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50年春天而來的斯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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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歲那年，加州男孩唐納德斯通做了四個星期的粉刷匠，買來人生第一幅畫；而當他76歲的時候，他已經爲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捐獻了五百多幅畫作。

　　斯通與中國的相遇是一個充滿巧合的故事。從06年到現在的每年秋天，他都會來到北大校園爲英語系的同學講授文學課。他在文學與藝術、西方與中國間穿梭，藝術是他的第二生命，中國像他的第二個家。他說他曾經因爲自己沒有畫畫的天賦而感到遺憾，但後來他想，至少他還可以欣賞。他的生命裏不乏美麗的畫作和可以吟唱的詩，這些東西持久地散發出浪漫的閃光。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更堅定的力量支持着他，就是樸素而鎮靜的生活。他習慣於在暢春園食堂飽食一頓10元套餐，也照樣爲公園裏春天開花的櫻花樹而喜悅。

　　明信片、一美元畫作

　　與猶太女畫商

　　每年離開中關新園的公寓時，北京大學英語系的唐納德·斯通教授都要給牆壁拍照，記錄下每一張明信片和海報的位置，以便明年回來的時候再原原本本地貼回去。在他的臥室裏，正對牀的牆壁右側貼着一幅海報，畫上是伊甸園（the garden of paradise），這是他在這個家裏最喜歡的一幅畫，也是每天醒來第一眼看見的東西。這幅畫的左側是一幅中國畫作。而在他紐約的公寓裏，這個位置同樣掛着一幅中國畫——是他衆多收藏裏，唯一一幅爲他而作的畫。

　　那是1991年，斯通作爲美國國家科學院派往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訪問學者，第二次來到了中國。當時國家博物館正在展出吳冠中先生及其弟子的畫作，其中一位弟子便是劉永明。斯通一下子被劉永明的畫作吸引了，他想要認識這位畫家。在沒有電腦也沒有手機的時代，斯通只能拜託社科院的朋友想辦法：“我能聯繫到他嗎？我想拜訪他，再跟他買些畫。”劉永明當時住在一個簡樸的小公寓裏，他的妻子賣鞋子，而他在公寓裏作畫。斯通從他那兒買了兩幅畫帶回紐約。

　　接下來的幾十年裏，他們一直保持聯繫。2010年，斯通住在北大勺園，每天都被藍尾巴的喜鵲吵醒。於是他問劉永明：“你能幫我畫兩隻喜鵲嗎？”劉永明說他太忙了——當時他已經是一位著名畫家了。但他答應斯通，斯通當年九月再回到北大的時候，他會爲斯通作畫。可是兩天之後，斯通便接到了劉永明的電話，讓他趕快過去——喜鵲已經畫好了。

　　斯通已經不記得自己是怎樣迷上藝術的，他甚至認爲這不構成一個問題——“我不明白。我收集藝術品，逛博物館，我看着那些畫作，它們像是一種絕對的奇蹟——色彩，形式和結構。它們包蘊一切。我覺得它們非比尋常。”( I don't understand it. You know, I collect art, I go to the museumsfor as long as I could remember. I look at this picture and it looks to be anabsolute miracle color and form and structure and everything. I think it's extraordinary. )在他童年時，學校時常組織學生們前往博物館，小斯通在博物館裏就像在家裏一樣自在。從九歲起，他開始收集明信片，當時家中一貧如洗，母親擔憂地對父親說：“總有一天，他會想要擁有真正的藝術品。我們如何負擔得起呢？”但是父母沒有阻止他。

　　斯通出生在美國加州，他由此得以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書。當時學校和畫廊合作舉辦了一個活動——花一美元，你就可以帶一幅真正的畫作回到宿舍，在宿舍掛上一學期。斯通參加了這個活動。但正如母親所預言的那樣，他想要擁有一幅真正屬於自己的畫。他看到畫框背後的地址，找到了那家畫廊，相中了一幅巴掌大小的，倫勃朗的肖像版畫，價值35美元。這對當時的斯通來說太貴了。但他還是決定通過做兼職買下它。在做了四個星期的粉刷匠後，17歲的他終於擁有了人生的第一幅畫，而時至如今，他仍然能夠準確地背出那家畫廊的詳細地址。

