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儘管列寧與國家官僚主義的抗爭眾人皆知，但還有一點是不那麼為人所知的：盧文清楚地指出，列寧試圖用他提出的新治理主體——中央監察委員會來調整黨和國家內民主與專政的天平。他一方面確認蘇維埃政權的專政特質，一方面試圖在專政的最高層次建立起不同要素之間的平衡，建立一個相互制衡的系統讓這些要素髮揮同一個功效，就像一個民主政權內的分權一樣——當然這不過是一個粗略的比較。中央委員會躍升到黨員大會這一級，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為政策劃定邊界並監控整個黨的機構，而其自身則參與到一些更重要任務的決策中去……作為中央委員會的一部分，中央監察委員會除了完成它在中央委員會內部的職責，還要扮演監督者的角色，監督中央委員會本身和它林林總總的分支：政治局、書記處和組織局。中央監察委員會將在同其他機構的關係中擁有特殊地位。黨代表大會和它直接聯繫，以此保證它的獨立性，免受中央委員會或組織局及其行政機關的調解干涉。

檢查與平衡，權力的分割，相互制衡，這就是列寧對那個問題最後的抵抗、最後的答案——「誰來監督監督者？」在這種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設想里，有一種近似夢囈、完全幻想的東西：用一個由最好的教授和技術專家組成的「非政治」的教化性監督主體來獨立地監管「政治化」的中央委員會和它的機構——簡而言之，他是想用中立的專家知識確保黨的決策層處在監督之下。但是在這裡，一切的成敗都取決於黨員大會是否真正擁有獨立性，而這種獨立性實際上已經被取締黨內派系的決議破壞了，黨的最高機構得以直接控制黨員大會，把它的任何批評者都貶為「派系分子」。更讓人震驚的是，這種對技術專家的天真盲信是出自列寧，這個在其他問題上都完全明白「政治鬥爭容不得中立」這個普遍規則的政治家。不過，在他對中央監察委員會職責類別的「夢想」（他自己的表達）中，他做了如下的描述：

這個機構應該訴諸一些半詼諧的把戲，狡猾的策略，各種詭計或者其他類似的手段。我知道，在正經而真誠的西歐國家裡，這麼一種想法會把人們嚇壞，也沒有任何一個正派的官員會考慮它。但是我希望我們還沒有變得那樣官僚，關於這種想法的討論也不過是消遣和娛樂。我們為什麼不能把愉快和效用相結合呢？為什麼不能憑藉一些幽默或半帶幽默的把戲來揭露那些荒謬之事和有害之物呢？

這幾乎是集權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嚴肅」決策權的下流版復刻，政治運動里不講人情的那種知識分子，一個戴著白手套操弄詼諧、把戲和理性狡詐之處的特務……這一切，難道不是某種冷酷的分析者嗎？那列寧的計劃又為何悲慘地失敗了呢？（斯大林形式上支持他的想法，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實權完全遭到削除，成了政治局的從屬）這裡的問題並非是布爾什維克黨過於專政了——用拉康的話說，「作為主人話語發揮的效用過多」。雖說聽起來自相矛盾，黨的問題恰恰在於它作為主人發揮的效用還不夠，卻越來越多地成為一種普遍性話語了。這話從政治角度來看是什麼意思呢？

