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政治——重返五月风暴的直觉
作者：[西班牙] Amador Fernández-Savater[1]
译者：一块红布
1968年的五月风暴在20世纪革命史的重要意义何在？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场危机的开始以及一种观念的衰败：那种主张通过夺取政治权力就能实现革命目标的观念——这种论点在俄国革命之后就处于霸权地位。
1968不只是法国的五月风暴而已，在时间和空间上他的影响穿越了美国、墨西哥、捷克斯洛伐克、义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在这些案例中，没有一个涉及先锋队政党接管国家机器。因此，它表达了一种直觉：社会不会（仅）通过获取政治权力甚至生产资料来改变。
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政治权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官僚资本主义最深刻的逻辑被再现：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巨大鸿沟，垂直管理体制，对专家的迷信，工作的泰勒化，以及把生产力以及经济增长作为国家终极的目标……
我称之为「直觉」，是因为那个时期并没有出现清晰的公式，产生的思想是碎片化和混杂的，有不同的版本。当时仍然有很多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框架来批评苏联。有些人认为夺取政治权力之后还要加上文化革命(这是毛和切的主张)。但显然这里有一个共同的直觉：仅仅采取政治革命是不够的。然后呢？
政治经济与力比多经济
70年代的法国出现了激烈的哲学思辨。阿根廷思想家León Rozitchner说：「如果人民不陷于苦难之中，哲学就不懂得如何思考。」换句话说，哲学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而是由社会问题所推动的。如果出现人民起来反抗的局面，哲学便会取得最大的进展。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状况。
我认为这段时期的涌现出的哲学著作的驱动力来自于试图从理念上总结五月风暴的「直觉」的一种努力。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权力，知识，性，想像，象征交换等概念的复杂阐述得以展开。这样的重新概念化冲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统治地位。这些冲击产生的思想成果直到今天仍继续滋养著我们。
其中一位试图通过哲学思考来掌握五月风暴之「直觉」的思想家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他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曾活跃于自治组织「社会主义或野蛮」，并在「五月风暴」的中心（巴黎第十大学）亲历了一切，包括「3月22日运动」。
今天，利奥塔的形象已经与后现代主义嵌在一起，但他的一生中还做了许多其他的思想之旅。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他在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思想对话中，发展了一套复杂的，与欲望相关的哲学。[2]
利奥塔对五月风暴的直觉有何看法？我只用一句话总结他的建议：「没有力比多经济就没有政治经济学。」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没有一种生产方式不受某种欲望的支持，这包括一种态度，一种动机，对他人、世界和自己的生命的倾向。
没有微观就没有宏观。试图在不考虑主体性问题的情况下引入激进社会变革的革命者陷入了惨痛的失败。他们改变了内容而没有触及形式，结果霸权得以再现——这种霸权的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外部，也触及人的内心深处。
欲望定位的突变
利奥塔说，我们必须想像社会变革是欲望定位的根本突变。
为什么要「定位」？因为变革不仅要改变欲望的对象，而且要改变欲望的方式，从人产生欲望的场域开始思考：不仅是思考需要什么，而要问什么是真正的需要？不是期待新的政治人物掌权，而是人民与政治的新关系。不仅仅是换一个工作，而是与工作的另一种关系……
不仅是想要其他东西，还想要不同的东西。我们所谈论的突变意味著对我们的欲望进行激进的「重新分配」。这是对一个人整体的改变，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而已。
简而言之，根据利奥塔的说法，社会变革是关于「变形记」的问题。那是人体结构中的突变。接缝处的某种人类学缝合，产生出不同的人性和其他存在的可能性：脱胎换骨。
将这种突变看作是一种快乐的状态，或者说是线性进化的必然过程是完全错误的见解。因为它喜乐和痛苦并存，它痉挛，起伏，走弯路，有时向上提升，有时陷入衰退，充满污垢，鲜血，泥土，杂质......它被爱，被接受，但也被恐惧和拒绝——有时候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出现许多那样的矛盾。
1968：调节能量的政权
在福特主义和工业社会时代，20世纪60年代主导的欲望定位是什么？利奥塔谈到一种「调节」能量的政权，它倾向于使身体「正常化」并且只产生中等的，平庸的强度。
