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孔子聖績圖》圖冊，絹本設色，共39頁，頁縱60釐米，橫40釐米，美國聖路易斯美術館藏

孔子很少談錢的問題，《論語》中說：“子罕言利”。

這一說法，差不多得到了公認。一般觀點大都認爲，孔子對錢差不多采取了迴避的態度，那麼，爲什麼“子罕言利”？孔子不談錢的原因究竟在哪裏呢？

是因爲孔子不愛錢嗎？

顯然不是。

孔子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也就是說，如果可以得到錢（富）的話，即使去當個司機（執鞭之士），孔子也會去做。孔子是堅定的貴族制度與貴族生活的捍衛者，充滿了理想主義精神，而他居然說，他願意選擇一個在貴族時代很卑微低賤的工作去賺錢。

很多人由此欽佩孔子的真性情，說話簡潔而真實，一點也不做作。

可是，這好像又不太像儒家的作派。

在大家印象裏，千年以來的儒家是不太談錢的，只有俗人、商人才會談錢，而這樣的人是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所不恥的。

對於這種矛盾與疑問，儒家有解釋。

《論語·里仁》一篇中就有閃光的句子存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同一篇文字中，還有更詳細的解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後面這句話，講起來比較麻煩，於是，最終被扼要概括爲更爲今天公衆所熟知的八個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孔子聖績圖之楚王使聘圖》

儒家的財富觀由此變得清晰明確：首先，“君子”是可以“愛財”的；其次，雖然可以“愛財”，但獲得財富的方式要“有道”。

問題解決了嗎？

沒有。

因爲這八個字仍然有點不清不楚——

取之“有道”？什麼才叫“有道”？儒家取得財富的“道”又是什麼呢？

這纔是最緊要處！

要想剖解儒家的價值觀，就必須把這個“道”弄明白。

實際上，千年以來，代代儒家已經身體力行，形象地演繹着這個“道”，只是沒有大張旗鼓地說出來。而要破解它，我們需要讀懂儒家的終極價值觀。

什麼叫終極價值觀？

簡單說，就是在儒家乃至於孔子心目中，一個人在社會中能夠達到的最理想、最頂級的終極生活狀態是什麼樣子。

這就好像在今天，有人問你，你認爲誰代表着最理想、最頂級的終極生活狀態呢？

馬雲？比爾·蓋茨？喬布斯？袁隆平？

對這一點，孔子自己閃爍其辭，或者說史籍記載語焉不詳，我們站在好不容易找到的緊要處，卻如墮雲霧。但是，中國著書立言的傳統，使得我們仍然可以從儒家留下的文字間細細揣摩，尋找蛛絲馬跡，然後順藤摸瓜，發現其中的祕密。

《孔子聖績圖之爲委吏圖》

在《中庸》一書中，儒家對於周武王留下了這麼幾句熱情洋溢的評價——

按照《中庸》的記錄，這一評價是孔子說的。這一點很難確定，但肯定是儒家說的，更重要的是，這一評價明顯代表了儒家的評判標準，也非常接近孔子的終極價值觀。

這個終極價值觀是什麼？

請看仔細——

我們把這個終極價值觀和儒家自身的歷史軌跡結合在一起看，嚴絲合縫！

這種現實的追求，就是儒家的心嚮往之，孔子也是一樣的。說儒家是入世之學，鐵證如山。

那麼，既然儒家如此推崇財富、地位，這一點爲什麼在孔子身上體現得不明顯呢？

因爲，孔子追求財富、地位有一條不太明顯的途徑：儒家取之有道的“道”，是一條“隱祕”之路。

在孔子看來，財富與社會地位應從哪裏來呢？

答案是，從一個人的賢能中來，用一個人的賢能來獲取。

在孔子看來，在理想的社會中，君主以禮來治理天下，而要維護這種禮的秩序，君主就要依靠賢人君子，社會財富、地位也自然而然地按照賢人君子的賢能程度來分配：賢能程度越高，社會地位越高，財富也就越多。儒家以爲，用這樣的價值標準梳理社會，整個社會就會形成羨慕賢能君子的風氣，禮的社會秩序也就由此穩固了。

