燧發槍，顧名思義，是利用燧石摩擦爲作發火裝置，是火槍發展的3.0版。它的出現，簡化了發射步驟，快捷實用，安全方便。燧發槍在西方炙手可熱，在東方卻默默無闖。其實在明末就已經出現了燧發槍，沒有及時推廣和普及，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明崇禎八年(公元1635)，兵器專家畢懋康出版了《軍器圖說》，書中圖文並茂地記載了一種名爲“自生火銃”。這是一種撞擊式燧發槍，扣動扳機，龍頭下壓，彈簧的蓄能作用，促使燧石在火門上摩擦生火，完成火銃射擊。

　　圖1 火門槍是最早的金屬管形火槍

　　圖2 歐洲火門槍

　　火門槍、火繩槍、燧發槍代表着火槍發展的不同階段。

　　火門槍是火槍發展的初級階段，槍手射擊時，一手端槍，另一手用燒紅的鐵條引燃藥室，在大風和雨天，引燃火藥困難重重，貽誤了寶貴的戰機。由於操作複雜，造成火門槍的射速慢，精度差，槽點滿滿，差評不斷。

　　火繩槍是通過浸透了硝酸鉀或其他鹽類溶液的火繩，以每小時80毫米－120 毫米燃速，爲火槍持續提供火源，熟練的射手每分鐘能射擊2至3槍，不過遇到突發情況，槍手需要引燃火繩，無法迅速投入戰鬥，同時，黑夜中引燃的火繩也暴露了槍手的位置。

　　相較前者，燧發槍的優勢明顯。它的發火裝置依靠機械撞擊生火，無需外來火源的幫助，不受天氣因素幹擾。槍手能夠快速投入戰鬥，專心射擊，提高了精度，射速也優於前者，是火槍發展史中的一項革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圖3 火繩槍槍機

　　圖4 火繩槍手

　　1547年，法國人馬漢發明瞭燧發槍。畢懋康自主創新的成果，雖然比馬漢晚了近百年，但是歐洲軍隊在17世紀中葉才普遍裝備燧發槍，明朝的火器設計和加工技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雄厚的火器製造基礎，豐富的火器使用經驗，促使明朝具有裝備燧發槍的後發優勢。

　　事實遠非小夥伴們想象得那麼簡單。作爲燧發槍的發明人畢懋康，官至山東巡鹽御史，遭到魏忠賢等人的排擠。御史王際逵受到閹黨指使，彈劾畢懋康，他被罷官爲民。崇禎初年（公元1628年），畢懋康復起，任兵部右侍郎。晚年的畢懋康身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因不願與宦官同流合污，請辭返鄉。他的宦海沉浮，導致燧發槍的推廣，失去了重要的推手。

　　17世紀中葉，西方強國在世界各地開闢殖民地，中國同樣經歷着歷史變革。與西方熱兵器吊打冷兵器不同，中國卻是特例。明朝的土地上，內有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起義，外有後金在遼東攻城掠地，朝廷四處滅火，疲於應付，無暇集中力量製造燧發槍。

　　圖5 魏忠賢（1568年－1627年）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領大順軍，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校煤山自縊身亡。後金、大順軍、殘明等多股勢力，相互交織，你爭我奪。各方關心的是擴大地盤，爭取利益，對於燧發槍的價值和意義，熟視無睹。沒有推廣對象的燧發槍，處境艱難。

　　故宮收藏着一把“康熙自來火二號槍”，是康熙御用獵槍，槍長1355毫米，管長903毫米，口徑11毫米。這把槍的特殊之處在於和發射前，先用鑰匙上足輪弦，射擊時扣動扳機，輪機飛速轉動，與火石摩擦生火，引燃火藥。這就是典型的轉輪式燧發槍。

　　御用燧發獵槍的出現，表明滿清統治者對火器矛盾的心態。後金建立之初，依靠騎兵和內應，取得了階段性勝利。然而遼東在袁崇煥的經營下，採取“憑堅城、用大炮”的策略，後金的鐵蹄敵不過凌厲的炮火，在寧遠城下遭遇重大挫折。後金對此不得不在戰俘中篩選操作火炮的士兵和製造火炮的技工，爲定鼎天下取得了重要的火力支援。

　　圖6 燧發手槍

　　清朝作爲少數民族政權，在馬背上取得了統治權。作爲上層階級，清朝認識到火器的威力和重要性。一方面在軍隊中保留一定比例的火器，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穩定，另一方面採取鴕鳥政策，維持裝備現狀，不再研發、更新、發展火器，盲目樂觀，固步自封。鴉片戰爭爆發後，清軍的火器裝備水平保持在17世紀時的水平，而西方列強普遍裝備了燧發槍和線膛炮。用停滯的眼光看待發展的火器，清朝統治者在思想上已經落後於時代。

　　燧發槍遭遇的尷尬現實不止於此。 “滿洲舊習，以弓馬爲要務，所作向皆自制。”清朝崇尚馬背文化，練習馬術和射箭是當時勇武的象徵，火器不過是奇技淫巧。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了一種“連珠銃”的火器，能連發28發彈丸，作用類似於現在的機關槍。這樣的創新性火器，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發明人戴梓的才華，遭到南懷仁的嫉妒，誣陷戴梓“私通東洋”，將他流放瀋陽。燧發槍同樣作爲火器，得不到統治階級的認可，是時代的悲劇。

　　後金建立清朝，人口基數較小。清朝統治者擔心漢人一旦研發製造了火器，就能抵消八旗騎兵的優勢，影響執政根基，爲此，康熙皇帝還曾下令創辦了專門剋制火器的虎衣騰牌兵，同時，在民間嚴格管制火器，導致火器發展停滯不前。就連印有燧發槍設計的《軍器圖說》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遭到禁燬，直到道光年間才解禁再版。

　　圖7 康熙帝戎裝像（中坐者）

　　傳統的儒家思想一向重文輕理。儘管四大發明早已問世，並未得到文化精英的重視。文化精英對傳統文化思想僵化，墨守成規，對外來文化信心不足，不能以開放的態度接受新生事物。相反，西方知識分子對此卻進行了大量基礎性研究，推動了科技的發展，就連鄰國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科技強國的快車道。明末，徐光啓、李之藻等人與西方傳教士進行了良性溝通，獲得了佛郎機、紅夷大炮等先進火器。到了清朝，朝廷規定傳教士只能在首都附近傳教，限制了西方先進科技在中國的傳播。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無疑增加了燧發槍從設計圖紙到生產裝備的難度。

　　畢懋康自主研發的燧發槍，針對傳統火槍的痛點，結構簡單，設計合理，與西方的火槍處於同一水平。然而，無人推廣、時代劇變、觀念落伍、思想衝突、官方壓制、文化差異等因素，造成了燧發槍命途多舛，生不逢時。事實證明，先進的事物，同樣需要進步的觀念去衡量和判斷，否則燧發槍的悲劇仍將重演。

　　文：計白當黑

　　參考文獻：《軍器圖說》《軍器圖說》《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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