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

，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十三歲中秀才，十五歲應鄉試，中第一名舉人，即解元。此後屢試不中，到二十六歲始一鳴驚人，殿試列一甲第三名，稱探花，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從此步入政壇。

清光緒七年（1881年）授山西巡撫，始任封疆大吏。20年後，清政府宣佈實行新政，設督辦政務處，命張之洞為湖廣總督

兼參預政務大臣，開始參與朝政，籌辦新政。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調京，任軍機大臣，充體仁閣大學士，兼管學部。光緒死後，張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1909年病故。

張之洞逝世後，辜鴻銘

呈輓聯一副，上書：

「邪說誣民，孫卿子勸學崇儒以保明教

中原多故，武鄉侯鞠躬盡瘁獨矢孤忠」

吳珍的輓聯雲：

「相業邁曲江、江陵而上

學術在新安、安定之間」

上述兩副輓聯都從相業、學術兩方面對張之洞一生業績作了貼切的評價。張之洞為相時間不算長，但其相業足可邁唐代名相張九齡

、明代名相張居正而上，堪與第一名相諸葛亮相比。

張之洞為清末新政的真正發起人。

作為一場改革，新政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發展實業為目標，張之洞在廣東形成了這一思想，並在湖北武昌等地付諸實施。

第二階段始於甲午戰爭之後，以振興軍事為目標，並改革軍事體制。張之洞署兩江總督時，為加強江防，增修新式炮臺，還改章立制，為炮臺設專將、專兵。又聘用德國軍官在上海附近編練了一支2600人的自強軍。任湖廣總督後，更是馬不停蹄，興辦湖北槍炮廠，後改名漢陽兵工廠。該廠製造的七九式步槍，俗稱「漢陽造」，直到抗日戰爭期間，仍因質量上乘而享譽神州。同時，在張的主持下，湖北盡用西洋方法訓練新兵，開辦陸軍學堂，派留學生去國外學習先進軍事技術，從而編練了一支2萬人的湖北新軍，其數量僅次於袁世凱的北洋陸軍，列全國第二。

第三階段始於清廷實行新政，以「興學育才」為直接目標。張之洞與劉坤一聯銜合上「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分別提出了「興學育才」、「除舊弊」與「行新法」的變革主張，為新政設計了第一套藍圖。

1907年9月，張之洞抵京城接任軍機大臣，成為清政府籌辦新政的主角。

此時的滿清王朝業己瀕臨崩潰邊緣，「國步維艱，外患日棘，民窮財盡」。

張之洞抵京前已讓門生在頤和園附近擇定一處住所，以便於覲見慈禧太后。與張同日入軍機處的袁世凱也在自己宅邸隔壁為張安排了一處寓所，以示友好。張之同與袁世凱同朝為官，卻沒有深交。

1902年冬，袁在河南項城辦完母親喪事，返京前特意繞道南京，拜望署理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席間，袁套用《三國演義》中曹操對劉備說的一句話：「今天下英雄，唯香帥（之洞）與世凱耳！」張未接袁的話碴。不一會，張伏案假寐，袁自覺無趣，怏然離去。

徑登兵船後，袁命即啟航，兵船管帶稱未奉張制軍（之洞）之命，不敢開船。

袁氏怒道：「你以為我這個北洋大臣不能殺南洋水師的管帶嗎？」管帶只得開船。

張之洞忙派人手持令箭飛馬趕至江邊，命管帶暫緩開船，等張制軍前來送行。

及至張趕到江邊，船已離岸，袁在船上略一拱手：「香帥請回，容日後相見！」

次年五月，袁世凱獲悉張之洞將進京，便邀他路過保定時下榻於直隸總督衙署。張至時袁率百人迎接，並設宴洗塵。入席未久，張倚案垂首，鼾聲驟起，袁大為不滿。

四年後進京入樞，張之洞本不願入住袁為他安排的寓所，何況與袁宅僅一牆之隔，但慮及兩人同為軍機大臣，即將共事於中樞，便住了下來。

據傳，張之洞住進寓所後曾親擬對聯一副：

「朝廷有道青春好

門館無私白日閑」

並命工匠用上好檀木鐫刻，懸於街門。幾天後，見聯旁綴有小字：「優遊武漢青春賤，冠蓋京華白眼多」。張讀罷大怒，即命僕人將對聯付之一炬。不久便搬離此所，住進什剎海附近的寓所。

