代」的，简单的说就是几班倒的。一般近的5班倒，远的7班倒，8班倒，最多12班倒！所以，实时在线充当士兵的军队，只有十万左右，即便遇到战事频繁，政府不讲信用，也最多做到三班倒。所以，帝国的核心主力部队，数量其实最多在二十万左右，遇到大规模战事，去掉守卫京城和各地的防守必须的人马，机动兵力往往无法超过十万。

实际上，帝国初期，威震八方，多次吊打突厥，灭亡吐谷浑，荡平西域等等辉煌胜利的对外战斗，都是采用的这种精兵模式，帝国出动几万精兵加上一些附属的番兵，通过一次为期几个月，最多不过一年左右的临时出征，定点打击，基本歼灭敌军主力，把敌人打破了胆，之后主要通过政治手腕和羁縻的方式，控制广阔草原上的敌人。这样的模式，对于丧失农耕基地的长城以北草原民族，非常有效，因为草原上脆弱的部落联盟现状，使得唐帝国屡屡能够获得足够的军事情报,而唐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草原薄弱的防守能力，让唐帝国可以多次有效的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但是这样的军事布局，能够凑效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你的对手都是可以被你快速吊打，毫无还手之力。在面对一个拥有同样农耕文明和坚固防守基地的对手时，就很难起作用了，如果对手还具备进攻能力，那就几乎无解了，因为你的兵力都集中在首都，就等于边境处于不设防状态，对手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肆意骚扰你，消灭你的有生力量和经济基础，你如果长期驻扎边防，就势必打破当前居重驭轻的战略布局，在边疆培养一个个拥有强大军政力量的独立的军事重镇，从而面临尾大不掉的局面。

比如唐帝国对付高句丽，就比对付突厥吐谷浑来的艰难。对方的坚固城池，密集人口和充足的军队，想通过几万精兵短期攻势去一个个拔钉子，显然不现实。所以太宗伐高丽，凑了各种部队，还必须要临时征募十万军队，随后的战斗进程也很难令人满意，唐帝国虽然可以获得一些局部的胜利，可是在对方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下，唐军只能在一个个坚城下，一个个的拔钉子，根本无法快速解决战斗，后勤无力维持。所以最后的唐帝国与高句丽的战斗，成了漫长的消耗战，经历了二十年不断的派遣兵力各种扫荡游击作战，耗尽对方国力，才最终获胜。

高句丽拥有足够的防守能力，但是军事实力偏弱，不具备进攻能力，只能单纯的被动防守，因此唐帝国通过临时征募，反复少量兵力扫荡，可以最终消灭对手。所以高句丽还不足以彻底打破唐帝国的战略布局，但是另一个对手吐蕃就大不一样了，其不仅防守能力强，而且还具备雄厚的进攻实力，对于唐帝国的居重驭轻战略，构成了很实际的挑战。

唐帝国疆域的巅峰，大约是649年擒东突厥车鼻可汗，置狼山都护府，以及十年后，彻底灭亡西突厥，置昆凌、蒙池两个都护府，尽管这些地方都是标准的羁縻控制，但是毕竟是臣服于唐帝国了，所以令后世众多汉族后人骄傲无比的大唐帝国地图，都来自这个时候。可惜好景不长，670年，崛起的吐蕃就攻占了唐帝国的安西四镇，2年后，占领了臣服唐帝国的吐谷浑，威胁河西，并在之后多次大败唐军主力，给以府兵为主的唐军带来了大量的杀伤。由于吐蕃崛起对唐帝国带来的巨大军事压力和损耗，十年后，北边的东突厥也成功复国，彻底失去控制，东北的契丹李万忠也开始反叛，从此帝国东北边境再无宁日。也就是说，即便是把羁縻当领土的带水分的盛唐疆域图，满打满算也就维持了屈屈十一年，就彻底崩溃，基本回到了传统中原帝国的疆域。

武则天时期，唐帝国已经开始大量的临时募兵。同时，唐军与吐蕃在安西四镇多次大规模鏖战，唐军收复了安西四镇，但是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697年，吐蕃陷入了内讧，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暂时无力对外扩张，唐帝国西部边境才得以勉强安宁一段时间。

玄宗皇帝接手的就是这么个局面，府兵制在屡次战乱和经济环境的变更中，已经形同虚设，名存实亡，根本无并可用了；北部东突厥成功复国，屡屡南下，东北契丹和奚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中央集权，控制的辽西具备农耕文明条件，开始对东北边境形成威胁。而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于吐蕃，内讧只是暂时的，此时的吐蕃又恢复了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必须要大量的正规边防部队，与之长期鏖战，才有抗衡的可能。

