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黨史頻道，厡載《黨史縱覽》作者王永華（江西）

1958年，毛澤東在曾希聖陪同下視察安徽省委鋼鐵廠

曾希聖(1904-1968)，早年投身革命洪流，參與創建中央軍委情報局、新四軍第七師，開闢皖江抗日根據地；新中國成立後，他長期主政安徽，一度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政委。七千人大會上，遭批，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之後逐漸淡出政治舞臺。“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1968年病逝於北京。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希聖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往，並深得毛澤東的信任與支持，從而寫下了一段濃墨重彩、跌宕起伏的歷史。

毛澤東：“安徽的老百姓也很要這個活菩薩，正是一個尋鍋補，一個要補鍋。我看就讓他去安徽吧”

安徽省位於中國東南部，與山東、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河南6省毗鄰，自古以來爲兵家必爭之地。1952年皖南皖北行署合併時，由誰來擔任安徽省委書記這個問題，便擺在了中共中央領導人面前。對於這一問題，毛澤東則顯得胸有成竹，說：“曾希聖跟我漏過風，想在安徽幹出點名堂；安徽的老百姓也很要這個活菩薩，正是一個尋鍋補，一個要補鍋。我看就讓他去安徽吧。”毛澤東話音剛落，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異口同聲道：“同意！”於是，中央便任命曾希聖擔任安徽省委書記、第一書記，曾希聖就此開始了長達10年的主政安徽的生涯。

曾希聖能獲得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的信任，離不開他卓越的工作能力以及爲中國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也離不開毛澤東和他的相識相知。

1931年4月，在黨內擔任要職的顧順章、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黨在上海的祕密鬥爭形勢急劇惡化。根據黨中央和周恩來的安排，中央機關和中央軍委機關緊急疏散。同年12月，曾希聖祕密到達寧都紅軍總司令部。在這裏，他見到了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初見曾希聖，毛澤東和他熱情握手，哈哈大笑着說：“無產階級有人才啊！我們的隊伍裏已經有了一個希賢，現又來了一個希聖。共產黨有聖有賢，國民黨可要可憐囉!”見曾希聖不解，毛澤東站起身來解釋說：“希聖是你，希賢是鄧小平的原名，他現在是我們的京官（這時鄧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曾希聖恍然大悟：“鄧小平同志，我是久仰大名！廣西左右江起義名震全國，鄧小平、張雲逸誰人不知？他的‘賢’是名副其實，我的‘聖’卻愧不敢當！”

曾希聖到達中央蘇區後，任紅軍總司令部偵察科長。1932年參與創建中共中央軍委二局(情報局)，任局長。長徵開始後，1934年12 月上旬，二局偵獲敵人在湘西、湘南集結重兵，企圖圍殲紅軍這一重要情報。在這緊急關頭，毛澤東等人不顧“左”傾路線的高壓，力主改變行軍路線，得到了中革軍委大多數領導人的贊同。紅軍隨後進入貴州，佔領黎平，黨中央先後召開了黎平會議和遵義會議。遵義會議後，隨着毛澤東在黨內和軍事指揮上領導地位的確立，毛澤東對技術偵察工作更加重視和關心，並親自過問二局的工作。隨後，根據二局提供的情報，毛澤東指揮紅軍攻佔婁山關，二取遵義城，俘敵3000人，取得了長徵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給敵人以沉重打擊。根據二局提供的情報，毛澤東指揮紅軍聲東擊西，用兵如神，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不斷地調動敵人，我軍由被動變爲主動，大踏步地機動作戰，擺脫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成爲軍史上以少勝多的光輝範例。