　　接下來的60年裏，斯通教授繼續着他對藝術品的熱愛與收藏。即便擁有了許多真正的藝術品，他依然沒有改掉收藏明信片的習慣。如今在紐約的家裏，他已經擁有上萬張明信片。

　　他在中關新園的公寓的牆壁上也貼滿了明信片和海報，拉斐爾、透納、魯本斯……對他而言，凡是美的東西，都是藝術品，一張明信片和一幅真畫意義是一樣的。斯通盯着牆上一張明信片看了許久，擡頭說：“這真是一種享受。它們是多麼神奇！只爲了‘美’而存在的存在。”他又拿出一個文件袋，裏面是一些照片。他得意地說，雖然他在旅行時沒法隨身帶着那些畫兒，但至少可以帶着照片。每一張照片的背後，斯通都有許多故事，如果不打斷他，他可以永遠不停地講下去。而最爲難忘的故事，發生在斯通教授和一位猶太畫商之間。

　　2008年，斯通要爲北京大學賽克勒博物館策劃第二次西方畫作的展覽，定下的主題是“現代版畫”。當年他回到法國（斯通教授的母親是法國人，他本人繼承了舅舅的公寓，因此每年都會回法國住一段時間），和朋友漫步在街道上。忽然朋友說：“看哪，那家畫廊裏好像有一幅畢加索。”斯通看過去，那的確是一幅美麗的畫。他們走進畫廊，走近了看，那確確實實是一幅畢加索的版畫。於是斯通對畫廊的女主人說，他在爲中國的博物館準備展覽，並且詢問她能不能夠幫他。

　　女主人告訴斯通，她是一名猶太人，當年六百萬猶太人遭受納粹的迫害，她的父母都死在了波蘭的集中營。猶太人從德國一路逃亡，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收留他們，許多人因此死去。直到他們來到了中國。她說，她想要爲中國做些事情，來替她的同胞致以謝意。於是她以低廉的價格將四幅畢加索、一組馬蒂斯、一組謝吉爾（Sher-Gil,匈牙利女畫家）的畫作賣給了斯通。

　　自那以後，斯通和這位猶太女士，沙佛夫人成爲了很好的朋友。有一天又發生了一件讓斯通難忘的事。沙佛收藏有一組馬蒂斯爲馬拉美創作的插畫——馬拉美是法國十九世紀一位傑出的詩人，而馬蒂斯爲他創作的插畫被公認爲馬蒂斯最棒的版畫作品。沙佛難得地擁有全部六幅。她給斯通展示了這六幅畫，然而斯通告訴她，他的錢只夠買一幅。挑選了一幅之後，他簽下了支票。沙佛夫人走進後院，將畫包起來，然後將包裹交給了斯通。

　　當晚斯通和朋友們喫飯，席間告訴他們，他剛剛買了一幅馬蒂斯，並且要將它帶到中國。朋友們想知道它長什麼樣，於是他們一起打開了包裹，卻發現裏面有全部六幅畫。斯通的第一反應是：噢，她搞錯了，她誤把其他五幅也放進來了。他的朋友們卻說不不不，這不是個失誤，這是一份禮物。第二天斯通去見沙佛，她說：“是的，你只付了一幅的錢，而其他五幅是我送給你的。”