在工作领域，这时期的特点是泰勒主义，正如泰勒本人所说：「工人必须是猩猩和机器人的混合体」。任务的标准化定义，在劳动过程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参与或情感暗示，绝对屈服于金字塔等级结构。20世纪60年代的资本主义极具压制性和纪律性：它运用一种独特的力量，将身体固定在特定位置并限定它的功能。当然，这种力量不光出现在工厂，也出现在家庭，学校，医院，军队等机构。
在消费领域，它是交换价值的绝对胜利：如果可以换钱，任何东西都可以进入并在系统中流通。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触及的」，一切都可以被亵渎：被买卖，被商品化。金钱是绝对的主宰，它摧毁了所有其他的东西。最终，没有东西，没有人，没有行动，没有知识，也没有信仰：只有交换价值的不同形式。
那时产生和再现的「人类形态」是「经济理性人」（homo economicus），他们存钱，精打细算，谈判，捍卫自己的利益，工作，温顺，清醒，认真，温和。它不是「没有欲望」，而是一种顺从和向抽象理念开放的欲望。
1968年的欲望漂移
在此基础上，我们如何理解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他们不是有限的地区性社会运动，为了特定的诉求而努力。倒不如说是欲望的漂移，是社会构造的板块运动。
一方面，是巨大的欲望退潮：这包括对传统家庭，工厂工作，个人主义，权威，金钱，消费和财产，浪漫的爱情（作为对爱人的所有权）的厌倦。巨大而无形的力量侵蚀著欲望：官僚资本主义所提出的人类形态并没有受到批评或谴责，倒不如说是「力比多投资」的错位。
人们不再渴望他们曾经想要的东西。欲望不允许自己被现有的组织困住，规训的力量不再能产生或复制某种类型的身体，青年不承认或者不愿意自己成为「理性经济人」，于是整个体系陷入僵局。
另一方面，欲望以另一种方式变得可供利用，它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运作——投资于不同的事物和其他「价值观」：反对纪律和权威、通过制造激情来反对与世界的工具联系、建立社区来反对原子化的个人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和反文化经验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平行社会，其中有支持网路和情感连接。社会欲望逃向「外部」。
抹去五月风暴的直觉
今天如何理解20世纪60年代？对于右派，那是当代所有问题的「替罪羊」：因此，60年代才是罪魁祸首，而不是取消保护并使生活变得更加不稳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传统价值观的衰退，大众普遍的迷茫状态，以及其他当代社会的「乱象」也被算到60年代的头上。
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也受到了另一方的批评。在与右翼的奇怪共谋中，今天我们看到左派批评者抨击他们。左翼批评者告诉我们，五月风暴的核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运动，它加速了消费社会的出现，巩固了「现代性」，使工人阶级支离破碎，鼓吹个人主义，并以虚无主义的方式拒绝一切传统和纪律……
这些分析并不合理。但重要的是要阅读这些批评的潜台词：必须放弃欲望的政治，从而回归经典的政治形式。也就是借由党和（通过选举）取得权力：党被视为人民的代表（人民被定位成完全被动的受害者），党作为杠杆的身份，也是道德的标准，它领导著左翼运动。根据这些批评者的说法，解放政治的唯一可能的范围是：捍卫被逐步削弱的福利国家。
因此他们试图抹去五月风暴的直觉。
我的想法恰恰相反。如果新自由主义在今天如此强大，那不仅仅是因为它诡计多端而且压迫反抗，却也是因为它表现得显而易见且令人向往。近几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不该单单视为对工人阶级和工资的攻击，其实也是欲望的反扑。
在20世纪60年代，是社会运动首先感觉到了欲望的漂移，并且借此得到力量，它追逐并且把很多年轻人带到它那里。今天恰恰相反。让我们来看看Airbnb（这只是成千上万例子中的一个）：新自由主义引领主动权，左翼政治无能为力，（在最好的情况下）试图「调节」。资本读取深层社会潮流，它捕获欲望，它知道如何把欲望转换成金钱，为此它不断发明和创造。与此同时，左派只希望对市场征收这种或那种税。
如果今天解放的力量如此虚弱，那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与五月风暴的直觉的联系。他们不再对生活形式提出彻底异议。他们仅限于批判性意见，沟通的政治，一种事实上不抵抗任何事物的「抵抗」。
要想再次取得主动，我们只能再次在欲望的层面上发起挑战：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类？但我们必须考虑新的环境，因为今天这个欲望的经济，与20世纪60年代截然不同。
2018：一个捕食能量的政权
今天主导的欲望定位是什么？ 1974年，利奥塔很有远见的谈到了一种「掠夺性」的能量制度。
「捕食者」不仅仅是吸血的吸血鬼。它的形象很独特，显得很复杂也很有趣：捕食者提升能量（从而可以抢夺它们），他们捕食过度激发的能量。[3]
今天这种逻辑强有力的呈现在金融资本主义，掠夺性发展主义政策，不受监管的投机之中。资本渗透到所有层面的生命（人类和非人类）。这些掠夺者安然无恙，继续掠夺，并使用性暴力作为征服的形式。这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对欲望的看法？它不仅不压抑或规训，反而还加强了能量：它动员，煽动，鼓励欲望。
它产生和再现的「人类形态」不再是「经济理性人」，我们应该称这种人为「最大化者」，其动机源于对「更多」的渴望。最大化者不寻求储蓄，节制，清醒或严肃，而是无限期地展会战胜自己：持续创造，保持最大灵活性，持续评估，永久的竞争状态……