後來，敵軍發覺紅軍情報人員可能破譯了他們的來往電報密碼，決定實行“狡兔三窟”的辦法，一天換一種密碼，有時一天換三次密碼。這雖然增加了軍委二局情報工作的難度，但仍然時常被二局破譯出來。敵人大爲震驚，驚呼道：“共軍真是神乎其神，我們的部隊趕往作戰地點，還在半路，他們就知道了！”爲了讓二局全面瞭解中央的作戰意圖，更好地分析敵情，以便給總部及時提供情報，紅軍渡過金沙江後，毛澤東毅然決定，凡中革軍委發給各軍團的重要電報，均抄送一份給二局。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對二局人員的安全和生活關懷備至。紅軍進入甘南地區時，由於敵情比較複雜，毛澤東親自向紅一軍團參謀長左權交代，要保證二局的絕對安全，一個人也不能丟。這樣，每天隊伍出發時，左權都親自站在路邊，檢查隊列，清點人數，直到二局人員全部走完了，才動身去追趕部隊。在一次休整期間，毛澤東還將他的馬匹和擔架，讓給二局的病號乘坐，他自己則隨部隊步行前進。曾希聖始終不能忘記，每當部隊或羣衆給毛澤東送來戰利品或慰問品時，毛澤東總是惦念着二局，總要分一些給二局的同志。

1935 年12 月，中國工農紅軍3個方面軍的技術偵察隊伍在陝北保安會合。12 月5 日，中央軍委決定，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的3個技術偵察部門正式合併，成立統一的中央軍委二局，由曾希聖任局長。12月8日，軍委二局和三局在保安舉行聯歡慶祝大會，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出席。開會之前，毛澤東對曾希聖說：“情報隊伍合二而一，你這個當局長的可更加神通廣大囉！”曾希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報告毛主席，家是大了，可是一個人口衆多的組合型家庭，這個家長不好當啊！”毛澤東一怔，忙問道：“你這個能識天書的人，又碰到什麼問題呀？”“是這樣的，有些同志產生了不安於位的情緒，想換換工種……”毛澤東說：“那我得好好講一講這個工作的重要性，幫你排憂解難。”大會開始後，毛澤東在講話時，針對二局和三局一些人在長徵結束後產生的不安於位的情緒作了一番開導和教育，並且特別強調了技術偵察和無線電通信工作的重要性。

在反“圍剿”及長徵中，曾希聖領導的二局爲中央軍委制定正確的軍事部署、指揮紅軍作戰，提供了許多準確無誤的國民黨軍事情報。對此，毛澤東作過高度的評價：“沒有二局，長徵是很難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着燈籠走夜路。”甚至還說過，“沒有曾希聖的二局，就沒有紅軍。”毛澤東還先後兩次爲紅軍的偵察電臺題詞：一次是“你們是科學的千里眼、順風耳”，另一次是“你們是革命的魯班石”。其他領導人對曾希聖領導下的情報工作也給予過高度評價，周恩來稱曾希聖是紅軍情報工作“創業的人”，還說:“搞情報工作，曾希聖同志可以稱得上是黨內稀有的神人!”長徵時任中央縱隊副司令員的葉劍英在1975年回憶說：“毛主席指揮英明，機動靈活，多謀善斷，把蔣介石的軍隊調來調去，就像放在手中玩那樣；四渡赤水，在龍裏、貴定之間不過30公里的地方，紅軍進進出出，來回穿插，局外人看來非常神奇，但我們心裏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靠二局軍事情報的準確及時。如果沒有絕對準確的情報，是不容易下這個決心的。”“曾希聖不簡單，是個可以認識‘天書’的人。”並說，“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曾希聖等同志提供的準確情報。”徐向前也回憶說：“《長徵組歌》中不是有這麼一句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錯，毛主席用兵確有過人之處，但他也是以情報做基礎的。”“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河時，中央負責情報工作的是總理、伯承、劍英、克農和陳賡、曾希聖、王諍等，對敵情也瞭如指掌。”