现在，摆在大唐帝国皇帝面前的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采用积极的，主动的战略，废弃之前居重驭轻，严格限制和控制佣兵大佬的战略构思，充分授权给拥有军事才能的军政大佬，给予更多的行政经济财政的协调甚至控制权力，从而解开绑在军政大佬上的手脚，充分释放帝国的军事潜力；后果就是大家看到的，安史之乱不可避免，因为这就是标准的太阿倒持啊！

要么呢，就是采取保守的策略，继续和以前一样，内重外轻，继续像防贼一样，把军政大佬的手脚捆绑的死死的。这样一来，安史之乱那样的局面大约暂时是不会发生的，可是问题是，面对越来越糜烂无力的军事能力，面对越来越膨胀的吐蕃，这样的局面又能维持几年呢？事实上，吐蕃在玄宗朝，面对玄宗强大的军事压迫，始终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可是随著安史之乱发生，唐帝国边军大量调离，吐蕃立即一日千里，狂飙突进。就在安史之乱平定的同一年，吐蕃把唐帝国的边疆压缩到了凤翔，并一举攻破了长安城！之后几十年，唐帝国始终需要维持超过40万的常备部队，守在离首都不到500里的防线之中！如果算上西南防守吐蕃和南诏的军队，唐帝国时刻需要50-60万的常备军抵御吐蕃！

事实上，吐蕃一直在强有力的影响著大唐的军事政治局势，当吐蕃强盛，势不可挡的时候，唐帝国里那是真的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皇帝被藩镇赶的四处乱窜，随著吐蕃再次陷入内乱与衰退，唐帝国把边疆巨大的人力物力解放出来后，立即就满血复活，把众多不听使唤的藩镇打的嗷嗷乱叫，一度呈现中兴景象。

可见，面对著以吐蕃为首的巨大的外部敌人，唐帝国即便采取保守策略，暂时可以不用面对太阿倒持的局面，也迟早要面临被迫组建几十万军队长期守卫边疆的局面，也显然无法阻止最终的军头独立化，军阀化的趋势。

所以，早在玄宗老爸的睿宗时期，面对现实的军事困境，就提出过分天下为24个都督府（也就是24个大军区）的行政军事改革计划，但是朝臣达不成一致，闹到了中央扩大会议（百官会议）去讨论，决策，最终以担心军头权重难制的理由，否决了这次改革。睿宗皇帝作为一个相对平庸和弱势的皇帝，对此不了了之，但是到了雄才大略，独断专行的强势皇帝玄宗这里，他毫不犹豫的建立起节度使制度，彻底放开了军头的手脚，带来了大唐几十年的极盛，自然也就免不了后来的军头失控。

有了这个唐帝国的背景常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帝国会出现拥兵十几万的庞然大物般的大军头了，可是一些朋友深入思考又难免会有这样的疑惑，你放开军头的手脚，让他们长期统领常备军队，这可以理解了。可是你也不能把地盘和地盘里的行政军事这些权利都交给人家，把人家搞的一个个都是独立军阀了，人家能不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吗？你看人家宋帝国、明帝国清帝国，哪个军头能染指这么大的权利了，连慈禧太后都知道要削藩，最后人也很顺利的把各路军头收拾的顺顺贴贴的，怎么唐玄宗就这么笨呢？

这就需要我们有进一步的常识，那就是以唐帝国的经济背景，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实际上之后的一百多年，唐帝国千方百计想做到这一点，之后的五代那么多皇帝，乱世枭雄千方百计想做到这一点，但也大多失败了。这一点161楼也做了基础介绍，玄宗时期政府的收入和分配方式，仍然是实物为主，这就给政府的放权与抓权带来了很大无法跨越的障碍。

我们下面可以进一步来做一些深入探讨，看看地方的权利是怎么不可避免的被节度使渗透和抓走的。节度使的特点，就是需要维持招募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那么这支常备军的士兵和马匹就需要基本的粮草，军用物资和日常薪水与战斗奖励，那么这些后勤怎么解决呢？在一个实物收入的时代，就意味著政府往往缺乏通过货币和社会分工，专业民间乃至商业部门参与的能力，实际上这些后勤都需要通过政府来解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大政府模式，或者叫做计划经济加国有经营的方式，显然效率极度低下。

比如说，唐帝国解决后勤这块就有三个途径，一个是军屯和营田，就是国家分配大片土地，由专门的国家机构组织士兵、团练或者租给民众来耕种，收获粮食。理论上，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好办法，而且国家组织士兵耕种，还可以巧妙的把部队平时的训练组织管理，和战时的指挥系统分割开来。可问题是，作为一个国有农场的经营模式，军屯和营田的效率和里面的腐败侵吞，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举个例子，唐帝国的马场也是由国家经营的，太宗高宗前期，总体效率还比较高，最高时期育有七十万匹马，到了后来逐渐腐化失效，开元初期一度只剩下24万匹，损失了三分之二。

