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50年春天而来的斯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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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岁那年，加州男孩唐纳德斯通做了四个星期的粉刷匠，买来人生第一幅画；而当他76岁的时候，他已经为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捐献了五百多幅画作。

　　斯通与中国的相遇是一个充满巧合的故事。从06年到现在的每年秋天，他都会来到北大校园为英语系的同学讲授文学课。他在文学与艺术、西方与中国间穿梭，艺术是他的第二生命，中国像他的第二个家。他说他曾经因为自己没有画画的天赋而感到遗憾，但后来他想，至少他还可以欣赏。他的生命里不乏美丽的画作和可以吟唱的诗，这些东西持久地散发出浪漫的闪光。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坚定的力量支持着他，就是朴素而镇静的生活。他习惯于在畅春园食堂饱食一顿10元套餐，也照样为公园里春天开花的樱花树而喜悦。

　　明信片、一美元画作

　　与犹太女画商

　　每年离开中关新园的公寓时，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唐纳德·斯通教授都要给墙壁拍照，记录下每一张明信片和海报的位置，以便明年回来的时候再原原本本地贴回去。在他的卧室里，正对床的墙壁右侧贴着一幅海报，画上是伊甸园（the garden of paradise），这是他在这个家里最喜欢的一幅画，也是每天醒来第一眼看见的东西。这幅画的左侧是一幅中国画作。而在他纽约的公寓里，这个位置同样挂着一幅中国画——是他众多收藏里，唯一一幅为他而作的画。

　　那是1991年，斯通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派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第二次来到了中国。当时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吴冠中先生及其弟子的画作，其中一位弟子便是刘永明。斯通一下子被刘永明的画作吸引了，他想要认识这位画家。在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的时代，斯通只能拜托社科院的朋友想办法：“我能联系到他吗？我想拜访他，再跟他买些画。”刘永明当时住在一个简朴的小公寓里，他的妻子卖鞋子，而他在公寓里作画。斯通从他那儿买了两幅画带回纽约。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保持联系。2010年，斯通住在北大勺园，每天都被蓝尾巴的喜鹊吵醒。于是他问刘永明：“你能帮我画两只喜鹊吗？”刘永明说他太忙了——当时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画家了。但他答应斯通，斯通当年九月再回到北大的时候，他会为斯通作画。可是两天之后，斯通便接到了刘永明的电话，让他赶快过去——喜鹊已经画好了。

　　斯通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迷上艺术的，他甚至认为这不构成一个问题——“我不明白。我收集艺术品，逛博物馆，我看着那些画作，它们像是一种绝对的奇迹——色彩，形式和结构。它们包蕴一切。我觉得它们非比寻常。”( I don't understand it. You know, I collect art, I go to the museumsfor as long as I could remember. I look at this picture and it looks to be anabsolute miracle color and form and structure and everything. I think it's extraordinary. )在他童年时，学校时常组织学生们前往博物馆，小斯通在博物馆里就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从九岁起，他开始收集明信片，当时家中一贫如洗，母亲担忧地对父亲说：“总有一天，他会想要拥有真正的艺术品。我们如何负担得起呢？”但是父母没有阻止他。

　　斯通出生在美国加州，他由此得以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当时学校和画廊合作举办了一个活动——花一美元，你就可以带一幅真正的画作回到宿舍，在宿舍挂上一学期。斯通参加了这个活动。但正如母亲所预言的那样，他想要拥有一幅真正属于自己的画。他看到画框背后的地址，找到了那家画廊，相中了一幅巴掌大小的，伦勃朗的肖像版画，价值35美元。这对当时的斯通来说太贵了。但他还是决定通过做兼职买下它。在做了四个星期的粉刷匠后，17岁的他终于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幅画，而时至如今，他仍然能够准确地背出那家画廊的详细地址。

　　接下来的60年里，斯通教授继续着他对艺术品的热爱与收藏。即便拥有了许多真正的艺术品，他依然没有改掉收藏明信片的习惯。如今在纽约的家里，他已经拥有上万张明信片。

　　他在中关新园的公寓的墙壁上也贴满了明信片和海报，拉斐尔、透纳、鲁本斯……对他而言，凡是美的东西，都是艺术品，一张明信片和一幅真画意义是一样的。斯通盯着墙上一张明信片看了许久，擡头说：“这真是一种享受。它们是多么神奇！只为了‘美’而存在的存在。”他又拿出一个文件袋，里面是一些照片。他得意地说，虽然他在旅行时没法随身带着那些画儿，但至少可以带着照片。每一张照片的背后，斯通都有许多故事，如果不打断他，他可以永远不停地讲下去。而最为难忘的故事，发生在斯通教授和一位犹太画商之间。