路易·阿爾都塞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做了精彩的敘述，他專註於意識形態的物質實踐，專註於作為一台「機器」的國家——它有一套自洽的運行機制，而這樣的機制不能被簡單地降格成社會鬥爭的象徵。相比於馬克思，黑格爾更加清楚地意識到國家的這種實質性力量，拒絕把國家看作是社會的附帶現象。馬克思最終認定，國家是某種「經濟基礎」之上的生產過程所產生的附帶現象，於是就此而論，國家就是由代表性的邏輯所支配的：這個國家代表哪個階級？此處的悖論就在於，正是這種對國家機器問題的忽視導致了斯大林主義國家，這種有足夠理由被稱作「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的誕生。俄國在內戰之中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許多工人因為投身紅軍對抗反革命而犧牲，這使得俄國在戰後事實上缺少一個足夠有力的工人階級。列寧自己也深深地為國家的代表性問題所困擾：現在，蘇維埃國家的「階級基礎」該是什麼呢？這個國家自稱為工人國家，它的工人階級卻被削弱成了少數群體，那麼這個國家到底代表誰呢？列寧所歸納的一系列可能的候選答案里漏掉了一個，那就是國家機器本身：一台由千萬人組成的有力機器，掌握著一切經濟政治力量——就和拉康引用的這個笑話一樣，「我有三個兄弟，保羅，歐內斯特，和我自己。」蘇維埃國家代表三個階級：貧農，工人，和它自己。或者，用伊什特萬·梅薩羅什的話來解釋：列寧忘記在 「經濟基礎」的框架下把國家的作用當成一個核心要素來考量。這樣的忽略不僅沒能阻止暴政國家掙脫一切社會監督機制並且發展壯大，反而為國家的無限制權力大開方便之門。我們只有承認，國家不僅代表其外部的社會階級而且還代表自身，才能夠提出「誰來抑制它的力量」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是怎樣從列寧轉到斯大林那裡去的？答案可以歸納為三個時刻：斯大林派接手政權前列寧的政策；斯大林的政策；以及由斯大林主義回溯而生的「列寧主義幽靈」（在正式的說法中如此，但在一些批判斯大林主義的說法中也有體現，例如「回到正統的列寧主義原則」這樣的口號在蘇聯的去斯大林化運動中就被提及）。所以，我們應當拒絕這個荒謬的遊戲，不要再「反對斯大林的恐怖，轉回到被斯大林背叛的正統列寧主義遺產」——「列寧主義」就是徹底的斯大林觀點。這種觀點把斯大林主義的解放性潛能和烏托邦理想撤回，轉而投射到一個更早的時期，這樣的一種姿態證明，斯大林主義的思想不能夠擔負這樣「徹底的矛盾」，難以承受緊張的態勢，無法真正解決斯大林計劃內固有的問題。所以，很有必要把「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真正核心和列寧在世時的政治實踐與意識形態區分開來：列寧真正的偉大之處絕不等同於斯大林派的列寧主義神話。

「這頭牲口奪過主人手裡的皮鞭來鞭打自己，意在成為主人，卻不知道，這只是一種幻想，是由主人皮鞭上的一個新結產生的。」 有人問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誤入何種歧途，而卡夫卡的這句評價難道不是最為簡單明了的嗎？那麼，從列寧到斯大林的這條途徑到底是不是必要的呢？唯一恰當的答案是黑格爾式的，是一種追溯式的必要性：一旦這條途徑被踐行，一旦斯大林贏得了鬥爭，那麼它就是必要的。而辨證歷史學家的任務就在於設想這條途徑的「形成過程」，列舉出在鬥爭過程中一切有可能改變事件走向的偶然事件。列寧的不足在於，他雖然意識到了根植於「官僚政治」中的問題，但對於它的重量和真正維度卻輕描淡寫地帶過了。盧文寫道，「他的社會分析僅僅基於三個社會階級：工人、農民和資產階級，而完全沒有把國家機器，這個已經把國內主要經濟部門國有化的國家機器，作為一個單獨的社會構成部分。」換句話說，布爾什維克們很快就發現他們的政治權力缺乏一個明確的社會基礎：他們以工人之名治國，而工人階級已經在內戰中戰歿大半，所以他們感覺自己好像代表著「一片空虛」。但，他們把自己想像成一種可以在社會上施加其意志的「純正」政治力量，而忽略了正在成為真正的社會權力基礎的國家官僚主義——它已經事實上「掌握」了物質生產的力量。並不存在什麼不依靠任何社會基礎的，「純正」的政治力量。除了這個暴力鎮壓機器本身，一個政權還必須要找到其他可以依靠的社會基礎。讓蘇維埃政權似乎停滯下來的這種「空虛」很快就被填補了，哪怕布爾什維克們並沒有看到這一點，或者說是不願意看到這一點。

這樣一個基礎本身就會阻止列寧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計劃——為什麼呢？用巴迪烏的存在與代表理論來說：列寧秉持反經濟主義和反宿命論的理念，堅持政治上的自主性。他一直牢記每種政治力量都「代表」了某種社會力量（階級），卻忘了這種再現出來的政治力量會作為一種從屬於它自身的獨立社會力量，反過來對那些「被代表」的階層施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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