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育論場(ID:Edutalking)

作者 | 陸思齊


“開槍後的李曉明並未離開現場,而警方趕到之後是立刻將他制服逮捕,本案爲臺灣近五年來死傷最多的隨機殺人案,也是電影街有史以來首起致命攻擊的犯罪事件......”


這正是《我們與惡的距離》開頭的一幕,也是整部劇最重要的敘事線索。


劇中,李曉明利用自制槍械在臺北電影街無差別掃射行人,最終造成九死十二傷的慘劇。時間來到兩年後,法院判處李曉明死刑。然而在行刑前,公衆發現李曉明的父母自事件發生後道過一次歉以外,從此銷聲匿跡。


得知孩子成爲殺人犯,恐怕是李曉明父母此生最驚恐的時刻。


“全天下沒有爸爸媽媽會花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是我們太自私、太忙,都沒有時間跟小孩講話聊天,纔會教出這種變態。”


一對老實本分的夫妻,最後也沒成想自己的孩子會走上殺人這條路。



因爲無法承擔公衆指責和受害人賠償,李曉明的父母選擇隱姓埋名。他們賣掉麪店躲到鄉下,不戴口罩不敢出門。爸爸酗酒度日,妹妹在家輟學兩年,直到家人爲她改名李大芝後纔敢外出工作。


李曉明的處刑對他們反而是一種解脫。人若在世,一輩子都會因爲“家裏出了個殺人犯”被人指指點點;人若離去,再不好的事情都會隨着時間沖淡。


李大芝對這樣的境遇顯得無奈,她內心對受害人感到愧疚但又想保護父母,難以化解的矛盾情緒還是驅使着她去送了哥哥最後一程,但這樣的“冒進行爲”也讓她的父母又一次暴露在了鏡頭前。


在品味新聞臺的辦公室,她帶着憤恨的心情質疑着暴露兇手家屬的行徑,大聲地吼道:


我哥是殺了很多人,但我跟我家人連活下去的權利都沒有嗎?



這個問題的另一個維度其實是:


孩子成爲殺人犯,家庭是否應該成爲第一責任人?


線索一


十一年前,同樣一起無差別殺人案真實地發生在東京鬧市區的秋葉原。中午12點半,一輛貨車以4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闖過紅燈,衝進步行區,撞倒碾壓5名行人。


事發突然,人人都以爲這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然而卡車停住後,司機加藤走下車來,一邊大喊着:“殺了你們這幫混蛋!”,一邊手持利刃衝向路人和施救者,連續刺傷12 位民衆。


加藤的行爲震驚了整個日本,歐洲媒體在報道此事時更是驚呼:“日本再也不是曾經那個友好安全的國家。”整件事的惡劣程度之重,讓公衆不由地開始反思追問:


“是什麼造成了加藤的屠戮行爲?我們的社會到底怎麼了?”


隨着真相的揭露,人們發現導致加藤無差別殺人背後的首要原因在於家庭教育的錯位。


1982年,加藤出生於本州島的青森縣青森市。因爲家教嚴格,從小學開始,加藤便表現優異,一直都是班裏成績最好的那部分學生,並且還在市級珠算比賽上拿過第二名的好成績。


據當地一位老人回憶,加藤母親對孩子的教育異常嚴格,還沒上小學就讓他們學很多東西。在寒冷的冬天,爲了鍛鍊兩個孩子的意志力,母親會強迫他們穿很薄的衣服。此外,她還禁止兒子去同學家玩,尤其是和女同學一起出去玩。平日裏外出遊玩的時間也不許超過40分鐘,回家後還要報告在一起玩的同學是誰、學習成績如何等等。和差生來往,是被他們母親絕對禁止的行爲。


“她總是檢查我們的作業,我們把這稱作‘審查’。她事事追求完美。”弟弟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母親的教育方式。


轉折點發生在加藤15歲這一年,當時加藤考進了當地名校青森高中,但進校後的學習成績卻大不如前。他感覺到母親對自己的關愛越來越少,甚至對大喊到:“你不要我了!”


也許是一種戀母情節的顯現,加藤從此對母親充滿的怨恨,最生氣時會用裁紙刀在牆壁上挖洞。隨着怨念的加深,這個洞也被他越鑿越大。三年過後,牆面上竟留下了一個直徑近半米的大坑。


這種情況並沒有隨着加藤的長大而得以釋懷。高中畢業後,加藤沒有隨了父母的意願去報考醫學院,而是選擇了岐阜縣的中日本自動車短期大學。而他那個家教嚴厲的母親,在此時切斷了對加藤的經濟資助,母子二人就此分道揚鑣。


進入社會後的加藤,工作也不是很順利,久積的怨恨讓他感覺被社會拋棄,沒有人真的關心他。於是一出慘案最終發生了......