由此看來，要處理好與袁某人的關係實屬不易。一方面，袁是張之洞最有實力的政敵，入樞之後難免與袁發生矛盾，乃至衝突。另一方面，又不能辜負慈禧太后一番美意。盡人皆知，袁的後臺是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是他有意讓袁入參軍機的，而慈禧卻屬意於張，這就是袁張同一天入軍機的緣由。因而張之洞對袁只能採取明拉暗打的策略。

清末指導與推行新政的是「三巨頭」，即張之洞、袁世凱與岑春煊。

張之洞既為名相，又是良師。他由科舉正途入仕，以辦洋務而躋身於地方實力派之列，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因軍功發跡不同，他對自己安身立命的儒家文化更有深切的關照，故時人稱之為「儒臣」。

但張之洞並不完全守舊，而主張實行有限度的變革，即在激進派的趨新與頑固派的守舊之間尋求一條穩健而可控的變法途徑，以挽救搖擺欲墮的滿清王朝。

1907年八月初七，張之洞進京後首次被慈禧召見時，便提出「從速立憲」的主張，認為「立憲實行，愈速愈妙；預備兩字，實在誤國」。主要內容是開議院，特別是開設「民選議院」或「下議院」。

張之洞還著手聯絡時隱居滬上的岑春煊，有意與他靠攏。岑是三巨頭中最年輕的一位，曾任兩廣總督。在清末新政第一個回合官制改革中曾充當先鋒角色。

新政開始後，各派政治勢力圍繞官制改革展開了劇烈的博弈。奕劻、袁世凱等人企圖以設立內閣制來控制朝政，但這個計劃因瞿鴻禨等人的反對而告吹，袁還被迫辭去各項兼差。

隨後瞿電召岑進京，「欲於此時內外夾擊」，將奕劻推倒，並以岑代袁，以己代奕。

不料，奕劻、袁世凱一派先手反戈一擊，指使御史參劾瞿「暗通報館，主使言官，勾結外援，分佈黨羽」，結果瞿被開缺回籍，岑也被迫退隱。

岑在丁末政潮中雖遭沉重打擊，但退隱後與在野立憲派交往密切，仍不改初衷。張之洞對一時失勢的岑春煊頗為關切，曾致電問侯，「公雖身處江湖，仍難作逍遙遊耳」，並託人致意，表示「入京並挽之」。岑極為感激，致電以表謝意說，「中國前途，實所仰賴，如有獻替，竊願聞一二」，表示願與張溝通。

張之洞派門生轉述了自己的主張：「內閣總理一人，必合內外官用廷推之法，並主持即開國會。」

岑春煊複電表示「願贊成」，說「立憲為今日救亡要策，煊意主眾議不主私議，主急於實行不主緩而敷衍。」

由此可見，張之洞的政治主張是從速立憲，「即開國會」，而開國會是為了對內閣實行監督。

為何要從速立憲呢？

張之洞在奏對慈禧太后時提到了兩個理由：一是可以平息留學生的排滿風潮，二是為了爭取有利於清廷的國際環境。

張之洞開國會或議院的主張，一方面與袁世凱的責任內閣設想相抵觸，另一方面其制約政府、限制君權的精神也使清廷難以接受。無論從哪方面看，從速立憲的主張太超前了，胎死母腹自在意料之中！

張之洞是三巨頭中唯一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的人。他「好讀書，非至終卷，不忍釋手」，又好為人師，好標榜學問，但見識不廣，缺乏主見。

與李鴻章相比，張之洞的弱點更明顯。李文化修養不及張，但勤奮而有條不紊的辦事作風彌補了這個不足之處。長期處理實際事務的豐富經歷，更使他獲得了切實可靠的常識，因而處理與解決實際問題比張更為果斷、老練。

