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好東西】

　　嚴復翻譯《天演論》

　　將“進化論”介紹到中國，始於嚴復翻譯《天演論》。

　　1896年嚴復決定翻譯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Evolution and Ethics”，直譯應爲“進化與倫理”，嚴復將它翻意譯爲“天演論”，表明了他對“進化論”的理解與選擇。

　　他在自辦的《國聞報》上連載，直到1898年戊戌年夏季，桐城學派古文大家吳汝倫讀完手稿，激賞之後，慨然爲譯者書作序，《天演論》譯稿才正式出版。

　　翻譯赫胥黎《天演論》之前，嚴復已經瞭解了達爾文《物種的起源》，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斯賓塞的諸多著作。他原打算翻譯並介紹斯賓塞的思想，但斯氏著作繁多，很難擇定，猶疑之際，他發現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學》不失爲一個更好的路徑。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英國皇家學會會長，一位嚴謹而才華橫溢的科學家。作爲達爾文的朋友，他在倫敦積極宣傳並介紹《物種的起源》。可赫氏並不完全接受達爾文“漸進主義”等諸多觀點，但他捍衛達爾文的“天擇”說。這似乎也可以用來解釋嚴復爲什麼選擇《進化與倫理學》並將它意譯爲《天演論》了，但嚴復只選擇該書的前半部分，“導言”及有關“進化”的部分進行翻譯，放棄了後半部分的“倫理學”。

　　嚴復的選擇意圖，國人無不心有慼慼。甲午戰敗難道不是“天擇”？救亡圖存迫在眉睫。不光嚴復無暇，那時的國人幾乎無暇考慮進化之於人類的倫理問題，雖然已經是1898年初了，但並沒有出現像1881年日本輿論界對《人權新說》反駁的那種爭論，輿論幾乎一邊倒地亢奮於中國不能被“劣汰”了。

　　優勝劣汰之於自然進化，嚴復謂之“天擇”，所以他將《進化與倫理學》意譯爲《天演論》，甚至書中常有嚴復邊選擇性翻譯，邊加議論，以借題發揮，良苦用心昭世。魯迅先生說他“畢竟做過《天演論》”，不說他翻譯，只說“做”，是精準的評價，雖然魯迅也深受《天演論》影響。

　　嚴復在向國人介紹他翻譯此書的目的時說：達爾文的書，在歐美兩洲，幾乎家置一編，婦孺皆知，其學說主要有二，一曰物競，一曰天擇。

　　《天演論》一問世，舉國精英如久旱飲清涼，似乎悶在一湖池底的焦慮瞬間沸騰起來，這焦慮無關個體心理或心靈，而是與國家命運、種族傳承相關。一時，“天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新名詞很快成爲報章刊物上的熱語，流行爲最活躍的字眼。

　　黃遵憲還把這些活躍的字眼寫進詩裏：1899年戊戌變法失敗的第二年，黃遵憲在《己亥雜詩》其二十寫到：

　　亂草刪除綠幾叢，

　　舊花別換日新紅。

　　去留一一歸天擇，

　　物自爭存我大公。

　　《天演論》中所主張的精神在詩中被活用了。前兩句寫六君子被殺，康梁被迫流亡，後兩句寫對天演論的感悟，所謂詩言志，表明他此時已皈依了“天擇”、“物競”之心。“大公”與“天公”同義，指自然趨勢的主宰者。

　　嚴復譯介進化論，依然自造翻譯用語，得到了梁啓超充分的認可。儘管梁啓超熟悉並且毫無障礙地使用日本新漢語在中國介紹進化論。不過看得出，他在使用嚴復的譯介時更傾注了一份摯愛。他在《新民叢報》上發表《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一文，就採用了嚴復的譯語——“天演學初祖”；在《清議報》上《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一文，也使用了嚴復的譯詞：“以天演家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蓋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