所以，一旦决定成立节度使，一旦决定授予军队更大的权利，去主动出击边境的敌人，你就必须要保证其后勤，那么营田使就自然的被节度使给兼了，因为军队日常战斗越来越多，粮食需要和训练、作战的时间都越来越需要由军事领袖统一调配，营田军屯的日常工作，再由不懂军事的部门和系统来管理和控制，就会与军队的需要产生矛盾，并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后勤。而随著营运使普遍被节度使兼任后，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官职问题，而是两个系统被合二为一了。

当然，仅靠军屯营田是满足不了需求的，还需要国家从常备仓里调拨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这里的调拨存在一个转输的问题，这又是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效率低下的大型工程项目，在161楼就已经介绍过不同的组织形式带来的消耗是何等的天差地远。当时要转输边军粮草物资，就需要转运使的机构来负责，以安禄山控制的范阳、卢龙两镇，需要大量从河阴仓运送物资，有陆运使和水运使两个机构负责海运和陆上运输。同样的，由于国家运营的极度低效，在常备军队数量激增，对转输数量和时间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把转输的工程放权给地方就成为提高效率，满足藩镇需求的必然，于是转运使，陆运使、水运使这样的职务，也往往被节度使兼任了，地方转输相关的系统，也就和军队系统逐渐合并，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节度使的控制力。

接下来还有部队的薪水和奖励，前面介绍，在缺乏国家信用的货币调节的情况下，采用绢帛来代替货币，那么就存在一个截留的问题。因为绢的运输也很不容易，运到仓库再运回来很容易耗损，现在招募的军队数量激增，每年不包括战争奖恤就需要上千万匹的绢帛，而主动出击的军事要求，战争的奖恤数量不必日常开销少。所以在财政捉襟见肘的现状下，为了减少耗损，往往地方的租庸调的粮食和绢帛，都会大量的就地截留。这就需要地方行政系统和军队系统的密切配合，你地方能征收多少赋税，数量准不准确，能不能及时到位，能不能更好的输送，这些决定地方官员政绩的东西，节度使就有了很大的话语权，至于军队里的人事权利，唐帝国此时连货币调节手段都没有，根本无力掌控军队的后勤，自然无力阻止军队领袖对军队人事的全面掌控。

有了上面的分析，我们就能大体理解为什么节度使的权利会越来越大，走向失控，接下来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玄宗只能在关东三镇和关内三镇之间反复平衡了。

但是我们还需要几个常识，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楼主说关内三镇对皇帝的威胁远远大于关东三镇，为什么皇帝需要一个安禄山似的人物统筹关东三镇，为什么玄宗皇帝难以下决心调整关东三镇的布局。

这是因为关内三镇的后勤压力远远大于关东，导致关内三镇的后勤组织进一步失控。关内主要的后勤基地在于关中地区，可是随著关中的水土流失，政治经济组织模式的变化（比如府兵制度和关陇贵族为代表的豪族后代云集关中导致税源大减），以及官僚组织的急剧膨胀，关中实际上已经养不起全国性的政权了。从董卓、李傕和郭汜时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关中已经养不起全国性的政权了。而到了唐帝国时期，有了完备的记载和统计，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看到这一点，高宗皇帝开始，到武则天以来，首都长安每年的粮食缺口是二百万石！而低下的政府直营的运河漕运效率，导致每年的转输能力最多只有八十万石，每年净缺口达到一百多万石！所以没有办法，唐帝国只有频繁的迁都洛阳，玄宗皇帝开元年间，也不断迁都洛阳，直到开元二十一年，在裴耀卿的主持下，唐帝国迎来了漕运的组织和技术的革命，每年向关中的转输能力超过二百万石，从而玄宗皇帝终于可以不用往洛阳跑了。具体细节我们等到楼主的隋唐大历史还会细述。

我们可以看到，又是实物经济下，大政府的组织效率的低下带来的无可挽回的恶果。在府兵制崩溃以后，帝国连首都的粮食都满足不了，又拿什么去满足边军呢？开始的时候，张说主持期间，采用的办法就是大裁军，一裁就是二十万，然后用免除色役的方式，从被各级政府部门非法合法占有的色役和逃亡人员中招募壮士（这些人基本都是本来就吃财政饭的人）代替府兵和禁军宿卫京师。可问题是如前所述，这些节流的措施，无法满足边疆日益紧张的局势，更无法满足雄才大略的玄宗皇帝的主动进攻的愿望。怎么办？

于是随著关西三镇的设置和人马不断庞大，一个新的解决军粮的制度诞生了，就是和籴。在161楼已经为大家介绍过，就是政府将粮草的征集贮存和转运等相关的一系列工程项目，大量的转包给了民间机构，利用商业化的社会分工带来的效率的巨大提升，解决军粮不足的问题。和籴的规模达到了每年60多万贯钱加四百多万匹绢！