　　2008年，斯通要为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策划第二次西方画作的展览，定下的主题是“现代版画”。当年他回到法国（斯通教授的母亲是法国人，他本人继承了舅舅的公寓，因此每年都会回法国住一段时间），和朋友漫步在街道上。忽然朋友说：“看哪，那家画廊里好像有一幅毕加索。”斯通看过去，那的确是一幅美丽的画。他们走进画廊，走近了看，那确确实实是一幅毕加索的版画。于是斯通对画廊的女主人说，他在为中国的博物馆准备展览，并且询问她能不能够帮他。

　　女主人告诉斯通，她是一名犹太人，当年六百万犹太人遭受纳粹的迫害，她的父母都死在了波兰的集中营。犹太人从德国一路逃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他们，许多人因此死去。直到他们来到了中国。她说，她想要为中国做些事情，来替她的同胞致以谢意。于是她以低廉的价格将四幅毕加索、一组马蒂斯、一组谢吉尔（Sher-Gil,匈牙利女画家）的画作卖给了斯通。

　　自那以后，斯通和这位犹太女士，沙佛夫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有一天又发生了一件让斯通难忘的事。沙佛收藏有一组马蒂斯为马拉美创作的插画——马拉美是法国十九世纪一位杰出的诗人，而马蒂斯为他创作的插画被公认为马蒂斯最棒的版画作品。沙佛难得地拥有全部六幅。她给斯通展示了这六幅画，然而斯通告诉她，他的钱只够买一幅。挑选了一幅之后，他签下了支票。沙佛夫人走进后院，将画包起来，然后将包裹交给了斯通。

　　当晚斯通和朋友们吃饭，席间告诉他们，他刚刚买了一幅马蒂斯，并且要将它带到中国。朋友们想知道它长什么样，于是他们一起打开了包裹，却发现里面有全部六幅画。斯通的第一反应是：噢，她搞错了，她误把其他五幅也放进来了。他的朋友们却说不不不，这不是个失误，这是一份礼物。第二天斯通去见沙佛，她说：“是的，你只付了一幅的钱，而其他五幅是我送给你的。”

　　事实上，斯通教授有许多这样的画商朋友，他们至今保持联系。他们知道斯通真正热爱艺术，并且完全靠自己的薪水在做收藏——这也是斯通偏爱版画的原因，版画由于其可复制性，长期不受市场重视，因而价格低廉，但这不妨碍版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些画商朋友便以极实惠的价格将画作卖给斯通，有时候甚至直接作为礼物送给斯通。由于常年的交往，他们也知道斯通喜欢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将自己的收藏捐给了赛克勒博物馆。所以斯通教授说：“要知道不止我一个，还有其他许多人也在做着贡献。”

　　幸运候鸟

　　当被问及“你这一生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的时候，斯通教授不假思索地答道：“Oh no, no, no…我觉得我这一生非常幸运。”他是全家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又在哈佛获得了博士学位。从哈佛毕业后，他任职于纽约城市大学。不久即被邀请到哈佛大学的暑期学校教书；在哈佛暑期学校，他遇到了朱虹女士。她邀请斯通来到了中国。

　　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交流项目。第一位来到美国的，是当时社科院的英美文学研究室主任朱虹教授。从朱虹这里，斯通第一次了解到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两年后，他在朱虹教授的邀请下来到中国，在北京师范学院（现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教书。他在日后的一篇文章中回忆道：“1982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踏入中国的那一刻，立即有一种回家的感觉。”（From themoment that I first arrived in China, in the fall of 1982, I felt immediately that I had come home. ）斯通在中国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1991年，他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交流项目的最后一名美国学者。从纽约城市大学退休后，他来到北京大学英语系。起初这只是一个实验，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精力再教一学期。然而事实是，如今他已经在北大教了13个年头。他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像候鸟一样，每年秋季来到中国，栖息在北大校园，就像刘永明先生为他画的那幅鸟儿一样。