毛澤東邊看報告邊流淚，說：不解救人民，還叫什麼共產黨

1950年6月，皖北地區驟降暴雨，淮北地區受災慘重，百年罕見。時任皖北區黨委書記曾希聖向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報告寫道:“淮河水暴發，水頭高丈餘，波濤洶湧，如萬馬奔騰。沿淮羣衆聞聲相率攀樹登屋，呼號鳴槍求救，哭聲震野。洪水在老觀巷、鄧郢孜首先漫堤，平地水深丈餘，羣衆將小孩用布包起，牛用繩捆起掛在樹上。”在另一份電報裏報告：“由於水勢兇猛，來不及逃走，或攀登樹上，失足墜水(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統計四百九十八人。”毛澤東邊看報告邊流淚，說：不解救人民，還叫什麼共產黨！並在“被毒蛇咬死者”、“翻船而死者，統計四百九十八人”兩處劃了橫槓。8月5日、8月31日、9月21日，毛澤東連續批了3份關於淮北災情報告給周恩來。毛澤東在最後一份報告上是這樣寫的：“周：現已9月底，治淮開工期不宜久延，請督促早日勘測，早日做好計劃，早日開工。”政務院隨即召開治淮會議，通過《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11月，治淮委員會在蚌埠成立，曾山爲主任，曾希聖等4人爲副主任，實際上由曾希聖主持工作。

在毛澤東“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下，曾希聖和沿淮各地各級幹部廣泛動員，先後有1000餘萬羣衆投入了當時舉國矚目的治淮工程，形成了治淮熱潮。從1950年冬至1953年春，國家用於皖北的治淮經費達7億公斤糧食之巨，完成土方達2.9億立方。治淮貫徹“蓄泄兼籌”的方針，從修築堤防，興建水庫、水閘到開挖新河和各種渠道，形成了相當完整的防洪、蓄水、發電、航運、灌溉等除害興利的系統和網絡。經過連續多年的努力，建成了一批大型骨幹工程，如淮河中游干支流分流工程，佛子嶺、梅山、響洪甸、磨子潭大型水庫，淠史杭水利灌溉工程等。這些工程至今還發揮着巨大的效益。其中，修建佛子嶺水庫是治淮的一項重點工程。曾希聖在向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彙報《治淮方略》後，周恩來鄭重地對曾希聖說：“佛子嶺擔子重，會不會把你曾希聖的肩膀壓垮？”曾希聖響亮地回答：“壓不垮，共產黨人的肩膀是鐵打的，請總理放心！”在佛子嶺水庫建設過程中，曾希聖對施工人員說：“現在條件比較艱苦，我們一定要發揚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的精神，把佛子嶺水庫建設好。”一次，爲解決水庫移民問題，曾希聖輕裝簡從來到佛子嶺工地。晚上，他在茶油燈下閱看測量隊提供的水庫地形圖。次日，他又偕地質人員到工地的荊棘中瞭解壩址地貌與地點。他還在忙碌中接見了不少農民羣衆，聽取他們對建設水庫及遷移生產環境的意見。經多方努力最終佛子嶺水庫工程於1954年11月建成，防洪標準爲千年一遇。

毛澤東說：“你這個曾希聖是搞生產力的，是農業專家”

解放前，安徽是一個災害頻仍的省份，經濟基礎十分薄弱，生產水平非常落後，人民生活極其貧困，被稱爲“乞丐之鄉”。曾希聖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時，有人曾戲稱他是“乞丐頭子”。曾希聖笑道：“安徽窮，是事實，但窮可以變富，我非要把頭上這頂‘乞丐頭子’帽摘掉不可。”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呢？曾希聖提出：必須從恢復和發展生產力抓起；抓發展生產力，一定要從安徽的實際出發，發揮主觀能動性，多下苦功夫。安徽是個農業大省，要迅速發展農業，必須狠抓治水，興利除害。曾希聖在主持治淮工程、大抓水利建設的同時，又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反覆研究安徽特別是淮北、沿淮地區水旱災害發生的規律，並在1953年9月召開的省、地、縣三級幹部參加的省委擴大會議上，提出了“改種避災”的辦法，下決心通過改革來發展生產力。曾希聖倡導的“改種避災”農業生產改革是一項“綜合工程”，簡言之就是“三改”：改變夏秋兩季收成比重，擴大夏季作物面積；改種高產作物和耐水作物；改變廣種薄收的習慣。全省各地根據“積極領導，因地制宜”的原則，積極地、有步驟地推行“三改”，取得顯著效果。1955年，安徽糧食生產獲得空前大豐收，全省糧食總產量達到1152. 9萬噸，超過國家下達計劃894. 5萬噸的28. 88 %，比歷史最高產量的1953年增產244. 5萬噸。在工業方面，曾希聖根據安徽工業底子薄、條件差的實際情況，首先抓了煤、電和機械工業，然後一方面積極發展支農工業，興辦了一批農副產品加工廠、化肥廠；一方面大力開發本省資源，着重發展鋼鐵和有色金屬工業以及輕紡、化工工業。他還抓住大城市疏散的機遇，大膽引進資金、設備、技術和人才。從1955年開始，用了兩年時間，先後兩批從上海遷入100餘家工廠企業。他重視科技和教育，重視人才。鑑於安徽建設人才十分缺乏，他不惜代價從省外招引各類專業人員，敢於起用確有一技之長的“戴帽”科技人員。他的這種求實精神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使安徽在很短的時間內，便較快地改變了原先的落後面貌。