從這個價值觀裏，我們依稀已經看到了中國的歷朝歷代。

《孔子聖績圖之昭公賜鯉圖》

那麼，什麼纔是評價賢人君子的標準呢？

那就是對於禮的遵從，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種美德——仁、義、禮、智、信……這些最終全部可以兌現爲財富價值。因此，當你看到“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樣的詩句，千萬不要以爲是勵志的雞湯！

在孔子心中，你只有具備了美德，才能談是不是賢人君子，而只有成爲了賢人君子，你纔有資格去要求社會地位與財富。這裏有一個先後順序。孔子是不可能撇開賢人君子的前提，而去談獲取地位、財富的，這就是所謂的“道”。

你要上這個“道”，首先要修身（成爲賢人君子），至於你會不會因此而獲取到財富、地位，這個很難說，就要看所謂“天命”了。

一個賢人君子，在落魄不堪的時候也應該是一個賢人君子，否則這個賢人君子不就是假的了嗎？所以，孔子稱讚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也所以，孔子的財富觀纔會是看上去那麼豁達理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請注意，“君子好財，取之有道”——這個“道”，並不是今天我們對良心商人的評價，因爲，它與商人求富的道路大相徑庭。

 《孔子聖績圖之爲乘田吏圖》

商人的本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財富與道德之間，也就是“利”與“義”之間，“利”肯定是第一位的。但在孔子的系統裏，一個賢人君子應該“賤貨貴德”。

這個“賤貨”並不是真的“賤貨”，只是“貨”的地位排在“德”的後面，先“德”後“貨”，以“貴德”的方式，即通過“不要財富”“捨得財富”的方式來收穫財富，這就非常難了！

當今，很多人喜歡談“捨得”兩個字，以爲是道家的辯證法，其實，這是儒家最拿手，也是最頂尖的學問，當然，也是極難的學問。由於深知這種難度，所以，孔子會在他的當司機求富的例子後面補充說：“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儒家與商人的分野，最終演化爲儒家對商人的極度貶低，然後把商人在上千年時間裏用道德壓在最底層——你們不是賢人君子，不是社會主流，更不是社會支柱，只是邊緣人而已。

所以，孔子看弟子中表現出的商業才能，纔會像看一個人會表演雜耍一樣：驚其技巧，不以爲然。他曾感嘆說，像顏回這樣的，學問與道德都算是可以了吧，可是他總是達不到財富的目的，端本賜這傢伙不按我說的來，去做買賣，結果每次行情都給猜對了。

 《孔子聖績圖之去魯圖》

分析到這裏，我們發現，儒家思維的致命弱點也暴露無遺，那就是，他們缺少另一種更合理的思考方式，即今天我們人人都知道的法制環境的創建。

在好的法治環境中，商人就會成爲有約束、有道德感的人；反之，在一個糟糕無比的法治環境中，不僅商人不會成爲有道德感的人，那些順着“賢人君子”之道成長的人也同樣沒有空間，反而被異化了。

這當然不能完全歸咎於儒家思想，因爲在帝制時代，構建帝制存在的前提是權力結構。法治的精髓是人人平等，這是無論哪朝哪代帝王都無法接受的。而爲了維持這種帝王權力結構，就必須擡高儒家地位，極端強化儒家思想的某些層面，鞏固政治等級，同時打壓商人，把他們妖魔化。

商人的命運就此被註定了。

不過，商人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他們比較真實，重利就重利吧，小人就小人吧，從揮金如土中尋找平衡也就是了。真正難過的，倒是這些儒家教育出來的讀書人。揹着道德感的他們，時時面臨着巨大的壓力——人生要不斷在利與義之間取捨。

 《孔子聖績圖之賜藥圖》

艱難的儒家之路，即取之有道的“道”，實在是太不好走了！

很多儒家門生最後只能選擇精神分裂——明明只能流於世俗，甚至爲了個人私利，去做那些卑鄙無恥的事情，然後還要慷慨激昂地拿出聖人寫的語錄來爲自己言行尋找藉口遮羞。所謂“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是一個悲劇的雙輸結果，在實際生活中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與法治精神的相悖，最終釀成了近代的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被儒家文化浸透直至骨髓的中國人，怎麼忽然與孔子有如此深仇大恨？實際上，這種衝突其實並不是針對孔子的，甚至都不是針對儒家的，而是針對那些利用儒家文化來維護權力社會，阻礙社會向人人平等的法制社會過渡的力量，這是中國向現代社會過渡必須克服的障礙，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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