在一个连货币信用都没能建立，还需要靠实物作为主要等价交换物的帝国，这种向民间的转包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政府对后勤彻底的失控了！在关东，虽然军屯营田系统、转运系统甚至地方行政系统，都逐渐被节度使的军事系统所侵占，但至少物资的收集和贮存仍然主要掌控在帝国的手里，帝国仍然有力掌握军阀的命脉。可是在关内呢，连这一点最后的制衡也失去了。

我们可以简单的想一下，如果太子和三镇的一两个军阀眉来眼去的，突然说皇帝你身边的小人太多了，我们都觉得还是太子英明神武，鸟生鱼汤，您还是提前退休享清福去吧。你说皇帝该怎么办，哪怕三镇只有一、两镇有这个强烈意愿，也会让玄宗皇帝束手无策，因为太子和军阀都有能力掌控大量的绢，而常年的和籴意味著，民间已经有了成熟快速有效的与政府交换粮草的渠道、机构和人员组织，只要有绢，太子就足以撇开帝国中央的束缚，获取到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从而长期与皇帝形成相持，此时，如果没有关东强镇的强力支援，皇帝会有什么下场就很难说了。

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楼主的所说的内容，理解楼主说的为什么皇帝会一天之间杀三个儿子，理解楼主所说的为什么皇帝对太子问题如此敏感；理解楼主的举例，为什么王忠嗣和太子就那么有的没的沾那么点边，就会立即被拿下，失去政治生命；最终理解楼主所说的玄宗皇帝关东关内诸镇布局背后，不得不为的一面。

唐朝节度使说起来很复杂。

节度使是使职，开始是个临时设置的职务，主要是为了应对边疆战事，这种临时职务设置在各朝各代都是有的。甚至抗战时期国民党划分战区，设置战区的司令长官也有点类似于这个节度使。

早期节度使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关键的财政人事都在朝廷手中，所以玄宗时期王忠嗣节度四镇，朝廷旨意一下，他该滚蛋就得滚蛋。安禄山能成功造反，主要还是玄宗脑子瓦塌了。

安史之乱爆发后，在玄宗和杨国忠的一些列骚操作下，安禄山成功攻入长安。为了应对各地的安史叛军，朝廷不得不赋予各地平叛的节度使更大的自主权，因此节度使成功获得了财政和人事权力，节度使从此才真正具有割据的能力。但真正长期割据的只有魏博、成德、幽州这三个原安史叛军投降过来自带家底的藩镇。其他意图割据的大藩镇比如淄青、淮西都被朝廷铲平了。因为各地藩镇其实心向朝廷的更多，朝廷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实力和号召力。

而且藩镇割据不是节度使割据。很多节度使看似风光，其实都是表面。真正决定藩镇的很多时候是大头兵，这些藩镇大头兵为了截留地方财赋不使上贡中央，经常发动动乱驱逐节度使，对抗中央，他们才是藩镇割据的中间力量，节度使只有讨好了大头兵才有向中央叫板的资格。所以很多节度使其实只是大头兵的代言人而已，而一旦不符合大头兵的需求就很可能被杀全家。

各地割据节度使家族很少有善终的。所以，这也是为啥宋朝开国后以文制武的原因，其实唐朝后期也想，但是做不到。

唐朝前期对外战争较多，国土面积巨大，这就导致唐朝中央政府面临两个大的问题：第一、因为对外战争多，虽然很多小国家、部族势力被征服而投靠，但是这些势力未必可信，所以大唐需要在边疆以及中原比较重要的地理位置设置重兵，或攻或守，就需要延续北周以来的军镇制度。

第二、国土面积太大，以古代的信息交流传达方式，就必须在上述地区设立一个军、政、民权力合一的官职，给予官员足够的权力来应付突发事件，节度使自然而然地就诞生了。往往节度使身兼数职，比如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蕃落使、管理民政的营田使、管理地方军事事务的团练使或者防御使等等，这些权力集中于一人，也是为了方便政令统一。

节度使与分封制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分封制可以算是国中之国，节度使在安史之乱前只能算是中央外派地方的高级官员，必须得到中央的认可。即便到了晚唐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以河北三镇为代表的事实上的割据势力，依旧需要上奏请示，哪怕节度使是父子相继或者被本镇军伍地主势力推举，这个名义上的请求还是需要的。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节度使这个名号经过五代十国臭了之后，以后的朝代还是会设置的。比如明朝的总督，权力甚至比节度使还要高，只是换了种称谓而已。

在信息交流传达方式没有发生巨大的变革之前，唐朝设置节度使，并不能说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在当时情况下最为正确的选择。只是后面的朝代吸取了大唐藩镇祸乱的教训，不断进行改革而已。

以上个人一点浅见。

推荐阅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