對曾希聖在安徽取得的成績，毛澤東深表讚許與支持。1956年1月，毛澤東聽取曾希聖關於安徽生產情況彙報後，說：“你這個曾希聖是抓生產力的，是農業專家。如果我們國家的省委書記都像曾希聖一樣抓生產力，那麼我們國家的農業生產就大有希望了。”並鼓勵曾希聖“要繼續堅持從實際出發，抓下去，抓出成效來”。同年9月，黨的八大期間，毛澤東又一次表揚了曾希聖，並安排他作專題發言。八大上，曾希聖當選爲97名中央委員之一，這在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中也是不多見的。1960年9月，中央下設6箇中央局，曾希聖被任命爲華東局第二書記。10月，由於山東饑荒問題嚴重，爲了扭轉山東局面，中央任命曾希聖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政委。在中共歷史上，一身而兼兩省第一書記的領導人是極少見的，此舉顯示了當時毛澤東對曾希聖的充分信任。

毛澤東風趣地說：“講自由嘛，你可比我自由多了。我到哪裏都要受限制呀”

對於部下與戰友，毛澤東向來是十分關心與愛護的；同時，對於他們的缺點錯誤，毛澤東從“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角度出發，也會進行真誠的批評。

曾希聖秉性剛烈，脾氣火暴，他任軍委二局局長時，工作一絲不苟，對部下要求很嚴，尤其是在任務緊迫的情況下，容不得半點懈怠和馬虎，工作出了差錯，他訓起人來毫不講情面，弄得人下不來臺是常有之事。儘管他對革命貢獻大，但別人對他的意見也大。1938年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軍委二局的人對他提了不少意見，其中，難免有些摻雜着個人意氣和片面不實之詞。曾希聖有點沉不住氣了，思想上結了一個大疙瘩。他一肚子委屈無處發泄，便徑直去見毛澤東。曾希聖向毛澤東訴說了大家提的意見有許多不實之詞，毛澤東吸着煙，微笑着傾聽，不說什麼。最後，曾希聖提出要求調動工作，毛澤東問道：“這是爲什麼呀？”曾希聖回答：“自己在二局工作時間久了，長期搞這項工作很不自由，想換個地方乾乾，自由些。”毛澤東笑了笑，風趣地說：“講自由嘛，你可比我自由多了。我到哪裏都要受限制呀。”說笑之間氣氛和諧多了。接着，毛澤東教育他要能聽取不同意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一番話使曾希聖解開了思想疙瘩，愉快地回去了。

“大躍進”中，曾希聖也提出過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在1958年的抗旱工作中，曾希聖提出的口號更是過了頭，《安徽日報》刊出的通欄標題寫道：“端起巢湖當水瓢，哪方乾旱哪方澆”。毛澤東看到後，批評曾希聖：“搞經濟事業跟做詩是兩回事。什麼‘端起巢湖當水瓢，哪方乾旱哪方澆’，我就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是端過的，那個巢湖怎麼端得起？”