「最大化者」的典型就是「华尔街之狼」：疯狂，总是嗑药，铺张浪费，性关系方面的「掠食者」，加速再加速，过度，不耐烦，无礼，无耻。永远处于高潮：新自由主义向我们提出的强度类型是高强度。
从无聊到不堪重负
新自由主义不再告诉我们不（「你不能」），而是肯定（「你可以而且你应该」）。它不再通过外在的压力，而是一种培养内在和自愿的力量。它不会压抑享受（或者它不会让人享受压抑），但它会引起人的兴趣。这是一种欲望的调制，似乎更难逃脱。
但是新自由主义在掌控欲望的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苦难。我们必须从那种痛苦中开始思考——这是什么意思？
旧的那种管理制度通过压制和规训，严格地把身体固定在某个地方并限定它的功能，产生了巨大的无聊。
对无聊（没有激情的生命，难以找到快乐）的不满，是20世纪60年代革命性争论的主要动力。情境主义者Raoul Vaneigem的一句话成为流行的口号：「打倒那个承诺不会让我们陷入饥饿，却同时要我们无聊致死的世界！」
今天，「掠夺性」制度通过不断的动员，强迫，要求，产生了我们俗称为「不堪重负」的状态。这种状态混合了焦虑和压力，原因是「任务过载」，心理能量被不断煽动，注意力被不断刺激，以及与生活混淆的、看起来永无止境的工作时间。
从无聊到不堪重负，从生活的压迫（教育，统治，压抑）到动员生活（超负荷，过度兴奋，过度刺激）。从不知所措到「疲倦」，在成千上万的日常谈话中所说的「疲惫」和工人阶级的疲惫（变成了「猩猩和机器人」），变成是因为压力，痛苦和内疚导致的精神疲惫，以及不能「永远保持精力」的挫败感。 疲倦和沮丧产生了能量的急剧下降，人的生活失去动力。这就是掠夺性制度的另一面。
今天，欲望被「电击」和「分解」。电击，是指外部的压力。分解，则是不断的扰乱和断裂、碎片化，任何稳定性的状态都被腐蚀。
2018年的欲望漂移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的结尾（这部作品批评了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引用了本雅明的名言：「只有在绝望的人身上我们才找到了希望。」
今天依然如此。希望就在那些说「我再也不能」，「我不再想要了」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不满。
痛苦的，令人窒息的，疲惫的，沮丧的，不堪重负的，饱和的，沉重的，烧尽的，「被电刑的」[3]……他们揭穿了处于主导地位的那种欲望的本质：永远更多。
但是，今天是什么阻碍了斗争？我们如何摆脱那种不断要求表演的状态？我们如何抛弃「最大化者」的形象？我们需要的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力比多经济」的新一轮攻击——针对其欲望的组织结构。一种对我们欲望能量的「停电」。
这种「斗争」不一定是史诗性的，英雄的和集体行动的。我们不应该低估个人性的「停电」和「遗弃」的力量。例如，David Le Breton研究了一种对抗所谓「自我实现」的微妙手段，以便始终为之奋斗。他谈到「沉默」和「行走」。他建议把它们视为政治抵抗的形式。那是对永久连接著生命的喧嚣积极逃离，从而制造新的连接的可能。新的连接不是与自我的连接，而是与自己的欲望——作为关注自己的力量（节奏，身体，呼吸）的一种练习，例如作为非商品化的享受，拒绝最大化（那不是人生的目的）。
还有「集体停电」的情况，社会的一些部分便开始共振。有时他们要求某些东西，有时他们却没有，有时候他们有一个发展良好的话语，有时则没有：重要的是他们的组织方式使新自由主义的生活形式受到质疑。以不同的方式生活，感受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魅力。在一段时间内，那痛苦，焦虑，疯狂的「仓鼠轮」结束了。能量从工作和消费转移到维持集体生活的一刻。我们不再想要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生活。我们是时间的主人。那是能量的最大浓度。那时我们疲惫，但那将是快乐的疲惫。日常生活的许多病态消失，欲望得以复苏。
在68年巴黎的一面墙上，有人写道：「拒绝行尸走肉的生活，尽情的享受！」[4]。这是一个反对无聊的口号。但是今天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谈论生与死，解放与压抑，新与旧，激情与无聊，外在与内心的话语。「停电」正好是我们重新夺回自己的欲望的时机。这不是「打破」社会关系（例如父母、工作、周围环境……），而是打破与一切关系的掠夺性逻辑。这不是为了离开社会进入「解放区」，而是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推动转型。它不是生活在一个永久的高强度，而是肯定其他强度的欲望（那与我们有更微妙的关系，这强度有高有低）和与这些欲望的其他关系。
即使今天的形势和挑战发生了变化，唯一可以改变世界的方法仍是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而这就是五月风暴的直觉。
[1] Amador Fernández-Savater是西班牙「愤怒者」运动（15-M Movement）的理论家之一
[2]指利奥塔的著作《力比多经济学》(libidinal economy)，该书出版于1974年，是他对德勒兹和瓜塔里《反俄狄浦斯》一书的回应。
[3]指彻底麻木的状态。
[4]法语原文：Vivre sans temps mort et jouir sans entraves，英文翻译为Live without dead time and enjoy without restraints。
本文原标题为：Politics of Desire:Returning to the Intuition of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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