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薇妮斯蒂·马丁

　　译 |许恬宁

　　一天，我到转角的超市买了点东西，回家的路上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件事。

　　我从麦迪逊大道朝着公园大道东七十九街走去，手里晃动着装着香蕉和一瓶牛奶的塑料袋，开开心心回家。那天阳光普照，宽阔的人行道上空无一人，这是纽约的安静时刻——早上的高峰时间已经过去，午餐时间还没到，平时熙熙攘攘的街道，此刻几乎没有行人。对于熟悉宽阔与宁静空间的中西部人来说，有那么一瞬间，我像是回到家乡——只不过一路走过去时，一旁多了典雅的战前建筑，以及会向你打招呼的快乐管理员。

　　现在儿子进了好学校，在学校有朋友，也就是说他有社交生活，而我沾他的光，连带也有社交生活。

　　的确，我还是希望那些妈妈能更友善一点，我接送儿子上下学的时候，依旧通常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但至少我已经进步，我是大宝的好妈妈，二宝也快出生，看来我终于在上东区找到一席之地，此刻心情相当好。

　　与此同时，前方来了一个独行的贵妇，她直直朝着我走。我们两人在曼哈顿街上精神抖擞地走着，有那么一瞬间，年约五十多岁的她，以及快要四十岁的我，眼看就要撞在一起。这很奇怪，因为我遵守了曼哈顿的人行道礼仪（其实那更像是交通法规），我和车子还有纽约人一样，靠右侧行走。但这个帽子和衣服都很高级的女士却一直往自己的左边靠，准备挡住我的去路。发生什么事？我们人在靠左走的英国吗？

　　我再度往右边靠，让路给她，但她继续冲着我走来。如果我再次因为她又靠过来而往右，她等于是故意把我逼到一旁，我会直直撞进前方只隔几步路的橘色金属大垃圾桶。太荒谬了。

　　我看着宽阔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人行道，然后慢下脚步。快要碰到垃圾桶的时候，我突然停下来。（我还有什么选择？在她面前急冲到人行道另一侧吗？）

　　我看着那个女人，虽然她的右侧有一大堆空间，此时她却离我仅十五厘米。她看到我在看她，也盯着我看，视线没有移开，然后故意用她漂亮的包包撞我左臂，接着就笑了——是那种得意洋洋的笑！——然后她就走了。

　　我转身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行道上，忘记呼吸，不敢相信她刚才做了什么。不管她刚刚究竟是在干什么，那是在搞什么鬼啊？

　　我刚才被攻击了。至少那是我心中人类学家的感觉。我在大学的时候，看过无数个小时的黑猩猩纪录片。黑猩猩会张牙舞爪攻击彼此，嘴里一边发出尖锐叫声或低沉喉音。

　　回到家后，我拿出刚刚买的东西，脑子里回想着人行道上发生的事。我觉得不舒服，甚至有点愤怒。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想了又想，突然想起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先前有一个女的打量我，然后就故意把我挤开，但她没有那么明目张胆。看来我得开始观察上东区灵长类动物的社交行为，一定得好好观察。

　　一旦我开始观察，便发现周遭都是类似的事。在上东区的人行道以及高级精品店，还有出名的皮肤美容中心候诊室，我发现女人会穿出自己最好的衣服，用不明显但察觉得出来的方式，靠着衣服在别人面前趾高气扬，顺带“攻击”其他女人，而我常扮演那个被攻击的角色。

　　有时候，我甚至被逼得差点站到马路上，或是平贴着建筑物的墙壁，好让路给其他女人。那些女人一步都不肯让，不肯往旁边靠一点点，直直往前走，她们那种走路的样子，似乎是想告诉我……某件事。那些逼其他女人让路的女人，到底想要对方做什么？

　　我先前定居的西村离上东区不过几公里，但不论从女人统一会穿的衣服、女人的风俗习惯，或是女人的战争来看，上东区显然是不同国度。

　　在西村的时候，我的确偶尔会在路上看到高到吓人的超级模特儿，她们面无表情地走在布里克街高低起伏的狭窄柏油路上，就好像那是她们专属的伸展台，然而那只不过是专业模特儿平日的自恋表现。

　　上东区就不一样了，我在上东区无端被卷入充满敌意、女性版的“看谁先让的撞车游戏”。那些看起来正常、光鲜亮丽，但脑子显然有高功能障碍的上东区女人，比着看究竟是谁要先让？

　　我观察了几周这种“一边走路一边无声叫嚣”的现象。

　　我出门散步或是要到某个地方时，心中的行人战斗魂会随时备战，准备好面对其他女人的攻击，但我内心的社会研究者想要更多资料。因此某个早上，我早早送儿子上学，然后买了杯咖啡，在家附近一栋有门房的建筑物前面，待在那里静静观察。隔天，再隔天，再隔几天，我站在一间店外头，然后又移到人行道交叉口。

　　有几次，我直接在女性常去的大楼观察，看着大家“登场”。高级零售店、年纪有老有少的地方，女性常吃午餐的餐厅，以及某几个建筑物的大厅，都是极有可能发生攻击的地点。女人进出那些地方的门口时，似乎是令人高度警戒、剑拔弩张的时刻。