曾希聖：“我們要讓老百姓喫肉，纔有臉把這官當下去”

20世紀50年代末，在曾希聖急於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安徽許多地方都發生了嚴重的強迫命令現象，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另外，在曾希聖錯誤的影響下，安徽省繼“反右派”嚴重擴大化之後，又進行了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黨內民主生活和社會政治生活受到嚴重損害，助長了“左”傾錯誤的發展。

在嚴峻的形勢面前，曾希聖開始醒悟了。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安徽問題我應負主要責任，我對人民犯了罪，我要戴罪立功。”他總結了農業合作化以來的經驗教訓，意識到要恢復農村經濟，必須給農民鬆綁，解放他們被壓抑着的積極性。他從工業生產計件工資和高級社時期有些地方實行包產到戶的辦法中得到啓示，決心闖出一條適合恢復農村經濟的新路來。在山東救災形勢略有好轉後，聽說安徽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爲此，他毅然辭去兼任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職務，回安徽扭轉危局。

1961年2月，曾希聖在蚌埠主持召開全省地、市委書記會議。中午的會議餐桌上，只擺着兩碗蘿蔔、兩碗白菜、兩小碟酸菜、每人3兩米飯。望着桌上的飯菜，曾希聖感慨萬千地說:“同志們啊！我們大家也都是大官了，卻喫着這樣的伙食！老百姓呢？他們恐怕連糠粑粑都難喫上呀！再不能這樣下去了！我們要讓老百姓喫肉，纔有臉把這官當下去！”在這次會議上，曾希聖正式提出思索已久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他說：“工業的生產責任制是非常嚴格的。工廠是把生產任務分配到車間，車間又把任務分配到每臺機牀，實行按件計酬，超產獎勵。這種責任制的辦法爲什麼不能移植到農業生產中來呢？”2月中旬，曾希聖召集安徽省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決定由他們先搞一個包產責任制的試點。2月下旬，安徽省委工作組選擇合肥市郊區的一個生產隊作爲試點，試行包產責任制。3月初，曾希聖主持召開安徽省委書記處會議，決定擴大試行責任制範圍。隨後，安徽省委制定了《關於包產到隊、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試行辦法草案》。在當時的環境下，率先搞“責任田”要冒極大的風險，但曾希聖卻義無反顧。他對省裏其他領導人說：“你們不必擔心，一切責任由我一人承擔。” 3月10日，曾希聖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華東組會上，介紹了安徽實行“責任田”的情況，大家表示“試驗可以，推廣值得考慮”。3月15、16日，他把試行“責任田”的好處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向毛澤東作了詳細彙報。這時，毛澤東瞭解到全國農村出現嚴重災情，正爲如何恢復農業生產、增加糧食產量而寢食難安，當得知實行“責任田”可以大幅度增加糧食產量時，便對曾希聖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10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聖立即給安徽省委打電話，興奮地說：“現在已經通天了，可以搞。”

然而，正當全省各地廣泛推行“責任田”的時候，毛澤東又讓時任華東局第一書記的柯慶施轉告曾希聖：“‘責任田’可以在小範圍內試驗。”這與3月15日毛澤東直接對曾希聖說的話含意有所不同，它限制了“責任田”的試驗面。爲此，曾希聖於3月20日給毛澤東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柯慶施寫了一封信，如實分析了實行“責任田”的好處和壞處，認爲好處明顯，大於壞處。毛澤東對這封信未表態。

在曾希聖的精心指導下，責任制在安徽推行得十分順利。7月12日，毛澤東乘專列到南方視察，途經蚌埠時，召見了曾希聖。曾希聖在專列上向毛澤東彙報了試行“責任田”的情況，並對“責任田”和評工記分這兩種辦法作了對比，強調“責任田”較之評工記分更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更有利於增產。他具體說道：“過去搞包產的辦法，只有生產隊長一個人關心，社員就關心自己的工分。現在試行‘責任田’的做法，不僅隊長關心糧食產量，社員也關心產量。社員們的生產熱情很高，幹勁也大，今年午季糧食大幅度增產，夏季田間農作物也長勢喜人。”