　　事實上，斯通教授有許多這樣的畫商朋友，他們至今保持聯繫。他們知道斯通真正熱愛藝術，並且完全靠自己的薪水在做收藏——這也是斯通偏愛版畫的原因，版畫由於其可複製性，長期不受市場重視，因而價格低廉，但這不妨礙版畫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這些畫商朋友便以極實惠的價格將畫作賣給斯通，有時候甚至直接作爲禮物送給斯通。由於常年的交往，他們也知道斯通喜歡什麼。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將自己的收藏捐給了賽克勒博物館。所以斯通教授說：“要知道不止我一個，還有其他許多人也在做着貢獻。”

　　幸運候鳥

　　當被問及“你這一生有沒有遇到過什麼困難”的時候，斯通教授不假思索地答道：“Oh no, no, no…我覺得我這一生非常幸運。”他是全家第一個上大學的人，就讀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又在哈佛獲得了博士學位。從哈佛畢業後，他任職於紐約城市大學。不久即被邀請到哈佛大學的暑期學校教書；在哈佛暑期學校，他遇到了朱虹女士。她邀請斯通來到了中國。

　　正值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美國國家科學院成立了一個交流項目。第一位來到美國的，是當時社科院的英美文學研究室主任朱虹教授。從朱虹這裏，斯通第一次瞭解到中國這個遙遠的東方國度，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於是兩年後，他在朱虹教授的邀請下來到中國，在北京師範學院（現更名爲首都師範大學）教書。他在日後的一篇文章中回憶道：“1982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踏入中國的那一刻，立即有一種回家的感覺。”（From themoment that I first arrived in China, in the fall of 1982, I felt immediately that I had come home. ）斯通在中國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

　　1991年，他成爲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美國國家科學院交流項目的最後一名美國學者。從紐約城市大學退休後，他來到北京大學英語系。起初這只是一個實驗，因爲他不認爲自己有精力再教一學期。然而事實是，如今他已經在北大教了13個年頭。他終於可以如願以償地像候鳥一樣，每年秋季來到中國，棲息在北大校園，就像劉永明先生爲他畫的那幅鳥兒一樣。

　　斯通將自己的幸運部分地歸功於一個“沉默的男人”。那是他哈佛博士入學面試時的一位考官。這是一場兩小時的面試，學生需要面對三位優秀的學者教授，回答他們的問題：“你對英語文學瞭解多少呢？”而斯通面試時，首席考官是道格拉斯·布什，一位美國頂級學者，另一位考官是赫舍爾·貝克，兩位教授都與他進行了交談，並由此瞭解了他。但第三位考官卻始終坐在角落裏一言不發。他是一位年輕的助理教授，剛剛獲得職位。斯通想，也許他是過於膽怯，在兩位頂級學者面前不敢發言。

　　十五年之後，斯通在紐約教書，有一天他接到一通電話，電話裏的人問：“唐納德，你想來哈佛的暑期學校教書嗎？”對方是喬·伯頓，一位研究美國的學者，正是當年沉默的第三位考官。他不知從哪裏找到了斯通的電話。

　　斯通立刻答道：“那太好了。”這是一個特殊的項目，每年暑假去哈佛授課十週，並且報酬很豐厚。接下來的十年，斯通一直擔任這一教職。有一天他和伯頓一起喫午飯。他告訴伯頓：“你知道嗎？託你的福，我去了中國。正是在哈佛的暑期學校我遇見了中國的學者，她邀請我去了中國。”

　　緊接着，斯通問道：“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你想到打電話給我？我們之前沒有任何交集，也算不上朋友，我甚至都沒跟你說過話——除了你曾經是我的面試官。你到底爲什麼打電話讓我參加這個項目？這一通電話改變了我的人生。”

　　伯頓回答道：“我記得在給你面試的時候，你與另兩位考官的談話。當時我就想，這個年輕人讀了所有作品！而且他也記住了它們。所以十五年之後我想到打電話給你，問你：‘你想來這教書嗎？’”

　　伯頓沒有看錯。斯通對西方文學有着極大熱愛，他原本學的是歷史，卻因爲一部《米德爾馬契》轉而學了文學。他對這部作品的熱愛持續終生，並且波及他的中國學生們。他在一篇隨筆中這樣寫道：