　　不數年，《天演論》風靡全國，中學校竟以《天演論》爲教材，有教師以“物競”、“天擇”爲題，啓蒙少年。受到啓蒙的少年們，有的甚至以“競存”、“適之”等作爲自己的學名字號。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回憶他在上海澄衷學堂時一幕，楊千里老師出國文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他還說，“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新語，漸漸地成爲憂患中國將來的愛國志士們的‘黑話’”。那時，他已是一位進化論的擁躉者，對日本新漢語有關進化論的詞彙並不陌生，但中學生們所理解的這種國家種族之間的優勝劣汰，對於年輕氣盛的青年們是非常有號召力和感染力的。胡適本名胡洪騂，因《天演論》取“適者生存”之意，更名爲“胡適”，字“適之”。在1910年參加赴美留學生考試之時，他正式使用“胡適”之名。

　　將“進化”譯爲“天演”

　　據日本學者研究，嚴復在翻譯過程中，顯然迴避了日本新漢語“進化論”，並將“進化論”翻譯成“天演論”，將“生存競爭”譯爲“物競”，將“自然淘汰”譯作“天擇”，“人爲淘汰”譯作“人擇”。

　　爲什麼要將“進化”譯爲“天演”，嚴復給出瞭解釋，他說：雖然天運有變，但亦有不變者行乎其中，名之“天演”。其中“不變者”應該指“進化”本身，由天定奪，這纔是不變的鐵律。

　　“以天演爲體，以物競與天擇爲用。萬物競爭，勝負天擇。此爲萬物之道，而於生物之屬尤爲顯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果則歸於天擇。天擇者，擇於自然。斯賓塞所云：天擇者，存其最宜者也。”而“物競、天擇二義，皆發於英人達爾文。”

　　關於自創“天演”譯詞的動機，嚴復的答覆簡潔清晰。翻譯《天演論》時，日本新漢語“進化”一詞已流行十幾年了，他棄而不用，顯然以爲“進化”譯詞，不如“天演”表意精準。

　　不過，“進化”一詞，嚴復也不是絕對不用，而且多次使用，甚至在《天演論》中，還作爲小標題使用。那麼爲什麼嚴復不將書名譯爲《進化與倫理學》，而一定要用在日本人看來艱澀難懂的“天演”二字呢？日本研究者多數以爲，大概是他使用日本人創造的新漢語不舒適吧。日本研究者至今還認爲，嚴復在《天演論》中極力迴避使用日本新漢語，哪怕是傷透了腦筋，也要儘可能自造譯詞。但他們還是很興奮在《天演論》中看到了“進化”一詞。

　　日本人首先意識到“天演”與“進化”所蘊涵的詞義不同。“進化”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爲自然進化，一爲人爲進化。嚴復洞悉“進化論”內涵，所以他說斯賓塞以爲“天演自然言化”，即進化是自然的演變，自然的選擇。不過，日本學者細膩精明，他們還是找到了“天演”二字的毛病。他們以爲，“天演”的“天”確實是“自然”之天，但“天”在中國傳統文化裏，同時還是比天更至高無上的神，天有神性。達爾文的進化論是敦促人類走向理性，並與宗教性的妄想絕緣，認清優勝劣汰的進化秩序。而“天演”一詞，會讓人聯想到對“天”的宗教性期待，因此，《天演論》給中國人的衝擊，除了迫在眉睫、飢不擇食、救亡圖存的焦慮外，也許還額外帶有某種神聖感的接納。

　　平野健一郞將美國學者本傑明·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的《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一書翻譯成《中國近代化與知識人——嚴復與西洋》（中文譯名爲《尋找富強：嚴復與西方》），書中有這樣的句子：“嚴復翻譯的新漢語，大部分在與日本翻譯的日本新漢語的“生存競爭”中敗北，而且逐漸消失。”的確，嚴復苦心經營的譯語，一時爲同道們所愛用，但逐漸化作“死語”，在中國關於“進化論”的成語，普遍使用日本新漢語。

　　如193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嚴譯名著叢刊，《天演論》卷末附有註釋，將當下使用與進化論相關的成語與嚴譯進行了對照：嚴譯“天演”（Evolution），今通用“進化”；嚴譯“物競”（Struggle for existence），今通用“生存競爭”；嚴譯“天擇”（Selection），今通用“天然淘汰”；嚴譯“人擇”（Artificial selection），今通用“人爲淘汰”。