　　斯通将自己的幸运部分地归功于一个“沉默的男人”。那是他哈佛博士入学面试时的一位考官。这是一场两小时的面试，学生需要面对三位优秀的学者教授，回答他们的问题：“你对英语文学了解多少呢？”而斯通面试时，首席考官是道格拉斯·布什，一位美国顶级学者，另一位考官是赫舍尔·贝克，两位教授都与他进行了交谈，并由此了解了他。但第三位考官却始终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他是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刚刚获得职位。斯通想，也许他是过于胆怯，在两位顶级学者面前不敢发言。

　　十五年之后，斯通在纽约教书，有一天他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的人问：“唐纳德，你想来哈佛的暑期学校教书吗？”对方是乔·伯顿，一位研究美国的学者，正是当年沉默的第三位考官。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了斯通的电话。

　　斯通立刻答道：“那太好了。”这是一个特殊的项目，每年暑假去哈佛授课十周，并且报酬很丰厚。接下来的十年，斯通一直担任这一教职。有一天他和伯顿一起吃午饭。他告诉伯顿：“你知道吗？托你的福，我去了中国。正是在哈佛的暑期学校我遇见了中国的学者，她邀请我去了中国。”

　　紧接着，斯通问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想到打电话给我？我们之前没有任何交集，也算不上朋友，我甚至都没跟你说过话——除了你曾经是我的面试官。你到底为什么打电话让我参加这个项目？这一通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

　　伯顿回答道：“我记得在给你面试的时候，你与另两位考官的谈话。当时我就想，这个年轻人读了所有作品！而且他也记住了它们。所以十五年之后我想到打电话给你，问你：‘你想来这教书吗？’”

　　伯顿没有看错。斯通对西方文学有着极大热爱，他原本学的是历史，却因为一部《米德尔马契》转而学了文学。他对这部作品的热爱持续终生，并且波及他的中国学生们。他在一篇随笔中这样写道：

　　“1982年的中国正值对外开放，我的学生们着迷于西方文学作品如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我有幸将这本小说引入中国的英国文学课程之中）……正是因为我对《米德尔马契》的喜爱，我上大学时才选择了英文专业，然后成为了一个维多利亚文学学者。但是，我的中国学生对这部小说所表现出的那种文学领悟力是我在美国未曾见到过的。人应当为他人付出而不求认可和回报，这种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在中国学生的心中激起了一阵阵共鸣。每当我读到小说的最后一段时，他们总是静默和敬畏地听着：

　　（多丽莎·布鲁克）的纯洁高尚的精神依然散发着它的光芒，只是很少为人所见而已。她那浑然一体的天性，像那条被居鲁士大帝截开的大河，化成无名的沟渠耗尽了自己。但是，她的存在对周围的人有着不可估量的化育之功。因为，这个世界之所以能逐渐向善，部分有赖于那些未能载入史册的事迹；你我的境遇之所以没有落到它原本最坏的程度，有一半得归功于那些在默默无闻中坚守但死后却无人悼念的人们。”

　　桥

　　2018年秋季学期，斯通给北大英语系学生讲授英国小说，期中论文要求探讨狄更斯的小说对当今中国的启示，他提示同学们可以对比中国当代作家，如余华、莫言等人的作品来谈。斯通不止精通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也颇有涉猎。他经常会在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间搭建桥梁，有时甚至跨越东西——雷诺阿名为《痛苦》的画作让他想起余华的《活着》。

　　今年十一月，斯通和他在赛克勒博物馆的助理王云崧一起去辽宁省博物馆看展览。一路上他们讨论四大名著、《围城》和张爱玲的小说——他非常喜欢张爱玲。王云崧说，斯通教授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广泛涉猎让他自叹弗如，更难得的是，斯通对许多作品都有自己的理解。然而，斯通教授常常说的却是：“我对文学所知甚少，但我精通艺术。”（I know very little about literature, but I am expert in painting.）

　　在辽宁省博物馆，斯通教授见到了许多他从未敢奢望能够亲眼见到的中国艺术珍品，宋徽宗的《瑞鹤图》，唐代的《簪花仕女图》，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他的眼睛刚经历一起不太成功的手术，看不清讲解牌，却可以只看一眼画作便说出名字和作者，甚至能说出一幅画是模仿了谁的风格。他还喜欢向朋友们讲述他由一幅画作联想到的西方艺术品，以及许许多多背后的故事。这一切都让王云崧感到非常惊讶，他说，他从来没见过如此博学的人：“我们许多人也有一些艺术相关的知识，但那是断裂的，比如只知道有个印象派，之后有一个毕加索；或是局限的，不是偏中，就是偏西。而斯通教授脑海中的艺术史是连贯并且宏大的。”