　　“1982年的中國正值對外開放，我的學生們着迷於西方文學作品如喬治·艾略特的《米德爾馬契》（我有幸將這本小說引入中國的英國文學課程之中）……正是因爲我對《米德爾馬契》的喜愛，我上大學時才選擇了英文專業，然後成爲了一個維多利亞文學學者。但是，我的中國學生對這部小說所表現出的那種文學領悟力是我在美國未曾見到過的。人應當爲他人付出而不求認可和回報，這種維多利亞時代的觀點在中國學生的心中激起了一陣陣共鳴。每當我讀到小說的最後一段時，他們總是靜默和敬畏地聽着：

　　（多麗莎·布魯克）的純潔高尚的精神依然散發着它的光芒，只是很少爲人所見而已。她那渾然一體的天性，像那條被居魯士大帝截開的大河，化成無名的溝渠耗盡了自己。但是，她的存在對周圍的人有着不可估量的化育之功。因爲，這個世界之所以能逐漸向善，部分有賴於那些未能載入史冊的事蹟；你我的境遇之所以沒有落到它原本最壞的程度，有一半得歸功於那些在默默無聞中堅守但死後卻無人悼念的人們。”

　　橋

　　2018年秋季學期，斯通給北大英語系學生講授英國小說，期中論文要求探討狄更斯的小說對當今中國的啓示，他提示同學們可以對比中國當代作家，如餘華、莫言等人的作品來談。斯通不止精通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也頗有涉獵。他經常會在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藝術作品和文學作品間搭建橋樑，有時甚至跨越東西——雷諾阿名爲《痛苦》的畫作讓他想起餘華的《活着》。

　　今年十一月，斯通和他在賽克勒博物館的助理王雲崧一起去遼寧省博物館看展覽。一路上他們討論四大名著、《圍城》和張愛玲的小說——他非常喜歡張愛玲。王雲崧說，斯通教授對中國文學作品的廣泛涉獵讓他自嘆弗如，更難得的是，斯通對許多作品都有自己的理解。然而，斯通教授常常說的卻是：“我對文學所知甚少，但我精通藝術。”（I know very little about literature, but I am expert in painting.）

　　在遼寧省博物館，斯通教授見到了許多他從未敢奢望能夠親眼見到的中國藝術珍品，宋徽宗的《瑞鶴圖》，唐代的《簪花仕女圖》，仇英的《清明上河圖》……他的眼睛剛經歷一起不太成功的手術，看不清講解牌，卻可以只看一眼畫作便說出名字和作者，甚至能說出一幅畫是模仿了誰的風格。他還喜歡向朋友們講述他由一幅畫作聯想到的西方藝術品，以及許許多多背後的故事。這一切都讓王雲崧感到非常驚訝，他說，他從來沒見過如此博學的人：“我們許多人也有一些藝術相關的知識，但那是斷裂的，比如只知道有個印象派，之後有一個畢加索；或是侷限的，不是偏中，就是偏西。而斯通教授腦海中的藝術史是連貫並且宏大的。”

　　這一切都由斯通自學而來，他熱愛博物館，閱讀一切能夠找到的介紹中國藝術的英文書籍。他在英語系的助教塗辰宇說，斯通教授每次去故宮，看完展覽都要購買相關的書，然後讓他幫忙翻譯一下目錄。“他不光要看這個東西是哪裏、是誰的、是什麼時候的，還要看這個東西是哪裏出土的。”

　　2006年來到北大，斯通便去看賽克勒博物館——在他的認知裏，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一定有一所一流的博物館，就像哈佛大學的博物館，不僅有西方藝術品，還有許多中國藝術品那樣。於是斯通想，何不在賽克勒博物館舉辦一次西方藝術展呢？最初他想要向華盛頓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借一些展品，但由於運費和保險沒有着落而作罷。