　　民國人習慣用“天然淘汰”，與日本新漢語習慣用“自然淘汰”稍有不同，其他均置換爲日本新漢語，而日本新漢語“進化論”一詞，如今已普及漢字文化圈。民國爲什麼偏偏要將日本新漢語的“自然淘汰”換作“天然淘汰”呢？雖然都使用漢字，但關於“自然”一詞的聯想，中日兩國還是有差異的，甚至異趣若干。中國人如果說“自然”，無論如何都會想起《老子》的“道法自然”之“自然”，隨後的聯想，必然是“無爲”，以及與“無爲”相對的“人爲”。所以，要想使nature具有意義，在中國最好使用“天然”一詞。

　　以梁啓超的影響力，使用並推廣嚴譯天演論的相關新名詞，應該會迅速擴散並普及開來。但是從甲午戰敗開始，到1900年日本以列強身份加入八國聯軍，受到刺激的中國士人開始刮目看日本，加上留日學費低，大批留學生從西洋轉而踏上東洋留學之路。第一批東洋留學生歸國後，大量譯介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譯介的西學著作，嚴復當然抵擋不住。不過，如今國人理解了嚴復，嚴復關於進化論的譯詞再次復活。

　　當赫胥黎不厭其煩地闡釋達爾文的進化論並因此得到聲譽之際，卻發現他要努力經營的，是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相反的旨趣，他必須堅守人類的倫理性價值，這纔是赫胥黎第一關心的。

　　嚴復不關心赫胥黎的“意圖”，而更關注斯賓塞，他將赫胥黎作爲斯賓塞之流的“末流”。其實，赫胥黎連“末流”都不是，他與達爾文對斯賓塞同樣不滿，甚至更過之，最終成爲斯賓塞學說的攻擊者。據史華茲說：“赫胥黎對斯賓塞非難的本身，卻給嚴復提供了維護斯賓塞見解的好機會。《天演論》中，隨處可見他對斯賓塞學說的解釋，其中包含了許多對斯賓塞的讚辭以及對斯賓塞立場的辯護。”

　　“進化論”三人行

　　梁啓超、康有爲、章炳麟在彼時的中國，是推廣“進化論”三面旗手。

　　1896年，上海《時務報》創刊，連載梁啓超檄文《變法通議》。其中充滿了達爾文主義的政治激情，他反覆使用了日本新漢語“進化論”，以進化論爲全人類之“公理”。當時，他剛剛24歲，甲午戰敗，他痛定思痛，以爲失敗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中國進化之遲。因此，必須模仿日本的教育制度，推進近代意義的公立教育。如果固守目前狀態，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就會成爲劣敗者。

　　他在《論女學篇》中提出胎教。認爲由猩猴進爲人，由野藩賤族進爲文明貴種，應以胎教爲第一義。在“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篇，從理論到實際操作，他的進化之論頗具幽默感。

　　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於今日，凡數萬年，相爭相奪，相搏相噬，遞爲強弱，遞爲起滅。一言以蔽之曰，爭種族而已。始焉物與物爭，繼焉人與物爭，終焉人與人爭。始焉蠻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繼焉文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終焉文明之人與文明之人爭。茫茫後顧，未始有極。嗚呼，此生存相競之公例，雖聖人亦無奈。

　　夫世界之起初，其種族之差別，多至不可紀極，而其後日以減少者，此何故乎。憑優勝劣敗之公理，劣種之人，必爲優種者所吞噬，日侵月蝕，以至於盡。夫世界種族之差別，必日趨於減少，此自然之勢也。

　　寫到拍案叫絕處，他終於將“優勝劣汰”這條公理，用到了變法維新的實處，設新衙門廢舊衙門，就是一個劣汰的過程。舊衙門裏“有才而能任事者，仍可授新衙門之差遣。則新班之數日增，而舊班之數日減。此亦自然淘汰之公理也。”同時，他也沒有忘記《天演論》。那時《天演論》還未出版，但譯稿已成，嚴復給梁啓超看過。所以梁啓超說，“近譯者，有治功天演論、辯學啓蒙等書。”當然，在1896年這個敏感的沸點上，梁啓超已經投身變法圖強六年之久了，他知道日本“進化論”的翻譯概況，而明治維新28年的成功歷程，不正是一個“生存競爭之公例”、“優勝劣敗之公理”嗎？