聽了曾希聖的彙報，毛澤東雖然更傾向以評工記分來克服平均主義，但由於此時全國形勢相當嚴峻，大部分地區農業的夏季產量持續下降，工業產品嚴重不足，財政赤字達到歷年最高水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安徽及少數實行包產到戶的地區，農業生產卻有很大改觀，可謂“風景這邊獨好”。因此，毛澤東繼續表示了對“責任田”的支持。他說：“你們認爲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並叮囑道：“如果‘責任田’確有好處，可以多搞一點。”

此後，對於包產到戶責任制的爭論暫時停了下來，“責任田”的推行速度大大加快。1961年8月中旬，安徽全省實行包產到戶責任制的生產隊猛增到佔全省總數的70.8%，到年底已達90.1％。1961年安徽全省糧食總產量實際上達到900多萬噸。由於糧食豐收，徵購任務超額完成，農民生活得到了較大的改善，農村非正常死亡得到有效遏制，大批外流人員也紛紛回家種“責任田”，“責任田”由此被農民稱爲“救命田”。

12月，毛澤東到蘇州視察，打電話叫來曾希聖，用商量的口吻說：“生產開始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指責任田）變回來。”曾希聖回答說：“羣衆剛剛嚐到甜頭，是否讓羣衆再搞一段時間。”毛澤東沒有明確表態。安徽省委認爲毛澤東既然沒有明確說不讓搞“責任田”，就可以繼續實行。可不久風雲突變，曾希聖搞的“責任田”遭到滅頂之災。

1962年初，曾希聖在七千人大會上因安徽在“大躍進”中刮“五風”嚴重而受到批判。會上也把實行“責任田”作爲一個問題提出來進行批判，說他搞“責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帶有修正主義色彩”。當時會議氣氛十分緊張，曾希聖連座位都沒有，只好自己拉把椅子坐到會場邊上聽批判。曾希聖本着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態度，深刻反思了自己的“左”傾錯誤及其後果，同時表明自己對“責任田”、農業“三改”和“河網化”三大舉措所持的保留態度。尤其是對於“責任田”，他堅持認爲，方向沒有錯，將來由歷史作結論。於是，會上有的人主張開除他的黨籍，有人提出要殺他的頭。這時，毛澤東發話了：“沒有曾希聖，長徵是不可想象的。殺頭之議，不要再提了!”此後，中央決定免去其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調離安徽，專任華東局第二書記，但這是名義上的，既不讓他出席會議，也沒安排他擔負工作任務，實際上是“賦閒”在家。曾希聖受到批判，牽連到下面的一批幹部，對此，他多次向中央和華東局表示：“責任田”是我提出推行的，責任由我個人承擔，不要涉及其他幹部。這體現了曾希聖勇於承擔責任和愛護幹部的優良品德。

196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東等省市的書記及南京軍區司令員、政委參加的會議，此時已經賦閒的曾希聖也到了會。毛澤東問及他的工作情況，他緘默不語，面色悽然。目視曾希聖良久，毛澤東緩緩地說：“沒有曾希聖，長徵是不可想象的！你們這些長徵過來的同志，爲什麼不給曾希聖分配工作？不要忘本，應當‘得人點滴恩，必當湧泉報’啊！”8月，因國家三線建設的需要，經毛澤東的批准，曾希聖轉赴成都出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後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衝擊，被毛澤東、周恩來派人接到北京京西賓館保護起來。1968年7月，曾希聖在北京病逝，時隔十年後獲得平反昭雪。

1988年7月，宋任窮、陳丕顯、葉飛爲紀念曾希聖逝世20週年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政策的指引下，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能夠在安徽率先起步，迅速推開，與希聖同志當年所倡導推行‘責任田’的實踐也是有內在聯繫的。”而曾希聖能成爲點燃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把火的先驅，是與毛澤東起初對曾希聖的支持和鼓勵分不開的。所以，責任田雖然最終夭折，但後人對於那段歷史及相關的人物應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