　　他在大都會博物館的朋友調侃他說：“他們有一所空博物館，而你有許多藏品，你們不是絕好的搭配嗎？”這點醒了斯通，他決定，將自己收藏的藝術品捐給賽克勒博物館做展覽。從06年到現在，每年他堅持舉辦展覽與相應的講座，並且爲賽克勒博物館尋找和捐贈藝術品。他說，這一切僅僅是爲了答謝北京大學的師生們，是他們讓他在這異國他鄉重拾了家的感覺。

　　七十六歲

　　在斯通教授中關新園的公寓裏，堆放着一些可愛的玩偶，他剛剛集齊七個，準備送給英語系一些老朋友的孩子們，比如納海老師的女兒——納海曾經是他的學生，而今已經是英語系的助理教授了。他還將玩偶拿給助教塗辰宇看，問他：“是不是很可愛？”

　　斯通在提到他的中國學生之時，充滿溢美之詞，他一直堅信中國學生是世界上最聰明最勤奮的孩子：“the best students on the planet!”他在北大的學生們則喚他爲“斯通爺爺”。課堂上，斯通教授幽默風趣的話語有時會讓學生們會心一笑，斯通教授曾感嘆道：“看哪，你們在笑！我那些美國學生們就搞不明白這有什麼好笑的。”（Look, you’re laughing! My students in America wouldn’t laugh at this.）

　　在英語系17級學生顏木木的印象裏，斯通教授是個非常可愛的老人。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第一節課斯通教授就遲到了。同學們在底下烏壓壓坐了一片，過了好一會兒斯通教授纔出現，氣喘吁吁地，說他走錯教室了。“課在一教，他走二教去了。寫了一整黑板的板書，回頭一看，底下才倆學生。”

　　她說，斯通爺爺給人感覺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但又有點可憐：背馱了，耳朵也聽不清，眼睛也不好——他課上一旦開始碎碎念他眼睛的事兒就停不下來。顏木木說，另一個讓斯通教授苦惱的地方，是他不太擅長使用電腦。“他經常會打了一下午字，最後因爲忘了保存，或者電腦崩了，就全沒了。所以他全都手寫。”他爲賽克勒博物館策劃展覽時的資料，也全部由他親手寫就。

　　爲了省下錢來收藏藝術品，斯通教授平時生活非常節儉。王雲崧告訴此間記者，斯通教授每次上完課，都走去暢春園食堂喫飯——他非常喜歡暢春園食堂，因爲他年紀大了不能久站，而暢春園食堂基本不用排隊，並且有很舒服的沙發可以坐。他自己帶一個飯盒，買十塊錢一份的套餐，然後去打一份瓦罐湯，晚上回家之後把湯熱一熱喝，再喫一點別的麪包之類的東西。到了更冷的冬天，他出來買別的東西可能不方便，於是中午的十元套餐便只喫一半，剩下米飯蓋好，再打一份湯，晚上喫剩下的，就覺得真好。

　　塗辰宇既是斯通教授的助教，也負責照顧他的生活，同時是他非常重要的朋友。他經常去斯通教授的公寓陪他聊天，斯通便向他講起自己大學時代的往事，與那些心愛的畫兒，有時候還會拿出一本詩集，講着講着就開始念，念着念着，甚至唱了起來，因爲有些詩在當時的19世紀是能唱的。

　　斯通教授特別喜歡逛公園。塗辰宇曾陪伴斯通教授去上海玩，在松江的時候，他問斯通：“現在還有一個唐朝的城門和董其昌的園林——董其昌是中國的一個畫家，你要去哪個？”斯通教授答道：“I always like to have some park.”於是他們就去了那個公園。塗辰宇說，“那個公園其實沒什麼，就是一個老人家活動的地方，但是有一點歷史。斯通教授就很開心，整個人突然light up，而他那天本來有點累了，所以他很喜歡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