張之洞雖生於北方，祖籍直隸南皮，但自幼隨父在貴州長大，終生操一口貴州官話，也算是半個南方人了！

宋太祖趙匡胤曾留下祖訓：不用南人為相。張之洞就此寫過一首七絕，題為《讀宋史》：

「南人不相宋家傳，自詡津橋警杜鵑。

辛苦李虞文陸輩，追隨寒日到虞淵。」

詩後自注曰：

「李綱，福建人；虞允文，四川人；文天祥，江西人；陸秀夫，江蘇人，皆南人。」（《張之洞全集·詩集四》）

以上四位南方人，都做過宰相，但李、虞二人不被朝廷重用，文、陸二人以身殉國，皆沒有落得好下場！

北宋末年，每逢金兵南犯，徽、欽二宗便起用李綱。一旦金兵退走，就罷黜李綱。南宋高宗即位，又用李綱為相，但就職僅70天，又被拒斥。

虞允文以中書舍人至採石犒師，適三軍無主帥，遂毅然督戰，迎擊金兵，大獲全勝。此後為相，卻被孝宗調離抗金前線，兩度出任四川宣撫使，直至病死任上。

文天祥曾任右丞相，堅持抵抗南侵元軍，兵敗被俘。元將招降，書《過零丁洋》詩以明志。獄中所作《正氣歌》世所傳誦，迭經威脅利誘，始終不屈，在大都（今北京）遇害。

陸秀夫曾任左丞相，先後擁趙昰、昺為帝，堅持抵抗元軍，厓山（今廣東新會南）被攻破後，背負宋帝投海而死。

由上述四相可見，宋祖祖訓趙氏後代子孫並未照辦。

「津橋」，即天津橋，位於河南洛陽西南。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遷都洛陽，以洛水貫都城有天漢津樑之氣象，遂建此橋。北宋理學家邵雍一次途經津橋時忽聽得杜鵑嗚叫「行不得也哥哥」，便說「定然將有南方人出任宰相」。不久，江西臨川人王安石果然出任宰相。

「寒日」喻指令忠義志士寒心的北宋徽、欽二帝及南宋諸帝，此處指亡國之君。「虞淵」，古代神話傳說中的日落之處。

有宋一代歷時330年，除太祖、太宗外，過了280年的窩囊日子，一部宋史實乃屈辱史！

張之洞不由得聯想到了自身，出身翰苑詞臣，仕途得意，又出為封疆，入贊軍機，在政壇權衡新舊，折衝中外，不經意間居然成了支撐朝廷的頂樑柱。然而，每況愈下的國勢，日趨衰微的國運再三告誡他，大清朝已是人命危淺，朝不慮夕了！自己只能追隨寒日，一步步地走下日落的深淵！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緒駕崩，年僅三歲的宣統繼位。宣統之父醇親王載灃便成了監國攝政王。滿族親貴趁機攬權斂財乃至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載灃任命其弟載洵為籌辦海軍大臣，載濤為軍諮大臣。三兄弟，一個以攝政王代行大元帥親統禁衛軍，一個籌辦新式海軍，一個當參謀總長總攬全部軍務。論年齒，載灃最大，時年26歲，載濤最小，22歲。就是這三個紈絝子弟把持著清廷的軍政最高權力。

張之洞據理跟載灃面爭：「此乃國家重政，應從全國督、撫大員中選知兵者任其事。載洵、載濤年幼無知，怎麼可以把軍國大事當兒戲呢！」

載灃不聽，張繼續力爭，最後載灃一跺腳變臉色道：「不關你的事！」從此，張之洞感憤致疾，一病不起。

1909年10月4日，載灃前去看望病危的張之洞，對他說：「中堂公忠體國，有名望，好好保養。」張答道：「公忠體國，所不敢當；廉正無私，不敢不勉。」

載灃出，人問：「監國之意若何？」

張無他言，只是嘆道：「國運盡矣！蓋冀一悟而未能也！」

就在這一天，張之洞帶著萬般無奈與莫名悲哀離開了人世間。臨終前仍念念不忘憲政勿遲行：「當此國步維艱，外患日棘，民窮財盡，百廢待興，朝廷方宵旰憂勤，預備立憲，但能自強不息，終可轉危為安。」

把持朝政的滿族親貴們當然不會把他的「遺折」當回事，他們只知道無休止地搜刮民脂民膏，哪裡有什麼心思搞新政？

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張之洞死後，連裝點門面的東西當權者也懶得搞了。正如張之洞在絕筆詩中所寫的那樣：

「誠感人心心乃歸，君民末世自乖離。

豈知人感天方感，淚灑香山諷諭詩。」

從速立憲也好，淚灑香山也罷，都挽救不了滿清王朝覆滅的命運。兩年後，正是張之洞親手編練的湖北新軍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敲響了滿清王朝的喪鐘！

推薦閱讀：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