　　这一切都由斯通自学而来，他热爱博物馆，阅读一切能够找到的介绍中国艺术的英文书籍。他在英语系的助教涂辰宇说，斯通教授每次去故宫，看完展览都要购买相关的书，然后让他帮忙翻译一下目录。“他不光要看这个东西是哪里、是谁的、是什么时候的，还要看这个东西是哪里出土的。”

　　2006年来到北大，斯通便去看赛克勒博物馆——在他的认知里，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一定有一所一流的博物馆，就像哈佛大学的博物馆，不仅有西方艺术品，还有许多中国艺术品那样。于是斯通想，何不在赛克勒博物馆举办一次西方艺术展呢？最初他想要向华盛顿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借一些展品，但由于运费和保险没有着落而作罢。

　　他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朋友调侃他说：“他们有一所空博物馆，而你有许多藏品，你们不是绝好的搭配吗？”这点醒了斯通，他决定，将自己收藏的艺术品捐给赛克勒博物馆做展览。从06年到现在，每年他坚持举办展览与相应的讲座，并且为赛克勒博物馆寻找和捐赠艺术品。他说，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答谢北京大学的师生们，是他们让他在这异国他乡重拾了家的感觉。

　　七十六岁

　　在斯通教授中关新园的公寓里，堆放着一些可爱的玩偶，他刚刚集齐七个，准备送给英语系一些老朋友的孩子们，比如纳海老师的女儿——纳海曾经是他的学生，而今已经是英语系的助理教授了。他还将玩偶拿给助教涂辰宇看，问他：“是不是很可爱？”

　　斯通在提到他的中国学生之时，充满溢美之词，他一直坚信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奋的孩子：“the best students on the planet!”他在北大的学生们则唤他为“斯通爷爷”。课堂上，斯通教授幽默风趣的话语有时会让学生们会心一笑，斯通教授曾感叹道：“看哪，你们在笑！我那些美国学生们就搞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Look, you’re laughing! My students in America wouldn’t laugh at this.）

　　在英语系17级学生颜木木的印象里，斯通教授是个非常可爱的老人。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第一节课斯通教授就迟到了。同学们在底下乌压压坐了一片，过了好一会儿斯通教授才出现，气喘吁吁地，说他走错教室了。“课在一教，他走二教去了。写了一整黑板的板书，回头一看，底下才俩学生。”

　　她说，斯通爷爷给人感觉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但又有点可怜：背驮了，耳朵也听不清，眼睛也不好——他课上一旦开始碎碎念他眼睛的事儿就停不下来。颜木木说，另一个让斯通教授苦恼的地方，是他不太擅长使用电脑。“他经常会打了一下午字，最后因为忘了保存，或者电脑崩了，就全没了。所以他全都手写。”他为赛克勒博物馆策划展览时的资料，也全部由他亲手写就。

　　为了省下钱来收藏艺术品，斯通教授平时生活非常节俭。王云崧告诉此间记者，斯通教授每次上完课，都走去畅春园食堂吃饭——他非常喜欢畅春园食堂，因为他年纪大了不能久站，而畅春园食堂基本不用排队，并且有很舒服的沙发可以坐。他自己带一个饭盒，买十块钱一份的套餐，然后去打一份瓦罐汤，晚上回家之后把汤热一热喝，再吃一点别的面包之类的东西。到了更冷的冬天，他出来买别的东西可能不方便，于是中午的十元套餐便只吃一半，剩下米饭盖好，再打一份汤，晚上吃剩下的，就觉得真好。

　　涂辰宇既是斯通教授的助教，也负责照顾他的生活，同时是他非常重要的朋友。他经常去斯通教授的公寓陪他聊天，斯通便向他讲起自己大学时代的往事，与那些心爱的画儿，有时候还会拿出一本诗集，讲着讲着就开始念，念着念着，甚至唱了起来，因为有些诗在当时的19世纪是能唱的。

　　斯通教授特别喜欢逛公园。涂辰宇曾陪伴斯通教授去上海玩，在松江的时候，他问斯通：“现在还有一个唐朝的城门和董其昌的园林——董其昌是中国的一个画家，你要去哪个？”斯通教授答道：“I always like to have some park.”于是他们就去了那个公园。涂辰宇说，“那个公园其实没什么，就是一个老人家活动的地方，但是有一点历史。斯通教授就很开心，整个人突然light up，而他那天本来有点累了，所以他很喜欢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