線索二


陝西米脂的一夜成名是在2018年的春末。


4月27日傍晚,趙澤偉順着米脂縣第三中學放學後的人潮逆向而行,一路刺傷剛剛放學走出校門的學生,最終造成21名學生受傷,其中7女2男死亡。


事發後,警方的初步調查結果顯示,犯罪嫌疑人交代其在米脂三中上學時受同學欺負,遂記恨學生,持匕首殺人。但另一方面,財新記者調查發現村民對趙澤偉的印象仍停留在“內向”、“沉默寡言”上,他們甚至表示已經多年未見過他。


性格孤僻可能是他行兇的原因。


也有一位村民表示,趙澤偉這兩年一直在家裏,不出門就在家裏玩網絡遊戲。“我到他們家借電鑽,問他,你媽呢,說不知道,他就是戴着個眼鏡坐在那,電腦上趴着。”在鄰居的眼中,網絡遊戲是一種禍害。


但趙澤偉的父母認爲他是因爲小時候在學校受到欺負,長大後得了抑鬱症纔會做出如此行爲,爲此他們還出具了一份病歷,但後來未被警方採納。


趙澤偉生活的家庭還算幸福,在他上面有兩個姐姐。2017年,二姐結婚時將房子重新順帶翻修了一遍,牆立面貼上了白磚,看起來整座屋子都處於當地中上等水平。在和家人相處的過程中,趙澤偉也沒有與他們出現過大的矛盾。在米脂三中上學時,趙澤偉的母親甚至專門在家爲他做飯,直到畢業。


在法院的最終判決中,趙澤偉因工作、生活不順而遷怒無辜,心生怨恨,繼而圖謀報復,持刀瘋狂捅刺放學學生,發泄私憤的理由被處以死刑。然而他心生怨恨的最終原因,到現在也不得而知,但至少家庭因素對他犯罪行爲的影響顯得不那麼重要......


一個引論


每個人都可以成爲法官,但也可能成爲兇手。


1995年,Patrick Fagan研究發現,家庭結構和教育方式最終會影響到孩子青少年時期以及成人後的犯罪行爲。


上世紀的最後三十年裏,暴力犯罪的增加與父親遺棄家庭的增長率呈現出共振,父親遺棄家庭成爲高犯罪率社區的特點之一。相關統計數據進一步顯示,生活在當地單親家庭中的兒童百分比增加10%,青少年犯罪率就增加17%。


社會福利體系也有所體現,單親家庭的孩子比完整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在晚年時出現貧窮並且對公共福利形成依賴。


家庭與孩子潛在犯罪行爲的關聯除了父親角色的缺失,還包括母愛給予不當、離婚、家庭暴力、父母犯罪以及與孩子平等關係共計6個方面。


看到這裏,如果你對這些研究結論採取全信的態度,恐怕略有偏頗。因爲這些研究成果的經驗性依據還停留在二十多年前,而像無差別殺人案也是近十年來才密集出現,這類犯罪的成因至今尚未釐清。


刑法學博士趙天水嘗試以社會成因的角度對無差別殺人進行相關研究,他提出從制度之維、道德之維、文化之維三方面來具體看待這種犯罪行爲的成因。


出現在我國的無差別殺人案件主犯大多來源於農村,或許是差異明顯的城鄉經濟結構讓從小在農村長大的孩子一時難以接受。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下,一點點不滿情緒和壓力都容易被激發、擴大和極端化。


思想的焦慮、內心的恐懼、對生活的擔憂極易轉化爲仇視情緒。


此外,道德困境也可能造成犯罪行爲。當代輿論對成功的定義過於急迫,在媒體以及公衆視野中的成功楷模越來越年輕化和神化,個人在面對成功差異時往往出現心理扭曲,繼而產生與社會價值取向與道德規範相悖的行爲。


但是,制度與道德成因對殺人犯罪並不能起到決定性的鑑定作用,社會因素導致犯罪的運作原理複雜且精密,個人思維模式的形成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如果只信其一而不能擁有全局觀,最終必然走向偏執觀點。


因此合理看待當前青少年以及成年人的犯罪行爲,更需要有多方面的考量,尤其是互聯網日漸成爲社會基礎設施的今天,個人心理觀念的形成離不開網絡信息的干擾和社交媒體的影響,家庭教育形成公開犯罪的比例在下降。


如今,公衆對家庭在個人教育中的角色已經有了越來越多的討論。趙天水認爲增強個人的獨立性和團體意識尤爲急切,爲此他提出了一個頗有建設性的意見:


個人不應過度依賴家庭,但也不應嚴重脫離家庭,保持個人與家庭之間的合理關係使得公民在體會家庭溫暖之餘,打消犯罪的想法。


對於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角色和尺度,或許是時候重新建立了。


參考資料:

1、《米脂中學生遇襲事件:警方在嫌疑人家中搜出數把匕首 》,財新

2、《The Real Root Causes of Violent Crime: The Breakdown of Marriage, Family, and Community》,Patrick Fagan

3、《司機撞傷了人,不救助,卻下車繼續殺人!原因竟是...》,法治週末

4、《米脂無差別殺人事件》,故事硬核

5、《我國無差別殺人犯罪的研究現狀、社會原因及預防——以菲利三要素說爲視角》,趙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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