　　1898年3月光緒下“定國是詔”，9月慈禧政變。梁啓超流亡日本，11月在橫濱創刊《清議報》，繼續輿論上的變法活動，“進化”語錄逐漸多起來，尤其言及進化，必關文明、人種興衰之運。他在《論中國人種之將來》中疾呼，劣汰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一大進化之根原而天運人事所未必不可避者也。”遭遇此際，那也是上天賜予中國人的一次自新機會，“嗚呼，以如此之民，而與歐西人種並立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寧有幸耶，寧有幸耶。”

　　1902年，梁啓超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爲重設“中國未來之人種”培育“新民”。而舊民是“中國所以不振”的根源，因爲他們缺乏“國民公德”，“智慧不開”，“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此時，他在日本，以“進化論”論證新民主張，使用日本新漢語新名詞，想必更加得心應手。爲人種而“新民”的理想，使他開始親近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化論之所以迅速傳播到中國和日本，不正是由於它所關注的亞洲後進性嗎？

　　康有爲也不例外地感染了進化論的焦慮症，並將這一焦慮稟明皇帝：“方今萬國交通，政俗學藝，日月互交，優勝劣敗，淘汰隨之。……臣每思之，恐懼無已。”他上奏《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折》中，引用了諸多與進化有關的日本新漢語，如：“列國競爭者，政治、工藝、文學知識，一切相通相比，始能並立。稍有不若，即在淘汰敗亡之列。”（“工藝”，指工業技術；“文學”，指社會學。）他在《請厲工藝獎創新折》中使用了“進化”一詞。據黃彰健推定，康有爲所呈奏摺，一般要經過楊深秀代奏，呈遞的形式爲《請譯日本書片》和《請議遊學日本章程片》，但內容不會大變。

　　康有爲年輕時，就關注維新後的日本社會“開化”的狀況，每有機會，就會購入日本書籍，後來集成《日本書目志》十五卷，其中生物學門類中關於進化論的有五部：《進化原論》、《進化新論》、《進化委論》、《通俗進化論》以及摩爾斯演講的《動物進化論》，使他在奏摺中，可以熟練地應用諸多有關進化論的日本新漢語。

　　將日本流行的各色進化論用語，介紹到中國的，還有一個人，那就是章太炎（1868-1936）。他多次流亡日本，是著名的知日派。1906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主編同盟會機關雜誌《民報》。同年在該報上，他發表了“俱分進化論”，提出人類社會進化是善惡並進，給當時日本以及中國正流行的“進化論”潑了一盆冷水，批評“直線進化論”和進化“終局目的論”。他認爲“優勝”不一定“劣汰”，相反“劣”也在進化。他說：“進化之所以爲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並進，專舉一方，惟言智識進化可爾。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生物本性，無善無惡，而其作用，可以爲善爲惡。”

　　雖然他還未意識到“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具有反人道傾向，但“具分進化論”針對人性給出了深刻的提示。人慾的進化是一柄雙刃劍，即便用之於地球進化史來看，善惡並進也比比皆是。如歐洲各國“人人皆有平等之觀，此誠社會道德之進善者。然以物質文明之故，富商大賈之與貧民，不共席而坐”，又是不平等的現象之進化。他認爲，日本維新以後，如中江兆民、福澤諭吉諸公，誠可爲東方師表，今其學術雖勝於前，然有不爲政府效用者乎？也從自由民主退化爲國家主義。再如中國，“自宋以後，有退化而無進化，善亦愈退，惡亦愈退，此亦可爲反比例也。”此一反例，實以進化論幽默了中國一把。

　　善的退化好理解，惡的退化呢？他解釋道：“朝有諛佞，而乏奸雄；野有穿窬，而鮮大盜；士有敗行，而無邪執；官有兩可，而少頑嚚。方略不足以濟其奸，威信不足以和其衆，此亦惡之退化也。”他的這番話正如龔自珍所慨的“偷無才偷”。有一點需要說明，就是他並不反對“進化論”，所謂“進化之實不可非”、“吾不謂進化之說非也”。進化論“三人行”中，影響最大的還是梁啓超，其影響力如加藤弘之於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