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的邏輯》一書收集了作者陳志武2007年中期之前寫的許多文章，從各個角度剖析現代財富的特徵。並在書中的第二部分著重分析了中國目前的財富特徵以及為何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

本書在序言部分即介紹了現代財富創造的最大特點：個人創造財富的能力發生了質變，一家民營企業的年收入就能超過當年康乾盛世時期朝廷的年稅收，普通人的真實收入也翻了幾番。並從「深度」「廣度」和「長度」三個方面介紹了產生這種現狀的原因，首先是「深度」：體現在單位時間所能生產的東西上，目前得益於工業化的生產技術，每人每小時生產的產品量遠遠高於以前；其次是「廣度」：體現在一方面市場地理範圍跨地區、跨國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費品、工業品種與空間的擴大；最後是「長度」：也就是時間維度。這體現在今天的財富和未來的財富之間的距離縮短了，股票和其他金融證券使人們把收入，財富在不同時間之間進行轉移配置變為可能，其結果是縮小了過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來收入之間的差別，把未來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間的距離「長度」縮短了，讓預期的未來財富能方便的轉變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財富。當然財富的創造力在「深度」、「廣度」和「長度」三個維度的發揮，又取決於一國的制度，包括產權保護體系、契約執行體系及保障市場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各國雖然在這三個維度上的差別是其制度質量的最終反映，也是決定國富國窮的核心維度。

在本書中，作者主要是針對以下問題做出解釋：

一、中國近幾十年為何能創造出如此令人驚嘆的經濟奇蹟，而以前的改革則不能？

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毋庸置疑的就是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讓老百姓從「為別人幹活」改為「為自己幹活」，給了經濟極大地激勵。第二點便是目前國際社會的制度同質化，經過500年的構建和演變，世界秩序已不再以野蠻和暴力為基礎，不僅原來沒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國家已基本建立了法治體系，而且各國的法律，政治制度也已經相當的同質化，特別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證券類法律方面，是的跨國貿易的成本大大降低。最後一點就是資本全球化帶來的「西計東漸」，使得中國的現代工業製造技術快速發展。正是這三點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蹟。

二、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

首先作者提出了疑問，目前中國的法治和產權保護還相當欠缺，可是這些年中國的GDP卻以令人矚目的速度保持高速增長，這是怎麼回事？難道中國特色還真的能使在其他國家成立的結論在中國就行不通嗎？真的是中國有中國的經濟學，西方有西方的經濟學嗎？

針對中國經濟的成就，作者的解釋為：促使經濟增長的資本包括自然資本、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即使一國的制度資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源卻出奇的豐富，那麼這兩種資本在一定範圍內彌補制度資本的不足，也就是說，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也相對很廉價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優勢在經濟增長初期可以彌補、對沖高制度成本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在制度資本欠缺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能增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其增長所以賴的行業是製造業，而製造業的發展和服務業的發展對制度環境有著截然不同的要求。總所周知的是，製造業遠比第三產業特別是金融業容易發展，前者所依賴的交易市場相對於後者不容易被騙（儘管在絕對意義上任何產品交易中都會有欺騙的空間），因此製造業市場的發展對制度的依賴性較弱。

從上面對中國取得成就的原因分析已經可以看出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的原因必定出在制度資本的欠缺上面，為了彌補制度成本、規避交易風險，人們不得不格外勤奮，不惜一天多工作幾個小時，還要忍受少哪些收入。就像茅於軾先生所說，我們中國人是那麼地勤奮，卻還是那麼窮，原因在於我們不得不為制度成本付出高昂的代價。

三、為什麼我們需要民主和法治？

民主和法治固然是高尚的理念，但它們顯然並不必然意味著經濟的高效率和政治的穩定和繁榮，即它們並不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

民主與法治自身不創造收入，但它們可讓同樣的勤勞創造更多的收入，讓同樣的努力創造更多的財富，或者是為了同樣的收入只需要付出更少的勞動。目前中國還存在許多問題，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第二，各類行政管制，逼著大小單位、各類企業、公務員個體戶乃至大學教授都去跑關係，需要審批，迫使體制內外、大小官員、是官非官的每天都要話費幾小時去泡飯局，耗費青春，延誤企業發展；第三是由於對契約權益、私人產權保護不可靠，執法機構缺乏公信力，要麼使許多創業行為和交易無法進行，要麼就是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間創業傾向。

中國的經濟增長是靠人們辛勤勞動掙來的，是勤勞克服制度障礙才得來的，來的很辛苦，試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夠大大減少，中國人的勤勞所創造的財富會不會高一些呢？勤勞與否決定了飯碗裏有沒有飯喫，而民主和法治決定了生活品質，決定了是否能不用那麼辛苦收入照樣能增加。

四、中國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應該歸咎於市場化改革嗎？

傳統上，我們總是把資源配置應該由政府還是市場主導的問題與選擇公平還是效率的問題等同起來，好像政府就等於公平，選擇由政府配置就等於實現了公平——沒想到，公平只有在與之匹配的權利制約機制下才能得到保證。

市場化改革並不是收入差距增大的根源，它只不過是把本來一直隱蔽的、深層次的制度機制問題以更誇張的形式表露出來。換句話說，市場改革是問題的表象，權力制約機制缺乏纔是收入差距增大的本源。今天中國的現實是，資源配置、收入增長機會即不受效率原則，又不受公平原則支配，而是由權利原則決定。在這種起始條件下，最好是市場化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同步進行。通過減少政府對資源配置的控制，至少能把不受制約的權利儘可能帶來的收入機會扭曲收縮到儘可能小的程度。

本書的文章結構相對獨立，語言簡單，所以閱讀起來很輕鬆。針對許多社會現象作者給出了自己的經濟學解釋，但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陳志武先生是一位純粹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因此本書中多處強調自由經濟對財富增長的益處，而對自由經濟的風險卻並未提及。並且，我認為本書中在產業結構相關內容方面存在過分強調第三產業的情況，第三產業的確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作用，但經濟危機發生時，往往首當其衝收到巨大影響的就是第三產業，實體經濟往往是一國經濟的基礎，因此過分發展第三產業往往會導致巨大的經濟泡沫，最後導致危機，而多次產業協調發展才是最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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