　　最后，我在一天之内，在东七十九街观察到近一百起的冲撞时刻。的确，那不是一场正式的研究，不过我得到几个结论。

　　我的主要结论是，上东区的女性，尤其是三十多岁以及正迈向老年的中年女性，她们对权力异常着迷。我观察到在许多时候（虽然不是全部），都是年纪大的女性“攻击”年纪轻的女性。她们会挑起差点爆发、通常在最后一秒钟解决的社会冲突——没出事的原因是年纪轻的女性会退让，闪到一旁。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每个人永远都若无其事，似乎没发现刚刚差点发生一场冲突，就好像大家串通好演一出戏，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假装不知道。

　　我一遍又一遍看着女人差点相撞，看着一个女人故意压过另一个女人，脑中浮现一个理论。那些故意挑衅的女人，显然认为自己有权要别人让路。

　　我累积了足够多的观察之后，发现那些女人的行为透露的信息十分明显。她们不只是在说“给我让开”，而是更过分的：“老娘看不见你，因为你根本不存在。”

　　而且她们的包包显然跟这件事有关。那些趾高气扬的女人，她们的肩上，或是她们的手上，都有一个美到让人忘了呼吸，不管是做工或染色都无可挑剔、价值连城的包包。有的是蛇皮，有的是小羊皮，有的是鸵鸟皮。有的标识是双C，有的是F，有的是繁复扣环。

　　看来那些女人身上的包包是盔甲，是武器，是旗帜：每个去撞别人的女人，似乎都带着一个超美的皮包，用那个包包去撞其他女人带给她们莫大的乐趣。

　　已经去世的纽约剧作家诺拉·艾芙隆曾经写道，洛杉矶人有车，我们曼哈顿人有手提包。纽约女人的逼车游戏，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新一层的认识。

　　如果就像艾芙隆讲的那样，手提包不论是功能上或以象征意义来说，就是纽约女人的车子，包包让我们拿着东西从A点移动到B点、穿越城市的时候，能被人看到，那我得说，上东区有钱人的大道上充满路面冲突。我的手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来自杂货店的塑料袋，被撞也是自找的。

　　我也想起珍妮·古道尔的贡贝黑猩猩迈克是如何一步登天的。迈克是灵长类学者与人类学学生熟知的传奇故事，它让我们知道，只要你手中握有稀有资源， 就能让世界天翻地覆，或至少可以反转根深蒂固的社会阶层。

　　古道尔在 1960 年抵达贡贝时，迈克原本是一只新来的年轻黑猩猩，地位低下。古道尔观察到它经常被打，比较年长、体形较大的黑猩猩都会欺负它。它是一只可怜兮兮、没事就被欺压的外来者，其他黑猩猩一直排挤它。

　　接着有一天，迈克找到一个漂亮的包包。

　　好吧，其实不是包包，而是几个已经用完、被人类丢弃、有握柄的轻煤油桶。

　　迈克很聪明，知道可以拿这几个桶展现身份地位——公黑猩猩会做出有如舞蹈般的动作，威吓身边其他黑猩猩，不必造成真正的身体伤害就能镇住他人。黑猩猩展现自己的势力时，通常会互相追赶或故意用身体撞同伴。此外，它们会摇晃树枝，用手掌拍击地面，或是丢掷石块，喉咙里发出叫嚣的气音与亢奋尖叫声。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吓唬其他同伴。

　　黑猩猩常会对着灵长类动物学家与野外摄影师，做出那些展现身份的举动。看过的人说那很惊人，甚至令人心生恐惧。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迈克抓着大家从没看过、会发出噪音的庞然大物出现时，它的贡贝同伴有多讶异。

　　迈克抓着握柄，用那些诡异的东西敲击地面，接着还像挥舞权杖一样，在草地上不断晃动那些东西。它站到所有黑猩猩中间，把那几个神秘的物体丢在一起，发出铿铿锵锵的恐怖声响。那个黑猩猩从没听过的声音似乎是在说：现在你们都要臣服在我脚下！那场表演石破天惊，就连首领戈利亚都害怕到发抖。

　　贡贝的研究者很快就收走那些桶，但没用，其他黑猩猩在桶不见之后，依旧敬畏迈克。虽然戈利亚有前任首领“白胡子大卫” 这个有力的盟友，但迈克马上就推翻它，成为新任首领，统治部落整整五年。有一个好“包包”，居然能有如此强大的威力，五年不衰。

　　我无力改变上东区莱辛顿大道以西的贱人妈妈团，也不能用揍她们的方式解决，而且我也绝对不想加入她们。

　　等等，我的确或多或少可以加入她们，我只需要一个上东区版的煤油桶就行。

　　没错，那些每天推我、挤我、当我不存在、觉得我一点都不重要的傲慢女人，她们令我想拥有一个昂贵的漂亮皮包。我相信一个漂亮的包包可以像图腾一样保护我，让我不受其他女人伤害。

　　在这个我刚搬来的新栖息地，这里的每个女人一个字也不说，光是用眼神、脸上的表情，以及——没错——手里的包包，就能攻击我。我在想，要是我有一个和她们一样的昂贵包包，或许能让她们产生错觉，她们会被催眠，认为不该在人行道上挑衅我或是什么的。我们在派对、学校接送区或餐厅看到彼此的时候，她们会觉得我是个值得打招呼的人，而不是用轻蔑的眼神打量我。

　　再说，如果我有一个漂亮的包，她们可能会气死。一个超棒的包是刀剑与盾牌，我要买一个她们没有的东西，她们想要的东西，或是她们有但见不得别人有的东西。

　　我幻想女王蜂中的女王又想视若无睹地擦身而过，却被我方方正正的铂金包撞到内伤。说真的，要是这个美梦能成真，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摘自《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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